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e Document

100%Judiciary

CACC 365/2016

[2018] HKCA 98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許可申請

刑事上訴案件2016年第365號

（原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刑事案件2015年第40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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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辯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
申請人	鄧荻雄（TANG TIK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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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楊振權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張澤祐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彭偉昌

聆訊日期：	2018年2月7日
判案書日期：	2018年3月16日

判案書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楊振權頒發上訴法庭判案書：

引言

1.2016年11月17日，申請人（鄧荻雄）經審訊後被裁定一項“販運毒品”和一項“管有毒品”罪罪名成立，並被判處入獄共24年。

2.申請人不服定罪，並在2016年11月28日提出上訴許可申請，要求獲准就定罪上訴。該申請排期在2018年2月7日由上訴法庭合議庭審理。

3.期間，申請人是由懲教署看管。2017年11月30日，懲教署署長知會法庭，申請人於2017年11月29日在醫院病逝。

4.本庭要考慮如何處理申請人已提出的上訴許可申請。

5.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條例》）第82及 83G 條賦予被定罪的人上訴的權利，令他可以針對其定罪或判刑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條例》沒有列出如被定罪或判刑的人在提出上訴許可申請後死亡，其針對定罪或判刑的上訴應該如何處理。

6.英國的上訴法庭在處理和《條例》第82及83G條相同的條例時，表明如就定罪或判刑提出上訴的被定罪的人死亡，其上訴申請會自動終止及變得無效（abate）（見R v Maguire [1992] QB 937案判案書第945頁D–F行Stuart‑Smith LJ法官的判詞、R v Kearley (No 2) [1994] 1 WLR 555及R v Jefferies [1969] 1 QB 120等案）。

7.在R v Rowe [1955] 1 QB 573案，英國刑事上訴法庭更表明當一名被定罪及判刑的罪犯提出上訴，但在上訴聆訊前死亡，其未亡人亦無權以證明該名罪犯的清白為理由繼續進行上訴，原因是該名未亡人對事件不具任何法律認可的權益（Legal Interest）。

8.英國的上訴法庭更認為即使有第三者會受被定罪的上訴結果影響，該第三者亦應透過其他程序追討（見上述R v Maguire案）。上述裁決被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會導致不公，因此英國在1995年將第44A條加入Criminal Appeal Act 1968，令上訴法庭有權在上訴人死亡後批准展開或繼續針對他的定罪或判刑而提出的上訴。

9.假若上訴法庭依循英國案例，則申請人已提出的上訴許可申請會因為他的去世而自動終止及變得無效，而本庭亦沒有司法管轄權審理本上訴，並要表明“本上訴的法律程序已因申請人死亡而終止”。這是代表答辯人的吳穎軒高級檢控官要求本庭作出的裁決。

10.香港終審法院就一名已獲許可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被定罪，但在聆訊前死亡的人的上訴應如何處理作出終審判決。終審法院認為一名被定罪的人在其上訴被上訴法庭駁回後獲准再向終審法院上訴時，即使該名被定罪的人在終審法院聆聽其上訴前死亡，終審法院仍有酌情權處理其上訴，及可以下令某在世的人替代已故的上訴人（見HKSAR v Cheng Chee Tock Theodore (2015) 18 HKCFAR 292案）。

11.誠如吳高級檢控官強調，終審法院行使的權力是建基在香港法例第484章《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31條，並認為：

“(1) 一旦第 31 條的權利被行使，上訴即視為待決。第 31 條並非表述為只限於被定罪的人行使的上訴權利，因為該權利亦延展至法律程序的任何一方，包括律政司司長。凡法庭給予許可上訴至本院，這表示存在著強烈公眾利益以支持審理有關上訴，而該項利益超越上訴人的個人利益（R v Jefferies [1969] 1 QB 120，R v Kearley (No 2) [1994] 2 AC 414，R v Smith [2004] 1 SCR 385予以區別）。

(2) 在考慮《條例》的文意及其目的下，第 31 條的恰當詮釋如下：

考慮到本院的角色，即作為審理包含重要法律論點的上訴案件的最終上訴法院，一旦法律程序的一方根據第33條提出上訴許可申請，從而訴諸本院在第31條下的司法管轄權，則儘管一方其後去世，但本院仍保留司法管轄權審理該項最終刑事上訴，並具有司法管轄權決定是否如此行。這項結論乃循詮釋《條例》下的相關法定條文而得出，而非透過參考關於向法院申訴的憲法安排而得出（Hin Lin Yee v HKSAR (2010) 13 HKCFAR 142予以考慮）。”

12.雖然終審法院在上述Cheng Chee Tock Theodore案的裁決完全是建基在對《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31條的詮釋；終審法院的判案重點亦強調該案的上訴人未去世前，已獲得上訴許可上訴至終審法院，而法庭給予上訴許可上訴至終審法院表示案件存在著強烈公眾利益支持審理有關上訴，但終審法院對上訴至上訴法庭的上訴人在聆訊前死亡，其上訴會自動終止及變得無效的裁決有保留。終審法院亦對英國上訴法庭處理該議題的方法存疑。

13.終審法院在判案書第37段有以下觀察：

“Mr Cooney submitted that it would be ‘inconsistent and odd’ if a right of appeal were to survive where an appellant died while appealing to this Court but to abate in the same situation in a pending appeal to the Court of Appeal. This, of course, assumes that an appeal to the Court of Appeal will abate on the appellant’s death, which may or may not be a correct assumption” (Emphasis added).

