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上訴人 王界珍

CACC 377/200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減刑上訴

刑事上訴案件2004年第377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04年第761號）

聆訊日期: 2005年2月3日

判案日期: 2005年2月3日

判案書

上訴法庭法官楊振權頒發上訴法庭判案書：

1.上訴人王界珍被控五項盜竊罪。她在區域法院暫委法官麥健濤席前承認全部控罪，結果每項控罪被判入獄32個月，同期執行。

2.上訴人不服總刑期32個月，並在2004年12月9日獲司徒敬法官批准，就判刑上訴。

案情

3.五項盜竊罪都是‘打荷包’罪行，是在同一天干犯，案發地點是藍田德田邨德田街巿，而上訴人每次犯案的手法都相同。

4.上訴人在早上街巿繁忙時段盜取多名婦女財物，包括現金、銀行卡、手提電話等。部份受害人更失去身份證明文件。案發時受害人都是在街巿內購物。

5.上訴人50歲，有15次犯案案底，差不多全部都是盜竊罪行，包括‘打荷包’。

判刑理由

6.原審法官指出上訴人是職業扒手，專門在人多街 巿，當購物人士專心購物時下手盜取她們的財物。原審法官指上訴人面對五項控罪和她重複及持續犯相同罪行，都是加重罪責因素。原審法官亦指出上訴人盜取的財物，雖然數額不大，但對受害人的影響亦可能十分嚴重，原因是她們要補領證件，而盜取手提電話亦是導致贓物手提電話氾濫的主因。

7.主審法官以三年為量刑基準，並因上訴人認罪而將刑期扣減1/3至2年。

8.主審法官亦應控方申請，以‘打荷包’罪行非常普遍為理由，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將刑期再增加8個月至32個月。

9.結果主審法官將每項控罪刑期定為32個月，並下令全部控罪的刑期都同期執行。

10.上訴人指刑期太長，故上訴要求減刑。向法庭陳述時，上訴人亦呈上原審時代表她的律師的意見，指原審法官採納的量刑基準過高、加刑幅度太大。上訴人的律師更認為既然五項罪行在一小時內干犯，法庭應將五項罪行當一項罪行處理。

11.就‘打荷包’案件判刑，上訴法庭在HKSAR v Ngo Van Huy CACC 107/2004案，作出量刑指引。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明確指出‘打荷包’須受嚴勵譴責。原因是該類罪行雖然涉及財物不多，但會對受害人士做成極度不便，影響他們的私隱和香港的聲譽。因此‘打荷包’罪行屬嚴重罪行，理應重判。

12.上訴法庭裁定初犯者被定罪後適當判刑是12-15個月。但如果案件有其他加重罪責因素，則刑期會加長。加重罪責因素包括：

(一)	犯案時有使用工具方便犯案，更甚者，有傷害受害人；
(二)	犯案地點行人眾多，令公眾人士更容易受害，例如是地鐵、馬場、繁忙商場等；
(三)	被告人夥同他人犯案，特別是處理‘有組織及職業扒手’黨時，刑期須大幅度增加。如有國際扒手常在香港犯案，則量刑基準最少為2年6個月監禁；
(四)	被告人並非初犯者。如被告人持續犯案，刑責則更甚。

13.上訴法庭特別指出一名被告人重複及持續干犯同類罪行時，為了保障巿民大眾和阻嚇被告人，法庭會判增幅可觀的刑期，原因是過往的判刑沒有足夠阻嚇性。

14.當罪行普遍時，法庭亦應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增加刑期；而增幅1/3是合適的。

15.CACC 107/2004案涉及一名被告人，他承認一項‘打荷包’罪。他曾27次犯案，17次和盜竊及企圖盜竊有關。

16.上訴法庭考慮到該案的加重罪責因素，包括被告人的犯案記錄、犯案地點繁忙後，裁定適當量刑基準為27個月監禁。因被告人認罪，刑期扣減1/3至18個月，但要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增加1/3至24個月。

17.上訴人的情況和CACC 107/2004案的被告人情況相似。他們都是案底纍纍，他們亦是在繁忙地點犯案。

18.但和CACC 107/2004案的被告人不同，上訴人承認五項控罪。雖然五項罪行是在一小時內，同一地點干犯，但絕不應視作同一項罪行。五項罪行不但涉及不同的受害人者，亦表示上訴人有能力和意圖在短時間向不同人士下手。

19.主審法官以上訴人有多次案底，是一名職業扒手而將每一項控罪的量刑基準定為三年，可能和CACC 107/2004案所定下的量刑指引有抵觸。但本庭更為關注的是整體刑期是否適當。

20.本庭認為考慮到事件的背景和上訴人的背景，特別是她的犯案記錄，最終刑期32個月雖不屬輕判，但亦非明顯過重，本庭沒有基礎更改。

21.上訴人的上訴須駁回。

答辯人：由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覃民輝代表。

上訴人：無律師代表，親自應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