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潘靜侃及另一人

DCCC 209/2020

[2022] HKDC 618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0年第20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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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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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罪

1.D1和D2否認共同控罪1 – 3，D2否認控罪4。經審訊後兩人就各控罪全數被定罪。

控方案情

2.D2是D1的丈夫，案發時二人是香港居民，住在香港。

3.本案的4項控罪，各自涉及一個開設在中國銀行的戶口。

4.D1是迅達貨運有限公司（“迅達”）的唯一股東和董事，迅達在由國銀行設有一個戶口設有一個戶口（“AC1”），控罪1指D1和D2於2009年1月2日至2016年1月26日期間，在香港用該戶口洗黑錢，總額是美金1,735,812元、歐羅144,870、1,197英鎊和34,193瑞典克朗。匯款人身處27個國家，分別是美國、加拿大、意大利、墨西哥、瑞典、荷蘭、英國、德國、挪威、愛爾蘭、法國、澳洲、瑞士、以色列、委內瑞拉、日本、丹麥、比利時、埃及、愛沙尼亞、摩納哥、克羅地亞、印尼、泰國、芬蘭、塞浦路斯、星加坡。

5.D1在中國銀行設有一個戶口（“AC2”），控罪2指D1和D2於2009年6月13日至2016年3月14日期間，在香港用該戶口洗黑錢，總額是美金2,867,466元、歐羅4,995、加拿大幣492元、624英鎊、和2,146瑞典克朗。匯款人身處21個國家，分別是美國、加拿大、意大利、墨西哥、瑞典、荷蘭、英國、德國、愛爾蘭、法國、澳洲、瑞士、以色列、印尼、泰國、星加坡、希臘、尼日利亞、巴拿馬、沙地亞拉伯、奧地利。

6.D1的家姑陳秀珍在中國銀行設有一個戶口（“AC3”），控罪3指D1和D2於2013年5月14日至2014年1月15日期間，在香港用該戶口洗黑錢，總額是美金55,774元，各匯款人均身處美國。

7.D2在中國銀行設有一個戶口（“AC4”）和獲得銀行卡，開立日期是2007年1月29日，控罪4指D2於2011年5月4日至2015年8月20日期間，在香港用該戶口洗黑錢，總額是港幣3,845,103元，這戶口連接Paypal收取港幣款項。

8.D2在中國銀行還有一個個人戶口，帳號是 012-792-0-003833-9，開立於2008年8月8日並獲得銀行卡。

9.2016年3月4日海關人員在D1和D2的居所檢獲的證物包括一部流動電話（P26），可以使用香港和國內的網絡。

10.案發期間數年，D1只就一個與姐姐共同擁有的一個住宅單位的租金報稅，金額相比每項控罪所涉（AC1 – AC4）的4個銀行戶口內出現的金額差天共地。D1則完全沒有報稅。

11.本席裁定就AC1 – AC3（控罪1 – 3），D1有合理理由相信”款項是可公訴罪行得益；就AC1 – AC4（控罪1 – 4），D2有合理理由相信”款項是可公訴罪行得益。

12.控方雙方同意控罪1 – 4中所涉港幣（或外幣若換算為港幣）如下：

(1)  控罪1為港幣14,970,000元；

(2)  控罪2為港幣22,270,000元；

(3)  控罪3為港幣431,805元；

(4)  控罪4為港幣3,845,103元。

13.控罪1 – 3涉及2,244筆海外外幣存款，換算共港幣37,671,805元。

14.控罪4 涉及1,179筆港幣存款，共港幣3,845,103元。

15.控罪1 – 4涉及3,423筆存款，換算共港幣41,516,908元。

背景和求情

16.D1和D2沒有刑事定罪記錄。D2在國內大專畢業，2006年從內地來港定居。D1是他的太太，2006年之前她是做文員，2006年兒子出生之後，她就做全職家庭主婦，三名兒女，分別是長子18歲（讀大學）、女兒16歲（讀中學） ，次子10歲（讀小學）。

17.D1與D2服刑期間，其子女將由D1的姐姐照顧。

18.辯方呈交案例與本案的罪責比較，定出刑期範圍。第一宗是HKSAR v Lee Wai-yiu（李維耀）& 2 Others CACC 100/2006，四名被告人（D1 – D4）被裁定洗黑錢罪罪成，其中二人（D1和D3）另被裁定收受外圍罪罪成，其中三人（D2 – D4）就洗黑錢罪定罪申請上訴，二人（D2和D4）就洗黑錢罪刑期申請上訴。原審法官裁定四人知道洗黑錢戶口的錢來自外圍注碼和收益。上訴庭駁回定罪和刑期上訴申請，特別就刑期而言，基於犯案期達6年，雖操作簡單但有數以千計出入帳項，（因為難以分拆外圍注碼和收益）D2的戶口處理過港幣共一億八千萬元有多，D4的戶口處理過港幣共三億五千萬元多。D2的刑期是3年，D4的刑期是4年。

