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niti 對 Lee Suk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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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2016年4月至2017年2月，申索人受聘為答辯人的家庭傭工，在答辯人位於將軍澳日出康城的居所工作。申索人現指稱，由於答辯人發現她懷孕，因此，於2017年2月19日，終止僱傭合約。根據《僱傭條例》（第57章），這行為構成不合法地終止合約；另外，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480章），這行為同時構成性別歧視。這些行為令申索人蒙受金錢上及情感上的損失。她向答辯人申索損害賠償，總金額為$244,451.24。
Cited by 2 cases · Cites 7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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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EO 2/2018 [2019] HKDC 1158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平等機會訴訟2018年第2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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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案書 --------------------- 引言 1.於2016年4月至2017年2月，申索人受聘為答辯人的家庭傭工，在答辯人位於將軍澳日出康城的居所工作。申索人現指稱，由於答辯人發現她懷孕，因此，於2017年2月19日，終止僱傭合約。根據《僱傭條例》（第57章），這行為構成不合法地終止合約；另外，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480章），這行為同時構成性別歧視。這些行為令申索人蒙受金錢上及情感上的損失。她向答辯人申索損害賠償，總金額為$244,451.24。 2.答辯人否認申索人的事實指稱。她強調，於解僱申索人時，自己根本不知道她有身孕，因為申索人從來沒有通知她。因此，絶不存在因為歧視申索人而辭退她的講法。事實是，申索人由入職起，工作表現惡劣，屢勸不改，雖然答辯人與她丈夫多次向她投訴及警告，申索人仍無改善，兼且態度囂張頑劣。最後，在無法再忍受下，於2017年2月19日，根據《僱傭條例》第9條，答辯人即時解僱申索人。在這情況下，答辯人無須支付賠償金額。 3.於2017年6月15日，申索人於勞資審裁處向答辯人提出僱傭申索。由於申索人擬提出歧視索償，於同年11月6日，勞資審裁處將案件轉移至區域法院審理。 4.在本訴訟中，申索人得到志願機構Pathfinders Limited的協助。Pathfinders是一所非政府組織，宗旨為懷孕的流動工人及她們的孩子提供協助。申索人亦得到羅夏信律師事務所及陳國維大律師的義務協助，代表她進行申索。 5.答辯人則由本訴訟開展至今，親自行事。於法庭批准下，她的丈夫周達富先生從旁協助。 6.申索人於2017年5月9日在香港誕下兒子，並於同年12月與兒子的父親結婚。申索人的丈夫是一位香港永久居民。後來，由於發現丈夫不忠，申索人與他分開。最後，由於不能負擔在香港高昂的生活費用，申索人於2018年10月返回印尼。於2019年4月4日，法庭接納她的申請，批准她於印尼一所大學透過視像會議作供 — 參照判決書 [2019] HKDC 495。除了她本人，申索人還傳召了Pathfinders的個案經理Ngatini女士，她就申索人向Pathfinders尋求協助的情況作供。 