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在裁判官席前承認兩項販運危險藥物罪，交付本庭判處。相關的危險藥物是「冰」毒，兩項控罪牽涉的「冰」毒總重量達49.964公斤，零售市值超過二千三百七十萬港元。
2014年10月15日下午6時20分左右，警務人員在新界古洞北村松園6B號屋進行掃毒行動，看見被告人拿著一個環保袋由該村屋出來，截查被告人後在環保袋內搜出一個印有「高山茶」字樣的可再封口錫紙袋，內有一個載著晶狀固體的可再封口透明袋。警誡之下，被告人說因為想賺錢，才協助他人運送「冰」毒。
經化驗後，證實該些晶狀固體重1公斤，內含0.984公斤甲基苯丙胺鹽酸鹽。
警務人員用被告人管有的鎖匙進入該村屋，當時被告人的妻子在睡房內睡覺。警務人員在屋中地上發現一個行李箱，內有二十一個同樣印有「高山茶」字樣的可再封口錫紙袋，每個載有兩個載著晶狀固體的可再封口透明袋。在一張桌子上亦發現另外四個相同的錫紙袋，每個亦載有兩個載住晶狀固體的可再封口透明袋。在再次警誡之下，被告人承認他正在等候指示，運送該些「冰」毒，但他的妻子毫不知情。
經化驗後，證實該些晶狀固體重49.98公斤，內含48.98公斤甲基苯丙胺鹽酸鹽。
其後在錄影會面中，被告人承認他和妻子在該村屋居住，約於一星期前，他認識的一名叫「肥佬」的人士知道他失業，著他去運送「冰」毒賺錢，被告人因為失業已久所以答應。約於兩天前「肥佬」將載有「冰」毒的行李箱和環保袋交給他放在家中。他曾經打開兩個錫紙袋，知道裡面的是「冰」毒。「肥佬」答應他，如成功運送所有「冰」毒，可以得到100,000元酬勞。
被告人現時38歲，在香港出生，有兩項刑事紀錄，均與毒品無關。代表被告人的張大律師指，被告人本來是一名貨車司機，但後來因為生意不景，轉而售賣小食，之後更失去工作，致造成財困。被告人年半前結婚，妻子亦有到庭支持被告人。從被告人妻子寫給法庭的信中知道，她和被告人已相識七年，而被告人有兩名兒子，是和前妻所生。被告人妻子在信中表示，她和她的父母都認為被告人是一個負責任的丈夫，只是心急想幫補家計，在「肥佬」的哄騙之下而犯下大錯，現已非常後悔。被告人本人亦寫信給法庭，表示他現在已非常後悔，願意承擔後果。一位基督教新生協會的鄭牧師亦都寫信給法庭，表示他感受到被告人的悔意，希望法庭輕判。
販運危險藥物是極其嚴重的罪行，就不同種類的毒品，上訴法庭訂下了不同的判刑指引，而判刑的輕重是和販運毒品的份量掛鉤。在譚伊真一案中，上訴法庭就販運「冰」毒的判刑重新訂下指引，若販運4公斤至15公斤的「冰」毒，判刑起點應該是26年至30年的監禁，而販運數量達15公斤以上的，就由法官酌情處理。
張大律師陳詞指，本案的兩項控罪牽涉的背景和犯罪行為關係密切，判刑時應作整體考慮，本席同意張大律師的觀點。此外張大律師引用AG v Pedro Nel Rojas（[1994] 2 HKCLR）一案，指販運海洛英的判刑指引適用於販運可卡因的案件，而根據譚伊真案，販運海洛英的判刑指引亦同樣適用於販運「冰」毒的案件，所以本席在考慮本案的判刑時，可參考有關販運可卡因的判刑案例。基於上述分析，張大律師希望本席考慮HKSAR v Lui Shing Chu & Another（HCCC 100/2011，15 December 2011）一案。在該案中，杜麗冰暫委法官（當時官階）就販運57.73公斤的可卡因，採納了32年的監禁作為判刑起點。
本席同意張大律師就販運可卡因案的判刑案例適用於販運「冰」毒案件的分析，但本席在考慮Lui Shing Chu一案時，亦需要考慮此案是在譚伊真案之前。本案所涉的毒品重量接近50公斤，比譚伊真案和HKSAR v Abdallah（[2009] 2 HKLRD 437）案中所列的判刑指引的最高指標高出兩倍有多。本席認為適當的判刑起點應適當地高於30年，才足以反映罪行的嚴重性。本席認為本案適當的總刑期起點應該是34年的監禁。
上訴法庭為販運危險藥物所訂下的判刑指引，目的是要收阻嚇作用，以防止危害社會的毒品流入市場，一般的求情理由，例如經濟問題，都不是有效的減刑理由。就本案而言，唯一的減刑理由是被告人的坦白認罪。本席亦因此給予被告人三分之一的判刑扣減。
就第一項控罪，本席採納21年監禁作為判刑起點，因為被告人認罪，減至14年監禁。
就第二項控罪，本席採納33年監禁為判刑起點，因被告人認罪，減至22年監禁。
本席下令第一項控罪刑期中的8個月與第二項控罪刑期分期執行，其餘的刑期同期執行，總刑期為二十二年另八個月的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