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潭堯 對 法律援助署

CACV 243/2016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民事上訴案件2016年第243號

（原高等法院民事訴訟2015年第2193號）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判案書

上訴法庭法官袁家寧頒發上訴法庭判案書：

1.吳潭堯先生（HCA2193/2015案的原告人）針對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鍾安徳2016年12月2日的命令，向本庭提出上訴。

2.HCA2193/2015案的被告人，是法律援助署（以下簡稱“署方”）。

3.2015年9月18日，吳先生存檔一份傳訊令狀及申索陳述書，要求署方賠償。本庭會在本判案書下文第12段，討論他的申索因由。

署方的傳票申請

4.1.2015年10月30日，署方存檔一份傳票，申請：(1) 剔除申索陳述書；(2) 撤銷訴訟；(3) 存檔抗辯書的期限，延長至上述第(1)及第(2)項申請的判決後28天內；(4) 訟費。

4.2.2015年11月18日，原訟法庭聆案官就上述傳票的第(1)及第(2)項申請，作出指示，但看來未有處理第(3)項申請。本庭留意，聆案官並沒有撤銷第(3)項申請，而當一名被告人已申請剔除申索陳述書時，法庭一般的做法，是會作出第(3)項申請的命令。

4.3.無論如何，吳先生亦未有藉著署方在(未延長的)期限內欠缺抗辯書，而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19號命令，試圖登錄敗訴的最终判決。

4.4.就上述傳票的第(1)及第(2)項申請，在2016年6月21日，聆案官批准署方的申請，因此署方亦無須存檔抗辯書。

4.5.吳先生針對聆案官的命令上訴，但上訴被鍾法官駁回。本庭現處理吳先生針對鍾法官的命令的上訴。

背景

5.1.2000年，吳先生的妻子廖女士向法庭提出離婚呈請。廖女士獲得法律援助，在有關時段，署方委派黃馮律師行（以下簡稱“WF”）代表廖女士。吳先生沒有律師代表。

5.2.在離婚訴訟中，廖女士申請附屬濟助，包括要求物業轉移。

5.3.吳先生擁有南丫島兩個物業，一個位於DD3（以下簡稱“物業1”），另一個位於DD1（以下簡稱“物業2”）。廖女士在離婚訴訟過程中，把多項申請及法庭命令，登記在兩個物業的土地登記冊。除了這些登記之外，土地登記冊亦登記了銀行或財務公司有關兩個物業的抵押。

有關解除註冊的事情

6.1.2009年11月2日，陳沛賢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GC”）去信署方。本上訴沒有證據顯示GC聲稱它所代表的客戶的身份，或其授權範圍，但無論如何，這一點對本上訴的結果無關（看本判案書第14段）。

6.2.2009年11月11日，署方回信GC，標題為(1)離婚案件與及(2)物業2。署方告知GC，吳先生需要支付款項一共$1,545,458（以下簡稱“該款項”）才能解除註冊編號0733100300013、日期為2007年3月9日的法庭命令，與及日期為2009年1月6日的法庭命令。（本庭留意，後述法庭命令是離婚訴訟雙方的同意命令，但未有註冊在任何物業的土地登記冊）。

6.3.約一星期後，在2009年11月20日，署方去信GC通知它，廖女士是由WF代表，所以署方已把GC的信件交給WF回應及跟進。署方清楚說明，就解除註冊一事，GC應直接聯絡WF。

6.4.其後，GC確有直接聯絡WF。2009年11月26日，GC去信WF，要求WF收到信件及抬頭為「法律援助署署長」的該款項的支票後，

(1)  在7天內，提供信中第1(a)至(c)段所述文件，與及

(2)  在21天內，將2009年1月6日的法庭命令與及信中第1(a)至(c)段所述文件的產權負擔解除，並註冊該解除。

6.5.翌日，WF回信給GC，討論解除的時間及文件。

6.6.2009年12月1日，GC去信WF，內容與2009年11月26日的信件一樣，但時間上作出更改，並加多幾項GC要求WF解除的文件。

7.本庭留意，從上訴文件冊的文件可見：(1) 第6.4-6.6段所述，GC與WF之間的書信往來，均沒有抄送給署方。本庭認為這並不出奇，因為解除註冊一事與署方無關（本判案書下文第14-15段加以討論）。(2) 第6.2-6.6段所述，GC書信的標題只提及物業2，沒有提及物業1。

8.1.其後，於2009年12月7日，GC支付該款項給署方。在同日，WF發信給GC附上有關物業2解除產權負擔的文件。

8.2.本庭留意，該款項由署方接受，是因為廖女士是法律援助的受助人。根據《香港法例》第91章《法律援助條例》第19A條，凡有受助人可獲付款，款項是須付予署長，再由署長根據第19B條處理。

付款之後的事

9.上述第6.4-6.6段已述過，2009年11月至12月GC給WF的信件中，要求WF解除一些文件的產權負擔，並把該解除，註冊在土地登記冊。從GC信件的標題看來，GC的要求是局限於物業2。

