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穗端 對 百利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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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審裁處在2016年8月8日頒下《訟費判決書》，把這案因申請人中止訴訟的訟費命令以暫准令形式頒下(以下簡稱“8月8日訟費令”)。這聆訊是要處理五個與這訟費令有關事情，按提出時間先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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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BM 173/201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土地審裁處 建築物管理申請編號2015年第173宗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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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 判 決 書 __________________ 1.審裁處在2016年8月8日頒下《訟費判決書》，把這案因申請人中止訴訟的訟費命令以暫准令形式頒下(以下簡稱“8月8日訟費令”)。這聆訊是要處理五個與這訟費令有關事情，按提出時間先後，如下：
簡單案情 2.這是申請人與百利大厦業主立案法團(以下簡稱 “法團”) 及/或其管理委員會委員，自2007年至2015年共36宗有關違反《建築物管理條例》或公契的訴訟案件其中一單，而亦是這個案審裁處須頒下的第四份書面判詞。 3.有關這案的背景，已詳細臚列在本席在2016年8月8日的《訟費判決書》內，本席在此採納，不再重複。但為以下討論，在此再簡略說明之。事緣，法團曾在2013年6月11日在業主大會通過議決，對一些安裝在公用地方的招牌、設施和曾被改動的部份，同意其繼續存在，但他們須向法團管理委員會(“管委會”) 申請，並同意管委會為此而訂立的條款(“2013年議決”) 。 4.申請人認為法團沒有根據2013年議決行事，遂提出此訴訟案，要求兩個濟助：
5.在2016年1月6日，法團的管委會通過議決，同意安排住宅及商業單位業戶，簽署讓招牌和設施繼續留在公用部份的協議，當中包括向商業單位徵收每月許可費$1,000，並在2015年5月起執行(以下簡稱“2016年議決”)。申請人認為法團有意按她的要求去辦，故在2016年3月8日，透過律師發出傳票，申請撤回訴訟案，但要求訟費。這傳票在2016年4月18日聆訊，申請人由她的律師代表出庭，審裁處批准其撤回申請，但將訟費問題押後辯論，當日(即4月18日)的訟費保留。 6.訟費爭議，在2016年7月22日聆訊，在聽畢雙方的陳詞及審閱過雙方的確認書內容後，審裁處在2016年8月8日頒下《訟費判決書》，本席在該判案書內第25段，有以下的命令：
7.這五項申請，皆是由這個訟費令引發生的。 五個申請/覆核 8.由於8月8日訟費令以暫准令頒下，申請人在頒令後14日內，以傳票申請，要求把暫准令更改，大體上是就此案，不作任何訟費令，以下除外：
9.這是前述首項更改8月8日訟費令的申請，是這聆訊的第一項申請。 10.本席其後在審閱關於申請人的更改訟費令申請時，發覺並認為8月8日訟費令，乃2016年7月22日聆案的主體，是經審閱雙方的確認書，和聆聽各方陳詞後的裁決，毋須以暫准令形式頒下，但為辯論這案訟費而引發生的訟費(包括2016年4月18日和7月22日聆訊的費用) ，應以暫准令的形式頒下，本席沒有在8月8日的訟費令中，清楚分辨這兩部份的訟費，故審裁處在2016年9月1日，向各方發通知，主動覆核8月8日訟費令，此乃這聆訊須處理的第二項事情。 11.本席下令向各方發出的覆核通知，內容如下：