19.第二宗是Secretary for Justice v Lau Man Ying [2012] 4 HKLRD 435，被告人在警務署有登記為匯款代理人，她沒有好好把關，在2年8個月期間先後數千次以五個戶口處理來歷不明的款項，分別為港幣270,000,000元，30,000,000元，115,000,000 元85,000,000 元和30,000,000元。她經審訊後被定罪，上訴庭認為刑期應是4年。

20.本案辯方提出的減刑理由有四點。

21.第一點，辯方指本案由拘捕至審結期間經歷的時間很長，但非因D1和D2任何行為引致，他們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壓力，希望藉此獲減刑。辯方呈交的案例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彤 DCCC 469/2020，被告人經審訊後被裁定4項洗黑錢罪罪成，控罪1相關被告人2次用戶口收取美元存款然後2次兌成港幣現金提走，控罪2相關被告人1次用戶口收取美元存款然後1次兌成港幣現金提走，控罪3相關被告人收到1項歐元存款，但匯款銀行要求退款，他於是簽署1份同意退款授權，控罪4相關被告人2次用戶口收取美元存款然後2次兌成港幣現金提走。由警方拘捕（2015年8月）至正式起訴（2020年4月）歷時4年8個月，至審訊（2021年10月）歷時6年2個月，全非因D1和D2任何行為引致。法官因上述“不恰當延誤”給予25%減刑。本席同意，若出現非因被告人所引致的延誤，即所謂“不恰當延誤”，被告人的刑期應獲扣減。

22.第二點，辯方指D1和D2承認大部分控方案情，希望藉此獲減刑。本席明白辯方所承認的案情都是政府或銀行的常規或公式化記錄，辯方挑戰成功機會不大，但承認了這些案情確實有助減少審訊時間。

23.第三點，辯方援引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黃海英 DCCC 1185/2016 ，案中D1、D2、D3和D6就串謀出售應用偽造商標的貨品控罪被定罪，D1、D2和D4另就洗黑錢控罪被定罪。D1與D6、D2與D3是兩對夫婦，均育有年幼子女，D1、D2、D4與D8亦是姐弟。法官認為各人被判囚在所難免，但是夫婦與其他家庭成員同時入獄，家中年幼子女所獲支援將大減，這是額外減刑的人道理由。辯方向本席指出夫婦同被判監會令年幼子女乏人照顧，希望藉此減刑。本席細閱有關D1的長子和女兒各自的精神科醫生信，長子患上社交焦慮症和強迫症，女兒則有持續抑鬱、焦慮和負面念頭，並且睡眠不良和難以集中精神學習，正在服藥，他倆都須父母支援。他倆親自寫上求情信，提到他倆和弟弟一直得到母親關懷和悉心照顧，現在沒有父母在身邊，他們三人感到非常不安和無助。

24.第四點，辯方指D1和D2長期樂善好施，希望藉此獲減刑。

25.捐款收據顯示D1於2006年至2022年期間持續捐款給不同慈善團體及學校，總數是港幣140,940元。本席同意這是減刑因素。

26.捐款收據顯示D2於2010年至2019年期間持續捐款給不同慈善團體及學校，總數是港幣56,200元。本席同意這是減刑因素。

本案判刑

27.控辯雙方同意控罪1 – 4中所涉港幣和外幣若換算為港幣如下：

(1)  控罪1為港幣14,970,000元（相關D1和D2）；

(2)  控罪2為港幣22,270,000元（相關D1和D2）；

(3)  控罪3為港幣431,805元（相關D1和D2）；

(4)  控罪4為港幣3,845,103元（相關D1）。

28.相關D1的三項控罪和相關D2的四項控罪純是因用一個戶口配對一項控罪才產生不同控罪，實際上是同一事件，罪責須作整體考慮，刑期應是同期執行。

29.案發歷時7年，就控罪1 – 3，D1處理共港幣約37,671,805元，就控罪1 – 4 ，D2處理共港幣約41,516,908元，涉及三千多筆海外外幣存款，D2是主犯，D1依D2的指示行事，本席以4年6個月作為D2的量刑基準，以3年6個月作為D1的量刑基準。

30.就辯方提出的減刑理由第一點（延誤），相比法官在李彤所稱為警方引致的“不恰當延誤”，本席認為本案的調查工作極為費時，其後又因疫情令法庭暫停運作，這些情況並非控方能力範圍之內，不涉及“不恰當延誤”。惟本席考慮到D1和D2確實要等待很久才獲得審訊的機會，本席給予D1和D2各減刑4個月。

31.就辯方提出的減刑理由第二點（人道理由），相比黃海英案例的夫婦和姐弟同時入獄，令其年幼子女乏人照顧，本案的情況較好，因D1與D2的子女分別是10歲、16歲和18歲，並有D1的姐姐照顧。求情信反映3名子女依賴D1較多。本席給予D1減刑6個月，給予D2減刑3個月，好讓D1更早刑滿回家。

32.就辯方提出的減刑理由第三點（減省審訊時間），本席給予D1和D2各減刑1個月。

33.就辯方提出的減刑理由第四點（樂善好施），本席給予D1和D2各減刑1個月。

34.就控罪1 – 3，D1每項的刑期是2年6個月，同期執行。

35.就控罪1 – 4 ，D2每項的刑期是3年10月，同期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