“Conney先生陳述時指如上訴人向本庭（終審法院）上訴的權利在其死亡後繼續存在，但在同一情況下，上訴人上訴到上訴法庭的上訴卻自動終止及變得無效，會是奇怪和不一致的。該說法是假設上訴法庭的上訴案件會因上訴人死亡而變得無效。但該說法不一定正確。”（非官方翻譯）

14.終審法院在判案書第33項註釋更表明：

“Any inconsistency or oddity would be removed if the relevant statutory provisions governing intermediate appeals were to be construed in a manner similar to section 31 of the Ordinance.”

“如將適用於中間步驟上訴（即上訴至上訴法庭的上訴）的有關法例以詮釋《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31條的同一方法處理，則任何怪異或不一致都會去掉。”（非官方翻譯）

15.終審法院明顯不同意英國上訴法庭在Kearley及Jefferies等案的裁決，更認為加拿大最高法院在R v Smith [2004] 1 SCR 385，就相同事件所採納的處理方法更為合適。

16.在上述R v Smith案，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當一名上訴人死亡後，法庭亦有酌情權，為了公正理由，繼續處理案件，但該酌情權要盡可能少用。加拿大最高法院認為：

“Once the appeal is properly constituted with a live appellant, the court must then consider whether to exercise its jurisdiction to hear the appeal despite it being rendered moot by the death of the accused, or to abate the appeal. The general test is whether there exist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at make it ‘i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to proceed. That question may be approached by reference to the following non-exhaustive factors: the presence of a proper adversarial context; the strength of the grounds of the appeal; the existence of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at transcend the death of the individual appellant/respondent, such as a legal issue of general public importance, a systematic issue related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or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to the family of the deceased, to other interested persons, or to the public; the expenditure of limited judicial (or court) resources; and whether continuing the appeal would go beyond the judicial function of resolving concrete disputes and involve the court in free-standing legislative-type pronouncements more properly left to the legislature itself. Those cases in which it will be proper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will be rare and exceptional.”

“當一名在世的上訴人已提出的上訴被視為恰當，法庭要考慮應否行使酌情權繼續聆聽上訴。雖然結果會因上訴人已死亡而變得無實質意義，或應因上訴人已死亡而終止上訴。

處理該議題時，應考慮下列非全面的因素：恰當的對立背景是否存在；上訴理由的強弱；是否有超越個別上訴人/答辯人死亡的特殊情況，例如涉及普遍公眾重要性的法律議題，和執行公義有關的系統問題，或是對死者的家庭、其他利益有關人士或公眾有附帶後果的；司法（法庭）有限資源的開支；及繼續上訴是否超越解決實質爭議的司法功能及將法庭牽涉入獨立的立法或宣告，而該些宣告理應由立法機構作出。要適當行使司法管轄權的案件是例外及罕見的。”（非官方翻譯）

17.雖然終審法院指出上訴至上訴法庭的中間步驟的上訴應如何處理建基在不同法例的詮釋，但終審法院所表達的傾向性是顯而易見的。

18.假若上訴法庭因為上訴許可申請人在聆訊前去世而裁定他針對定罪或判刑提出的上訴許可申請自動終止及失效，致令其上訴申請無法繼續，則即使案件存在著強烈公眾利益，法庭亦無權處理。這樣的裁決明顯違反了終審法院在Cheng Chee Tock Theodore案的判決理念，亦間接剝奪了終審法院就案件的管轄權，原因是如上訴法庭裁定上訴人在聆訊前去世，其上訴會自動終止及失效是正確的，則終審法院對案件亦無權行使任何管轄權。

19.當然，在特殊情況及確保涉及重要法律議題或存在嚴重不公的案件，《條例》第83P條可被援用解決問題，但《條例》第 83P 條要透過行政干預，案件才能提交至法庭處理。本庭認為法庭對案件的司法管轄權應該是無條件的，更不應建基在某些行政酌情權上。

20.在上述情況下及為了反映終審法院在Cheng Chee Tock Theodore案的判決理念，本庭認為不應跟隨英國上訴法庭的相關判決。本庭認為被定罪及判刑的人在針對定罪或判刑提出上訴許可申請後去世，上訴法庭仍有酌情權考慮各有關因素後才決定上訴許可申請應繼續或自動終止及變得無效。本庭亦認為ChengCheeTock Theodore案判案書第51段及Smith案列出的有關因素具指導性，能協助法庭決定如何行使酌情權。

21.本案的情況簡單直接，申請人被裁定一項“販毒罪”和一項“管有毒品”罪罪名成立，並被判處入獄24年。他去世前提出上訴許可申請，要求法庭批准他就定罪上訴。他死後，沒有家人表示會繼續申請人已提出的上訴許可申請。事件不具任何公眾重要性，亦不會影響任何其他人士。本庭亦有考慮過案件的是非曲直，本庭認為不應行使酌情權，在申請人去世後繼續處理他已提出的上訴許可申請。因此，本庭正式宣告申請人已提出的上訴許可申請及相關的法律程序因申請人去世而終止及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