10.土地登記冊顯示，在2010年11月，有三份文件（編號分別為IS288228，06082600530281及09102702880101）還未從物業1的土地登記冊註冊解除。

11.吳先生多次向署方作出查詢後，署方聯絡曾經代表廖女士的WF，最後在2010年11月，WF才解除上述三份文件的產權負擔，並將解除註冊。

吳先生的聲稱

12.吳先生在HCA2193/2015聲稱，他在2009年尾已經支付該款項給署方，但要到2010年尾，文件的產權負擔才被解除及註冊，這延誤導致他失去出售物業的機會,索償$180,000,000,000。他所指的延誤，相信只是指有關物業1，因為這是到2010年尾才有解除註冊的物業。

原審法官的判決

13.1.鍾法官的判決理由，載於2016年12月2日的判決書，這裏不會重複。

13.2.鍾法官判決書其中第11，12及15(3)段，提及吳先生的“前代表律師行”。從上文下理，本庭可以推定，鍾法官是指GC。但至於GC是否有關兩個物業都代表吳先生這一點，正是吳先生的另外一宗訴訟（HCA2468/2015）的議題。在HCA2468/2015，吳先生是原告人，GC是被告人。GC申請剔除申索陳述書，該申請在2016年11月8日聆訊，原訟法庭暫委法官余啟肇在2016年11月14日頒發判決書，剔除申索陳述書及撤銷訴訟。

13.3.看來鍾法官在書寫HCA2193/2015的判決書時，可能不知道HCA2468/2015的判決，因而籠統地稱GC為吳先生的“前代表律師行”，但本庭認為，這是無關宏旨的，因為鍾法官的判決理由是載於第15(1) – 15(3)段，原文如下：

“15. 基於以上所述背景，本席同意被告人的論據：

(1)  被告人作為廖女士的法律援助提供者，而非她的代表律師行，相對原告人並未負有契約上，受信責任上或謹慎責任上的法律責任：Ngao To Ki otherwise spelt as Ngo Dao Kei v Attornery General [1981] HKLR 259；莊裕安對香港法律援助署 HCA 2042/2012 (2013年10月3日)第38至40 段；

(2)  無論廖女士或廖女士的代表律師行，並非法律上應被視為被告人的代理人，故被告人無需因他們的作為或疏忽（如有的話），負上轉承責任；

(3)  廖女士的代表律師行在2010年12月提供協助，解除押記令純是出於“義務”動機及屬“義務”性質（詳見2010年12月2日信件），並不構成承認犯錯。相反，從原告人前代表律師行的信件可知，解除押記令的責任，不在被告人或廖女士（詳見2009年12月1日信件）。”

討論

14.1.本庭認為，第15(1) – 15(2) 段的判決，法律上是正確的。Ngao To Ki otherwise spelt as Ngo Dao Kei v Attorney General 一案，確立了以下法律原則：即當署方只是批予法律援助時（而非直接作為受助人的代表律師），署方在受助人的訴訟中，法律上是沒有其他義務。而且署方與受助人的代表律師，亦沒有僱主與僱員的關係。

14.2.憑着第15(1) – 15(2)段這兩點，本庭認為鍾法官剔除申索陳述書，是正確的判決，本庭無需考慮第15(3)段。

其他論點

15.吳先生說，既然署方收到該款項，署方便有義務處理解除註冊。但本庭認為，這說法是無視上述《法律援助條例》第19A條的條文。根據這法例，受助人可獲付的款項，是必須付予署長，再由署長根據第19B條處理。因此，署長接收吳先生交予的款項，是署長法定的權利，亦沒有證據顯示署長接收款項時，曾經例外行事，而接受了任何條件或法律責任。

16.另外，吳先生說，署方沒有在期限內，存檔抗辯書。本庭在上文第4.1段提過，署方傳票的第(3)項申請，是將存檔抗辯書的期限，延長至第(1)及第(2)項申請的判決後28天內。看來聆案官未有處理第(3)項申請，但正如上述，當一名被告人已申請剔除一份申索陳述書時，法庭一般的做法，是會作出第(3)項申請的命令。無論如何，聆案官決定剔除陳述書後，署方已無須存檔任何抗辯書。

17.最後，吳先生說署方的代表律師已承認了署方在處理離婚訴訟時犯錯。吳先生援引署方的代表律師在鍾法官席前聆訊，2016年9月15日的“被告人的陳詞大網”第18(e)段。但本庭複閱該文件後，認為吳先生援引的字句，明顯不過地是署方的代表律師重複吳先生第二及第三份誓章的內容。署方沒有作出任何承認。

命令

18.基於以上理由，本庭認為吳先生針對署方的訴訟，是完全站不住脚，本庭駁回上訴，並命令上訴人（吳先生）支付答辯人（法律援助署）的訟費，數額由聆案官評核。

原告人：無律師代表，親自行事。

被告人：由律政司委派政府律師嚴浩正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