7.答辯人親自作供，並傳召她的丈夫周先生為證人，她的另外一位證人是張綺環女士。張女士是一所僱傭中心的負責人，申索人和答辯人的僱傭合約及簽證事宜，便是由這所中心處理的。雙方沒有爭議，申索人是答辯人的一位前家庭傭工介紹給答辯人的，當時，張女士只負責處理文件。 申索人的案情 8.雙方沒有爭議，申索人的主要工作為一般家務，包括清潔、買餸和煮飯。答辯人一家三口，夫婦有一個約十多歲的兒子，單位面積約900平方呎。申索人有自己的獨立房間，不過答辯人會存放衣物在房間的衣櫃裏。 9.於2016年12月，申索人透過驗孕棒測試，得悉自己懷孕。同月26日，她往醫生處作檢驗，確定懷孕大約15週。由於當時申索人未有打算將事情告知答辯人，她沒有要求醫生發出懷孕證明書。在收據中，醫生的診斷為肚痛（“Abdominal Pain”）。 10.於2016年12月24日，申索人告知一位叫Rum的女士她有身孕，據申索人的理解，Rum是僱傭中心的職員。但張女士作供時澄清，Rum其實是她的家庭傭工。當時，申索人想向Rum查詢在香港產子的事宜。 11.於2017年1月初，某一天早上，申索人發現她於前一晚放在廚櫃的錢包，被人移放在爐頭旁。錢包內放有醫生收據及她在醫生處所用的驗孕棒。當時，除了她本人，答辯人和她丈夫也在家。申索人因而相信答辯人或她丈夫曾查看她的錢包，並得知她有身孕。 12.於2017年1月6日早上，申索人正在吃早餐，無意中聽到答辯人在講電話，答辯人問對方，若「她」懷孕及產子，應該如何處理。申索人相信，答辯人口中的「她」是指申索人，因申索人是答辯人唯一的家庭傭工，故此申索人懷疑，答辯人已得知她懷孕。 13.於2017年1月7日，申索人與答辯人就洗碗一事發生爭拗。申索人已清洗完畢，但答辯人卻投訴碗碟仍未洗乾淨，又沒有放在正確位置。答辯人反複投訴，申索人覺得很煩厭，便向答辯人說，她每天也在做這事，答辯人無需重複那麼多次。當時，答辯人回應說，申索人沒有遵從她的指令，經常犯錯。 14.在Rum通知下，申索人於2017年1月9日往僱傭中心見張女士，張告訴她，答辯人對她的工作表現和態度，感到不滿，並投訴申索人經常辯駁。張向申索人展示一封以英文及印尼文撰寫的警告信，要求她簽署。申索人確認，她明白信中的內容，但她不認為自己有任何過錯。不過，因已決定返回印尼產子，她便簽署了文件，但只是確認收到該文件而已。 15.現將警告信的內容列出，其中的印尼語會省略，段落編號為另加。
16.於2017年2月12日，申索人向Pathfinders尋求協助，當時接見她的是Ngatini女士。在會面中，申索人簽署了一份由Ngatini提供的懷孕通知書，並寫上當天的日期。Ngatini給了她一個印有Pathfinders標誌的透明膠套，申索人將Ngatini的名片、她已簽署了的懷孕通知書和其他文件放進膠套，並帶回家。Ngatini的供詞中，有關她於會面中向申索人提供的資料和協助，與申索人所講的是一致的。 17.申索人沒有於當日將懷孕通知書交給答辯人，因為她想待下一次放假時，即2017年2月19日，取得醫生證明書後，才一併交給答辯人。 18.2017年2月19日，她於早上離開居所，準備前往醫生處，到達日出康城港鐵站時，才發覺忘了帶Pathfinders的膠套，由於她需要顯示Ngatini的名片，醫生才會給予診金優惠，故此她折返回家。但當她返回房間時，卻找不到那膠套，反而在飯廳的一張桌子上找到。當時答辯人和她丈夫在家，申索人相信答辯人或她丈夫曾查看她的私人物品，並翻看膠套中的文件，得知申索人將會給予他們懷孕通知書。 19.當天下午，Rum告訴申索人，答辯人已通知張女士會辭退申索人。 20.晚上約8時許，申索人返回單位，答辯人一家還未回來。申索人便將一份寫上當天日期的懷孕通知書，連同醫生證明書，放在餐桌上，然後返回自己房間休息。 21.約9時許，答辯人等回家，申索人聽見他們在討論申索人懷孕一事，然後答辯人敲門，憤怒地要求申索人出來。答辯人和她的兒子拿着電話，答辯人丈夫拿着相機在拍攝。答辯人大聲向申索人說，現在要求申索人離開，不再需要申索人，申索人的工作表現不好。答辯人要求申索人簽署文件，並指會給她錢。申索人向答辯人說，她不需假裝，她要求申索人離開，是因為她已經知道申索人懷孕一事。答辯人否認。 22.申索人打電話給她男朋友，但對方沒有接聽。答辯人責問申索人為何還在玩電話，還將電話從她手中搶走，並要求她收拾自己的物件，離開單位。