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國成 訴 懲教署署長

HCAL 1809/2020

[2021] HKCFI 2908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憲法及行政訴訟2020年第1809號

——————————

判 案 書

引言

1.這是關於申請人的兩項申請：

(1)  修訂原「表格86」[1]的許可[2]；及

(2)  司法覆核的許可。

2.根據申請人的原「表格86」，他原本打算挑戰的是：

•   懲教署(「署方」)的決定[3](「最初決定」)；

•   署方投訴委員會的決定[4](「投訴委員會的決定」)；及

•   署方上訴委員會的決定[5] (「上訴委員會的決定」)。

3.然而，在2021年2月24日的聆訊中，申請人的代表馬大律師確認申請只會就「上訴委員會的決定」提出司法覆核許可申請。至於原表格86有關「最初決定」和「投訴委員會的決定」的陳述，則成為本案的背景。

4.另一方面，建議答辯人亦在當天的聆訊中確認：

(i)  「上訴委員會的決定」是受法庭司法覆核權所管轄 (amenable to judicial review)；及

(ii)  建議答辯人是本訴訟中恰當的答辯人 (proper respondent) 。

同日，本庭下令建議答辯人可存檔誓章，以釐清「署方」在調查申請人的投訴時所用的「職員的供詞表格」[6]裏所提及的「所員休假簿」[7],究竟是指什麼文件。

申請人尋求的濟助

5.根據申請人「擬修訂的表格86」，他尋求的濟助包括：

(1)  宣告「上訴委員會的決定」是犯了法律上的錯誤，及/或不符合程序公義，及/或是非法的，及/或是不合理的；

(2)  推翻「上訴委員會的決定」；

(3)  要求上訴委員會重新考慮申請人就「投訴委員會的決定」的上訴[8]；及

(4)  訟費。

雙方存檔的證據

6.在2021年2月24日的聆訊之前，與訟雙方提交了以下的文件:

10.9.2020:	「申請人的第一份誓章」[9]
10.12.2020：	「梁頌賢的誓章」[10]
11.1.2021：	「申請人的第二份誓章」[11]

7.在2021年2月24日的聆訊後，建議答辯人提交了以下的文件:

16.3.2021：	「關苡婷的誓章」[12]
	「黎兆宇的誓章」[13]

隨後，申請人提交了以下的文件以作回應：

13.4.2021：

「申請人的第三份誓章」[14]

背景

8.本席將雙方存檔的文件及書面陳詞稍加整理後，將本案的背景事實簡述如下。

9.2015年3月，申請人被判處30個月監禁，他上訴失敗後被轉移至白沙灣懲教所繼續服刑。在2017年5月7日至9月15日期間，他被派在該院所廚房工作。

10.根據香港法例第234A章《監獄規則》：

「43. 勞動時數

每天勞動時數不得少於6小時，亦不得多於10小時，用膳時間不包括在內。

44. 假日

除確實必需[15]的工作外，不得在星期日、聖誕日、耶穌受難日及農曆年初一從事任何工作。」

11.申請人指稱他被派在該院所廚房工作期間，沒有獲得休假。然而，他說他偶然看到廚房內的「所員休息簿」上卻有自己曾獲休假的記項，與事實不符。故此，他於服刑期間曾向院所管方投訴[16]，但直至他刑滿出獄，仍未收到結果。

12.申請人於出獄後，在2018年10月22日，向「署方」投訴調查組(「調查組」)作出以下投訴[17]：

投訴(一)：2017年5月7日至2017年9月15日，申請人被安排在白沙灣懲教所廚房工作期間，沒有獲廚房導師安排假期。

投訴(二)：2017年5月7日至2017年9月15日期間，在「所員休息簿」上記錄申請人曾每星期獲安排休假一日，與事實不符。

13.「調查組」完成調查後，將結果呈交予「投訴委員會」 [18]。後者經審核後決定接納前者的調查結果，並在2019年5 月29 日發信通知申請人[19]：

「指稱(一)

有關證人的證供及相關記(原文如此)錄顯示，你在廚房工作期間曾獲安排每星期休假一天，以及因公眾假期獲取補假。然而，在二零一七年七月中至九月中，你的休假安排則改為以兩個半天取代一整天的休假[20]。因此，指稱的部分內容獲得證實。

指稱(二)

