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訴 鄧仕粦

CACC000226/2002

CACC226/2002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判罪上訴許可申請

案件編號:刑事上訴案件2002年第226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01年第70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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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訊日期: 2003年1月2日

判案書日期: 2003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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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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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梁紹中宣讀上訴法庭判案書:

1.上訴許可申請人鄧仕粦在區域法院被控七項罪名。第一項是聲稱是三合會社團成員，第二項是勒索，第三項是刑事恐嚇。第四項是勒索，第五項是刑事恐嚇，第六項是聲稱是三合會社團成員，第七項是刑事損壞。七項罪名涉及的犯罪行為發生在馬鞍山東鐵烏溪沙及西沙路地盤。第一及第二項罪行發生在2001年4月20日，其他五項罪行發生的日期是2001年4月25日。

2.2002年5月14日，經審訊後，區域法院暫委法官邱智立裁定申請人第一、第二、第四及第七項罪名不成立。第三、第五及第六項罪名則成立。申請人被判處監禁一共18個月。他現在申請上訴許可，推翻定罪。

3.第三項罪名的罪行詳情指申請人在2001年4月25日在烏溪沙地盤，威脅梁發銳會作出違法行爲，即關閉該地盤，意圖使該梁發銳受驚。

4.第五項罪名的罪行詳情指申請人在2001年4月25日在西沙路地盤威脅林保全會使卓南、胡繼光及鍾國強的人身遭受損害，意圖導致該林保全、卓南、胡繼光及鍾國強不作出他們在法律上有權作出的作為，即繼續在該地盤內工作。

5.第六項罪名的罪行詳情指申請人同日在該地盤聲稱是三合會社團（即和勝和三合會社團）成員。

6.控方提出支持第三、第五及第六項控罪的證據是這樣，控方第一證人陳少飛認識申請人多年。2001年第一證人投得東鐵烏溪沙地盤一些工程，遂於3月僱用申請人開設的常滿公司的運泥車搬運泥頭和垃圾。到了4月的時候，申請人到來地盤向第一證人索取“陀地”費，雖然申請人其後數天曾多次打電話給第一證人，要他答覆，但第一證人沒有理會申請人的要求。

7.在2001年4月25日早上11點半左右，申請人駕駛私家車帶同兩部裝滿泥漿的運泥車來到地盤，指揮運泥車司機將泥漿倒在第一證人剛完成的樁車地檯上面。

8.地盤大判，力豪中國建築協興聯營有限公司，僱用的地盤總監，控方第二證人梁發銳見狀，便上前與申請人理論，制止他在地盤傾倒泥漿。根據第二證人的證供，申請人當時對他說:“邊個話唔得，我一定要倒，外面有交通意外，你諗掂佢，我下晝仲有十車八車運嚟”。申請人又對第二證人說，“我係呢度嘅陀地，我係呢度嘅大佬，邊個話唔准倒?我封咗你地盤都得，你想唔想撈?我一定要倒入嚟。"

9.第二證人知道“陀地”是涉及三合會勢力，他很驚慌，所以他沒有再作聲。

10.到了當天的下午，第一證人的僱員控方第三證人林保全和四名工人正在西沙路地盤工作。根據第三證人的證供，當時申請人和四名男子氣沖沖的走到第三證人等面前，說他自己是大哥，是和勝和的，恐嚇他們，叫他們停工。申請人說“如果邊個唔聽，就「打鑊金嘅」”。申請人對他們說，他們的老闆不給他面子，不准他在地盤倒泥。其後，申請人又對第三證人說，不關證人的事，他說“唔好講咁多喇，你即刻要停晒工，如果唔係就打鑊金嘅，邊個開工就。”意思是要他們立即停工，否則誰工作誰就會挨打。第三證人和其他工人聽見後，都十分驚慌，就不敢再在那裏工作。