答辯人之後將申索人的物品收拾在一個大袋中，放在單位門外，並召喚保安人員及警察到場。數分鐘後，保安人員到場，要求申索人離開。當申索人準備離開單位時，答辯人捉住她的手，還推她後腰，令她跌出門外。答辯人便將門關上，申索人毃門並要求取回電話，答辯人才開門，將電話交回給她。 23.大概10分鐘後，兩名警員到達現場，其中一名男警員留意到申索人腹部隆起，向她查問是否懷孕。最後，警員陪同申索人離開單位，她當晚往中介宿舍留宿。 24.於2017年3月1日，申索人向勞工處求助，於其後的調解會議中，答辯人向申索人支付了部分欠款。 25.基於以上案情，申索人指，於2017年1月初，答辯人已知悉她有身孕。在這方面，陳大律師邀請法庭考慮以下五項環境證供，以支持這結論：—
26.申索人的案情中，2017年1月初是一個關鍵時間。在她的證供中，申索人指出，當答辯人和她丈夫得悉她懷孕後，他們對待她的態度有所轉變。以往，他們從沒有就她的工作表現發出任何警告，亦較少有投訴。申索人這樣形容：—
27.於較早前存檔的申索通知書，就投訴方面，她有稍稍不同的說法：—
28.於結案陳詞中，陳大律師指，於2017年1月9日發出的警告信，目的是用來鋪排答辯人將利用《僱傭條例》第9條作解僱的基礎，以逃避答辯人須因申索人懷孕而要承擔的法律責任。 29.由於申索人被解僱時，答辯人已知悉她懷孕，而答辯人未有就解僱提供合理或可接受的解釋，因此，法庭可推論答辯人的行為屬歧視，這違反了《性別歧視條例》第8條，申索人要求答辯人作出以下賠償：—
30.同時，答辯人的解僱行為，違反了《僱傭條例》第15條及僱傭合約，須作出以下賠償：—
31.申索人合共申索$244,451.24。申索人同意，她所得的產子費用，將由她的律師直接支付予醫院管理局。 答辯人的案情 32.答辯人的工作是秘書，她丈夫已退休，日常在家中從事金融買賣，他們的兒子就讀中學。答辯人的書面證供指，由2002年起，兒子出生後，答辯人一直聘用印尼家傭，協助照顧兒子和料理家務。他們先後聘用三位家傭，和她們均有良好的關係。但於盤問中，答辯人透露另外還有一位家傭，但於兒子三、四歲時，懷疑該家傭曾打他的兒子，當時給予一個月代通知金辭退了她。 33.申索人是上一任家傭介紹給答辯人的。申索人在香港曾替兩個僱主工作。在盤問中，申索人承認第一份合約只做了11個月，未有完成為期兩年的合同，不過她沒有明確地解釋在甚麼情況下終止合約。而她的第二份合約原本應於2016年4月27日到期，不過她的前僱主提出要求，要求申索人提早於2016年3月中離開，因為僱主新聘請替代申索人的家傭已扺港。答辯人指，申索人之前的兩份合約都沒有完成，這反映她的工作能力和態度很有問題。 34.申索人與答辯人簽署合約及簽證事宜，答辯人委托了張女士的僱傭中心代辦。 35.從申索人一開始工作，表現已十分差，完全沒有清潔意識，工作散漫，重覆犯錯。從2016年5月開始，答辯人和她丈夫不時口頭上向她投訴。答辯人和她丈夫也分別透過WhatsApp短訊指出申索人的錯處，其中包括：—
36.答辯人在本案中倚賴的WhatsApp訊息，大部分是用廣東話以語音訊息發出，也有小部分英文的文字訊息。申索人確認曾收到這些訊息，她亦明白內容。 37.為方便處理日常家務，於2016年5月17日，答辯人成立了一個WhatsApp群組，成員包括她、她丈夫和申索人。答辯人和她丈夫會向申索人發出訊息，申索人須跟從指示工作。在本訴訟中，答辯人擬備了一份文件，其中輯錄了由2016年5月17日至2017年2月18日在這WhatsApp群組中的部分訊息。答辯人指幸好保存了這些訊息，可清楚證明申索人由受聘至解僱，工作表現都是惡劣的，而她和丈夫不時向她投訴及警告，但申索人仍是無心工作，沒有作出改善。 38.於約2016年8、9月左右，答辯人曾致電張女士，向她請教如何處理表現差的家傭。張指，可請家傭去她的辦公室，由她勸誡。但答辯人不想麻煩張，所以她於2016年9月26日在WhatsApp群組發出一個訊息，詳細列出申索人每日的工作流程，目的是希望有了文字紀錄，申索人可以容易跟進工作，會有所改善，而答辯人也不用當面訓斥她。 39.這個訊息的內容，其實就是警告信中第三頁的內容。 40.答辯人倚賴《僱傭條例》第9條，在無需通知下終止合約。由於這是本案的一個關鍵爭議點，因此有需要以較長篇幅列出這些WhatsApp訊息的內容。 41.答辯人強調，這些訊息的內容同樣地反映在警告信中。因為訊息的內容較繁瑣，為方便了解答辯人聲稱對申索人作出的投訴及警告，現根據警告信的段落次序，將有關連的WhatsApp訊息列出。 42.警告信第(2)段 — 不應於工作時間使用電話：—
