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e Document

100%Judiciary

HCCC 150/2023

[2026] HKCFI 601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刑事案件2023年第150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國堅 Patrick	第一被告人
	胡志邦	第二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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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

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郭啟安

充公令聆訊日期：	2025年5月8日及12月19日
充公令判決日期：	2026年1月26日

就控方根據《危險藥物條例》第56條申請充公令之

判決理由書

引言

1.本案兩名被告人經審訊後，已被裁定一項「串謀販運危險藥物」（冰毒）罪名成立。於判刑前，控方根據《危險藥物條例》（第134章）第56(1)條，申請充公於兩名被告人住所搜獲之財物，即：

(i) 於第一被告人（D1）陳國堅住所搜獲之現金港幣312,000元（證物P25-P33）；

(ii) 於第二被告人（D2）胡志邦住所搜獲之現金港幣142,000元（證物P118-P123）；及

(iii) 於D2住所搜獲之一隻愛彼（Audemars Piguet）手錶（證物P125）。

2.辯方反對該充公申請。本席於2025年12月19日就充公事宜進行聆訊，聽取控辯雙方陳詞及辯方傳召之證人證供。現頒布書面理由。

適用法律原則

3.充公令之申請屬民事程序性質，此乃終審法院於 Wong Hon Sun v HKSAR (2009) 12 HKCFAR 877 案中所確立。所適用之舉證標準為民事案件之標準，即「相對可能性」之衡量（"on a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4.該案亦確立充公程序之雙階段舉證責任：

(i) 第一階段：申請方（即控方）須提出表面證據，證明涉案財物屬《危險藥物條例》第56條所指之「可予充公」財物。即須證明該等財物「曾被用以犯本條例所訂罪行……或在與該等罪行有關的情況下使用」，或「作為本條例所訂罪行……的結果或成果而由任何人收受或管有」（第56(1)(a)及(b)條）。

(ii) 第二階段：倘表面證據成立，則舉證責任轉移至反對充公之一方（即物主）。物主須以相對可能性之標準，說服法庭行使其司法酌情權，不應下令充公有關財物。

5.此等原則其後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安傑威 (CACC 374/2017) 案中獲上訴法庭重申及應用。

本案背景及表面證據

6.本案所涉之串謀販毒罪行，涉及以80公斤計之冰毒，情節嚴重。兩名被告人之職業分別為月入約三萬元之職業司機（第一被告人）及日薪約二千元之散工（第二被告人）。

7.於此背景下，在他們住所搜獲總值逾45萬元之現金及名貴手錶，實與其申報之收入水平及經濟狀況極不相稱。參照終審法院 Wong Hon Sun 案，本席認為，單憑此等環境證據，控方已毫無疑問地履行其第一階段之責任，成功建立涉案財物極可能與販毒罪行有關之表面證據。辯方大律師於聆訊中對此亦未提出實質異議。因此，舉證責任已轉移至辯方。

辯方證供

8.為履行其舉證責任，辯方傳召2名證人：第一被告人之妻子洪靖喻女士（CDW1）、第二被告人胡志邦本人（CDW2），並倚賴相關文件。

（一）關於第一被告人現金（港幣312,000元）之解釋

9.證人洪靖喻女士聲稱，該筆款項為其從事名牌手袋代購業務之收益積存及客人訂金。洪女士提交2013年、2017年及2018年之部分海外購物單據為證。

10.經仔細審視其證供及盤問下之回應，本席認為其解釋全然不可信，理由如下：

(a) 業務模式粗疏，缺乏可信記錄：洪女士雖聲稱代購業務已營運 20年，卻無法提供任何系統性之帳簿、損益記錄、客戶名單、訂金收據或通訊紀錄（如WhatsApp訊息）。其聲稱利潤僅為「心入面有個數」、「覺得有賺就去」，此種完全依賴記憶而無書面憑證之經營方式，對於涉及數十萬元交易之業務而言，並不合理或可信。

(b) 資金處理方式極端且不合常理：

(i) 洪女士聲稱代購交易多收取現金，且客戶（包括僅透過朋友介紹之初次交易者）願意預付數萬元訂金而毋須任何收據，此舉與商業慣例及一般人處理大額金錢之謹慎態度相悖。

