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孫婭薇

DCCC 627/2013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13年第62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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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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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人承認一項控罪盜竊罪（控罪一），和十五項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控罪二至十六）。

承認的事實

2.受害人是一名中文大學的學生，她持有一張由恒生銀行發出的萬事達卡（“該信用卡”）。2013年4月12日她發現遺失了該信用卡，故向銀行報失（控罪一）。

3.經調查後，被告人被證實於2013年4月6日至10日期間曾使用該信用卡：

（1）2013年4月6日於九龍又一城商場，她以該信用卡購物和消費共七次，金額由$26至$2000不等（控罪二至八）；

（2）2013年4月7日於沙田新城市廣場，她購物及消費共四次，金額由$200至$600不等（控罪九至十二）；

（3）2013年4月8日於九龍區，被告人消費共兩次，每次約$300（控罪十三和十四）；

（4）2013年4月10日被告人亦進行了兩次交易，涉及約$500和$1000多（控罪十五和十六）；

4.所有交易的總金額為$10,062.30。

5.由於在4月6日中的一次購買內衣交易中，她曾使用自己的會員卡，故身份被揭發。2013年5月15日，當她再次出現於該內衣店時被警員拘捕了，並於其銀包撿獲該信用卡。

6.她於警誡下聲稱，於4月初在中文大學拾獲該信用卡，因貪心而使用了十多次。警方亦於其寓所尋回部分失物。

7.她於2009年畢業於中文大學，但案發時，並非中大的學生或教職員。

被告人的背景

8.被告人現年27歲，未婚，出生於北京。她犯下本案時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但於2013年6月因店鋪盜竊，被罰款$1,000。

9.她自小因父母的工作關係，與姨父母居住於重慶市萬縣，直到中學時，她才返回北京與父母同住。她內地的學業成績優異，於2004年的北京市高中會考，考獲十一優一良的成績（成績單見辯方文件夾第10至12項）。同年9月獲香港中文大學錄取為經濟系本科生，可惜她於首年的大學生活卻遇上適應力的問題，再加上一些感情困擾，她遂於2005年7月向中文大學的保健處求診。根據保健處的文件確認，被告人患有適應障礙，亦有抑鬱症的徵狀，影響學業和日常生活。最後她接納保健處的建議，休學一年，返回國內接受治療（有關文件見辯方文件夾第7項）。

10.2005年8月，她於重慶三峽中心醫院接受治療，其後被轉介至清華大學的學生心理諮詢中心繼續治療。直到2006年5月9日，清華大學的學生心理諮詢中心向中文大學發信，確認她的心理狀態穩定，可以復學（見辯方文件夾第4和5項）。她遂於2006年重返中文大學，於2009年獲頒社會科學學士學位。畢業後，她獨自逗留在港，曾工作約數個月，但主要依賴父母支付租金和日常開支，每月約$16,000，不過她的父母現已退休，加上早年因生意失敗，他們已把被告人的附屬信用卡取消了。被告人於兩年前因戀上一名有婦之夫，以致情緒備受困擾、低落和失眠。2012年9月8日她因情緒問題，於大埔醫院精神科病房接受治療，自願留院一天（見辯方文件夾第6項）。

11.求情時，辯方指被告人犯案因情緒的問題所致。案發時，被告人於中文大學打網球完後，於更衣室拾獲該信用卡，當時適逢為週末，其男友需要陪伴家人，導致她的情緒波動。

12.案發後，被告人向私人執業的張鴻堅（譯音）醫生求診，並於2013年8月15日撰寫了一份醫療報告（辯方文件夾的第9項）。張醫生於報告中認為被告人過往八年均患有重性抑鬱障礙，屬中等嚴重程度，他亦認為被告人因受內心的心理壓力影響，引致以重複盜竊作為手段，志在達至求助、引人注意、減壓等目的，又或自我摧毀，使男友內疚等目的。

13.量刑前，辯方確認已把一萬多元的損失全數歸還給銀行。

報告

14.量刑前，法庭為被告人索取了兩份精神科醫生報告、感化報告及社會服務令報告。於精神科報告中，專家確認被告人患有適應障礙，她被還押期間情緒穩定，毋須接受住院式的治療，但建議她應繼續接受非住院式的治療。

15.至於感化和社會服務令報告，報告的內容尚算正面。被告人和其母親表示，如被告獨留在港的話，會擔心其安全，她們計劃返回內地，但承諾如被判感化的話，會定時向感化官報告，和接受精神治療。最後感化官建議18個月的感化，並附加一個特別條件，但礙於被告人的情緒問題，認為社會服務令並不合適。於今天的聆訊，辯方索取進一步指示後確認，被告人是可以留在香港，她可以得到教會的朋友，如黎景全（譯音）先生在就業和居住方面的協助。

量刑

16.本席在量時考慮了案中的所有情況、辯方的輕判請求，和控辯雙方呈交了的案例。控方援引了四宗案例。首先，無容置疑，信用卡的使用是現今商業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涉及信用卡的騙案會嚴重打擊信用卡的制度和使用者的信心。但控方亦公平地接納兩宗案件，HKSAR v Cheung Ka Wo Johnny（CACC 136/2001年）和HKSAR v Chan Kwai Fui（CACC 194/1998年）的罪責較本案嚴重。在張家豪（譯音）一案中，該申請人是使用虛假的信用卡；而陳貴奎（譯音）一案中，申請人夥同另一人於食肆偷去受害人的信用卡而犯案。控方的立場是縱使本案的情節不如上述兩宗案件般嚴重，但即時監禁仍是唯一的恰當量刑。