第一及第二被投訴人[21]否認指稱。調查組在查核相關紀錄及資料，以及審視相關證人的證供後，認為沒有充足證據證明或否定相關指稱。」

14.次日，申請人提出上訴[22]。上訴期間，申請人向「署方」索取有關他投訴的資料，包括該「所員休息簿」及所有相關的署方職員的證人供詞。2019年9月12日，署方回覆申請人，重申除了已經向他發放的白沙灣懲教所「廚房所員放假紀錄」[23]外，署方並沒持有申請人所說的「所員休息簿」[24]。

15.2019年9月17日[25]、11月21日[26]及2020年3月10 日 [27]，申請人親身前往「投訴組」的辦事處查詢上訴的進度及提供相關資料[28]作為上訴理據。

16.「上訴委員會」在2020年1月16日的會議紀錄 [29](「會議紀錄」)記載了如下的討論及決定[30]:-

“6.1 Discussion and Decision

For Allegation (A),

(a) The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at two half days off per week had been arranged for the appellant for eight weeks during the period in question. Though the arrangement of splitting one day off into halves was considered undesirable and contradictory to the Nelson Mandela Rules, there was no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the appellant had had no weekly days off as alleged. The investigation findings were reasonable.

(b) The Heads of Institution had been reminded of not splitting any day off of PICs into halves in the Operational Meeting in August 2019.

The board hence agreed with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findings and endorsed the appeal result of the allegation to remain ‘Not fully substantiated’.

For Allegation (B),

(a) The entries with discrepancies on the record ‘廚房所員休假紀錄’ did not actually involve the entries registering the appellant’s days off arrangement during the period in question.

(b) There were no records titled ‘所員休息簿’ found throughout the entire course of investigation. The only record existed in the investigation was ‘廚房所員休假紀錄’. The board believed that such record was the only record accounting for the day off arrangement of PICs of Kitchen Workgroup in PSWCI.

(c) It was understandable that CCTV recordings were unavailable for investigation due to the lapse of time.

(d) Observations on avoiding discrepancies and maintaining proper records of the day off arrangement for PICs had already been referred to the relevant Section(s) for attention and necessary actions. Also, a new record form, which requires endorsement by signatures and regular inspections by appropriate parties, had already been designed to record the day off arrangement for PICs working in the Kitchens of the institutions.

The board hence agreed with the original investigation findings and endorsed the appeal result of the allegation to remain ‘Unsubstantiated’.”

17.2020年3月24日，「上訴委員會的決定」致函申請人如下 [31]：

「委員會經詳細審閱及考慮該宗投訴、你以書面形式提供的上訴理據和資料及與委員會成員會面的要求後，認為無需與[申請人]會面，並信納白沙灣懲教所沒有持有廚房內的“所員休息簿”。你提供的理據和資料亦未能推翻懲教署投訴委員會審核後通過的調查結果。」

申請人的覆核理由

18.在剔除申請人就「最初決定」及「投訴委員會的決定」的相關理據[32]後，申請人挑戰「上訴委員會的決定」的理由如下[33]：

(1)  「上訴委員會」作出「上訴委員會的決定」的決定時未有給予任何理由；及

(2)  「上訴委員會」沒有應他要求與他會面,也沒有給予他回應的機會。

19.2021年9月3日，申請方馬大律師在她的書面陳詞及其所附的「擬修訂其表格86」，提出下述修訂：

(1)  移除關乎「最初決定」及「投訴委員會的決定」的挑戰及濟助(下稱「移除性修訂」)；

(2)  大幅度地增添關乎「上訴委員會的決定」的覆核理由及濟助(下稱「附加性修訂」)，當中新的覆核理由，包括上訴委員會作出相關決定時：

(i)  沒有給予足夠理由[34]；

(ii)  考慮了明顯無關的事項，以及沒有考慮關鍵的事項；及

(iii)  犯了法律上的錯誤，是非法的[35]。

20.就申請人的「擬修訂其表格86」所例出的修訂，建議答辯方馮律師的立場是她不反對當中的「移除性修訂」，但反對那些「附加性修訂」，原因是申請人有不當延誤，亦未有就其延誤提供任何好的理由。若然法院有意允許修訂申請，建議答辯人將保留就附加性修訂提交證據及作進一步陳詞的權利。

法律原則

21.與訟雙方對以下的法律原則沒有爭議。

通則

22.申請人如要取得司法覆核申請的許可，必須顯示他擬提的司法覆核申請可合理地辯證成立、且具有真實成功機會：Po Fun Chan v Winnie Cheung[36]。