12.申請人反對審裁處的主動覆核，所以提出申請，覆核審裁處主動覆核的決定，她的傳票在2016年9月5日提出(以下簡稱 “申請人的覆核”) ，此乃這聆訊要處理的第三個申請。 13.同日(即2016年9月5日) ，申請人又以傳票申請，對8月8日訟費令提出上訴許可申請(以下簡稱 “上訴許可申請”) ，這成為這聆訊的第四項申請。 14.上述四項事宜，於2016年9月8日，在本席席前作過堂聆訊，本席對申請人要求的覆核申請，決定進行覆核，並把四項申請/覆核，一併押後至2016年11月24日進行辯論。審裁處同時頒下指示，其中包括：
15.法團沒有存檔任何誓章，雙方亦沒有提交任何書面陳詞。 16.在押後聆訊前的一天(即2016年11月23日) ，申請人向審裁處，以傳票申請，要求審裁處批准她存檔(附夾於傳票後) 她的第七份確認書 (“存檔誓章申請”)，這是此聆訊要處理的第五個申請。 17.法團的代表王律師在庭上指出，這存檔誓章申請，只在聆訊日前的下午4時35分才送達[1]，他來不及向法團取得指示，他反對申請人逾時及選擇在最後一分鐘才作申請，但如審裁處同意給她存檔並依賴這誓章，他認為法團需要對這誓章內容作解釋，他要求法團有權存檔誓章，以作回應。 申請人的存檔誓章申請 18.申請人對在聆訊前才提起申請的解釋，綜合能理解的，似是她須等待法團存檔誓章和陳詞，但最終法團在這方面沒有提交甚麼，令她失去回應的權利。而法團就她對執行進度的查詢，推三阻四，諸多藉口拖延，最終的回覆，只是仍未與商戶達成協議，所以法團並未如2016年議決所指執行議決。 19.申請人指法團的2016年議決，聲稱會執行是誤導，如果她早知會被誤導，一定不會中止訴訟。在本席儘量了解申請人的意思後，與及從申請人擬存檔的第七份確認書的內容來看，她是希望依賴這誓章，來支持她以下的主張：
20.本席注意到：
21.從以上看，雖然她與法團常常爭訟，而這案的性質，是申請人稱法團遲援執行2013年議決，但申請人仍選擇不等待看看法團如何執行2016年議決便撤回訴訟，而這2016年議決，提出如何落實2013年議決，她當時看見書面的議決，不等待落實，便已經接受了，這是她撤回訴訟時的取態，在2016年議決後不久(約一半個月)便作出這決定，況且她在撤回訴訟案前，沒有再查詢法團執行2016年議決的進度如何，又或嘗試去瞭解法團如何可確保儘快落實議決。從2016年議決來判斷，2015年6月應是佔用費的追溯期。申請人與法團多次訴訟，雙方缺乏互信的程度，明顯不過，但仍沒有理會落實便撤回訴訟，可見在提出撤回時，她不關心或不考慮落實的問題。現在提交法團期後的落實情況，用來定奪在3月提出撤回訴訟時已花了的訟費該如何歸屬，本席認為，這些幾個月後所發生的事情，與她撤回時須考慮的因素，無任何直接關係。 22.再者，她提交的信件，只呈上法團律師的回信，卻沒有同時呈上她給法團發出的信件，顯示她查詢的內容。假設她對如何落實議決的查詢是與訟費有關，她亦應盡早又或在2016年7月22日訟費聆訊前提出及存檔這些證據，但她卻沒有。所以她延遲提交證據，她需付上責任。 23.另外，2016年議決說明法團決定收取$1,000，並自2015年5月起執行該裁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只是法團的意願，並為此定下目標，但能否成功執行，又或是在落實上遇上什麼困難，抑或是法團有散漫不積極的情況，如沒有具體包括從雙方提交的證據，審裁處不能對一定是法團有誤這事上，莽下判斷。 24.申請人曾指由於法團欲使她不能存檔回應誓章機會，所以故意選擇不存檔反對誓章，言下之意，她的權利遭故意剝奪，本席認為這是歪理。審裁處的指示，是她只有權“回應”，若法團不存檔任何誓章，那又何須回應呢? 她存檔誓章的權利，並非毫無限制，再者，若她真以為有權，可在既定的時間入稟誓章，她卻沒有，以她的準則，她也沒有依時存檔誓章。 25.綜合以上各點，提交的證據對訟費令沒有多大關係，加上證據不全，又是遲緩提交，待證據全部齊全時，恐怕又要把這幾個申請押後，所以本席在聆案時把這申請撤銷，並下令申請人支付法團因而引發生的訟費。 由覆核引發生的技術問題 26.