43.警告信第(3)段 — 經常不按照日程完成工作：—
44.警告信第(5)段 — 經常浪費時間，不去工作：—
45.警告信第(6)段 —應預早準備午餐和晚餐的食物，好讓答辯人一家回家時可進食：—
46.警告信第(7)段 — 洗碗不乾淨，及沒有處理垃圾：—
47.警告信第(8)段 — 經常將食物放置在外，不放進冰箱：—
48.警告信第(9)段 — 需服從指示：—
49.警告信第(10)段 — 不點存餸菜數量，經常忘記取出隔夜餸出來再吃：—
50.警告信第(12)段 — 需小心記住僱主的指示：—
51.警告信第(16)段 — 工作時不應塗指甲油和戴戒指：—
52.雙方沒有爭議，於2017年1月9日，答辯人向申索人發出警告信。根據答辯人的案情，導火線源於2017年1月4日發生的事情。當天，答辯人休假在家。午餐後，申索人一直在廚房講電話，講了差不多一個鐘頭，答辯人入廚房兩次，申索人都沒有理會她，又沒有洗碗。答辯人入了廚房幾分鐘後，她仍繼續講，後來答辯人按捺不住，用電話向着申索人進行攝錄，並要求她不要講電話，但她都不理會，繼續夾着手機，一邊講，一邊洗碗，碗碟根本沒有洗乾淨。當時，申索人的態度囂張頑劣。答辯人拍攝了一分鐘有多，申索人才放下手機。答辯人形容申索人，「語氣惡死，句來句頂」。申索人還說：「咁你自己洗囉，咁咪乾淨囉！」這種行為嚴重破壞大家的互信關係。答辯人披露了這片段為證。這件事令答辯人忍無可忍，令她認真考慮解僱申索人。 53.雙方同意，這片段是於2017年1月4日下午3時21分拍下的。 54.答辯人和丈夫商量後，覺得申索人的態度太過份，已經失控。同日，她往張女士的辦公室，向她說明申索人的情況，也給她看申索人的洗碗片段，張也認為申索人態度惡劣。於是答辯人請張做中間人，約見申索人跟進問題。另外，答辯人也請張女士幫她留意有否適合的家傭可介紹給她。 55.2017年1月9日上午，申索人與張會面，答辯人和她丈夫都不在場，由張解釋給申索人聽他們的不滿，容忍已到極限，向她說明，她有兩個選擇：一、她這個態度，如果不想做，可馬上離開，答辯人會補回一個月人工給她。二、如果想繼續留下，答辯人會給她機會，但她要改善，並簽署警告信。警告信由答辯人草擬，並交由張找人翻譯成印尼文，當中詳細列出申索人的過失和應如何改過，也附上之前已發出的工作日程。 56.答辯人強調，於警告信中，清楚寫明，若申索人不改善，答辯人會將她解僱，不給予通知或代通知金。警告信的第一段如下： —
57.張作證指，在會面中，申索人曾閱讀警告信，只曾就第(15)段提出反駁，指自己沒有從家帶食物出外開派對。當時，張向她說，若不同意，可以不簽署警告信。申索人表示她遲些時候都會離開，所以沒有所謂，申索人便簽署了警告信。 58.之後，申索人的態度稍有改善，但工作表現仍跟以往一樣，經常工作時間內使用電話，工作散漫。答辯人仍需不斷提點她，在WhatsApp紀錄中也可見。但因答辯人於1月中旬往外地工作，而1月尾是農曆新年，她便繼續觀察申索人的表現。 59.直至2017年2月18日，申索人的惡劣態度令答辯人不能再容忍，決定終止合約。當天是星期六，答辯人一家於上午11時外出，答辯人吩咐申索人應如常馬上外出買餸，下午打掃和進行日常的工作。但約2時，答辯人致電申索人，申索人卻說她正在街巿買餸，答辯人問她為何下午才去，申索人沒有回答。 60.當晚，答辯人一家約9時才回家，卻發現申索人完全沒有按吩咐工作，窗台鋪滿塵，洗完的衣服胡亂堆放在沙發上。答辯人要叫她，她才將衣服掛上晾衣架。而乾了的衣服又完全沒有熨摺好。答辯人質問申索人，為何那麼遲才外出買餸，又完全沒有按吩咐工作，申索人卻沒有解釋。答辯人覺得申索人完全沒有珍惜機會，「簡直是不想做」，覺得她已無藥可救，便決定即時解僱她。答辯人指，2月18日發生的事情只是導火線，答辯人對申索人的不滿，是日積月累的，並非因為任何單一事件。答辯人決定第二天再找中介，安排解僱及申索人之後的住宿事宜。 61.2017年2月19日，答辯人一家約11時後才起牀，申索人已出門了。答辯人致電張女士，告知她會解僱申索人，張表示可安排申索人入住她的宿舍。 62.晚上約9時，答辯人回到家裏，便準備好解僱文件和支票，敲門叫申索人從房間出來。為了預防申索人情緒失控，答辯人丈夫和兒子向着申索人進行攝錄。當時，答辯人和申索人的對話如下： —
