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m Thi Van Anh 及另二人 對 入境事務處處長及另一人

CACV 490/2020

[2021] HKCA 1870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民事上訴

民事上訴案件2020年第490號

(原高等法院憲法及行政訴訟2018年第1029、1484及1485號

(合併))

(根據高等法院暫委法官陳忠基於2019年7月4日頒布合併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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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由上訴法庭副庭長關淑馨頒發上訴法庭判案書:

1.三名申請人就高等法院暫委法官陳忠基在2019年9月27日的決定[1]提出上訴，陳法官在該決定，拒絕給予各申請人許可，就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上訴委員會」）有關他們的免遣返保護聲請作出的決定，逾期申請許可提出司法覆核。

2.第二及第三申請人，是第一申請人未成年的兒子和女兒，他們沒有獨立的法律代表，一直由第一申請人代表他們行事。

3.第一申請人同意以書面方式處理這次上訴[2]，無需舉行口頭聆訊。民事上訴司法常務官在2021年4月19日作出指示，申請人須於2021年5月3日或之前呈交書面陳詞，並指示各方根據指示行事之後，本申請將交由上訴法庭以書面方式處理。由於申請人在《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修訂有關條文的生效日期前存檔上訴通知書，根據該條例第34B(4B)條，本上訴須由3名上訴法庭法官處理。

4.三名申請人均爲越南國民，第一申請人現年37歲，她過往曾多次在香港被遣返越南。在2013年底，當她懷有身孕時，因擔心她自己以及孩子在越南的安全問題，她離開越南到中國，再從内地偷渡到香港，並向入境事務處提出免遣返聲請。她的兒子（即第二申請人）在2014年6月23日在香港出生。她後來在2014年8月4日，安排她的女兒（即第三申請人）偷渡到香港。

5.第一申請人聲稱如被遣返越南，她的債主會因她無力償還債務而傷害甚至殺害她。她亦爲第二及第三申請人以相近的理由，提出免遣返聲請。

處長的決定

6.入境事務處處長（「處長」）在2016年4月27日發出決定通知書，就包括酷刑風險[3]、《人權法案》第三條風險[4]以及遭受迫害風險[5]的理由作出考慮，拒絕了三名申請人的免遣返保護聲請。

7.處長認爲第一申請人過往所受傷害的嚴重程度，未達相關條例訂立的最低水平，判斷她的債主及其收債人只是意圖逼她還債，並非真的有意圖去殺害她或對她施以嚴重傷害。考慮過第一申請人過往所遭受苛待的頻率及嚴重程度，處長判斷第一申請人回國後，只有低受害風險。此外，處長認爲第一申請人回國後，可獲得越南政府合理的保護，也可遷移到國内其他地方，進一步減低或消除她認爲存在的風險，其子女也可在越南接受教育。

8.處長其後曾邀請申請人爲他們的免遣返保護聲請，就包括《人權法案》第二條風險[6]在内的所有適用理據，提交額外資料。各申請人沒有就此作出回應。處長憑已有的資料，就各申請人的聲請，包括《人權法案》第二條風險在内，作進一步考慮，於2017年4月12日發出通知書，拒絕各申請人的申請。

上訴委員會的決定

9.各申請人不服處長的決定，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第一申請人出席了2017年5月2日在上訴委員會席前進行的聆訊，第二及第三申請人則獲豁免出席聆訊。

10.上訴委員會認爲，沒有證據顯示各申請人的問題與越南政府、警方或任何公職人員有關，第一申請人過往遭受的苛待亦未達致屬於酷刑、迫害或是《人權法案》第三條所述的待遇的最低水平。亦沒有證據顯示，第一申請人有真實的風險，在越南會遭受生命危險。上訴委員會亦裁斷，三名申請人回國後，如要遷移至越南其他地方，不會遭遇太大困難，於是在2017年6月15日駁回他們的上訴。

擬提出的司法覆核

11.第一申請人在2018年6月6日，在HCAL 1029/2018案存檔表格86及誓章，就處長及上訴委員會的決定，申請許可提出司法覆核。她沒有提出實質的司法覆核理據，只表示如被遣返越南，她的人權（包括《香港人權法案》所述的生存的權利）會被剝奪。

12.她其後代表第二及第三申請人，於2018年7月27日，分別在HCAL 1484/2018及HCAL 1485/2018案中，存檔表格86及誓章，就處長及上訴委員會的決定申請許可提出司法覆核。在這兩份申請中，第二和第三申請人同樣沒有提出實質的司法覆核理據，只重申他們如被遣返越南，會有生命危險及人權會被剝奪。

