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e Document

100%Judiciary

[Chinese Translation – 中譯本]

FAMC 28 及 29/2015

香港特別行政區

終審法院

終院刑事雜項案件2015年第28號

上訴許可申請

（原上訴法庭刑事上訴2014年第101號）

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
答辯人	楊家誠

____________________

終院刑事雜項案件2015年第29號

上訴許可申請

（上訴法庭刑事上訴2014年第101號）

____________________

答辯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
申請人	楊家誠

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訴委員會：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李義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鄧國楨

聆訊及裁決日期：

2015年8月14日

_________________

裁決書

_________________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

1.在FAMC 28/2015一案中，申請人就以下被指為具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問題，申請上訴許可：

問題一

「就《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香港法例第455章）第25條下的洗黑錢罪行而言，『控罪不得重叠』規則如何運作？特別當洗黑錢罪行可透過該條例第2條定義所包括的任何『處理』方式干犯之時，其是否屬於或可能屬於持續罪行，以致『控罪不得重叠規則』不適用；以及當某項洗黑錢控罪指稱被控人曾多次處理金錢，而當中若干處理所涉的金錢來自已知的不同來源之時，『控罪不得重叠』規則的例外情況（即DPP v Merriman [1973] AC 584一案所指的『一宗交易』(one transaction)、R v Tomlin [1954] 2 QB 274一案所指的『不足之數的總額』 (general deficiency) 以及 Barton v DPP [2001] 165 JP 779一案所指的『連續性的行為過程』(continuous course of conduct)）如何適用？‎」

問題二

「就［《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條而言，在考慮被告人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時，主審法官如何在Seng Yuet Fong v HKSAR (1999) 2 HKC 833一案的表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對彭洪輝 (2014) 17 HKCFAR 778一案的『知道或理應知道』表述之間作出協調？此兩種擬定審訊法官在甚麼情況下適用？」

2.在FAMC 29/2015一案中，申請人楊家誠就以下問題申請上訴許可：

「1. 就涉及觸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香港法例第455章）第25(1)條而處理罪行得益的控罪而言，控方是否有必要證明被告人處理的得益確實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以作為犯罪元素？Oei Hengky Wiryo (2007) 10 HKCFAR 98一案在此爭議點上的裁決是否錯誤？‎

2. 就涉及觸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條的控罪而言，在考慮該罪行的犯罪精神狀態元素時，主審法官即使不接納被告人的證供，在何等程度上仍須就被告人於關鍵時間的信念、想法和意圖作出明確的裁斷？特別當主審法官不接納被告人的證供而又裁斷被告人有合理理由相信其處理的得益是從罪行的得益時，則該法官於作出該裁斷時，在何等程度上可以不理會被告人處理指明得益的真正原因？」

3.根據香港法例第484章《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32(2)條，本院就該等問題給予 FAMC 28 和 29/2015 案中的兩名申請人上訴許可。

4.楊先生獲准以控方訂明的條件保釋，直到上訴聆訊為止。

5.兩宗上訴案件將於2016年5月31日至2016年6月2日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