11.辯方的證據是第一證人僱用常滿公司的運泥車搬運泥頭，但到了2001年3月下旬，第一證人拖欠費用，辯方第八證人曾數次催促第一證人付款，但沒有結果。申請人稱他在2001年4月25日到第一證人的地盤傾倒泥土，但事先，他已通知第一證人和得到他准許。當時第一證人更通知他在當天下午會支付欠款。申請人於是指示運泥車司機在4月25日下午把泥土運到地盤傾倒。不過，地盤總監控方第二證人不准泥車進入地盤傾倒泥土。他與第二證人以粗言互相對罵，後來他離去。到了下午，他找不到第一證人付款，他很氣憤，於是他到西沙路的地盤試圖找第一證人。在那裏，他見到控方第三證人和其他工人正在開工。第三證人告訴他第一證人不在那裏，他於是告訴第三證人，第一證人不肯支付工資，叫第三證人不要替第一證人工作。他否認他曾說過他是“陀地”及有恐嚇過第二及第三控方證人。他稱他也沒有說過他是和勝和三合會的人。

12.當天下午，辯方第六證人和第七證人都跟着申請人，一起到地盤追討欠款。第六證人說當時申請人沒有說過恐嚇説話。

13.法官在考慮控方第二證人證供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時，已顧及到第二證人跟第一證人稔熟，也顧及到他的證供有些混亂。雖然如此，法官認爲第二證人仍然可以說出申請人恐嚇他的説話。法官說證人在庭上作證時出現混亂，是“普通市民在法庭作供時很容易出現的情況”。法官認爲第二證人作供時的態度是誠懇的，他的證供也是中肯的。法官的結論是第二證人是誠實可靠的證人，所以接納他的證供。

14.法官在評估控方第三證人的證供時說:

“控方第三證人是控方第一證人的僱員，本席因此特別小心處理他的證供。他的證供簡單、直接。對於被告人當時在西沙路地盤對他說的話，他亦很清晰、明確地在法庭上說出來。”

法官也接納他的證供。

15.對於申請人的證供，法官說:

“本席亦仔細研究被告方面之證供，本席的結論，被告人並非一位誠實、可靠之證人，他的證供不盡不實。”

法官不接納他的證供。

16.法官在分析過辯方證人的證供後，就罪名成立的控罪，結論是除第三證人外，他們都不是誠實可靠的證人。法官完全沒有接納他們的證供。雖然法官接納辯方第三證人的證供，但這對於申請人的辯護，沒有甚麽幫助。

17.至於控方第一及第四證人，法官認為他們都是不可靠的證人，所以沒有接納他們的證供，結果申請人第一、第二、第四和第七項罪名都不成立。

18.根據控方第二及第三證人的證供，法官裁定申請人第三、第五及第六項罪名成立。

19.申請人的上訴理由主要是:

(1) 第二證人證供有不同的版本，而且與第一證人的證供不相符。辯方第三證人的證供是他的上司沒有提過申請人自稱三合會成員及恐嚇事情，法官不應接納第二證人的證供，也不應裁定辯方第四證人不可靠。

(2) 法官不應接納控方第三證人的證供。而裁定控方第五證人和辯方第六證人是不誠實可靠的證人是錯誤的裁決。

20.代表申請人的黃達華大律師在他的論點大綱和陳詞舉出謄本多處控方第二證人的證供為例，指第二證人經常改變他的證供，而且他的證供與控方第一證人的證供不相符。因此他的證供的可靠性值得懷疑。黃大律師又稱，辯方第三證人的證供可以支持辯方説法，即是說申請人沒有聲稱他是三合會成員，也沒有說過恐嚇的説話。

21.黃大律師稱法官接納控方第六證人有關新鴻基公司收購馬鞍山村石屋的事實證供，這些證供和申請人在這方面的證供沒有分別。但法官沒有充分考慮這一點。

22.黃大律師又指控方第三證人作證時不誠實而法官處理控方第五證人的證供時有混亂。他認為法官沒有理由不相信辯方第六證人所說，申請人沒有恐嚇恐控方第三證人。

23．黃大律師引用Reg. v. Sean Cooper (1968) 53 Cr.App.R. 82一案，該案裁定如果法庭從案件整體情節覺得陪審團的裁決有潛在的疑點以致法庭對裁決是否公平有疑問，那麼裁決就是不穩妥及不能令人滿意，上訴法庭就應干預該裁決。黃大律師認為本案與Sean Cooper案例類似，法官的裁決是存有潛在的疑點，因此，黃大律師認為法官的裁決是不穩妥及不能令人滿意。