63.申索人拒絕收取答辯人的支票，也拒絕離開，返回房間使用電話。答辯人唯有召喚大廈保安和警察。因為申索人完全不理睬答辯人，答辯人便拿走她的手機叫她離開。在保安和警察見證下，答辯人執拾了申索人的個人物品，放在大門外。在警察勸說下，申索人離開單位，出了大門後，答辯人便把電話還給她。 64.當申索人在大門口時，她突然故意彎低身，手按在行李袋上面，假裝跌在行李上。答辯人指，自己沒有從後推她，警察和保安都可見到當時的情況。 65.申索人離開後，答辯人才在餐桌上發現一個白信封，應就是申索人現所指的懷孕通知書。當晚，申索人沒有提及這個信封。 66.答辯人沒有披露於2017年2月19日當晚他們一家拍下的片段。答辯人本人的片段事後因電話壞了，片段已被刪除。她丈夫的紀錄亦因電話儲存空間不足而刪掉。於盤問中，答辯人丈夫被質疑為何會刪除這重要的片段，他回答指，因當時拍攝的目的，是恐怕申索人情緒失控，並沒有想過將來會因此事而要打官司，而且在2017年3月已將人工交還給申索人，故此，沒有考慮刪除片段會有甚麼問題。最後，答辯人指她的兒子因為操作不當，當晚根本沒有拍下任何片段。 67.以上是答辯人的事實案情。她否認申索人的指稱，強調於2017年2月19日解僱申索人時，她和丈夫均不知道申索人已懷孕。她否認曾查看申索人的錢包，也否認曾於電話中和人談及家傭懷孕的問題，亦否認於當日有見過印有Pathfinders標記的透明膠套。另外，申索人常常穿着寬鬆的衣服，根本沒有察覺她有懷孕的徵狀。張女士作供指，於2017年1月9日，憑外觀亦看不出申索人已懷孕。 68.最後，張女士的供詞指，其實早於2016年12月，Rum已向她提及申索人懷孕一事，但因為Rum要求張不要向申索人的僱主提及，張便一直也沒有告知答辯人。在盤問中，張指，她作為中介人，不會偏幫僱主或僱員。 69.總括而言，答辯人指，解僱申索人，完全是因為她的工作表現惡劣，屢勸不改，就算找中介跟申索人跟進，以及發出警告信後，申索人仍然沒有改善，不尊重僱主，當僱主的說話是廢話，從她的表現，可見她連嘗試改善的意願都沒有。因此，答辯人有權在無通知及無代通知金的情況下，即時解僱她。因為解僱時，答辯人和她丈夫對申索人懷孕一事毫不知情，所以她的解僱不可能構成歧視行為。 70.於結案陳詞中，答辯人指申索人有義務律師及Pathfinders這個團隊替她進行訴訟，申索人的興訟完全沒有成本。反之，答辯人只是一名「打工仔」，沒有能力僱用律師。為了抗辯，精神受到極大困擾，幾乎用盡年假去參與聆訊，而工餘時間也要用來應付本案。一般來說，她知道在歧視案中，很多案件都是和解的，因為僱主往往不能提出實質證據抗辯。在本案中，由於申索人工作表現實在太惡劣，她才有WhatsApp的訊息紀錄，得以支持她的講法。 71.答辯人提出反申索，指申索人誣告她及作出無理的指控，導致她的形象及聲譽受損，及嚴重感情傷害。答辯人向申索人索償$300,000的懲罰性賠償，因申索人明顯地是設局謀財，去誣告答辯人，這行為不應該毫無後果。 申索人的回應 72.就答辯人指申索人工作表現惡劣的指控，申索人並不同意。在盤問中，她認為自己的工作表現良好，她有盡力去跟從答辯人的指示去做，只是答辯人仍不滿意，申索人也沒有辦法。她多次形容答辯人是一個「奄尖」的人，每件事都會投訴。另外，她指：—
73.就2017年1月4日洗碗事件，她指當時自己其實是在吃午飯。她承認自己有些激動，沒有理會答辯人。她指答辯人要求她重複洗碗。在盤問中，申索人主動提及答辯人為人吝嗇，不想她用太多的洗潔精。 證供分析 74.法庭於考慮證供時，必須評核雙方案情的內在合理性，是否合乎邏輯及常理，案情中有否存在重大犯駁，以及與相關的同期文件是否吻合。 75.整體而言，法庭認為答辯人的事實案情較為可信。 第一、申索人的案情的內在可能性有商榷的地方及沒有同期文件支持 76.申索人的案情中，關鍵的時間是2017年1月初，申索人指答辯人當時知悉申索人懷孕。而1月9日向申索人發出警告信，是答辯人的舖排，好使其後答辯人可以以表現差劣及經已作出警告作基礎，即時解僱申索人，而無須負上僱主就懷孕僱員應承擔的責任。 77.若答辯人已於2017年1月初知悉申索人懷孕，按正常情理，答辯人應在發出警告信後，盡快解僱申索人。