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嚴慧蘭及另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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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串謀詐騙，違反普通法並可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刑 事罪行條例》第159C(6)條予以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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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791/201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15年第791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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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刑理由書 --------------------- 控罪答辯 1.D1及D4經審訊後被裁定就第二項控罪罪名成立。 第二項控罪 罪行陳述 2.串謀詐騙，違反普通法並可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刑 事罪行條例》第159C(6)條予以懲處。 第二項控罪罪行詳情 3.D1及D4於2009年5月1日至2013年3月6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在香港，一同串謀和與一名姓朱的女子串謀詐騙吳玉娟，即不誠實地及虛假地表示：
並藉此誘使該吳玉娟支付總數港幣298,000元及人民幣 660,000元的款項和購買總值約港幣15,000元的該等電子器材。 案情 事源 4.D1操控一些公司，包括“實力推廣有限公司”及《弦工作室》（即是“好機會有限公司”的註冊分行名稱），這些公司在報章上登廣告招聘無經驗的配音員兼職，吳玉娟本身是文員，看到廣告後上來公司的辦事處應徵做兼職配音員。 5.她先後付款簽署的共有六份合約，其中須付款的共有四份。 6.她於29/5/2009付港幣6,000元與“實力推廣有限公司”簽署臨時經理人合約，於12/6/2009簽署正式經理人合約。 7.她於19/8/2009付港幣20,000元與“實力推廣有限公司”簽署（臨時）配音員合約（卡通片），於25/8/2009簽署正式配音員合約（卡通片）。 8.有一份合約並不須付款，這是她於31/10/2009簽署的合約權益及責任轉讓協議書，公司是要將“實力推廣有限公司”與吳的經理人合約上之權益及責任轉給《弦工作室》，換句話說，公司一方轉為“好機會有限公司”。她於31/10/2009另外簽署一份合約權益及責任轉讓協議書，公司是要將“實力推廣有限公司”與吳的配音員合約（卡通片）上之權益及責任也轉給《弦工作室》。 9.她於24/9/2009付了港幣80,000元，尚未有合約簽署，但是“實力推廣有限公司”的收據寫上“廣播劇課程60小時及保證金”。她於28/9/2009付了港幣22,000元，尚未有合約簽署，“實力推廣有限公司”的收據寫上“廣播劇課程60小時及保證金”。 10.有了上述的港幣102,000元的結餘在公司，她於23/3/2010與《弦工作室》簽署第一份“特約配音員合約”（即是吳說要上堂的廣播劇合約），代價是港幣$90,000，為期5年。D1親身向吳講解這份合約，這是吳首次與D1見面。吳已付的款項尚有餘額港幣12,000元可抵銷日後要簽的合約保證金。 11.她於27/11/2009付了港幣80,000元，尚未有合約簽署，《弦工作室》的收據寫上“配音工作課程”。她於6/9/2010付了港幣10,000元，尚未有合約簽署，《弦工作室》的收據寫上“報讀配音課程”。她於26/11/2010付了港幣18,000元，尚未有合約簽署，《弦工作室》的收據寫上 “配音工作課程”。她於13/12/2010付了港幣10,000元，尚未有合約簽署，《弦工作室》的收據寫上 “配音工作課程”。吳共付港幣118,000元。 12.有了上述港幣118,000元，加上先前的港幣12,000元結餘，最後吳額外付港幣8,000元，總共是港幣138,000元。她於17/2/2011與《弦工作室》簽署第二份“特約配音員合約”（即是吳說要上堂的廣播劇合約），代價是港幣138,000元，為期5年。D1親身向吳講解這份合約。 13.吳簽約後不斷上堂，於15/3/2011收到《弦工作室》的電郵謂將會搬到深圳的一個地址照常營業。