24.本庭認為，從以上可見，黃大律師的陳詞近乎結案時辯方最後陳詞，他是要求本庭重新考慮所有的證人是否誠實可靠，重新就事實作出結論。這是等同要求本庭重審。

25.上訴法庭應如何處理針對事實裁決提出的上訴，早已有確立的原則。上訴法庭法官高奕輝在Tang Kwok Ming v Daxprofit Scaffolding Ltd [1999] 1 HKC 657 如此說:

“...如果原審法官的結論是錯誤的話，上訴法庭有責任推翻結論。但這不是說上訴法庭會將案件重審。重新審訊的意思是就案中文件再一次審理。上訴法庭不會僭取原審法官就事實作出裁決的職責。如果事實裁決是取決於證人的可信性或是基於原審法官對證人或證供的取捨，上訴法庭必不會干預這樣的裁決。（不過，上訴法庭可能干預原審法官就主要事實作出的推論，因爲上訴法庭跟原審法庭一樣，是可以從事實作出推論的。）”¹

26.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在Ting Kwok Keung v Tam Dick Yuen & Ors [2002] 1 HKC 601, 也說過：

“如果判決是事實問題的判決，上訴法庭便需要顧及到該事實問題的性質，也要顧及到原審法官擁有的有利條件，就是他可以在第一時間接觸與事實問題有關的證據。換句話說，所有證據都是在他面前活生生提出的。這些條件，正如Lord Shaw of Dunfermline 在Clarke v. Edinburgh Tramways，第36頁所說‘有些時候是廣闊的，有些時候是微妙的。’上訴法庭要考慮的問題是:雖然沒有條件可以像原審法官一樣，在第一時間接觸證據，上訴法庭是否仍然滿意原審法官在事實上的結論是明顯的錯誤。如果滿意的話，上訴法庭就應該干預。否則，上訴法庭應接納原審的結論，雖然對結論的正確性仍存懷疑。”²

27.高等法院法官祁彥輝在R v Hui Kee Fung MA196/1994就上訴法庭如何處理就事實提出的上訴，如此說:

“訴訟人不應該將反對裁判官就事實問題的決定而提出的上訴，視爲只不過是另一次就事實進行重審的機會。向高等法院提出的上訴並不是一宗重新聆訊。上訴法庭的法官甚至連證人也見不到。事實上，有上訴法庭法官聲稱因裁判官對事實的裁斷與證據所具的分量不符，以致對裁判官裁斷的正確性存疑。是極罕見的事。被告人有時因裁判官選擇相信指證自己的證人而不相信自己，而認爲自己成爲司法不公下的受害人，不過，若無充分的上訴理由，只憑自信無辜，並不足以構成提起上訴程序的理由，因爲上訴的程序，就一如我們的刑事司法體系般，是將初審法院就事實的裁斷，視作神聖不可侵犯的。"³

28.從上述的原則可見，針對事實裁決而提出的上訴是極難成功的。在本案，申請人的上訴基礎，總括來說，是指責原審法官不應該接納控方證人的證供，也不應該不接納申請人和他的證人的證供。申請人所指的實際上是法官應該相信他。這些都是事實裁決的問題。

29.就黃大律師指第二證人的證供有不同版本，本庭認爲法官已顧及此點，而法官認爲這是一般普通證人的通病，不影響第二證人證供的可信性，也不是不合理的結論。黃大律師舉出的第一證人和第二證人證供上不相符的例子，例如有沒有下雨和證人站立的位置等問題，都是證供上的細節，對案中關鍵問題 - 申請人當日是否帶同運泥車到地盤傾倒泥漿，並用恐嚇性的説話，威脅第二證人不要制止他在第一證人的地盤傾倒泥漿，毫無關係。而且正如本庭較早時節錄的法官判詞部份顯示法官已就第二證人改變證供的事實作出考慮，結論是這些改變並沒有令他質疑第二證人證供的可信性。