按《土地審裁處條例》第11A(1)、(2)及(3)條的規定，土地審裁處可在其作出決定(decision)日起計一個月內，決定覆核該決定，決定後行使覆核權力，可在該一個月之內或以外; 並且有資格提出覆核的人仕，除訴訟任何一方外，審裁處亦可主動行事。 27.這案審裁處的主動提出覆核決定和原因，已臚列在前段(見第10-11段)，本席在此不重複。 28.申請人反對審裁處的覆核，其中一個原因，是她認為按《土地審裁處條例》第11A(5)(b)條，由於她已提出申請去質疑審裁處8月8日訟費令，所以按法律，審裁處根本無權覆核8月8日訟費令。這一點，完全關乎有關條文的法律解釋。 29.《土地審裁處條例》第11A(5)條有以下的規定，本席把英文文本同時並列，以便討論:
30.申請人的論點，是由於她於2016年8月22日申請更改該訟費令，屬上述第11A(5)(b)條內所指 “ 其他方式展開法律程序以質疑某項決定...”,而她又沒有放棄該等程序，所以，根據11A(5)( b) 條，審裁處已無權覆核。 31.本席同意，如某一個審裁處的決定(在這案是指該8月8日訟費令)，受到已展開法律程序的上訴或其他方式質疑，則審裁處無權再行使覆核決定的權力。問題的癥結，是究竟申請人在這案以 “更改訟費令” 的傳票提出質疑，是否構成 “展開法律程序(commencement of proceedings)” 呢？ 32.上訴庭袁嘉寧上訴庭大法官在The Incorporated Owners of Sea View Estate (Watson Road) v Christina Chung Tak Tsing[3]對《土地審裁處條例》中的覆核和上訴程序，有頗詳細的分析。當時第11A(5)( b) 條，已經存在。上訴庭的分析，是上訴與覆核，乃兩個不同挑戰審裁處原決定的方式，但上訴只能針對審裁處在法律觀點上犯錯；而覆核則可對各方面提出質疑，包括事實性的問題，各有各自的一套程序。但本席認為，這上訴庭案對本案要處理的問題，沒有多大幫助，因為該案的背景，乃《土地審裁處條例》在2008年的新修訂，仍未生效[4]，舊條例仍然適用。根據舊條例，雖然上訴至上訴庭仍只能就法律觀點的錯誤提出，但上訴毋須先取得上訴許可，除非上訴只涉及訟費，則必須先向審裁處取得上訴許可[5]。 33.在該上訴庭案例，當時上訴方已向上訴庭展開了法律程序，明顯是在另一個不同的法庭以新的程序展開了另一法律訴訟程序，表面上毫無含糊地符合第11A(5)( b) 條，最低限度沒有任何明顯抵觸。而可能由於這個原因，上訴庭沒有討論何謂 “展開法律程序(commencement of proceedings)”，所以解答不了在同一個法律訴訟程序，提起一個傳票、申請或質疑，是否符合這句的意義。 34.上級法庭在以下案件，亦有對覆核作討論，但也沒對本案所須要闡釋的部份，作任何討論。
35.上述的The Incorporated Owners of Sea View Estate (Watson Road) 一案，似乎反過來支持 “展開法律程序(commencement of proceedings)” 一詞，是指另起一個新的訴訟程序，因為在當時條文的草擬時，應沒有思量(contemplate)與本案相同的處境，原因是當時的現實情況，所有上訴，皆會在另一個法庭(上訴庭) 展開新的法律訴訟程序，上訴是當時唯一預計的，由於毋須上訴許可，所以在行文上是說 “已藉上訴(by way of appeal)” ，而不是 “已藉上訴或上訴許可”申請，或乾脆 “已藉上訴許可” 申請。 36.香港法例第25章《勞資審裁處條例》內[6]，和香港法律第338章《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7], 皆分別規定有關的審裁處，可以覆核該審裁處的決定，但有關的條文，皆清楚說明當 “上訴許可申請” 未被撤回時，該審裁處無權處理覆核。雖然這兩個審裁處有覆核的機制，但由於有關條文，與土地審裁的不同，不能借鏡作參考。 37.終審庭在HKSAR v Chan Pak Hoe Pablo(陳柏浩)[8]一案，對香港法例第227章《裁判官條例》第104條關於裁判官覆核的權力，有權威性的展述，特別是該條例第104(9) 條。這104(9) 條的條文，與本案須闡釋的《土地審裁處條例》第11A(5)( b) 條，以英文文本比較，行文上非常相似。《裁判官條例》第104(9) 條的全文如下：