但客觀事實是，答辯人是在超過一個多月後，即2月19日，才終止合約。在這段時間，申索人隨時可向答辯人發出懷孕通知書，這無疑會影響或破壞答辯人的「舖排」。從時間上看，申索人的「舖排」推論的內在可能性，令人感到有商榷的地方。 78.此外，答辯人在WhatsApp群組向申索人發出的訊息，其中的內容、模式及頻密程度，若比較2017年1月初之前及之後的訊息，並不見有任何明顯的分別。答辯人在訊息中指出申索人的不足之處，由2016年5月至2017年2月，均是大同小異，內容都是重複及相若的。申索人現指，2017年1月初後，答辯人的態度有所轉變，與同期文件是不相符的。 79.申索人的講法是，2017年1月9日的警告信是答辯人的鋪排。但客觀事實是，在之後的WhatsApp訊息中，答辯人的警告沒有增加，也沒有更嚴厲。申索人的講法沒有客觀的同期文件支持。 第二、答辯人的案情有大量同期文件支持及沒有重大犯駁 80.答辯人的案情，強調申索人由受聘開始，直至解僱當天，工作表現惡劣，態度散漫。相反地，申索人指自己工作表現良好，更指於2017年1月初前，答辯人沒有或少有向她作出投訴。但申索人的講法明顯地與答辯人披露的WhatsApp訊息不相符。訊息的內容經常指出申索人不足的地方，要求申索人要改善，明顯地，可以感受到答辯人對申索人的不滿。但申索人卻在申索通知書及證人陳述書中指，答辯人鮮有投訴，這說法是令人不解的。理論上，她可以認為答辯人的指稱不合理，但她現指答辯人少有投訴，這指稱是與事實不符的。 81.答辯人的WhatsApp訊息全屬同期文件，在這方面上，雙方是沒有爭議的。這些訊息大大地支持答辯人的案情。當中，2016年9月26日的工作日程是眾多訊息中最詳盡的一個。從文件上分析，為何在申索人於4月受僱後，答辯人會在9月發出這個工作日程？若申索人的表現沒有大問題，情理上，僱主應不會無緣無故花時間發出這個訊息。答辯人的講法是，那是由於申索人的表現欠佳，屢勸不改，她才需要發出這書面訊息去提醒她。這講法符合內在可能性。 82.此外，答辯人披露於2017年1月4日拍攝的洗碗片段，也印證了申索人態度惡劣的講法。片段的初段顯示，申索人一邊洗碗，一邊講電話，而答辯人與她談話時，申索人的確沒有理睬她，及繼續在電話中與人交談一段時間才掛線。雖然這片段只反映了一個單一事件，但與答辯人的整體案情描述是吻合的。另外，在片段中，以拍攝的角度，正如答辯人所說，也未能察覺申索人的肚腹隆起。 83.整體而言，答辯人的案情是連貫及一致的，當中沒有重大犯駁。她聲稱申索人的工作問題，她和她丈夫的反應及處理方法，包括徵詢張女士的意見、發出警告信等，都是合乎情理的。有關她和她丈夫未能提供2017年2月19日的錄影片段，他們的解釋表面上是合理的。相反地，申索人的案情有商榷的餘地。在相對可能性的標準下，答辯人的證供較可信及可靠。 84.雙方均在陳詞中，指出對方的案情有矛盾的地方。例如： —
85.但這些矛盾均屬輕微，及與關鍵案情沒有重大關連，法庭不認為這些枝節上的少許矛盾，會影響證供的整體可信性。 86.法庭接納答辯人的事實案情。若答辯人和申索人的證供上有分歧，法庭接納答辯人的證供為真確。在關鍵爭議上，法庭裁定，於答辯人解僱申索人那一刻，她並不知悉申索人懷孕一事。法庭接納答辯人披露的WhatsApp訊息，如實反映了在料理家務、清潔、買餸和煮飯這些日常工作上，申索人沒有達到答辯人的要求和標準。 判定 87.基於已裁斷的事實，答辯人決定中止合約，是因為認為申索人工作表現惡劣，發出警告信後仍無改善，而並非因為她懷有身孕。因此，答辯人的行為不構成歧視，法庭撤銷申索人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提出的申索。 88.就申索人根據《僱傭條例》作出的申索，以下是有關的條文：—