23.在黎同志 對 香港郵政署長 [37]，上訴法院指出：

「16. 司法覆核只是容許法庭對下一級法庭、審裁機構及行使公權的機構施行管轄司法權，確保它們的決定是合法、符合法定程式及合理的。

17. 法庭並非要替代上述機構履行職務或行使權力，亦非要考慮它們的決定是好還是不好。法庭只能在它們的決定是非法的、或是越權的、或是全不合理的、或在作出決定過程時，沒有符合適當的法定程式時，才能干預。法庭不會處理假設性的問題，亦不會作出一些沒有後果的裁決。」

24.因此，法庭在行使司法覆核的職權時，無權監督任何公營機構的行為表現，或有沒有涉及行為失當。法庭在處理司法覆核申請時，也沒有權力制定或修改有關機構所定下的政策或所作出的決定。若答辯人是行使公權或公共職能而作出某些決定，法庭只可考慮該決定是否欠缺合法基礎，或《溫士伯裡》式不合理(Wednesbury unreasonableness) ，或涉及程序不公平：見郭卓堅 訴 港鐵非執行主席歐陽佰權先生及另一人[38]。

延誤

25.《高等法院規則》第53號命令第4(1)條規條訂明:

「申請司法覆核的許可，須從速提出，並無論如何均須在申請理由首次出現的日期起計三個月內提出，但如法庭認為有好的理由延展提出該申請的期限，則屬例外。」

(底線後加)

26.法庭於司法覆核案件中已多次強調，所有司法覆核許可申請都必須從速提出，這規定是爲了良好管理的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 in good public administration”)。因此，法庭對申請延誤時亦會採納較為嚴謹的處理方法，並只會在基於適當理由的情況下，才會延展期限。一般而言，申請人不熟識法律，或不知悉有關時限的規定，均不構成適當理由: 何建民對香港警務處陳健雄警司及另四人[39]。誠如終審法院在Po Fun Chan v Winnie Cheung一案，前述[40]，清楚表明，如一項許可申請於時限屆滿多個月後才提出，則即使申請的理據如何充分，法庭仍有權拒絕給予許可。同樣地，申請法律援助所帶來的困難及所費的時間，不必然是一個好的理由去延展相關期限，這必須視乎個別案件的情況而定。倘若申請人將延誤歸咎於獲得法律援助的過程，那麼他便有責任證明在處理相關申請時，他已作出了一切應盡的努力：Re Thomas Lai[41]。

27.至於法庭考慮是否給予延展期限的因素，包括：

(i)  申請人延誤的長度；

(ii)  延誤的理由；

(iii)  申請的優劣如何(merits)；

(iv)  若批准修訂的話，會對另一方構成什麼妨害；及

(v)  該司法覆核提出的問題對公眾的重要性等等:Re Thomas Lai[42]。

修改「表格86」

28.在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後，申請修改「表格86」許可的門檻是相當高的。若申請方有延誤，須就其延誤提供令人滿意的解釋。這是因為此類申請往往會令對方處於尷尬的處景 — 即不得不決定是否在申請方提出修訂的情況下繼續聆訊，還是申請押後聆訊，這對答辯方來說已經可以構成妨害：Wise Union Industries Limited v 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Corporation[43]；及Tomorrow Finances Limited v Director of Fire Services[44]。

考慮

修改「表格86」的許可申請

29.首先，本席同意建議答辯方的陳詞，申請人「擬修訂表格86」內提出的「附加性修訂」涉及不恰當的延誤：

(1)  申請人在2020年9月10日提交原「表格 86」，差不多1 年後[45]，才提出修訂申請，而且這距離「上訴委員會的決定」[46]更是超過了1年5個月；

(2)  假使申請方的某些修改只能在建議答辯方「關苡婷的誓章」存檔後[47]才能作出，申請人仍然無法解釋為何他在上述誓章存檔將近 6 個月後，才提出修訂申請；

(3)  申請方在收到「關苡婷的誓章」和「黎兆宇的誓章」後，存檔了申請人的回應誓章，又於2021年5月主動要求法庭安排聆訊。當時，申請人的法律代表對於擬定提出的新覆核理由，理應心裡有數。然而，建議答辯方僅在聆訊前的約兩星期，方獲告知相關的修訂；

