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對 徐

CAMP 373/2021

[2022] HKCA 112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雜項案件編號2021年第373號

（擬上訴的原本案件編號 : 區域法院婚姻訴訟2017年第16527號）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判案書

____________

上訴法庭法官朱芬齡頒發上訴法庭判案書：

引言

1.答辯人針對區域法院法官彭家光（「原審法官」）2021年5月6日判案書（[2021] HKFC 87）的附屬濟助命令，申請准許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

2.原審法官的附屬濟助命令如下：

(1) 擱置2019年3月13日之中期贍養費命令，由2020年10月起生效；

(2) 男方須於絕對判令頒布後向女方支付每年一元的象徵式贍養費。上述款項適用直至任何一方身故或直至女方再婚之日的期間，兩者以較早者出現為準。

(3) 男方在領取強積金時，須付予女方整筆款額51,000元。

3.呈請人沒有在民事上訴司法常務官指明的時間提交反對陳述書，本庭將視他為放棄提交書面陳述書的權利。

4.本庭經考慮申請的文件後，認為適宜依據香港法例第4A章《高等法院規則》第59號命令第2A(5)(a)條規則，不經聆訊而只基於案件的文件及已提交的書面陳詞，作出書面裁決。

背景

5.呈請人（「男方」）和答辯人（「女方」）2005年在香港結婚。婚後育有兩名兒子，分別在2006年4月及2011年7月出生。

6.雙方約在2015年4月開始分居。應呈請人的離婚呈請，家事法庭在2018年5月25日頒發暫准離婚命令。

7.2019年10月17日，家事法庭頒令雙方共同管養兩名兒子，男方獲得大兒子的照顧和管束，女方獲得小兒子的照顧和管束，雙方都得到對方照顧和管束的兒子的界定探視。

原審法官的附屬濟助命令

8.女方申請附屬濟助，聆訊在2021年3月在原審法官席前進行。

9.女方在附屬濟助申請聆訊時38歲。她自2019年4月起，與小兒子居住在本為婚姻居所的公屋單位。她現在沒有工作，與小兒子依靠綜援生活。

10.男方在附屬濟助申請聆訊時43歲，與大兒子租住劏房。他之前是地盤工人，在2020年10月因健康理由停止工作，與大兒子依靠綜援生活。他亦於同時開始沒有按家事法庭2019年3月的命令，每月支付女方4,000元作為小兒子的中期贍養費。

11.女方在聆訊時的公開要求為，男方支付：（i）小兒子贍養費每月6,000元；及（ii）100萬元作為她及小兒子的贍養費。

12.男方的案情是，他多年的工作收入都用在家庭開支，沒有餘款；而現在因精神和身體健康問題，沒有工作能力和收入。然而，女方認為男方隱瞞資產，亦不同意他有健康問題及沒有工作能力。因此，男方的經濟狀況是審訊的主要爭議點。

13.原審法官在2021年8月16日頒發判案書，作出下列事實裁斷及判決：

(1) 男方提交的醫療文件和醫生報告，證明他患情緒低落已有一段時間，由約2018年已開始尋求診治。2020年11月13日吳醫生的專科報告顯示，男方患上抑鬱症，有精神病徵狀（depression with psychotic symptoms）。

(2) 男方在地盤的工作涉及高空工作及體力勞動，他的病徵（包括失眠、突然情緒低落、四肢無力及時有幻聽）令他無法工作。他按醫生建議，自2020年9月18日停止工作在家休息，現時無工作能力。

(3) 男方自同年10月起接受綜援。他和兒子每月領取10,590元綜援，兩人每月總開支10,550元。

(4) 男方在婚姻期間供養父母的支出不應撥回作為家庭資產。這是考慮到男方父母有幫忙照顧兩名兒子，亦購買不少名貴補品供男方調理身體。

(5) 經考慮男方提交的稅單、銀行月結單和表格E及他的證詞，接納男方沒有積蓄。

(6) 女方同意她約在2012年給予男方的40,000元，用在獲分配的公屋的裝修等家庭開支。是故，不應該要求男方向女方歸還這筆款項。

14.原審法官在判案書第25及26段就女方的附屬濟助申請判決如下：

「25. 女方之資產不多。男方現有資產包括銀行戶口存款$3,255.08，兩份儲蓄壽險保單（受益人是兩名兒子）現金值$17,855.32及強積金現值$170,405.56。以上存款並不多，並無攤分之需要，而繼續保留兩份保單似乎亦比較合適。在結案陳詞，女方有男方除現時填報之強積金外，另有一份強積金之說法，但在女方之誓章甚至其開案陳詞中都没有這個說法，所以在此本席也不加以考慮。就男方強積金，男方現年43歲，算男方工作了20多年，雙方婚姻存續期由結婚至分居計為約10年，又在2014年之前男方是從事冷氣技工的，薪金大約每月$20,000，在2014年初轉職在地盤工作收入增加，由此可見男方的強積金供款有不少為是訴訟雙方分居後由從事較高收入的工作而累積回來。經小心考慮以上各點後，本席認為若頒令女方佔男方強積金現值約30%即$51,000，這不失為一個可行之做法。

