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王臻

HCMA467/2010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判刑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0 年第467號

(原九龍城裁判法院案件2010 年第8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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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李瀚良

聆訊日期：2010 年7月15日

判案日期：2010 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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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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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訴人承認以下9 項控罪：

a.  第一項控罪——盜竊罪[1]；

b.  第二項控罪——企圖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2]；和

c.  第三至第九項控罪——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3]。

2.就盜竊罪裁判官判他入獄兩個月，其餘控罪每項判監5 個月，同期執行，共判監5 個月，他不服判刑提出上訴。

3.上訴人是中學教師，控方指約於2009 年12 月19 日，他在學校走廊拾獲同事的信用卡，繼後幾天，他冒認是卡主，使用該卡四處購物，包括棉花棒、飲品、相機、手提電話、金魚和海龜等，共花掉約 $34,000。12 月22 日下午3 時許，上訴人到海運大廈用這信用卡購買手袋和錢包時被店員識破，報警將他拘捕，上訴人向警方招認有關罪行。

4.上訴人有碩士學位，任中學教師約9 年。他求情時指因升職失敗，精神受極大困擾而出現抑鬱症狀。他是藉購物舒緩壓力，並非貪心，現在願意賠償有關人士的損失，不會再犯。

5.裁判官判刑前曾考慮精神科醫生和臨床心理學家等報告，裁判官指上訴人是經過計劃，練習卡主簽名才四出使用該卡，而且在幾天內重複犯案，不會是一時衝動。不過，考慮到上訴人精神受困擾，裁判官將第二至第九項控罪的量刑起點由原本的12 個月降低至9 個月，再因上訴人認罪和全數賠償損失分別再減刑3 個月和1 個月，所以第二至第九項控罪每罪判他入獄5 個月，各刑期同期執行，也與第一項控罪的兩個月刑期同期執行。

6.上訴人的主要上訴理由是第二至第九項控罪的量刑過重。也指裁判官計算刑期的方法出錯。

7.上訴人指本案只涉一張信用卡，而且是上訴人單獨犯案，案情不算嚴重。其次，精神科醫生等報告均證實上訴人犯案時精神受困擾，裁判官應以康復更新為判刑的主要目的，不應判阻嚇性刑罰。無論如何，上訴人已服刑超過60 天，已是足夠的刑罰。

8.其次，上訴人指裁判官應先就認罪減刑4 個月，之後再就精神受困擾和賠償損失兩因素再分別減刑3 個月和1 個月，最終刑期應是4 個月而不是現在的5 個月，他倚賴案例HKSAR v Pantilanan Marivita Rosete, HCMA383/2010[4]。

9.就第二至第九項控罪的量刑起點12 個月而言，裁判官指上訴人是有計劃而重複犯案，本席認為是恰當的。這類案件沒有量刑指引，取決於個別案情，以本案而言，12 個月的量刑起點並不過重。

10.雖然各報告均確認上訴人犯案時精神受困擾，但這並不能完全解釋他的行為，尤其是他在幾日內不斷使用信用卡犯案，由幾千元的手袋、消閑用的金魚和龜，以至幾元的棉花棒和飲品。正如臨床心理學家指出，貪婪是犯案的主因，而精神壓力是促成犯案的其中一個因素而已，本席同意這講法[5]。所以，裁判官因上訴人犯案時精神受困擾而降低量刑起點3 個月是合理的。

11.至於刑期的計法，本席詳細考慮上文提及的案例，主理上訴的法官並未就刑期的計法作出原則性的指引，她認為裁判官應先決定該罪行的量刑起點，再就每項減刑因素決定實際減刑幅度，好讓上訴法庭衡量判刑是否過重[6]。

12.本案的裁判官清楚列出量刑起點和各項減刑的實際幅度，雖然他的計算方法比以上案例的計法不盡相同，但沒有原則上錯^誤，本席認為沒理由干預。

13.本席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答辯人：  由律政司檢控官崔浩然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被告人：  由法律援助署轉聘伍家聰大律師代表出庭。

[1]    違反《盜竊罪條例》第 9條。

[2]    違反《盜竊罪條例》第 17(1)條和《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G條。

[3]    違反《盜竊罪條例》第 17(1)條。

[4]    先用12 個月為量刑起點，認罪先減4 個月，精神受困擾和賠償再減4 個月，所以判刑應為4 個月。

[5]    上訴綜卷第 39頁，臨床心理學家報告第 14段，“For the index offence, it seems to be more related with his greediness and minimization of negative consequences.  Other contributing factors include his effective stress coping towards his work stress.”

[6]    HCMA383/2010，paragraph 5, Bokhary J, “The problem is this.  One does not know what starting point the Magistrate would have adopted if he had arrived at one without taking the surrender into account.  Nor does one know what discount he would then have given for the surrender.  He may have arrived at the same result even if he had gone through the appropriate steps in determining the sentence to be passed, and it is difficult to characterize an 8-month sentence in the circumstances like these as manifestly excess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