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林俊峰

DCCC 511/2021

[2022] HKDC 590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1年第5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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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被告人面對一項「協助未獲授權進境者在香港境內的旅程」罪（控罪一）及一項「處理貨物意圖協助他人未有艙單而輸出該等貨物」罪（控罪二）。他承認控罪二，但否認控罪一。

2.本審訊只涉及控罪一。

控方案情

3.2021年2月24日晚上約8時20分，警員8002在雷達上發現，有物體沿香港國際機場東北岸邊駛向航天城東路的碼頭。他通知正在航天城東路連接赤鱲角路進行監察的警員13763。

4.同一時刻，警員13763看見一艘沒有展示航行燈的無篷快艇（約13米長），駛向航天城東路8號附近的碼頭。同日晚上約8時23分，警員13763看見該快艇靠泊上述碼頭，然後數名男子沿碼頭的樓梯登岸，並隨即登上一輛私家車。警員13763立刻通知同僚截查該私家車。

5.約8時24分，警員12523駕車到達航天城東路8號的地盤出入口，看見一輛私家車 (VA1765)  迎面駛來。警員12523下車，上前表露身份並截查該私家車[1]。當時，該私家車由被告人駕駛，車上有3名男乘客（謝立亮、謝君海、謝君燕）。警方調查後證實，該3名男子均為非法入境者；他們的關係是3父子。

6.約8時40分，警員12523以「協助及教唆非法入境」罪名拘捕被告人。警誡下，被告人說，「阿Sir，我冇嘢講。」

7.這是控罪一。辯方亦同意了上述事實。

8.時序上，控罪二先發生。控罪二的證據，純粹來自被告人在錄影會面的招認。為了解釋接載謝氏3父子的前因後果，被告人透露自己干犯了控罪二。

辯方案情

9.被告人選擇作供，並傳召了謝君海先生 (DW2)  為辯方證人。

10.被告人供稱，他現年50歲，已婚，育有一子一女（12歲及10歲）。被告人經營紅、白酒生意（批發和零售）10多年。疫情其間，每月收入約70,000元。被告人表示，3歲便隨家人由內地來港定居，在香港完成高中課程。

11.被告人解釋，案發當天，一位認識了5、6年的內地顧客（阿東）要求他幫忙，替他在香港購買一批叫「愛豐收」的農藥。為了給阿東行個方便，被告人在粉嶺以2,000多港元購買了3箱該品牌的農藥，打算日後只向阿東收取貨款（並沒有圖利的想法）。

12.案發當日傍晚，被告人按照阿東的指示，開車把3箱農藥載到航天城東路8號地盤，等候阿東派人前來收貨。稍後，被告人接獲一個內地號碼的來電[2]，叫他把貨物搬到碼頭的樓梯[3]。

13.不久，一艘快艇駛至，接收了3箱農藥。除了開船的男子及一名船員，船上還有3名男子（後知是謝氏父子），他們曾簡單協助被告人把貨物搬到船上，然後登岸。登岸後，該3名男子其中一人用粵語對被告人說：「師傅，方唔方便車我哋出去地鐵站？」被告人見是舉手之勞，便答應他們。 於是 3人登上被告人的私家車，被告人剛開車便遭警方截停。

14.DW2供稱，事發當天，他和弟弟（謝君燕）跟從父親（謝立亮）的安排，由中山乘坐快艇來港找尋工作。DW2表示，他並不知道，被告人會在碼頭出現；事前亦不認識被告人。DW2稱，登岸後，他發現該處偏僻，便要求被告人載他們3人到附近的地鐵站。

證據評估及分析

15.舉證責任在控方，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控罪一的每一元素。

16.被告人用私家車接載了謝氏3父子，這是不爭的事實。在本案，辯方的說法是，答應DW2的要求開車送謝氏3父子到地鐵站時，被告人不知道亦沒有理由懷疑，並即使作出合理努力也不能發現，謝氏3父子是非法入境者。

17.關於控罪一的犯罪意圖及法定辯解[4]，本席謹記上訴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楊錦源 [2011] 5 HKLRD 371案闡述的法律原則。本席亦細心考慮了被告人及DW2的證供，並觀察了他們作供時的神情舉止。

18.拘捕被告人時，警方似乎並未掌握任何關於控罪二的證據。直到現在，控罪二的證據，是純粹來自被告人的招認。按常理考量，被告人沒有必要，在錄影會面中主動提及關於控罪二的任何事情。即使為了合理化自己缺乏對謝氏3父子身份的認知，以及加強自己證言的可信性，也沒有必要虛構代客戶購買不能進口內地的農藥。乾脆胡扯阿東購買了紅酒[5]，派人開船到碼頭收貨，這不是更具說服力嗎？

19.被告人在錄影會面及庭上清楚交代，謝氏3父子登上他私家車的原委，更主動披露自己干犯了控罪二。身為陪審員，本席認為，被告人的證言可能是真確的。同樣道理，DW2並沒有必要留港替被告人作證[6]。假如有任何在碼頭接載謝氏3父子的事先安排，DW2大可擔任控方證人。本席認為，DW2的證言也可能是真確的。

20.阿東是內地人；他要求被告人代購不能進口內地的農藥；開船的男子用內地電話號碼致電被告人。基於這3項事實（假如屬實的話），控方能否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i)  前來收貨的船隻，必然是從內地出發來港；(ii)  船上的乘客，必然是內地人；(iii)  船隻接收貨物後，必定直接原船運返內地；及 (iv)  前來收貨的船隻，不會接載建築工人。身為陪審員，本席認為，相關答案全是否定的。

21.被告人提供了證據[7]，在黃昏時分，不同大小、類型的船隻不斷靠泊涉案的碼頭，讓建築工人登船或登岸。

22.雖然謝氏3父子沒有穿着連身工作服（俗稱「蛤乸衣」）或攜帶安全帽，從相關片段所見，的確有部份登岸的工人穿着便服。本席認為，單憑外觀，不能判斷謝氏3父子是否建築工人或內地人[8]。憑常識，本席知道，本地建築業也有從內地輸入外勞。

23.關於口音，操純正粵語的，可以是從未踏足香港的「老廣州」；操外省口音粵語的，卻可能是從內地移居香港多年的「香港人」。今時今日，憑口音判別香港人還是內地人，並不可靠。

24.考慮了現有證據，本席認為，即使法庭採納「相對可能性較高」的標準，被告人也能證明，當DW2提出開車載他們一程的要求時，被告人並不知道，亦沒有理由懷疑，謝氏3父子是非法入境者。關於採取「合理努力」，DW2清楚表示，假如被問及是否偷渡來港或非法入境者，他一定不會承認。很明顯，這是常理。本席亦相信，即使被告人詢問他們，謝氏3父子也不會承認是非法入境者。法律上，被告人並沒有權限要求他們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才讓他們登車。

25.基於上述理由，本席認為，控方未能就控罪一成功舉證。本席裁定，被告人罪名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