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CMA473/200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及判刑上訴
案件編號 ：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09年第473號
(原荃灣裁判法院案件2009年第105號)
------------------------------
------------------------------
審理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潘敏琦
聆訊日期：2009年12月17日
裁決日期：2009年12月17日
判案書
1.上訴人在聆訊後被裁定一項「管有違權複製品」罪罪名成立，違反香港法例第528 章《版權條例》第118(1)(f)(i) 及119(1) 條。
2.原第一被告人駕駛一輛輕型貨車進入一工業大廈的停車場，從車上卸下一架手推車和8 個紙箱，以手推車把紙箱送到18K 室外，正在開啓單位木門掛鎖時被海關關員拘捕。關員從該8 個紙箱內撿獲控罪一所指的數碼光碟和音樂數碼光碟；另在單位内撿獲控罪二所指的侵權複製品。
3.關員又從單位內搜獲3 張付租者為「逸通有限公司」的租金收據、一盒印有「吳劍雄」的名字及其手機號碼的「逸通有限公司」的名片，名片背後，印有以下的文字：「專業代理CD VCD DVD 進出口中國各類電子產品。各類百貨零售批發」。
4.後來上訴人被拘捕，他承認他的別名是「吳劍雄」，18K 室是他租下的。2008 年3 月12 日至9 月23 日他正在獄中服刑，案發即7 月2 日時他為在囚人士。他承認上述名片的號碼是其手機電話號碼，服刑時手機一直放在家中。關員在其家中搜獲其他包括一張「逸通有限公司」的目錄表及原第一被告人的會面紀錄副本等證物。
5.上訴人在聆訊中不作供及不傳召證人。原首被告人之證供，簡而言之，是他認識上訴人及其妻子，經常替上訴人從18K 單位搬運家品雜物，亦有利用該處代一名為「阿强」的人存放物品，他是透過上訴人認識阿强的。事發時他正替阿強搬運貨物到單位，，而鎖匙是阿強交給他的。他對正在搬運貨品的性質並不知情，他是從上訴人太太處得知上訴人被囚禁的。
上訴理由
6.上訴理由，現綜合概述如下：
(1) 本案針對上訴人之證供薄弱，裁判官錯誤裁定表面證供成立。
(2) 裁判官錯誤裁定本案之案情可供他作出上訴人「管有」涉案的侵權複製品的唯一合理推論。
(3) 故此，上訴人大律師指定罪不安全及不穩妥。
答辯人回應
7.答辯人指，事發時，上訴人仍是單位的租客，本案並無證供顯示上訴人曾違失單位鎖匙或把單位分租給他人，亦無證供顯示他曾通知警方單位遭爆竊。上訴人經營的「逸通有限公司」亦是從事光碟生意，案發後從上訴人家中撿獲的目錄表的一些光碟劇名與涉案單位内的光碟劇名吻合，上訴人不作供不傳召證人，那表示沒有任何證供去削弱、反駁或解釋控方所提出的證供。而整體證供的唯一合理推論是原第一被告人是從上訴人處得到單位鎖匙，多次進出涉案單位，上訴人和原第一被告人共同管有18K 單位内的光碟。
判決
8.裁判官正確指出，本案的關鍵乃在於控方能否在毫無合理疑點之下，證實上訴人是否「管有」18K室內的光碟。事發時，上訴人正在獄中服刑，自不能「實質管有」有關的侵權複製品。裁判官是以「推定管有」(Constructive Possession)，即上訴人是透過原第一被告人管有有關的侵權複製品，來裁定上訴人罪成的。
9.裁判官說：
「“推定管有”則有如下的解釋：
‘實質雖然實際上未被人持有，但其受人支配的程度已達到法律承認的構成管有度….’參考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1935] AC53 …」
10.本案針對上訴人的證供包括他曾以「逸通有限公司」的名義租下18K 室；他有權佔用該單位及控制單位內擺放的光碟。逸通有限公司的部分業務是經營光碟生意。案發日，上訴人依然是單位的租客。他出獄後，海關人員從他家中搜獲早前海關人員交給原第一被告人的法律文件。裁判官說：
「36. 第二被告的別名是吳劍雄。他曾以“逸通有限公司”的名義租下18K室；他有權佔用該單位及控制單位內擺放的光碟。逸通有限公司的部分業務是經營光碟生意。由於7月3 日第二被告因為其他案件被拘禁，所以他當日並無“實際管有”單位內的貨物。但在案發之時，他依然是單位的租客，有能力指派他人進入18K室及處理單位內的貨物。第二被告家中更有海關人員交給第一被告的法律文件。凡此種種因素，本席認為唯一的引申，就是第二被告亦沒有可能不知道18K室內擺放的是光碟；當時他有足夠的能力，可以亦實際上有透過他人控制、支配18K室內的物品。其控制的能力及管有的程度已合乎法律上的“推定管有”。」
11.本席在香港特列行政區訴梅静濤、香港特列行政區訴冠超珠寶(香港)有限公司，HCMA711/2008及HCMA713/2008(合併審理)一案中所處理的情況與本案相若，本席説：
「14. 本控罪的基本元素是“管有”。“管有”的方式可以是實際保管著、或以其他方式實際上控制有關物品。本案並無證供顯示在購買行動中上訴人是在店鋪內的，故此檢控他“管有”的基礎自是他以其他方式實際上控制有關物品。以其他方式實際上控制有關物品，管有者不一定需要在有關物品的附近範圍、甚至無需和有關物品有所實際的接觸。就此“管有”的方式而言，控方須證實：
(a) 上訴人對涉案物件有控制權；
(b) 他知道他是控制着該涉案物件；
(c) 他知道該涉案物件的性質；及
(d) 他意圖在有需要時，便會控制該涉案物件。
15. 裁判官裁定上訴人『不知道證物P3及P4這兩件證物是存放在陳列架上』，而本案亦無證供顯示，海關關員於試買行動之前曾見過涉案物件展示在上訴公司的橱櫃、亦無證供顯示該涉案物件是在何時、由何人、及在甚麼情況下購買和擺放在橱櫃。反之，證供顯示上訴人在試買行動時並不在現埸，情況和HKSAR v. Lee Siu Hing，HCMA279/1999相若：
