王晰 訴 李博學

HCMP 1261/2011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高等法院雜項案件2011年第1261號

（擬上訴的原本案件：區域法院民事訴訟2009年第49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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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上訴法庭法官關淑馨頒發上訴法庭判案書：

1.申請人王晰女士，是區域法院民事訴訟案件2009年第4968號的原告人，被告人是李博學先生，兩人均無律師代表，案件在2011年4月26日由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勞潔儀審理。勞法官在2011年5月18日頒下判案書，判王女士敗訴，不作訟費命令。王女士同日要求准許向上訴法庭上訴，勞法官在6月20日聆聽雙方陳詞，7月5日拒絕了申請，命令她支付李先生$500，作為對方在申請的訟費。7月6日，王女士存檔這傳票申請，要求上訴法庭准許她上訴。

2.就這傳票申請，王女士提交了一份題為「原告人要求法庭給予上訴許可的理由」的文件共四頁，一份一頁的誓章，一份題為「原告人申請上訴許可的補充陳述書 —  對勞潔儀法官2011年7月5日判案書的異議」的文件共十頁，帶有兩個附件。李先生則沒有提交任何反對的陳述書。

3.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59號命令第2A(5)(a) 條規則，上訴法庭可以不經聆訊只基於提交的文件，裁定有關申請。本庭認為適宜以書面形式，處理王女士的申請。處理這申請時，本庭除了考慮勞法官兩份判案書，上述王女士提交的文件，還審閱了下級法庭存檔的所有文件。

4.《區域法院條例》（第336章）第63A(2) 條訂明，除非上訴法庭信納，(a) 有關上訴有合理機會得直；或 (b) 有其他有利於秉行公正的理由，因而該上訴應進行聆訊，否則不得批予上訴許可。

王女士的申索

5.原告人的申索，應該在申索陳述書述明，這份狀詞須披露訴訟因由，載有簡要陳述，說明提出申索的一方所倚賴的具關鍵性的事實，顯示所申索的濟助或補救的理由，這些都是入稟的狀書的基本要求，參看《區域法院規則》（第336章H）第18號命令第7(1) 及15(1) 條規則。以本案的性質來說，這樣的狀書是至為重要的。

6.王女士在本案從來沒有存檔申索陳述書。她在本案雖然提交了多份文件，計有傳訊令狀附有就令狀的一般註明(General Indorsement) 、回覆書、爭論點陳述書、證人供詞、開案陳詞，但這些都不能取代申索陳述書的作用。申索陳述書所述明的關鍵性事實，是讓對方和法庭開首便知悉，所依賴的事實可否構成訴訟因由，入稟的一方不能隨時任意添加或更改狀書聲言的事實，或訴訟因由，必須先向法庭申請許可修改狀書。這不但確保程序上的公允，也避免難以預料的事情在訴訟發生，好令訴訟能順利進行，減低所需的時間和費用。由於本案沒有申索陳述書，處理本案時就難免多重轉折，尤其是王女士的訴訟因由是不明確的和存在根本上的問題。

7.有關傳訊令狀附有的就令狀一般註明，內容如下：

「1. 被告故意和輕率地導致原告人身傷害的行為應承擔精神傷害賠償，負責至治愈為止的所有相關費用。

2.  被告應支付逼迫原告自殺而引起的留醫費及原告家人為此赴港照顧原告時所支付的開支。」

8.就王女士申索倚賴的關鍵性事實，較為清晰的陳述，要在2010年7月28日她存檔的「爭論點陳述書」才找到，茲引述有關段落如下：

「本案事實背景概要：

2003年7月被告人故意灌醉原告人後，將原告人帶至嘉林小築發生性關係。為防止原告人報案，被告人當時就欺騙原告人，稱自己是單身未婚，又已見過原告人的家長了，承諾會與原告人結婚為補救措施。事後被告人也一直對原告人表現出十分的誠懇，因而原告人也將被告人當作未婚夫看待。

一個月後，被告人已確信原告人不會報案，就稱自己已婚而不履行責任承諾，且一再挑釁和慫恿原告人去自殺，直接造成原告人2005年自殺留醫及長期的抑鬱症。被告人的行為，嚴重侵害了原告人的生命健康權。

直至2009年期間，原告人曾多次聯絡被告人試圖協商解決辦法，但被告人一直以欺騙和逃避對待，並認為原告人的追索行為是騷擾，同時也拒絕原告人的到司法機構調解的提議。」

「原告人的訴訟理由：

被告人的一系列欺騙和傷害性的語言和行為，直接導致了原告人的抑鬱症，因而，被告人應承擔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權的賠償責任。」

「本案的起因和責任：

原告人的陳述: 2003年被告人故意將原告人灌醉而達到與原告人發生性關係的目的，同時稱自己是單身未婚並承諾會與原告人結婚。被告人確信原告人不會報案後，即毀約再次逃避責任。」