(4)  建議答辯方在沒有看到「附加性修訂」(包括新的覆核理由)的情況下，無可避免地未能充份理解申請人在2021年4月13日提交的回覆誓詞的重點。建議答辯人因此被處於一個尷尬的處景，這對他構成不利是不言而喻的；及

(5)  考慮到申請人說他自2020年8月尾開始已經有律師代表他行事[48]，而且本案關乎司法覆核的程序，以上的延誤，不但是非常嚴重，而且是不可原諒的。

30.基於以上，本席不允許申請人「擬修訂表格86」內的「附加性修訂」。

司法覆核的許可

延誤

31.首先，馬大律師承認申請人的司法覆核許可的申請超過了《高等法院規則》第53號命令第4(1)條訂明的期限。因了解這方面的情況，本席將相關的事實和時序例出如下：

17.3.2020	申請人就「署方」拒絕向他提供「所員休息簿」的決定申請司法覆核許可[49] (HCAL 436/2020) 申請人就HCAL 436/2020 申請法律援助[50]
24.3.2020	「上訴委員會的決定」
14.5.2020	申請人申請法律援助[51]
15.7.2020	法律援助署拒絕申請人的兩項法援申請[52]
3.8.2020	申請人就法律援助署的拒絕提出上訴
10.9.2020	申請人的律師[53]就本申請提交原「表格86」及「申請人的第一份誓章」
21.9.2020	申請人的法律代表去信法庭請求撤回HCAL 436/2020的司法覆核許可申請[54]
22.9.2020	法庭批准申請人撤回HCAL 436/2020，並取消原定於29.9.2020進行的聆訊。

32.從以上可見，申請人並沒有就「上訴委員會的決定」從速提出司法覆核許可的申請。他提出申請時，已經是該決定的5個半月之後。如前所述，他申請法律援助所帶來的困難及花費的時間，不必然是一個好的理由去延展相關期限。關於這一點，在本席席前沒有清楚的書面證據顯示申請人曾就他針對「上訴委員會的決定」的訴訟申請法援[55]。本席同意答辯方的陳詞 ，即使假設申請人曾於2020 年5月14日就 「上訴委員會的決定」申請法援，該申請也是在「上訴委員會的決定」之後近 2個月才開始進行。這顯示申請人在申請法援的事情上，顯然未有及早作出一切應盡的努力。

33.馬大律師在她的書面陳詞中說，由於申請人當時認為將所有資料交給法律援助署，該署自會向他提供意見如何進行司法覆核訴訟。他又以為即使法律援助署拒絕他的申請，亦可以自行聘請私人律師跟進。故此，他當時沒有意會到需要另行就「上訴委員會的決定」再提交司法覆核申請。馬大律師指申請人亦有在等候法援結果期間，向律師查詢萬一他的法援申請失敗，聘請私人律師所費若干。然而，如前所述，申請人不熟識法律，或不知悉有關時限的規定，均不構成延誤的理由。

34.再者，申請人曾親自行事，針對「署方」未有提供「所員休息簿」的決定提出訴訟 (HCAL 436/2020)。因此，他必然知道在沒有法律代表的情況下，仍可提出司法覆核申請[56]。

35.總括而言，本席認為申請人就其延誤並沒有令人滿意或好的解釋。單憑這一點，便足以使本席拒絕給予申請人司法覆核許可。為求慎重起見,本席亦有考慮Re Thomas Lai 一案提及的其他因素。

合理的可爭辯性

36.為求完整，本席亦有考慮到申請人在其原「表格86」及「擬修訂表格86」內例出的覆核理由。

(1)     有否給予任何或足夠理由

37.本席認為在本案法庭無須處理在法律上「上訴委員會」是否有責任就「上訴委員會的決定」向申請人提供理由。原因是「上訴委員會」實際上已經提供了理由，即：

「[上訴委員會]經詳細審閱及考慮該宗投訴、你以書面形式提供的上訴理據和資料及與委員會成員會面的要求後，認為無需與你會面，並信納白沙灣懲教所沒有持有廚房內的“所員休息簿”。你提供的理據和資料亦未能推翻懲教署投訴委員會審核後通過的調查結果。」

問題的關鍵在於上述理由在本案的情況下是否已經足夠。

38.關於這一點，申請方對於建議答辯方提出的以下的法律原則沒有爭議：

(a)  相關理由是否充分，取決於決策者的運作背景和每個案件的情況。相關理由可以很簡短，並不需要詳細說明。只有當相關理由在本質上有缺陷時，才應被認為是不充分的。相關理由在某件個案的情況下是否充分，是一個需要明智地處理的問題：Oriental Daily Publisher Ltd v Commissioner for Television and Entertainment Licensing Authority[57]。