38.在該終審庭案，裁判官一審判決的一部份遭上訴，但其中未有被上訴的部份，在原審裁判官前進行覆核，這事引發爭論，最終上訴至終審法院。終審法院李義常任大法官(Hon Ribeiro PJ)，對《裁判官條例》第104(9) 條作出解釋，他的解釋，對本案所須處理的釋義問題有幫助。從他的判詞，可歸納出《裁判官條例》裁判官可覆核其自己的決定的法律原意和目的，包括以下幾點：
39.就上段的(iv) ，李義終審法院大法官在該案的第39段，有如下的說明：
40.由於兩個條文十分相同，兩個法庭所面對的問題又十分相似，本席認為終審庭對《裁判官條例》關於覆核的目的和條文的演譯方式，可引用來對《土地審裁處條例》內關於審覆的目的和解釋，並有巨大的參考價值。 41.雖然本席相信現在《土地審裁處條例》第11A條的條文，在條例加入上訴許可的條文時，沒有被相應修改，清楚引入上訴許可的影响，像《勞資審裁處條例》和《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一樣，所以才引起這個問題。但由於土地審裁處成立的目的，亦是希望以快、廉、簡的程序，來處理大量或非常瑣碎的糾紛，例如租務、大厦管理等問題的案件，而這些案件的訴訟者，可能因為爭議的性質或價值，往往又是沒有法律代表，令舉證不周全，重點不集中，法律陳述不徹底，容易令最終的結果衍生錯誤，所以除了在程序上盡量不拘形式[13]，以利便這些無法律代表的訴訟者外; 亦同時加入覆核的程序，以快捷的方法來更正錯誤，做法與面對相同問題的小額錢債審裁處、勞資審裁處和裁判官法庭一模一樣。 42.本席認為，在解釋《土地審裁處條例》第11A(5)(b)條，亦應採取與《裁判官條例》對第104(9)條的解釋方法，即採納一個靈活和開放的闡釋(liberal construction)。本席認為，“展開法律程序(commencement of proceedings)”，除明顯包括在另一個法庭展開一個新的訴訟程序，來質疑原命令之外，也包括在同案內提起的任何申請，包括上訴許可、更改(如該命令許可的話)來質疑命令，這樣的解釋，可使覆核制度，不會淪為無謂或被不合理地給削弱。 43.引用這對第11A(5)(b)條的闡釋，本席同意申請人的更改8月8日訟費令的申請，符合第11A(5)(b)條中的 “其他方式(otherwise)”的法律程序來質疑訟費令，既然如此，根據第11A(5)(b)條，審裁處是不能行使主動覆核決定的權力。 44.無論如何，當申請人提出上訴許可的申請，這申請亦屬第11A(5)(b)條的 “其他方式(otherwise)”的訴訟程序來質疑訟費令，審裁處主動覆核訟費令的權力，也不能行使。 45.雖然本席在這案採納靈活和廣闊的解釋，但卻不能避免減少重複的問題，反而可能帶來重複的程序，但既然這是應採納的解釋，又因8月8日訟費令是暫准性質，加上審裁處又自主覆核，申請人又提出上訴許可，所以才出現未能減少重複的複雜後果。無論如何，審裁處必須依法辦事。既然這樣，審裁處不會對其自主覆核訟費令，頒發任何命令。 46.這解決了上述第二項和第三項兩個覆核。 更改訟費令和上訴許可申請
47.按前第8段，申請人爭取整個訴訟不作訟費令，但：
48.按《土地審裁處條例》第12 (1)條，在審裁處進行的所有法律程序的訟費及附帶訟費，均由審裁處酌情決定，審裁處並有一切權力決定誰人須支付該第訟費及須支付的範圍。 49.具體就2016年4月18日聆訊訟費的問題，申請人稱《土地審裁處條例》規定如申請人存檔中止通知書，她便要支付答辯人訟費，由於申請人要求訟費，所以須以傳票申請。本席認為，她對有關的規定有所偏差。根據《土地審裁處規則》第27條，中止法律程序，不須審裁處批准，只須向訴訟對方送達通知即可，但該規則未有說明中止方自動須支付訟費，如她須要求訟費，她可另以傳票申請。但無論如何，她以傳票把撤回訴訟和訟費捆綁在一起，也屬無可厚非，但以任何一個方式來撤回或終止並要求訟費，都會如她現在的情況一樣，皆須傳票，2016年4月18日聆訊，實屬無可避免。當日[14]雙方花費了一些唇舌來辯論這議題，時間應屬微不足道，本席認為，須以一個粗略方式(broad brush approach)的方法來處理。把這日的訟費，當作撤回訴訟而引發生的訟費，實屬合理，與她最終能否取得訴訟案的訟費掛鉤，實屬恰當。 