「賠償責任和方式：

事項一：被告人致使原告人自殺留醫，原告的家人到香港照顧原告的費用5萬元。

事項二：被告人直接導致原告人抑鬱症，將用於治療的費用，按香港醫院收費標準計算，最低約需3000元/次，即3萬元/月。直至治愈。」

9.索償的總金額，在王女士的開案陳詞，又有進一步的不同表述。她聲稱李先生對她造成的心理傷害，是十年、二十年都無法治愈的。除了醫療費，還新增一項她的「誤工費」，每月一萬元。她說索償的金額，合計超過了一百萬元，不過既然在區域法院起訴，就不打算申請超出的部份，且考慮到2005年李先生曾主動聯繫她的家人並到醫院探望她，所以只要求對方合計賠償$900,000。

10.據王女士稱，爭議的首要焦點是2003年7月中發生性關係的經過。事情的背景是同年6月底，雙方因業務而認識。王女士是上海市居民，她當時30歲，看來受過相當教育，在外資公司任職採購經理，李先生是香港商人，他當時31歲。

11.王女士曾於2009年報警，指控李先生在2003年7月強姦了她，經調查後警方因證據不足，不對李先生作出刑事檢控。王女士於是在2009年11月23日，入稟區域法院，以民事訴訟起訴李先生。

12.王女士聲稱，她提出的是侵權的索償，涉及她個人的身體及精神狀態的損傷，亦即是人身傷害 (personal injuries)。根據《時效條例》（第347章）第27(4) 條，她須在訴訟因由產生的日期起計三年內，提出訴訟，即使是蓄意的人身侵犯 (trespass to the person)，包括性侵犯 (sexual assault)亦一樣，見英國上議院案例  A v. Hoare [2008] 1 AC 844。無論訴因產生的日期，是2003人7月（發生性關係之時），或2005年7月（王女士服藥自殺不遂之時），在2009年11月23日發出的傳訊令狀，都是過了《時效條例》的有關期限。李先生沒有律師代表，沒有按照《區域法院規則》第18號命令第8(1) 條規則，在抗辯書提出以訴訟時效做抗辯理由。

原審法官的裁決

13.勞法官裁定，雙方有發生過性行為，包括2003年7月在嘉林小築那一次。李先生否認任何時候曾與王女士發生性行為，聲稱從未正式以男女朋友交往過，法官認為是不可信的。從王女士提交的電話錄音謄本，和雙方交往的相片，法官認為雙方當時關係親暱，明顯超越一般朋友關係。李先生就嘉林小築事件的解釋，說因王女士怕黑，他只是在房間陪伴她至天亮，法官認為是固有地不可能。

14.就嘉林小築事件，李先生的行為有沒有構成人身侵犯，法官需要考慮的是他是否在無合法理由或王女士同意下，直接導致她的身體，遭受實質的蓄意干擾。王女士指控對方未有她同意的情況下，與她發生性行為，這是非常嚴重的指控，指控越是嚴重，就需因應指控的嚴重，證據的確切程度亦要相應地嚴謹，才達到舉證準則所需相對可能性的程度，見 Re H & Ors.(Minors) [1996] AC 563 第586頁。

15.法官雖然毫無疑問相信當日雙方曾有發生性行為，而當時王女士亦是酒力不逮，曾經嘔吐，仍需要考慮究竟當時她是否不自願，舉證責任是在於王女士去證明自己仍不自願。法官注意到王女士指自己當時有反抗，但她未有詳細講出反抗的經過，也未有解釋為何其後會接受李先生承諾娶她，便解決這事，也未有解釋為何因此承諾，便選擇當時不報警，亦把對方以未婚夫看待。此等反應令法官在考慮後，未能在相對可能性的標準下，滿意王女士舉證成功。

16.另就王女士指控李先生慫恿她去死，促使她2005年服藥企圖自殺，應對此負上法律責任，對她作出賠償這點, 法官認為不需就李先生有否觸犯《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2章）第33B條[1]，作出裁定，因本案是民事訴訟，就不爭議的事實，即在爭執時，李先生曾叫王女士去死，法官認為這行為本身並非可被訴諸法律行動的理由 (not actionable)，也不構成可訴訟的因由。

17.法官最後補充，李先生食言，不履行諾言迎娶王女士，不構成訴訟因由[2], 雖然這可能是嚴重違反道德的行為，故此判她敗訴，但考慮過本案的全部情節，行使酌情權不作任何訟費的命令。

擬上訴的理由

18.王女士提出四點主要的理由上訴。第一，原審法官採用不合理的依據而作出錯誤的決定。第二，法官任意否定原告人的基本人身權利。第三，法官以道德差異替侵權行為作辯護，將非法行為合法化。第四，法官作出的決定有悖于法官認定的事實基礎，且顯失公平。法官裁定李先生是不誠實、不可靠的證人，證供令人難以置信，也違反常理，反而判他勝訴，這是有違公正合理的原則。她是依法起訴，法官裁定她對被告人的投訴，不構成興訟理據，不構成訴訟因由，是「非常離奇、草率、且違背公義的決定」。