(b)  法庭不應過分重視決策者的討論摘要，原因是決策者就某個問題進行審議時，所表達的想法和觀點可能並不完全清晰或不一定正確，但這並不意味著當決策者最終對一個問題做出決定時，它必然依賴於已經討論過的一個或多個事項。在此情況下，了解決策者如何闡明相關決定的原因更為重要：Capital Rich Development Ltd v Town Planning Board [58]。

39.就本案來說,本席同意馮律師的陳詞,即是說「上訴委員會」已經清晰地表示他們維持「投訴委員會的決定」，而「上訴委員會的決定」是「經詳細審閱及考慮該宗投訴」、以及「[申請人]以書面形式提供的上訴理據和資料」後才作出的,而「上訴委員會」所依據的理由是:

(i)  「上訴委員會」信納「白沙灣懲教所沒有持有廚房內的『所員休息簿』」;及

(ii)  「[申請人]提供的理據和資料亦未能推翻「投訴委員會」審核後通過的調查結果。」

40.至於「上訴委員會」所給予申請人的上述理由是否充分,本席認為法庭必須從「投訴委員會的決定」的性質,及以後者的理據作為背景,加以考慮。根據「梁頌賢的誓章」[59]:

•  就「指稱一」- 即申請人沒有獲安排放假,「投訴委員會」經審核相關紀錄及證人供詞後,發現申請人在2017年7月中至9月中曾多次被安排以兩個半天的休假方式,以取代一整天的休假,認為這做法有欠理想。因此, 「投訴委員會」裁定申請人指稱的「部分內容獲得證實」[60]。

•  就「指稱二」- 即「所員休息簿」上所寫有關申請人的休假紀錄與事實不符,「上訴委員會」審議過他以書面形式提供的上訴理據和資料,以及相關職員的供詞及相關紀錄後,同意「投訴委員會的決定」,認同署方職員只是沿用申請人的詞匯,而「職員供詞表格」內提及的「所員休息簿」,實為「廚房所員放假紀錄」,並信納白沙灣懲教所沒有持有申請人所稱的「所員休息簿」[61]。

41.值得注意的是，申請人向「上訴委員會」提供的資科，其實是他透過《查閱資料要求表格》從署方得來的文件，以及他就該些文件和「投訴委員會的決定」的質疑[62]，並不是什麼新證據。本席認為既然「投訴委員會的決定」是基於他們對申訴人的投訴的事實裁斷,而「上訴委員會」又認為申請人提供的上訴理據和資料不足以推翻「投訴委員會的決定」, 那麼「上訴委員會」其實並沒有什麼可以再進一步解釋的地方。再者,判斷申請人和署方各自的證據的比重,以及就有爭議的事實作出裁決,是屬於「投訴委員會」和「上訴委員會」的範疇,而不是法庭在司法覆核中的職能。

42.關於「投訴委員會」就申請人的投訴(一), 認為「部份內容獲得證實」; 至於投訴(二),則認為「沒有充分證據證明或否定相關指稱」,馬大律師陳詞指兩者是自相矛盾的。故此,「上訴委員會」同意「投訴委員會的決定」,也是《溫士伯裡》式不合理和不足夠的。對於以上陳詞,本席不敢苟同:

(i)  就投訴(一),即使是根據署方人員的證供[63]和紀錄(包括「廚房所員放假紀錄」),申請人也曾多次被安排以兩個半天的休假方式,以取代一整天的休假。上訴委員會認為以上的安排並不理想,因此同意「投訴委員會的決定」,認為該投訴「部份內容獲得證實」。

(ii)  至於投訴(二), 這是關乎申請人就署方紀錄的準確性的疑問。雖然「上訴委員會」信納白沙灣懲教所就廚房所員休假的唯一紀錄就是「廚房所員放假紀錄」,但是申請人不同意他所說的「所員休息簿」就是「廚房所員放假紀錄」[64]。因此「投訴委員會」認為「沒有充分證據證明或否定」上訴人的是項投訴,並非不合理。

基於以上,本席不認為「投訴委員會」或「上訴委員會」就申請人兩項投訴的結論在證據或邏輯上有矛盾的地方。本席認為「上訴委員會」已經就他們的決定,給予申請人足夠的理由。