26. 經小心考慮全部證據後，本席接受現時男方無能力付贍養費，打算頒發個象徵式贍養費命令，當身體狀況好轉，男方再工作後須考慮重新付贍養費。」

15.女方不服，向原審法官申請准許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2021年8月16日，原審法官頒發判決書，駁回她的上訴許可申請（ [2021] HKFC 157）。

16.女方在2021年9月6日存檔本案的傳票，向本庭重新申請上訴許可。

相關的法律原則

17.香港法例第336章《區域法院條例》第63(1)條規定，凡針對區域法院所作的判決、命令或決定提出的上訴，必須獲得上訴許可，方可在上訴法庭進行上訴。第63A(2)條並規定，上訴法庭除非信納 (a)擬提的上訴有合理機會得直，或(b)有其他有利於秉行公正的理由，因而該上訴應進行聆訊，否則不得批予上訴許可。

女方擬提的上訴理由

18.女方提出下列上訴理由：

(1) 原審法官接納男方患有情緒病已有一段時間及自2018年開始尋求診治。但是男方提交的惠州市第一人民醫院門診費用清單（「惠州市醫院清單」）沒有醫生證明和報告，而且診斷結果都不一致。

(2) 惠州醫院清單顯示，男方在2018至2019年共獲得281盒一共2810片「帕羅西汀」，而專科醫生報告提及男方獲處方抗抑鬱藥「帕羅西汀」每天20毫升，及他已服用1.5年（He was given anti-depressant Paroxetine 20mg daily and he had taken for 1.5 years），即他共服用了大約547片，仍有大量藥物。這顯示男方指因為新冠疫情，中港關口關閉，他不能回惠州診治和取藥，以致病情惡化的說法不可信。

(3) 醫生撰寫的報告沒有提及建議男方停止工作在家休息，而醫生證明書建議的病假為2020年9月18日至10月23日，之後沒有再建議病假。原審法官不應指男方呈交的文件是可信的證明，及接納男方自2020年9月18日按醫生建議停止工作在家休息。

(4) 男方2018年9月11日及2020年3月6日存檔的表格E不是按照程序提交，女方當時對此不知情。因此女方反對原審法官的裁斷，指男方沒有保留家庭開支的單據是可以理解。

(5) 男方稱除了填報的補習費外，他還給兩名兒子每月報讀英文、普通話和圍棋，但從男方2018年11月20日的表格J有關子女的安排，及他2017年4月至2020年9月的補習單據看來，男方的説法失實，原審法官不應採納。

(6) 男方在女方不知情的情況下購買四份保險，他是保單受益人、授權人，而兩名兒子只是受保人。男方擅自以兩名兒子的名義購買保險、申請綜援，是非常不合理。女方因此反對原審法官保留兩份保險的裁決。

(7) 原審法官不考慮女方在上訴許可申請時提交的一封日期為2021年4月21日由宏利發給男方的信件（「宏利信件」），不接納男方在宏利另有一份強積金。男方不披露宏利的權益戶口單據，是因為它可以證明他在2014年前全職工作時多次申請綜援。

本庭的判決理由

19.女方提出的上訴理由都是針對原審法官對證據及事實的裁斷。明確的法律原則是，上訴法庭一般不輕易干預原審法官對證據和證人誠信的評估及有關事實的裁斷；上訴方必須證明原審法官的評估及裁斷明顯錯誤，例如違反法律原則或完全不符證據基礎。這是非常高的門檻：見Ting Kwok Keung v Tam Dick Yuen t/a Tam Dick Yuen Engineering and others [2002] HKCFA 16; [2002] 3 HKLRD 1。

20.上訴理由(1)、(2)及(3)都是針對原審法官對男方精神健康及他因病沒有工作能力的裁斷。原審法官在判案書第20(2)至20(5)段列舉了案中有關男方精神健康的文件證據。其中除了惠州市醫院清單外，還有香港精神專科醫生撰寫的醫學報告及西九龍精神科中心應診證明書和覆診預約便條。曾經診治男方的香港專科醫生都一致認為男方患上抑鬱症，亦提及男方早在2020年之前3年在內地被診斷患上混合焦慮抑鬱症(Mixed Anxiety Depressive Disorder)，以及他的情況在停止服藥後及面對離婚程序的壓力下出現惡化。原審法官就男方精神健康的裁斷，顯然得到證據支持。