50.另外，申請人稱，如非法團要求存檔回應誓章，撤回和訟費，應可在4月18日當日處理完成。本席認為，這全是她的一廂情願，4月18日原聆訊只安排了30分鐘，雙方又有律師代表陳詞，押後辯論這極具爭議的事情，無可避免。 51.關於第一項訴訟請求，申請人也同意應不作任何訟費令，但要求法團律師不得向法團要求訟費。其主要的論點，是代表法團的律師，作出誤導和不一致的陳述[15]，他應該是知道所有事情，又是負責草擬文件，但狀書和證人供詞卻有矛盾，似有誤導，又或招致不必要的爭議，法團律師是“透過不合理的行為及手段，以圖賺取更多的律師費用”，所以法庭不能姑息，没有理由不需要由律師行承擔。 52.本席認為，申請人這個指控，非常嚴重，從她提出的理據，雖然可說律師行可有更好的表現，但不能足夠說明律師行是蓄意這樣做為多賺律師費，又或疏忽，故本席認為沒有足夠理據，不批准(disallow)律師行收取他們客戶的收費。 53.關於第二項訴訟請求，審裁處考慮的主因，是如何落實2013年議決，例如收費基準(市值與否)，又或是否追收，往前追索多少年，全是由法團各業主按該法團的獨特背景而決定，法庭不能代為作主，至於申請人主張要以市值追收過去六年(即訴訟有效期)的收益，法團是否同意，招牌或其他佔用者是否同意，會否就此討價還價，若是，最終的商定(bargain)如何，因法團當時未有與招牌擁有者有這樣的協議，審裁處亦未知曉，但審裁處一定會尊重法團依據程序與第三者達成的協議。從這角度，如申請人堅持案件去審訊，她不能說服審裁處，她必然會最終取得她主張的強制令，2016年議決稱由2015年5月起執行，表面上不追溯以往六年，與申請人的主張明顯不同。審裁處判她須支付訟費，申請人不讚成，儘審裁處的能力去理解，是她指法團其實在聆訊之前，已作出收費的決定，以此說明，法庭需要考慮的問題，須包括“為何法團遲遲不向有關招牌收取是否合理，而不是只考慮法庭是否有否就申請人的要求作出頒令”[16]。 54.其實審裁處在考慮第一個訴訟請求時，已考慮了法團在申請人入稟時，仍然沒有對已懸掛的招牌廣告，制訂細則或收費基準，所以指申請人入稟是無可厚非[17]，她的表面證據充份。但因為其他理由，所以審裁處判第一個訴訟請求的訟費以不作任何訟費令來處理。但就第二個訴訟請求而言，她現在強調的理據，審裁處認為對她沒有幫助，因為就算法團遲緩，亦不等同說審裁處一定會認同申請人的主張，強制法團按申請人的主張來行事，遲緩與法團該如何決定，以致須以強制令來規範，是兩個不能混為一談的事情。 55.所以本席實看不出申請人有甚麼理據可以改變本席這方面的決定。 56.雖然審裁處最終不能就8月8日訟費令覆核，但基於上述的討論，本席認為把訴訟案一半的訟費由申請人支付，沒有對申請人不公。再者，不爭的事實，是法團的代表律師，曾在訟費爭訟辯論前，邀請申請人以沒有訟費令的條件和解訟費爭議，但不獲申請人接納，現申請人所能爭取到的訟費令，比這個要約還要差勁，故審裁處認為，申請人須要支付法團就爭議此案訟費而引發生的訟費，包括2016年4月18日和7月22日的訟費。本席現將8月8日的暫准令，即申請人撤回本訟案須支付訟案的一半訟費，包括撤回前的保留待決的訟費令，但不包括已定奪的訟費令，頒令成永久令。由於原8月8日的訟費令，沒有清楚涵蓋因爭議撤回訟費而引發生的訟費誰付，本席現頒令，由申請人支付。 上訴許可申請 57.至於上訴許可，由於有關的暫准令現被頒令成永久令，則上訴許可的標的命令(即8月8日訟費令，是一暫准令)，已經有所不同[18]，所以對這備受申請人質疑而最終更改了的命令而言，批准上訴許可變得毫無義意，因為暫准令並不是這案的最終命令，永久令才是。本席曾在2016年11月24日的聆訊上，向申請人闡述過這個可能性，可能因為申請人並沒有法律代表，所以對是否決定撤回這上訴許可，又或撤回更改訟費令申請，可能較難掌握，最終沒有任何確實表達。既然如此，審裁處現把這上訴許可撤消。 58.雖然申請人的上訴許可申請，因標的轉變了而遭撤消，但本席相信她是希望對要她支付一半訟費的訟費令，提出上訴。為公平處理她的申請，本席盡量從申請人之第六確認書內能瞭解的上訴許可理據，撮要並臚列如下，並作處理：
