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潘皓健

DCCC 169/2021

[2022] HKDC 1191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1年第16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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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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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罪

1.被告人被控兩項「 販運危險藥物」罪[1]，被告人否認控罪，但承認管有涉案的危險藥物。經審訊後，本席裁定被告人兩項「販運危險藥物」罪，罪名不成立，但兩項「管有危險藥物」罪，罪名成立。詳情可見《裁決理由書》，在此不贅。

案情

2.案發當晚，被告人乘坐的私家車被蔡警長的路障截停，被告人坐在前排乘客座位。蔡警長看到被告人將一個白色膠袋扔到車的後座。經調查後，在該白色膠袋內，內有12個小型可再封膠袋，內有思疑毒品，經化驗後證實內含2.51克的可卡因（第一項控罪）。

3.另外，經調查後，蔡警長亦於前座中間儲存格的位置搜出另一包毒品，內有19個小型可再封膠袋，內有思疑毒品，經化驗後證實內含3.79克的可卡因（第二項控罪）。

4.蔡警長其後亦在後座位置，找到兩個冰壺。

5.蔡警長將被告人拘捕，被告人在警誡下表示「阿Sir，嗰兩包可卡因，同兩個壺，係我自己用嚟吸毒嘅，唔關我朋友事嘅」。

戒毒所報告

6.基於控罪的性質，本席將案件押後，以便法庭為被告人索取戒毒所合適性報告作判刑參考。余大律師在判刑前，已向被告人解釋有關報告的內容，被告人亦同意有關內容。

7.戒毒所合適性報告顯示被告人不是一個毒品依賴者，不需要接受戒毒治療，因此不適合進入戒毒所。

8.被告人在報告中表示自己在朋輩的影響下，於2016年5月開始吸食可卡因，直至2017年2月開始，在同居女友的正面影響下，停止吸食毒品。

9.在擔保期間，被告人的同居女友為他誕下一名女兒，被告人指自己已遠離以前的壞朋友，亦開始了汽車美容公司的事業，沒有再吸食毒品。

刑事定罪紀錄

10.雖然被告人有1項刑事定罪記錄，但是是一項1992年的紀錄，而且亦與本控罪不類同[2]。

被告人的背景及求情

11.經辯方釐清後，如戒毒所報告中所述，被告人今年43歲，讀書程度至中三，於案發當日任職夜總會職員，現與女友及3歲的女兒同住。

12.辯方大律師的求情中，基本上是指被告人從被拘捕時便承認管有危險藥物，因此求情主要牽涉控方在檢控的延誤。

13.辯方指，在長時間的延誤中，被告人於過去5年已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在本案發生後，被告人已沒有再接觸毒品，並辭去夜總會的工作，與朋友發展了汽車美容公司的事業。被告人亦篤信佛教，成為虔誠的教徒，更於過去5年不斷參加慈善活動。

14.辯方表示，被告人現在已有正職及正常生活，希望法庭行使酌情權，判處被告人緩刑加罰款，或社會服務令，讓被告人有改過自身的機會。

判刑理由

15.管有危險藥物罪是嚴重的控罪，法庭應處以具阻嚇性的判刑，否則判刑會被視作為鼓勵該等罪行，有違公眾利益。考慮到本案涉案毒品的性質，牽涉毒品的份量更不屬少量，辯方提議的非即時監禁式的刑罰並不適合，亦未能反映控罪的嚴重性。

16.根據上訴庭在HKSAR v Mok Cho Tik（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莫祖迪（譯音））[3]所指，管有危險藥物控罪的量刑起點，一般應由12個月至18個月不等，再因為毒品「潛藏散發」[4]之風險，可以將起點再向上調。

17.另外，根據HKSAR v Wan Sheung Sum[5]案，上訴法庭說明，法庭在衡量管有危險藥物罪的判刑時，應該採取的步驟和考慮的因素。管有危險藥物罪的判刑起點，一般是監禁12至18個月，法庭會首先在這個判刑範疇定出量刑起點；然後視乎毒品的再分配性的潛在風險將刑期調高，但該潛在風險必須是實質的散播風險，即涉案毒品會否流入他人手中。法庭考慮「潛藏散發」風險的加刑時，應該考慮毒品的份量、收藏的方法、被告人的個人背景及其吸毒習慣。當然，最主要的是考慮還是毒品的份量，跟着法庭需要考慮減刑的因素。