89.根據已裁斷的事實，基於申索人於中止合約後，告知答辯人她已懷孕，而答辯人在事後也發現申索人所指內有懷孕通知書的信封，第15(1)(b)條適用，答辯人的解僱行為應視為猶如從未作出一樣，除非答辯人能證明她是按照第9條中止合約的。 90.換言之，答辯人須確立她有權根據第9條，即時解僱申索人。若她成功的話，申索人的僱傭申索將敗訴。（不過，雙方同意，答辯人仍需支付申索人的單程回鄉交通費用這項目。）反之，答辯人的解僱行為便是違反僱傭合約，申索人可得賠償。 91.當法庭決定僱主是否可按照第9條即時中止合約時，關鍵在於僱員被投訴的行為，是否顯示她漠視或違反僱傭合約的最基本條件：Laws v London Chronicle (Indicator Newspapers) Ltd [1959] 1 WLR 698, 700[1]；Pepper v Webb [1969] 1 WLR 514, 517[2] 92.由於僱主與僱員之間的關係，以及僱主所投訴的行為，在每宗案例中均有所不同，故此，於參考案例時的着眼點，應在法庭如何將以上的原則應用於每個不同的事實個案上。 93.根據已裁斷的事實，法庭認為第9(1)(a)(iv)條適用，於受僱期間，申索人慣常疏忽職責，答辯人有權按照該條文，即時中止合約。 94.首先，申索人指，答辯人是一個「奄尖」的人。在這方面，從WhatsApp訊息可見，她的確是一個有要求的人。但在本分析中，重點在於，她的要求是否合理。法庭認為，要求家居整潔、碗碟乾淨、有清潔衣服替換、不浪費食物、期望下班回來可用膳等，均屬合理範圍下提出的要求，但申索人沒有履行她的基本職責。 95.由開始替答辯人工作，申索人的表現已不理想。答辯人和她丈夫多次口頭上向她作出指示及提點，更進一步成立WhatsApp群組，提醒申索人工作要注意的地方，但申索人都沒有改善。數個月後，於2016年9月26日，答辯人發出一個詳細的工作日程，但申索人依然沒有改善工作表現或態度。這情況一直持續。 96.於2017年1月9日，答辯人特意要求申索人上僱傭中心，讓張女士向她跟進問題。申索人明白警告信的內容，當中清楚寫明若申索人不改變，答辯人會即時中止合約。雖然她的態度之後稍有改善，但很快又變回從前的樣子，工作散漫，表現差劣，正如答辯人作供時所講，從申索人的行為可見，她連嘗試去改的意願都沒有，根本是當僱主的說話是廢話。 97.陳大律師作出陳詞時，邀請法庭考慮申索人的行為的嚴重性。就算申索人的確在處理家務上有缺失，日常工作不達標，但這些失誤均沒有帶來嚴重的後果，這應是法庭考慮的一個因素。 98.法庭接納，僱員被投訴的行為有否帶來嚴重的後果，是一個需考慮的因素。但明顯地，在每宗案件中，這因素的比重，將會因應案件所披露的事實而有所不同。 99.在本案中，雙方沒有爭議，答辯人、她丈夫和兒子是一個普通的香港家庭，沒有任何特殊的生活方式。她一家沒有飼養寵物，也沒擁有私家車，也很少會在家宴請朋友。 100.作為一名家傭，申索人的工作主要是基本的家務，包括清潔、買餸及煮食。雖然處理家務不達標，可能被形容為一件瑣碎的事，申索人的行為也沒有導致任何嚴重的後果。但是，若從傭僱合約的角度去分析，申索人的基本工作，便是依據答辯人的合理指示去處理家務，但她卻沒有履行這職責，往往需要答辯人不斷提醒。證據清晰顯示，這並非是一時的無心之失，或偶有出錯。這情況是長時間地、重複地及持續地發生的。當答辯人嘗試用各種方法向她作出提示，繼而警告，她的工作仍沒有改善，從而可見她根本沒有做好這份工作的意圖。 101.雖然申索人工作上的不足，每一件事單獨來看，並非是嚴重的錯失，但綜觀整個僱傭關係，申索人的整體行為，直接地衝擊僱主及僱員間的關係，顯示她根本是漠視她作為僱員的基本責任。 102.這情況與答辯人所倚賴的案例，Ying Kee Safes and Furniture Ltd v Wong Yam Tak HCLA 105/1995，1995年12月1日，情況相似。在該案件中，僱員持續地遲到上班，經警告後，仍無改善。法庭判定，僱主可即時中止合約。Le Pichon法官指：—
103.即時中止合約是一個嚴重事件，因為其後果是，僱員將因而失去《僱傭條例》下的眾多保障。在僱傭關係中，這如同判處僱員「死刑」一樣：Tsang Tak Chi v China Wall Ltd [1999] 1 HKC 366, 371C-D。在本案中，申索人更因而會喪失法例賦與懷孕員工的保障。 104.經考慮所有有關事實後，法庭認為，申索人的工作表現及行為，屬於慣常疏忽職責，因此判定答辯人是在合法情況下，按照第9條解僱她。 105.因此，除卻雙方同意的單程回鄉交通費用外，現判定申索人的僱傭申索敗訴。 反申索 106.在本訴訟中，答辯人指申索人誣告她及提出無理指控，令答辯人受傷害，要求賠償。 107.答辯人沒有明確列出反申索的法律訴訟因由或原則。