19.王女士在提交本庭的文件，除了強姦罪還指稱李先生觸犯其他的刑事罪行，計有：《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120條（以虛假藉口促使他人作非法的性行為），和121條（施用藥物以獲得或便利作非法的性行為）。她重申2003年7月與李先生發生性行為，並非事出自願，她未及時報警，對方的欺詐承諾是主要原因，同時她也要顧及本身名譽。

20.至於李先生叫她去死，她後來服藥企圖自殺，她說這並非無心用語，他是完全能預料到會導致的結果。

21.在長達十頁的申請上訴許可補充陳述書，就勞法官7月5日拒絕上訴許可的判案書，王女士逐點提出異議，當中不乏不恰當的尖銳偏激言詞，以示其憤慨和不滿，本庭毋需引述，只集中討論下述幾點。

討論

22.雙方2003年7月發生性行為，李先生的行為有沒有構成侵權法的人身侵犯，問題的癥結在於王女士當時是否出於自願。王女士辯稱，對方沒有質疑她不自願的表述，是表示默許、默認。李先生根本否認有發生過性行為，不去質疑她不自願的表述，他的立場是可以理解的，不能說是默認。即使法官不接納李先生聲稱沒有和她發生性關係，又即使在自願與否這問題上，只有王女士單方面的證供，法官不一定必須接納她的證供。

23.王女士又投訴，法官沒有看到涉及私隱的細節，就直接判她敗訴。作為原告人，王女士有舉證責任，在審訊時提出所有支持她的爭論點的證供，即使是涉及私隱的細節，也不例外。在普通法制度下，主審法官並非擔當主動調查的角色，不會要求與訟的一方，需提出哪些證據，以達到舉證的責任。本庭不認為勞法官審理本案，有任何程序不公之處。

24.王女士引述她投訴強姦的警方調查結果，宣稱警方「給予立案」，足見警方認為所報案情，可構成刑事案件，又警方調查後，認為她沒有謊報，否則定會控告她虛耗警力，她說這也是支持她證據的一種。香港警方接受投訴展開調查，不等於認同或支持投訴人的指控，警方調查後不提出刑事檢控，原因可能有多種，不能視此為支持投訴人或被投訴者的證據。

25.勞法官所引用的舉證準則是正確的，在考慮過所有的相關證據，裁定王女士未能令法庭滿意她達到舉證準則，證實當時發生性行為她非出於自願。原審法官就事實方面的裁決，在評估衡量證人的證供，享有耳聞目睹的優勢，本庭不認為有任何法律上的理由，可以干預勞法官這一事實裁斷。

26.王女士多番引用香港的刑事法例，指控對方觸犯了《刑事罪行條例》的若干條文。撇開她可否在申請上訴許可時，才首次提出這樣的新指控，本庭認為這些新指控亦無補於事。《刑事罪行條例》第120條和121條，都建基於「非法的性行為」的發生，如果發生性行為是事出自願，就不存在觸犯這些刑事條例的基礎。

27.就王女士2005年服藥企圖自殺，她聲稱李先生是完全能預見會發生的結果，他未採取正當合理的行動，即是疏忽，他能預見又促使結果發生，即是故意，無論是疏忽或故意，他都是違反了謹慎責任。勞法官雖然接納王女士所說，雙方曾保持短暫情侶親密關係，後來對方疏遠她，關係轉壞，她感到感情被騙，精神受打擊，在李先生奚落去死後服藥企圖自殺，但法官裁定這並非可被訴諸法律行動的理由。這無疑是正確的。基於公共政策的理由 (public policy), 法律是不會容許一個有行動自由、心智健全的人，因感情受騙企圖自殺，而獲得損害賠償。

28.最後，王女士引述2009年11月一報章轉載，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的判決，該案原告人與被告人交往三年，感情受騙，被告人瞞著原告人與另一女子結婚，原告人獲賠償四十萬元，說是普通法可參考的案例。臺灣不是普通法適用地區，該地的法律，與香港明顯有別，王女士引述的案例，並不適用。

結論

29.王女士擬提出的上訴理由，不具任何合理得直機會，也沒有其他有利於秉行公正的理由，因而該進行上訴聆訊，本庭拒絕上訴許可。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59號命令第2A(8) 條規則，本庭又作出命令，規定她不得根據第2A(7) 條規則，要求法庭在雙方出席的聆訊，重新考慮其申請。

30.由於李先生沒有提交任何反對陳述書，本庭就這申請不作任何訟費命令。

申請人（原告人）：無律師代表

答辯人（被告人）：無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