30.況且，不同的證人在不同的時間敍述同一件事情，所說的不一定會完全相同。如果有參差不齊的情況出現，這也是很普遍。如果兩個證人的證供完全脗合，那才值得懷疑，因為這顯示證人可能曾互相討論如何作供。

31.即使第一證人的證供與第二證人的證供有差距，原審法官在判決書清楚表示，他不相信第一證人的證供。他沒有依賴第一證人的證供，因此他裁定申請人第一、第二、第四及第七項罪名不立。第一證人的證供不能視爲可以影響原審法官根據其他證據，包括第二證人的證供，而作出的事實裁決。

32.致於第三證人說他在2001年11月沒有到庭，原審法官已就第三證人這樣的證供是否會引致他其他的證供值得懷疑作出考慮，原審法官沒有因此懷疑第三證人證供的可信性。

33.從判案書可見，原審法官在處理證據的時候，一直很小心地考慮他們的真實性，原審法官就每一證人的證供，都作出詳細的分析，他更在細心地觀察過證人作證時的神態及言行舉止後，才決定該證人是否可靠。

34.本庭認爲謄本上沒有任何地方可以顯示原審法官接納第二和第三證人的證供是不合理，及他根據所接納的證供得出的結論有不正確的地方。他裁定申請人第三、第五及第六項罪名成立的判決也是正確不疑的。從本案整體情節及證據，本庭並沒有感覺到法官的裁決有潛在的疑點以致判決是不穩妥或是不能令人滿意。本庭因此拒絕申請。

答辯人 : 由律政司冼佩霞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申請人 : 由黃潘律師行轉聘黃達華大律師代表。

1 It is a duty of this court ..., not shrinking from overruling it, if on full consideration, 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trial judge's finding was wrong.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this court will re-try the case. The re-hearing is a re-hearing on the papers. This court will not usurp the function of the trial judge, i.e. to find the facts. It will certainly not disturb his findings of primary fact where these are based on the credibility of the witnesses or the preference of the evidence of one witness for that of another (although of course it may be willing to disturb inferences of fact drawn from the primary facts, because an appellate court is in as good a position as the trial judge to draw such inferences).

2 Where the judgment turns on an issue of fact, the Court of Appeal must have regard to the nature of that issue of fact. And it must have regard to the advantages enjoyed by a trial judge who received the evidence on such an issue at first-hand, in other words, in whose presence the whole of the evidence unfolded in its living state. Such advantages can be, as Lord Shaw of Dunfermline put it in Clarke v. Edinburgh Tramways at p.36, 'sometimes broad and sometimes subtle'. The question for the Court of Appeal is whether, even though it does not enjoy the advantages enjoyed by the trial judge who received the evidence at first-hand, it is nevertheless satisfied that his conclusion on the facts is plainly wrong. The Court of Appeal should intervene if so satisfied. But if not so satisfied, the Court of Appeal should defer to the trial judge's conclusion even if in some doubt as to its correctness.

3 Appeals from decisions of magistrates on questions of fact should not be regarded by the litigants as simply another opportunity to re-try the facts. An appeal to the High Court is not a rehearing of the case. The Judge does not even see the witnesses. It will be rare indeed for a Judge to say that the findings of fact made by the magistrate were so contrary to the weight of the evidence that doubts as to the correctness of the magistrate's findings exist. There may occasionally be cases in which a defendant believes that he has been the victim of a miscarriage of justice, because the magistrate has chosen to believe the witnesses who gave evidence against him and disbelieve him. But if there are no sustainable grounds of appeal, a belief in one's innocence is not sufficient to justify the invocation of an appellate process which treats the findings of fact made by a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as so sacrosanct as our system of criminal justice do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