17.控方亦倚賴HKSAR v Lam Pui Tak（HKMA655/2001年）一案，該案的上訴人為了向同居女友報復，從郵件獲得信用卡，並啟動之，結果使用了四次。該上訴人有穩定的職業，而案發後亦主動投案。第一原訟法庭在駁回判刑上訴時，認為12個月的量刑基準是恰當的。

18.在控方亦要求法庭考慮被告人的賠償是否正如HKSAR v Wong Kam Tat（CACC 446/2001）的第12段所指，在最後時刻出現。不過，法庭認為本案的被告人不可視為在最後的一刻才還款。她早已表明承認控罪，並非如上述案件中，當控方案情完結時才認罪，而本席認為當被告人選擇認罪，作出還款，只要在判刑前出現，便應視之為一項有效的求情因素，時間並不是重要。

19.另一方面，辯方亦援引了四宗案例，HKSAR v Chan Sui To（CACC 115/1996）、R v Chu May Ling（HCMA 1168/1996），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蔡中正（HCMA 577/2012）、HKSAR v Yeung Kwun Kuen（CACC 475/2012和CACC 476/2012）。在Chan Siu To一案，是涉及偽造信用卡，上訴庭訂明了一般的量刑考慮因素。Chu May Ling一案，該上訴人從梯間拾獲信用卡，並使用了二十次，涉及的款項約36,000元。第一原訟庭批准針對判刑上訴時，認為7個月的量刑基準是恰當的。在蔡中正一案的上訴人是拿取別人於提款機遺下的信用卡，之後購買了手提電話，第一原訟庭批准判刑上訴時指，該上訴人只是拾獲別人的信用卡，認為被告人不誠實的心態可說是被誘發的，而非出於自發的，刑責應較輕（見判詞的第34段）結果原審的4個月監禁被擱置，以200小時社會服務令取代。在Yeung Kwun Kuen一案中，上訴庭重申，法庭於量刑時，不應只著重控罪本身的嚴重性，亦須顧及被告人的個人求情因素，有任何特殊的背景出現，法庭務必加以考慮，從而達至判刑上合符社會和個人兩方面的公義。該案的上訴人是於酒吧任職侍應生，期間從客人和同事盜取了信用卡使用，合共面對十三項控罪，原審時被判監28個月，上訴庭批准上訴，以兩年的感化取代。

20.在本案而言，法庭認為被告人是拾獲信用卡，情節必定較涉及偽造信用卡或以扒竊的手法獲得信用卡為輕。若以犯罪行為的情節來看，本案較接近Chu May Ling和蔡中正兩案，不過當然每一宗案件被告人的求情因素各異，法庭亦不應以機械化的形式作出直接比較，而得出結論。

21.本案被告人倚賴了其精神狀態作為求情的理據，從席前的三份精神科醫療報告和辯方所提供的文件，本席接納被告人一直因適應和感情問題導致困擾達八年之久。事實上，從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可見，以該信用卡消費，主要是涉及用膳、購買個人物品、服飾等，金額小至$26也有，當中並不牽涉一些貴重的奢侈品，而她從4月6日至10日期間有四天使用了該信用卡，但4月9日則全冇交易紀錄，她甚至乎以自己名下的會員卡一併使用，導致事件被揭發。這種種行為顯示她並非一心於短時間內獲得最大的金錢利益，反而犯案的手法可說是輕率和粗疏，而法庭認為這正吻合張醫生的分析，被告人於案發時受她的精神狀態影響，而導致盜竊的行為。而本席亦信納張醫生所言，被告人於2012年9月之後再沒有接受治療，令她的情緒變差，如她能好好針對自己的情緒問題，得到專業的協助，重犯的機會不大。

22.當然，於量刑時，本席亦沒有忽略當法庭在處理一些嚴重的罪行時，基於公眾的保護，阻嚇刑罰的考慮會凌駕於被告人的個人背景和求情因素。不過細心考慮本案的情節，歸根究底，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源於她拾獲該信用卡而引致，而有別於任何一些有預謀和有組織地犯罪的行為，故此，本席認為個人化的判刑是較為合適的，目的是協助被告人改過自新，這更符合社會的利益。法庭在考慮了：

（1）被告人有良好的背景；

（2）坦白認罪；

（3）作出全數賠償；

（4）她犯案時一直備受精神狀態所困擾，而其病情如得到正視和協助的話，她重犯的機會微。

23.法庭就控罪一至十六，判處被告人接受18個月的感化，而當中包括以下各項的特別條件：

（1）感化期間，被告人必須保持行為良好；

（2）必須按感化官的指示保持聯絡，如感化官要求的話，必須讓感化官進行家訪；

（3）如被告人居住或者工作有任何變動，必須通知感化官；

（4）必須按感化官的指示，接受精神或者心理的治療，或參加任何感化官認為適合的精神和心理的療程。

（5）被告人居住和工作必須聽從感化官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