(ii) 更為關鍵者，是她將巨額現金存放於睡房床下底之行為。洪女士於盤問下承認家中僱有兩名外籍家庭傭工，卻稱不擔心款項安全，因「房門會鎖」。此解釋不僅牽強，更顯示其對該筆款項之保管方式異常輕率，與處理合法辛勤所得之應有態度大相逕庭。

(c) 證供內在矛盾及與客觀情況之衝突：

(i) 洪女士稱部分現金為準備2018年9月歐洲行程之訂金。然而，該筆款項於2018年5月已被扣押。即使接納其說法，為何需提早四個月收集全數訂金並以現金存放家中，而非於行程臨近時才收集？此安排有違資金運用效率。

(ii) 洪女士確認2017年一次獲利較豐之代購行程，相關款項已透過客人存入其信用卡戶口以清付卡數，與本案扣押之現金無關。此點削弱了該筆現金必然為代購收益之關聯性。

(iii) D1家庭每月收入約十萬元，需支付租金、養育兩名子女、供養兩輛汽車及兩名傭人。在此收支狀況下，洪女士能積存並隨意放置相當於家庭多月收入之現金，實令人難以置信。

(d) 對法庭提問之迴避與記憶選擇性：當法庭問及如何區分現金中「利潤」與「訂金」之比例時，洪女士僅含糊回答「一半一半」，卻無法提供任何依據。對於為何不保留與客戶之通訊記錄等關鍵問題，她的解釋為「電話被警方扣押」、「換電話後找不到」，本席認為，此等說法顯屬便利之辭。

11.綜上所述，洪靖喻女士之證供在關鍵環節上缺乏細節佐證、充滿不合情理之處，且其行為模式與所聲稱之資金性質嚴重不符。本席斷然拒絕接納其證供為可信。辯方未能就第一被告人處所之港幣312,000元現金來源提供任何可信之合法解釋。

（二）關於第二被告人現金（港幣142,000元）及手錶之解釋

12.D2胡志邦聲稱，其資金源自父親，而父親之款項則來自祖母及母親遺產，以及2018年4月將大角咀物業抵押予恆生銀行所得之貸款。D2稱現金擬用於支付婚宴酒席訂金，手錶則以約17萬元贖回。

13.經嚴格盤問，D2之證供被發現存有根本性缺陷、多處矛盾及重大修改，現詳述如下：

(a) 證供之反覆與不誠實印象：

(i) 關於銀行戶口：D2先堅稱「冇銀行戶口」，故需持有現金。當控方出示顯示其為收款人之83萬元銀行支票（來自物業抵押）時，D2立即改稱當時「即刻開咗個戶口」供樓用。此明顯之前後矛盾，令人懷疑其最初稱「冇戶口」之動機，乃為合理化持有大量現金之需要，從而誤導法庭。

(ii) 關於手錶資金來源：D2最初稱購錶資金來自父親給予之「阿媽同阿嫲遺產」。然而，辯方自行提交之文件顯示，他的祖母於2006年去世，母親則於2017年11月方去世。若母親2017年底才離世，所謂「遺產」如何能於2016/2017年用於購錶？面對此無法調和之矛盾，D2之解釋含糊其辭（「文件登記時間問題」），完全缺乏說服力。其後，D2又提出另一說法，稱父親於2018年利用抵押貸款所得幫其「贖回」手錶。就同一資產之資金來源，出現「遺產購置」與「貸款贖回」兩個不同時序、不同性質之解釋，嚴重損害其證供整體可信性。

(b) 關鍵敘事於盤問下出現根本性改變：D2最初解釋抵押手錶之原因，乃為籌措「裝修費用」。然而，在控方深入盤問下，D2將故事修改為：裝修費用本應由父親支付，但因「爸爸喺大陸嘅錢未落到嚟」，故需臨時抵押手錶以「找條裝修數」。此一修改，並非細節補充，而是對借款動機、債權債務關係及還款來源之根本性改動。此等關鍵事實出現截然不同之版本，因此，強烈顯示D2的證供並非建基於真實經歷，而是為應對詢問而即場構建。