“One of the ingredients of the present offence which the prosecution had to prove was that the Appellant was in possession of the offending works. At the time of the raid the Appellant was not present in the Shop. In convicting the Appellant, the learned Magistrate must have found that the Appellant was in possession of those articles. It appeared that the learned Magistrate relied on the fact that the Appellant had signed on the 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and inferring therefrom that the Appellant was in possession of the pirated discs. But it appeared that the Magistrate had fallen into the error of making a quantum leap, without first considering if there was evidence before him to come to support his inference…
… Had the Appellant been present at the Shop during the raid, I could see the force and rationale behind the Magistrate’s inference. The fact remains that the Appellant was not at the Shop and another person was arrested during the raid. The Business Registration Form could not have been evidence to show knowledge, possession or control by the Appellant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charge.” (per Pang J)」
12.事實上，在R v Choi Lang Hung, CACC92/1958一案中，上訴法庭確認原審法官就「推定管有」所作之指引：
“…Constructive possession arises where there is no physical or effective possession but an intention to possess, coupled with an ability to reduce the article into physical possession…if the person concerned so desires. Constructive possession then is the intention to possess a thing coupled with the ability to reduce it into possession if you so desire…”
13.在香港特别行政區訴陳康，CACC568/1997一案中，上訴庭就着何謂「推定管有」危險藥物指：
「…. 管有毒品包括藏有毒品於身上並知道這些是毒品，就是所爲實質管有。除此以外還有推定管有，就是被告雖然現時沒有毒品的手中或身上但是有能力及意圖在需要的時候將這些毒品拿到手裏加以應用。….」(本席強調)
14.HKSAR v Cheung Chun Wing, CACC121/2001一案亦指出：
“…The judge was here dealing with constructive possession and saying that presence near an object, even knowing the object was there, and what it was, did not constitute possession unless one intended to take possession as and when the need arose. That was correct and, in context, there was no misdirection.” (本席強調)
15.上訴人大律師指，原審裁判官未有充分考慮海關人員在18K 室内撿獲共31,920 隻光碟中祇有2,930 隻為盗版光碟，逸通有限公司的部分業務是經營光碟生意，本案並無證供顯示上訴人對室内盗版光碟是知情或允許他人把它們存放在室內。再者，即使案中有證供顯示案發前上訴人的手機曾三度與原第一被告人有通話紀錄，本案並無證供顯示上訴人對此是知情，更無證供顯示通話內容與室内盗版光碟有關。
16.答辯人大律師則指，逸通有限公司的部分業務是經營光碟生意的，上訴人面對的控罪是嚴格法律責任罪行，上訴人須引用《版權條例》第118(3) 條的免責辯護去反證他不知道、亦無理由相信有關的複製品是侵權複製品，控方毋須證明上訴人知悉涉案光碟是盗版。上訴人不作供，本案缺乏證供支持上述免責辯護，故控方已成功證明上訴人對室内盗版光碟是知情的。
17.本席認為答辯人上述陳詞有本末倒置之嫌。本案的控罪是嚴格法律責任控罪，意思是控方一經證明上訴人「管有」侵權物品，法例賦予上訴人免責辯護 ：上訴人須證明他不知道、亦無理由相信有關的物品是侵權物品，而控方不須證明上訴人知道或有理由相信有關的物品是侵權物品。在嚴格法律責任控罪的案件中，控方仍須先證明上訴人「管有」侵權物品，而並不是説如果被告人一不作供，即自動等同控方已證明「管有」中「知情」(即對物件存在是知情)的元素。對物件存在是知情與知道物件的性質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18.至於關員在上訴人家中拘捕他時，在他家中發現本案原第一被告人的法律文件一點，並無助證實身處獄中的上訴人案發時對他租用的單位中存在本案的侵權物品是知情一點，兩者並無直接必然關係。本席認為，即使本案的證供顯示上訴人與原第一被告人是相識的，及第一被告人在被捕時管有有關單位的鎖匙，本案的整體證供並不足以供作出上訴人當時是「推定管有」單位內的侵權物品的唯一合理推論。本案情況一如彭鍵基法官在Lee Siu Hung案中所指：
“…the Magistrate had fallen into the error of making a quantum leap, without first considering if there was evidence before him to come to support his inference”
19.定罪不安全及不穩妥。下令上訴得直，定罪及判刑擱置。
控方：由律政司高級檢控官梁卓然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辯方：由法律援助署委託顧張文菊、葉成慶律師事務所轉聘大律師楊剛代表上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