(2)      沒有與申請人會面及給他機會回應

43.關於這一點，申請方對於建議答辯方提出的以下的法律原則沒有爭議：

(1)  就程序不公平的問題,重要的是決策者有義務遵守公平的程序;否則，可能會使任何決定處於危險之中，並造成錯誤。法庭不僅是簡單地指出程序上的錯誤。相關錯誤必須是重大(material)的。此外，相關的重大錯誤必須造成實際的不公平(actual unfairness)。法庭曾多次表示，不公平並非存在於真空中：Cheung Koon Kit v Commissioner of Correctional Services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65];

(2)  如果不披露相關決策者考慮過的文件，並不會對申請人造成任何實質性損害，法庭很有可能(如不是無可避免地)行使其酌情權反對批出任何濟助: Leung Fuk Wah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66];

(3)  現行法律原則就決策者是否必須給予當事人一方口頭聆訊並沒有絕對的要求。只有在相關爭議點都不能以其他方式公平地解決時，才須進行口頭聆訊。倘若當事人已遞交篇幅很長的書面陳述，並在其陳述充分闡述和解釋了相關論點的話，那麼他不需要口頭陳述: Cheung Koon Kit一案 , 前述[67]; 及

(4)  即使存在事實爭議，如果有當時相關的書面記錄，而其準確性並沒有爭議，那麼口頭聆訊是不必要的。存在有爭議的事實問題本身並不意味著必須進行口頭聆訊：R (on the application of Calland) v The 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 Ltd [68]。

44.就本案而言，申請人曾多次向「上訴委員會」提交補充資料作為他的上訴理據[69]。值得注意的是，不論在上訴階段抑或是司法覆核階段，他的主要的事實爭議是白沙灣懲教所是否持有他所說的「所員休息簿」，以及該「所員休息簿」的內容是否正確。他不同意署方提供給他的「廚房所員放假紀錄」[70],就是他所說的「所員休息簿」。就「廚房所員放假紀錄」的準確性，他從未有詳細地指出該紀錄有任何錯誤。他持的立場僅是他在相關時段從未有獲安排休假。

45.至於申請人指「上訴委員會」未有向他提供補充供詞，該些補充只是關於職員們對於他們早前呈交的證供內的預設問題中「所員休息簿」一詞的理解。儘管申請人在本法律程序中得到了該些補充供詞，但他從未就此提出任何實質性的回應[71]。因此，申請人未能顯示他因為「上訴委員會」沒有向其提供相關補充證人供詞，而蒙受任何實際損害。儘管申請人曾要求與「上訴委員會」會面，他一直未有提出會面的原因，只是單純要求「上訴委員會」接見他[72]。在此情況下，「上訴委員會」經考慮相關資料後，方認為毋須與申請人會面。本席認為「上訴委員會」這方面的決定並非不合理，更遑論《溫士伯裡》式不合理。

46.關於「調查組」代表出席「上訴委員會」的會議，其作用是解釋申請人上訴的相關背景,本席同意建議答辯方的陳詞,即這是一般的行政措施，目的是使「上訴委員會」能有效率地進行相關審議;而且「調查組」代表並不代表「投訴委員會」，不存在申請人所指的「利益衝突」。

47.基於以上，本席不認為申請人所指的「上訴委員會」的程序問題, 足以構成違反程序公義,亦不足以使法庭行使酎情權給予他司法覆核的許可。

(3)      《溫士伯裡》式不合理/法律上的錯誤

48.正如高浩文法官在Loh Ming Yin v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73]一案指出, 當決策者被指在行使其酌情權沒有考慮相關因素時，必須區分以下情況：

(1)  相關法例(無論是明示或默示)明確規定為必須考慮的事項；

(2)  相關法例明確規定為不得考慮的事項；和

(3)  決策者可能會考慮的事項。如根據決策者的判斷和酌情決定權，決策者認為這樣做是正確的話，那麼決策者在這方面的選擇僅受司法覆核中的“Wednesbury”不合理性的挑戰。

再者,當個案涉及「酌情考慮事項」時，應給予決策者適當寬闊的判斷空間(wide margin of appreciation)，並有必要審視決策者成員之間討論的大體基調，而不是專注於個別成員表達的個人觀點或使用的精確術語。

49.就本案而言,「上訴委員會」的會議記錄[74]不等於「上訴委員會的決定」,上文已有論述,在此不贅。誠如馮律師陳詞所說,「上訴委員會」的相關會議紀錄[75]明顯包括:(1) 討論;(2) 觀察;(3) 建議;及(4) 決定等各部份。