59.就時間的比例而言，本席相信，要對兩個訴訟請求作了解，首先要對事情的背景作了解，這是重要的，然後再須就每一個訴訟請求的細節，再作了解，所以以粗略估計，各訴訟請求佔一半時間，應是公平。 60.對審裁處是否有權干預法團決定這論點來說，本席希望指出，審裁處的理據，已列在《訟費判決書》內第21至23段，這案原要處理的，是申請人要求法團即時收取不低於市值的佔用費用，並按這市值追回以往六年的許可費，這具體的訴訟請求，本席已詳列有關法律條款，審裁處已表明不同意她的主張了，申請人亦不是不曉得，只是申請人不接受審裁處的解釋罷了。另外，在決定本案訟費時，法團根本未與個別業主/佔用人定立細則，是否市值又或追索期多久，仍沒有最終決定，佔用者仍未討價還價，無論如何，申請人未能指出本席強調所有事情由業主大會決定這一點上，在法律上犯上什麼錯誤。 61.至於法團給予業主作議決的議案屬捆綁式，沒有足夠的選擇，按相關的2013年議決，業主大會是以53票通過，而另一方案則以0票遭否決，既然各出席業主以法律容許及民主的方式議決，他們都是各自獨立作決定，又沒有證據顯示有欺詐訛騙的情況，本席不認為不公。 62.至於主要的細則是收費，本席認為這一論點也幫不到申請人的案情。因為現在法團通過的收費，是否市值或不低於市值，由於沒有審訊，沒有證據顯示; 另外，證據顯示會追溯期限不是6年，究竟“2015年5月執行”的意義，是可商議並可更改，又還是不能撼動的底線，沒有任何證據，但無論如何，不是申請人的原主張，審裁處的看法，是無論如何，將是以法團的議決為依歸及最終決定，就算法團最終議決的與申請人一樣，亦不意味著審裁處會頒令強迫法團毋須議決便這樣決定，並指令法團一定要作這決定，這明顯並非業主大會後唯一可能的決定，何況現在沒有證據指向這些協議(若有)，是符合申請人的主張呢!審裁處的訟費判決，是申請人無法令審裁處接受，她的第二個訴訟請求，審裁處很有機會同意和頒令。 63.按《土地審裁處條例》第11AA條第(6)款的規定，除非聆訊有關許可申請的審裁處或上訴法庭，信納有關上訴有合理的機會得直，否則不會批予上訴許可。而該條例的第11(2)條定下原則，如審裁處的決定在法律論點上有錯誤，才可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 64.本席不認為審裁處在法律上犯有什麼錯誤，又或申請人的上訴可有任何合理的勝訴機會，申請人亦沒有援引任何法典，說明本席在判斷撤回訴訟時所引用的法律指引有錯誤，所以，即使她的上訴許可不因8月8日訟費令改變而給撤銷，亦會因缺乏上訴成功機會而被撤銷的。 結論 65.基於上述的分析，本席現頒令如下:
66.為清晣上段起見，本席重申，申請人須要向法團支付這次要處理的五個申請/覆核總訟費的60%，按區域法院基準，若雙方未能協議，則交由法庭評估。
申請人：無律師代表，親自應訊。 答辯人：由梁鄧蔡律師行王輝雄律師代表。 [1] 本席相信，因按審裁處記錄，申請人繳交存檔費的時間在下午14:58。 [2] 見本案2016年2月5日關於訟費《覆核申請判案書》 [3] (Unrep) HCMP 1885/2008, 22 Oct 2008 [4] 《土地審裁處條例》規定凡上訴必須先取得上訴許可的第11AA條，在2009年4月2日生效 [5] 見The IO of Sea View Estate (Watson Road), (Supra) [25] 至 [28] [6] 該條例第31條 [7] 該條例第27A條 [8] (2012) 15 HKCFAR 244 [9] 該裁決的 [30]段 [10] 該裁決的 [31], [32], [33] 段 [11] 該裁決的 [31]段 [12] 該裁決的 [39]段 [13] 見《土地審裁處條例》第10 (5) 條 [14] 即2016年4月18日 [15] 詳見《馬穗端的第五確認書》第6至12段的內容 [16] 見申請人第五確認書第14段 [17] 見2016年8月8日《訟費判決書》的第14段 [18] 按《土地審裁處條例》的條文，只禁止在提出上訴許可或其他方式挑戰原命令後，覆核不能進行，但沒有禁止上訴許可提出後，像這案的 “暫准令” ，不能給改變。 |
Cases cited in this judgment
Further hearings and rulings under LDBM 173/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