法官的決定

13.三名申請人都出席了2019年7月4日在陳法官席前的聆訊，經第一申請人同意，陳法官將三宗申請合併處理。陳法官認爲各申請人延遲超過8個月才申請司法覆核許可，屬嚴重延誤，而第一申請人亦未能爲延誤提供任何解釋。因此，陳法官不接受各申請人的嚴重延誤，有任何合理的理由。此外，由於各申請人沒有指出，處長或上訴委員會的決定，有任何法律錯誤或程序不公的地方，陳法官認爲他們擬提出的司法覆核，沒有任何合理可爭辯之處。再者，陳法官考慮到處長及上訴委員會，均判斷申請人的申請所提及的受害風險，只局限在一個地區，他們可遷移到越南其他地方，因此判定各申請人沒有理由獲得免遣返保護。

14.陳法官裁定各申請人擬提出的司法覆核許可申請，沒有成功的機會，故在2019年9月27日，拒絕延展提出司法覆核許可申請的期限，並撤銷各申請人的申請。

15.三名申請人曾在2019年10月10日，在原訟法庭存檔傳票，就陳法官的決定提出上訴許可申請。但因終審法院在H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and AH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2020) 23 HKCFAR 248 案中裁定, 此類上訴無須上訴許可，陳法官在2020年9月17日將上訴時限延展14天，讓各申請人存檔上訴通知書[7]。

上訴理由

16.第一申請人在上訴通知書及書面陳詞，重申她因無力償還債務在越南遭受迫害，所以來港避難。

分析及裁決

17.免遣返聲請上訴案件適用的一般法律原則，詳述於Nupur Mst訴入境事務處處長 ([2018] HKCA 524) 的判詞第14段。

18.在處理上訴時，上訴法庭會集中考慮原訟法庭法官的決定，只會在以下情況才考慮推翻原審法官的判決: 原審法官在法律上犯錯、沒有考慮已向法庭提出的相關事宜、考慮不相關的事宜，或有明顯犯錯。

19.陳法官就第一申請人的申請，作出了充份及合理的分析，並就他的決定提供了詳盡的理由。第一申請人在她的上訴通知書及書面陳詞，只是覆述她在越南遭遇的問題，沒有指出原訟法庭法官的決定有何錯誤之處。  由於第一申請人未有提出任何合理的上訴理由，本庭駁回她的上訴。

20.至於第二及第三申請人，他們是未成年人士，且沒有按照《高等法院規則》第80號命令第2條規則由律師代表行事，本庭須將他們的情況分開考慮：見 Fabio Arlyn Timogan v Evan Ruth Esq, Adjudicator of the Torture Claims Appeal Board / Non-Refoulement Claims Petition Office [2020] HKCA 971。

21.第一申請人看來沒有按照法庭指示，爲第二及第三申請人申請法律援助或覓得代表律師。雖然如此，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2號命令第1條，法庭可行使酌情權，將沒有遵從《高等法院規則》的行事，視作為不符合規定但不會令該等法律程序無效：見Re Jassal Tajinder Kumar [2021] HKCA 124 §27。

22.上訴法庭曾在Fabio Arlyn Timogan及Re Jasvir Singh [2021] HKCA 53，述明下列處理方式，適用於未成年人的免遣返聲請案件：

(1)   未成年人的免遣返聲請，即使是基於同樣的主要事實基礎，他們的申請仍然要和父母的申請分開處理，需要對他們的個人情況作出個別考慮；

(2)   就算是基於相同的主要事實基礎，如果裁斷者只將所有申請當作單一共同申請，沒有分別考慮各申請人的個人情況，這是法律上的錯誤。即使父母的申請被撤銷，並不等於無須進一步考慮子女的個人情況，便可將他們的申請一併撤銷;

(3)   即使所遭受的苛待在成人的案中，不屬於達致受逼害的程度，倘若發生在兒童身上，卻有可能屬於受逼害。

23.在本案中，處長及上訴委員會均只集中考慮第一申請人的案情，而沒有充份的分開考慮，第二及第三申請人的個人情況。陳法官在處理司法覆核許可申請時，也沒有分開考慮第二及第三申請人的情況。因此，第二及第三申請人擬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有合理可爭論之處。縱使他們未有遵從《高等法院規則》第80號命令第2條規則，本庭應運用酌情權，將之視作僅為不符合規定但不會令其上訴變成無效。

24.基於上述理由，第一申請人的上訴應被撤銷。本庭判第二及第三申請人的上訴得直，並給予他們許可提出司法覆核，指示他們須由法定代表律師作爲起訴監護人，在司法覆核的法律程序中代表他們。

第一申請人：無律師代表，親自行事

第二申請人：無律師代表，親自行事

第三申請人：無律師代表，親自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