50.申請人指「上訴委員會」考慮了無關的事項,例如(1) 各院所的負責人已被提醒不應將所員一整天的休假分為兩個半天;及(2) 院所需妥善保存所員的休假紀錄及使用新表格等等。本席認為這些指控沒有說服力,因為申請人所指的事情,明顯是於會議的建議部分。

51.至於申請人指「上訴委員會」未有考慮他提供的證據, 本席認為這指控明顯並不成立:

(1)  「上訴委員會」給予申請人的回覆信清楚表示他們「經詳細審閱及考慮該宗投訴、你以書面形式提供的上訴理據和資料」;

(2)  根據「關苡婷的誓章」[76]，「上訴委員會」是在考慮所有證據後才做出「上訴委員會的決定」。值得注意的是申請方沒有要求就關女士的誓章內容盤問她;及

(3)  本席沒有忽略「上訴委員會」相關的會議紀錄寫着:

“Though the arrangement of splitting one day off into halves was considered undesirable and contradictory to the Nelson Mandela Rules, there was no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the appellant had had no weekly days off as alleged. The investigation findings were reasonable.”[77]

但是當中的 “there was no evidence” ,可以合理地被解讀為「除了申請人的證據外，沒有其他證據」。因此，「上訴委員會」的會議紀錄與他們給予申請人的回覆信並不存在矛盾。

（4）申請方陳詞指由署方提供給申請人的「工資記錄」[78]跟「廚房所員放假紀錄」內關於申請人的記項有不符合的地方，這可能支持申請人的投訴，而「上訴委員會」卻忽略了這方面的證據。本席不同意申請方的陳詞，因為正如建議答辯方指出，上述的「工資記錄」根本從未提交過給「上訴委員會考慮」[79]，因此它的對「上訴委員會的決定」無關重要。無論如何，署方經翻查紀錄後，已於2020年10月7日向申請人發出「補充工資記錄」，更正了「工資記錄」上的遺漏[80]。

52.基於以上,本席不認為申請方所指有關《溫士伯裡》不合理或法律上有錯誤等論點是合理可爭辯的。

妨害

53.申請人投訴的事情於2017年,其中的一些紀錄,例如「在囚人士要求事項紀錄冊」,署方只會保存六個月[81]。在這情況下，申請方的延誤,會使建議答辯人在司法覆核的訴訟中蒙受一定程度的不利。

公眾的重要性

54.本案現在的重點,已經不在於署方將所員應得的一整天休假一分為二的做法, 是否恰當。他現在提請司法覆核的理由,在於「上訴委員會」就其決定是否提供了足夠的理由,以及在處理申請人的個案時採取的程序是否公平恰當。這些議題顯然會是因應個別案件而會有不同的答案,不具一般的公眾重要性。

命令

55.基於以上，本席拒絕行使酌情權延展申請人提出司法覆核許可申請的期限。

56.無論如何,從以上的討論可見,申請人申請司法覆核許可的理據,無論個別地考慮,還是整體而言,皆不具合理可爭辯性。因此,假如本席需要考慮他的司法覆核許可申請的話,亦會拒絕給予他司法覆核的許可。

訟費

57.申請人的申請敗訴，本席曾經慎重考慮是否要跟隨慣例，命令他支付署方就本申請的訟費:見 Leung Kwok Hung v President of Legislative Council (No 2)[82]；及 鄭家華訴渠務署署長 [83]。

58.然而，考慮過所有相關的情況, 包括（但不限於）: (1) 申請人原來的申請並非完全為了私利,而是有可能惠及其他在囚人員; (2) 本席在2 月24日須將聆訊押後, 為使署方能就「梁頌賢的誓章」中未有交待清楚的地方,作出補充及澄清; (3) 申請方及早放棄了一些沒有勝算的覆核理由,本席行使酌情權; 及 (4) 申請人在建議答辯人存檔進一步誓章後，仍然繼續其申請等等，本席行使酎情權，命令申請人需支付建議答辯人2021年3月22日起及以後[84]的訟費。如雙方未能就訟費的金額達成協議, 則交由聆案官審評。

申請人： 鄧兆駒律師事務所延聘馬安琪大律師代表。

建議答辯人： 律政司陳翠薇政府律師(2021年2月24日)及馮嘉賢政府律師(2021年9月20日)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