(c) 行為之不合常理：D2聲稱持有14萬餘元現金是為支付酒席訂金。然而，他將此筆為數不小之款項，無鎖而存放於床頭櫃抽屜內，實非謹慎處理擬用於重要開支之款項應有之態度。此舉與D2證供所指（支付酒席訂金）本身相矛盾。

(d) 對家庭財政狀況之模糊表述：D2對父親財政狀況、遺產具體金額、抵押貸款資金分配等細節一概不知，僅以「佢俾我我就要」作回應，此種對巨額款項來源漠不關心的態度，同樣有違常理。

(e) 關鍵矛盾點（審訊 v.充公聆訊）

(i) 手錶購買價格：

· 審訊中D2稱二手買入價為 8 萬港元（作供日期：2025年4月1日）。

· 充公聆訊中D2稱二手買入價為 21 萬港元（作供日期：2025 年 12 月 19日）。

此點涉及資產價格，差額竟達 13 萬港元，動搖D2整體財務說法可信性。

(ii) 手錶贖回金額：

· 審訊中D2先稱不記得，後承認可能說錯「17萬幾」，強調實際典當僅 3-4 萬港元。

· 充公聆訊中D2明確堅稱贖回金額為「17萬幾」。

就關鍵金額D2的陳述出現根本性逆轉，嚴重損害他證詞可靠性。

(iii) 資金來源敘述：

· 審訊中D2完全未提及「遺產」作為手錶資金來源，亦未提及「裝修」為典當原因。

· 充公聆訊中D2突然新增「遺產」及「裝修」情節，並稱典當是為支付裝修費（審訊中稱是為女友買手袋）。

以上矛盾，應被視為D2事後補編故事以合理化資產來源，缺乏一致性。

(iv) 銀行戶口有無：

· 審訊中D2未否認有銀行戶口。

· 充公聆訊中D2起初稱「冇戶口」，後又改口稱因按揭才開戶。

充公聆訊初時的說法與文件證據（支票存入戶口）明顯不符，顯示D2的陳述隨案情需要而改變。

(v) 母親去世時間：

· 充公聆訊中D2質疑母親死亡證日期（顯示母親於2017 年 11 月去世），甚至一度稱母親非該年去世。

D2的證詞明顯與官方文件抵觸，進一步削弱其整體誠信。

14.D2於本案審訊中之證供已被陪審團裁定為不可信，而今次於充公聆訊中之表現，進一步鞏固本席對其誠信之負面看法。他的證供矛盾百出，關鍵處屢作修改，且與書面文件明顯衝突。本席毫無困難地裁定其證供完全不可靠。

整體推論與裁決

15.辯方證人之證供既已被否定，辯方未能履行其第二階段之舉證責任，即使是以「相對可能性」之標準，也未能提供任何可信理由以說服法庭涉案財物具有合法來源。

16.相反，綜合考慮以下環環相扣之環境證據：

(i) 兩名被告人已因涉及大量毒品之串謀販毒罪被判有罪；

(ii) 搜獲之財物價值不菲，與他們所聲稱的合法收入明顯不相稱；

(iii) 他們二人或其證人等對財物來源之解釋經不起邏輯與常理檢驗。

17.本席援引 Wong Hon Sun 案所認可之原則，裁定本案唯一合理且不可避免之推論為：涉案之（1）港幣312,000元現金、（2）港幣142,000元現金及（3）該隻愛彼手錶，均屬《危險藥物條例》第56(1)條所界定之可予充公財物。具體而言，本席確信該等財物要麼是他們二人所犯販毒罪行之結果或成果（第56(1)(b)條），要麼曾在與該罪行有關之情況下被使用或持有。

18.既然財物可予充公之表面證據成立，而辯方未能提出任何有效理由反對，本席行使司法酌情權，決定批准控方充公財物之申請。

命令

19.基於以上理由，現作出如下命令：

20.根據《危險藥物條例》第56(1)條，命令將下列證物充公，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