吳通常是下班後上堂，固然見到導師李陽春或高俊文，但沒有再遇過D1。 14.可是自10/2011開始，吳便聯絡不到《弦工作室》的任何職員上堂或詢問合約安排，親身去辦事處才發現人去樓空，因此卡通片配音課程及廣播劇課程均不能完成全部時數，遑論進行製作，她沒有到過深圳找《弦工作室》的人跟進，對深圳沒有認識，也沒有錢去深圳。 D4索取港幣50,000元 15.吳玉娟於10/2012根據通告上的電話號碼找到一名女子，她說會把吳的電話號碼交給《弦工作室》的人。數天後，D4致電吳，自稱姓“張”，是代表“好機會”的，相約吳到銅鑼灣的Neway Karaoke面談吳的合約安排。 16.“張小姐”即是D4（註：其後吳見過D4多次，每次均稱呼她為“張小姐”，她從不糾正吳），見面後，D4說因為“好機會”在香港已沒有辦事處，所以要約出來洽談。未待吳開口說，D4已自動說出吳尚未完成全數培訓課堂。吳要求全部退款，D4說國內的“好機會”可處理吳的退款，但吳所簽的合約是港幣合約，這公司要將港幣轉成人民幣結算，吳須補回港幣50,000元差價給這公司（沒有算式交代）。D4說出吳三張合約分別是港幣20,000元的配音員（卡通片）合約，港幣90,000元 的廣播劇合約，港幣138,000元的廣播劇合約，吳給D4現金港幣50000元，目的是處理退款。 D4索取人民幣250000元 17.11/2012，吳致電D4，問D4退款進度，D4說公司堅持吳賠償人民幣40,000元或履行這些合約，D4建議吳付款在國內找人冒充吳錄音，吳若從酬勞中扣除使費仍可得差額，看來有著數，吳的酬勞是每集人民幣5,000元，吳要一筆過付人民幣200,000元給替工，另付人民幣50,000元給D4作為安排費。 18.14/12/2012，D4致電吳相約15/12/2012在落馬洲面談。見面後，D4帶吳到一間位於深圳的錄音室，D4給吳簽一些文件，關於支付酬勞給吳及退回保證金給吳，D4沒有任何副本給吳。D4指退款程序需時，囑吳回港等消息。D4說除了這些合約共人民幣254,000元退款之外，吳還可得酬勞人民幣400,000元。 D4索取人民幣310000元 19.18/12/2012，D4致電吳，謂公司發現吳找人代聲，不肯接受代替者的製作，要求吳賠償人民幣320,000元，吳說沒有這麼多錢，D4兇惡地說公司知道吳的地址，會找人捉殺吳。吳擔心自己的安全，於是同意付款。D4相約吳於翌日（19/12/2012）到旺角朗豪坊面談，D4攜帶一份解除賠償協議書，謂吳要賠償人民幣320,000元給公司，D4會為吳爭取減人民幣10,000元，D4說若吳不簽這文件，D4很難向公司交代。吳於是打手指模（因D4說這是“內地文化”）及簽名。D4說“好機會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弦工作室》，而《弦工作室》的前身便是“實力推廣有限公司”。根據當中條款，吳須依以下日期賠償共人民幣310,000元：
吳的悔過書 20.18/12/2012，D4向吳施壓，要求吳寫一封悔過書給公司，D4指導吳如何用字令公司不會訴諸法律，D4要吳寫得“好好睇睇”。寫好之後，吳用電郵傳送到公司，內容如下（註：本席沒有修正原文的錯別字）：
吳的悔過電郵 21.吳於27/12/2012自行寫了一封電郵給公司，內容如下：
朱女士索取人民幣100,000元 22.2013年1月底，一位朱女士致電吳，自稱是代表“好機會”的內地律師樓的職員，相約吳到一間錄音室簽署退款申請表，要吳付安排費人民幣100,000元，朱女士指示吳把錢交給D4轉交給朱女士。D4也致電吳，謂國內律師樓的朱小姐找過她（D4)，叫她（D4）代收該人民幣100,000元及把吳的三張合約（註：經理人合約已過期）及保證金退還給吳。吳於1/2013 - 2/2013期間分四至五次把現金合共人民幣100,000元交給D4。吳付款後，朱女士沒有聯絡吳。吳其後獲朱女士確認已收到錢，朱女士並問過吳在香港哪間律師樓方便接收吳的合約等文件。吳不斷催促D4及朱女士，兩人都採拖字訣。 朱女士索取電子儀器 23.2/2013，朱女士致電吳，要求吳買一批共值港幣17,167元[1]的電子儀器給她（朱女士）的老板，否則退還合約及款項的程序會有困難。當時吳尚在分期交付朱小姐要求的人民幣100,000元，某日剛巧要與D4見面交付給朱女士的錢，朱女士也剛巧致電吳，指示吳買幾件電子儀器交給D4轉交給朱女士，吳即時買了並交給D4。其後吳致電D4，D4說已轉交給朱女士。 D4及朱女士索取人民幣350,000元 24.4/3/2013，朱女士致電吳，謂相關吳的配音產品有翻版流入巿場，吳要賠償給好機會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同日，D4致電吳，說著同一事情。吳收到好機會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電郵，附有一封警告信，D4說公司要求吳賠償人民幣350,000元。吳覺心力交瘁，同日去見律師尋求法律意見。 