21.其次，惠州市醫院清單（申請文件冊第54-59頁）都清楚記載就診日期和時間、主診醫生和病人姓名、診斷結果及處方藥物。它們雖然不是醫生報告，但亦足以證明男方2018年4月30日至2019年1月3日分別7次就診，診斷結果最初是「焦慮狀態」，2018年7月29日發展為「焦慮狀態、周圍神經病」，2019年1月3日確診「抑鬱症」。這些診斷結果與香港醫生的診斷結果一致，亦顯示男方的病情加重。

22.有關女方指男方獲處方的藥物在2019年仍有大量剩餘，這是出於對惠州醫院清單內容的誤解。首先，申請文件冊第56頁上方的清單重覆了第57頁下方的清單。第二，凊單記載處方藥物的數量和單價是以「片」為單位，「20mg 10片/盒」的描述是指藥物的包裝規格，不是指獲處方藥物的數量。因此，清單顯示的7次就診實在只處方共276片「帕羅西汀」^[1]。女方對男方因為不能回惠州就診和取藥令病情惡化的説法的質疑不能成立。

23.至於原審法官指男方因精神健康影響工作能力的裁斷，雖然男方文件只得一張2020年9月18日的病假紙，建議病假由2020年9月18日至10月23日，但男方文件亦包括社會福利署2020年10月15日通知書，通知男方綜援申請獲批准，自2020年10月16日開始生效。這顯示社會福利署接納男方沒有工作能力及/或收入，男方因而不需向醫生索取病假紙。此外，男方在地盤需要高空工作及屬體力勞動，他的病徵包括失眠、四肢無力及出現幻聽，原審法官因此接納他不適宜工作、沒有工作能力，這是合理和具事實和證據基礎的裁斷。

24.就上訴理由(4)、(5)及(6)，原審法官在評估證據和證人證詞可信程度及決定給予證據甚麼比重方面享有耳聞目睹的優勢，上訴法庭不輕易干預。女方爭議原審法官接納男方有關家庭開支及兒子補習費用的説法；然而，她提出的理由不足以證明原審法官的裁斷有明顯錯誤之處，以致上訴法庭應予推翻。同樣，女方指男方擅自為兒子購買保險和申請綜援，做法不合理，應該立即取消，但這亦不構成理由，可推翻原審法官保留有關保險的決定。而且，本庭亦不認為男方這方面的行為有不當之處。

25.至於上訴理由(7)，原審法官在判案書第25段指出，審訊時女方的誓章和開案陳詞都沒有提及男方另外有一份宏利的強積金，只是在結案陳詞時才提出這個說法，因此不予考慮。本庭注意到當時女方沒有提供宏利信件。女方只是在向在原審法官申請上訴許可時才提交這封信件。就此，原審法官在上訴許可申請判決書第8段指出：

「至今男方沒有適當的機會就這一頁新證據作出任何解釋或回應，但無論如何單從這一頁來信也看不到究竟男方是否在宏利有所謂強積金戶口。」

26.女方在本申請中稱，她在陳詞中已向原審法官表示家裡經常收到宏利寄來的強積金信件。本庭認為，若然如此，女方在原審結案陳詞便應該提交這封信。再者，如原審法官指出，這封信只確認收到男方更改地址的通知，未有顯示男方在宏利開立強積金戶口，不足以印證男方另有強積金戶口。

27.無論如何，由於宏利信件在原審時沒有提出，女方如擬在上訴提出新證據，必須符合Ladd v Marshall [1954] 1 WLR 1498案訂立的3項條件。該3項條件為：

(1) 申請人雖然盡了合理努力，仍然未能取得有關的證據在原審時引用；

(2) 如果採納有關證據，對案件的結果會有重要影響，雖然不一定是決定性的影響；及

(3) 有關證據須是表面上可信，雖然不一定是無可置疑的。

28.基於上文的分析，女方顯然不能符合Ladd v Marshall 的第1及第2項條件。

29.總括而言，女方提出的各項上訴理由都不能顯示，原審法官的附屬濟助命令是明顯錯誤、在法律原則或行使酌權力方面有錯誤之處。她擬提的上訴沒有合理成功機會。本庭也看不到任何其他有利於秉行公正的理由以致應該批准進行上訴。本庭因此拒絕女方的上訴許可申請。

30.鑑於男方對於本申請沒有作出回應，本庭酌情不就訟費作出命令。

31.此外，由於女方的上訴許可申請完全缺乏理據，本庭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59號命令第2A(8)條規則，頒令本案任何一方均不得根據該命令第2A(7)條規則，要求在訴訟各方之間的口頭聆訊中重新考慮本裁決。

命令

32.本庭作出下列命令：

(1) 撤銷答辯人2021年9月6日傳票。

(2) 不就本申請作出訟費命令。

(3) 本案任何一方均不得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59號命令第2A (7) 條規則，要求在訴訟各方之間的口頭聆訊中重新考慮本裁決。

呈請人 ：無律師代表。

答辯人 ：無律師代表，親自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