18.本案兩項控罪合共涉及管有的危險藥物，為6.3克可卡因[6]，所涉的毒品份量不可算是少，而且分拆了31小包，但正如本席於較早前裁決中的分析，無論是毒品的吸食者，或是毒品的販運者，均有機會會有已被分拆為小包包裝毒品的情況。

19.就有關毒品的每天吸食劑量，控方沒有提供任何化學病理學或毒理學專家，亦沒有呈遞法庭任何文獻報告可卡因的服用劑量，顯示有關毒品的份量是能夠供應吸食多久。因此，控方沒有足夠證據，證明被告人每日或每次吸食的份量。

20.而被告人的月入是4萬5千至5萬元，住在父親的物業，每月給予太太1萬元的家用。因此，根據被告人指自己每月約花費兩萬元，購買有關價值港幣9,000元的毒品以供自己吸食約兩星期的說法，以及其個人背景及吸毒習慣，亦非一定會因為沒有足夠金錢而有潛藏的販運或散發風險，而被告人亦沒有販運危險藥物的前科。

21.經考慮後，本席採納12個月為量刑基準。而有關「潛藏散發」風險的加刑情況，考慮到上述分析，法庭不作出進一步的命令。

控方檢控的延誤

22.被告人於開審前，已承認管有相關毒品，他理應可享一般的三分之一認罪扣減，但余大律師向法庭表示本案存在檢控延誤的情況，希望法庭可給予多於三分之一的扣減。

23.余大律師指，案件是發生於2017年2月16日，被告人之後被給予警方擔保。至2017年10月，警方讓被告人無條件釋放。於2020年5月，被告人收到警方通知並錄取口供，並於2021年才正式落案檢控被告人。

24.控方公平地向法庭表示，就案件於2017年拘捕，至2021年才對被告人作出檢控期間所發生的事項表示同意，亦同意控方就這延誤並沒有一個好及合理的解釋。另外，控方亦沒有爭議辯方呈上法庭的案例、有關法律原則、以及辯方提及有關扣減的幅度。

25.在本案，被告人在被捕現場已經被搜出涉案可卡因，並即時坦白承認管有涉案的可卡因，控方在其後無條件釋放被告人，在事隔幾乎4年後，才正式落案起訴被告人。

26.因此，本席同意辯方的陳述，本案的延誤能構成減刑因素。如上訴庭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蔡基信[7]一案中第13段，就檢控延誤作為減刑因素指出：

「…若控方已有足夠證據起訴他而對他提出控訴，但卻延遲起訴或延遲法律程序而招致他的焦慮，而延遲起訴或延遲法律程序又不是由他所招致的（例如他的匿藏或潛逃），控方的延誤便可合理地成為減刑因素。提出這減刑因素的責任在於被告身上，他要令法庭滿意，這減刑因素是成立的。」

27.就扣減的幅度，辯方呈遞了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朱安芷[8]給法庭參考。在這一案例，該名被告人被捕21個月後才遭檢控，上訴庭認為延誤嚴重，控方不能合理解釋。上訴庭在該案的第10段說「法庭在量刑時必須考慮案件是否存在檢控延誤的情況，若有的話，特別是在延誤期間，被告人更生，重新投入工作或償還欠債，法庭是會考慮扣減其刑期，或判處緩刑，或其他非即時監禁的刑罰，如社會服務令」。上訴庭考慮該名被告人已經還清騙款，並嘗試更生，重投社會，獲得新工作。於是頒令該名被告人可獲即時釋放，她已被囚超過8個月。

28.綜合上述分析，就本案兩項控罪，本席均採納12個月為量刑起點，被告人於開審前已承認「管有危險藥物」罪，可獲全數三分之一的扣減，即監禁8個月。

29.考慮到辯方呈遞案例中的控罪與本案控罪並不相同，而有關本案牽涉的毒品性質及份量，非即時監禁的判刑並不適合。就本案的檢控延誤，本席行使酌情權，將刑期下調兩個月。

30.因此，就兩項控罪，本席判處被告人就各控罪監禁6個月，即量刑起點的百分之五十。考慮到量刑整體原則，以及兩項控罪均同一事件，本席下令兩項控罪的刑期同期執行，被告人就兩項控罪監禁6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