25.5/3/2013，D4致電吳，若不即答應賠償，金額會由人民幣350000元增至380,000元，D4叫吳於6/3/2013付人民幣100,000元，並要於13/3/2013 付人民幣250,000元。朱女士也致電吳，謂公安有足夠證據向吳調查。 26.5/3/2013下午，吳的律師帶吳去報警。 D4被警察拘捕 27.6/3/2013，吳依警察指示約D4出來交錢（註：警察給吳兩疊白紙放入公文袋當作錢）。見面後，D4拿出侵犯版權賠償協議書給吳簽，吳說不會簽，因為只有人民幣100,000元，不會籌到全數錢給D4。D4把文件放回手袋，吳把公文袋交給D4作為付款，警察上前拘捕D4。D4身上懷有兩枚USB記憶體。其中一枚載有大量關於配音員（包括一些事主）及其合約等資料。 吳對D4的印象 28.吳與D4多次面談討價還價，留意到D4常常要打電話向人索取指示。 D4是“好機會有限公司”的股東 29.23/2/2012，D4獲分配“好機會有限公司”股份9,999股，成為大股東，D1繼續持有1股股份。 吳玉娟要求退款的三份合約 30.吳玉娟簽過的合約有四份，她於10/2010向D4要求退款的合約只有三份，因為她於29/5/2009與“實力推廣有限公司”簽署臨時經理人合約（即相等於12/6/2009簽署的正式經理人合約）只有一年期限，當時已屆滿，其餘三份合約尚未過期。這三份合約如下：
公司的報稅資料 31.“好機會有限公司”從未向稅局提交任何報稅表。 公司的銀行戶口運作 32.吳玉娟付款簽的一份配音員合約及兩份特約配音員合約是付款給D1的公司的，在相關時刻，D1是公司在東亞銀行開立的所有類型戶口的唯一簽名授權人及使用人。 33.D1多次從她操控的東亞銀行公司戶口開出現金支票，指示公司的職員到銀行兌現，然後把款項交給她。 串謀人士的角色 34.D1是主腦，D4在罪行詳情第（iii）款表示之前一刻出現與D1協議犯案，朱女士則在罪行詳情第（v）款表示出現之前一刻與D1及D4協議犯案，這三人串謀協議的條款是第（iii）款至第（vi）款表示。 吳付給串謀人士的總金額 35.吳將人民幣先後共660,000元[2]、港幣50,000元及購買電子儀器共值港幣17,167元給D4；D4被捕之際，尚在向吳索取人民幣350,000元。 背景及求情 36.D1現年48歲，未婚，中五教育程度，有兩項刑事定罪記錄，第一項是於1986年3月因提供虛假資料以誤導警務人員被判感化12個月，第二項是於1986年6月因藏毒被判感化18個月。她與父親已有二十多年沒有聯絡，她與母親同住，母親患有糖尿病及高血壓。 37.D4現年45歲，已婚，中四教育程度，沒有刑事定罪記錄。 案例參考 38.控方呈交兩宗案例作量刑比較，辯方亦指這是他們所搜尋到的較相近的案例。 39.第一宗是HKSAR v Cheung Lai-kuen & 4 Ors CACC 274/2001，五名被告經營一間模特兒代理公司，有星探在街上在3個月多期間找到38名應徵者，騙取每人$3,000至$55,000不等，他們簽約後沒有獲派任何工作，共涉$725,800。原審法官認為這是精心部署的計劃，並因D1在另一案擔保期間犯這案而須加刑3個月，量刑基準是3年6個月；D5是是D1的從犯，角色較D1為輕，她身為經理並活躍參與犯案，亦因在另一案擔保期間犯這案而須加刑3個月，量刑基準是2年9個月。上訴庭認為原審法官的量刑恰當。 40.第二宗是HKSAR v Tsang Chi Sang Ricky 曾志生 & 3 Ors CACC 430/2007，案情與Cheung Lai-kuen案相似，在兩年內，有50名應徵者於被告經營的兩間公司各自被騙付款$5,000至$130,000不等，簽下沒有工作分派的合約，共涉超過$1,300,000，或有可能達$6,800,000。經審訊後，全部被告就串謀詐騙被定罪，D2及D3亦分別就不同洗黑錢罪被定罪涉及$400,000至$1,800,000不等。原審法官判當主導角色的D1及D2入獄4年6個月，判當輔助角色的D3及D4入獄4年。上訴庭認為原審法官的量刑恰當。 本案判刑 41.這是一個精心部署的騙局，由10/2012 – 3/2013，D1是主腦，D4及朱女士分演不同角色用不同原因向事主軟硬兼施，令事主心力交瘁並蒙受慘重損失（即人民幣660,000元或港幣約760,000元、港幣50,000元及購買電子儀器共值港幣17,167元），總計港幣約827,167元，以她作為文員而言，這數額無疑相等於她多年的積蓄。 42.比較上述兩案與本案，本席認為前兩案涉及的人數固然很廣，然而本案對事主一人造成的損失也不淺。本案有一點比上述Cheung Lai-kuen案更差之處，就是D4恐嚇事主若不付款便會被捕殺，這行為本身足以構成勒索罪。D1雖是騙局的主腦，但本席不能排除她未必知D4對事主作出如此恐嚇，這恐嚇應加重D4的刑責，最終D1及D4的刑責相若。本席就D1及D4均以2年6個月作為量刑基準，她們沒有任何求情因素，這是她們的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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