陳大律師陳詞中指，相關的訴因或可建基於惡意民事檢控（malicious prosecution）：參考Crawford Adjusters (Cayman) Ltd v Sagicor General Insurance (Cayman) Ltd [2014] AC 366；Willers v Joyce [2018] AC 779；Yanfull Investments Ltd v Datuk Ooi Kee Liang HCA 687/2015，2016年4月15日，CACV 114/2016，2017年3月15日；Chua Grace Gonzales v Sobrevilla, Rhennie Boy Fernandez DCCJ 3750/2015，2017年8月24日。 108.這訴因的元素如下：—
109.法庭接納陳大律師的陳詞，第二項元素只能在聲稱是惡意民事檢控的案件作出裁決後，才會成立。故此，法庭不能於本訴訟就這訴因作出判決。無論如何，答辯人亦需就第三及四個元素舉證。本案的關鍵在於答辯人在中止合約前是否知悉申索人懷孕一事，及申索人的工作表現是否可界定為符合第9條的準則。在這兩點上，法庭作出了對答辯人有利的裁決。但單靠這裁決，並不足以證明申索人的申索是沒有合理及可行基礎，或她是惡意提出申索的。 110.故此，法庭撤銷答辯人的反申索。 111.最後，在訴訟的不同階段，答辯人均對申索人的法律團隊及協助她的Pathfinders作出控訴，指摘他們以不當手段去支持申索人提出虛假的巨額索償，例如恐嚇她，若不和解，事件會曝光，並會影響她的形象及她僱主對她的看法等。她指律師以高壓手段不斷壓迫，務求她支付賠償，而她這個「僱主」其實只是一個小職員，這令她兩年來受盡困擾。 112.法庭可理解答辯人因這官司而承受很大的壓力，毫無疑問，從她準備的文件及陳詞，可見她花了不少時間及心力去抗辯。主觀情感上，她絕對可能感到受壓迫。但是，根據法庭的觀察，法庭並不同意答辯人對申索人的法律代表及Pathfinders的指控。申索人的法律代表所發出的書信，及於庭上作出的陳詞，客觀上來說，均沒有出現答辯人所指的不當情況。 命令 113.基於以上原因，現命令撤銷申索人的申索及答辯人的反申索。雙方均同意，答辯人須向申索人支付單程回鄉的交通費用。現評定金額為$1,800。申索人可得利息，由開展勞資審裁處申索當天起計，直至本判案書日期為止，以最優惠利率加1厘計算。其後以判定利率計算，直至金額全數清還為止。 114.根據《區域法院條例》第73B(3)條，法庭就本訴訟及反申索不作任何訟費命令，這包括勞資審裁處的訟費。此訟費命令為暫准命令，除非有人提出申請更改，否則這命令在本判案書起計14天後，將成為絕對命令。
申索人：由羅夏信律師事務所延聘陳國維大律師代表 答辯人：沒有律師代表，並親自應訊 [1] “… it follows that the question must be – if summary dismissal is claimed to be justifiable – whether the conduct complained of is such as to show the servant to have disregarded the essential conditions of the contract of service.” (Lord Evershed MR) [2] “Now what will justify an instant dismissal? – something done by the employee which impliedly or expressly is a repudi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erms of the contract; …” (Harman LJ) | |||||||||||||||||||||||||||||||||||||||||||||||||||||||||||
not finish prepare so I cannot eat after come.Cases cited in this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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