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浩明

HCMA 605/2012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判處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2年第605號

(原九龍城裁判法院案件2012年第230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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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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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訴人被控一項販運危險藥物罪,違反危險藥物條例[1]第4(1)(a)及(3)條。他於九龍城裁判法院應訊，不承認控罪。經審訊後，暫委裁判官 (下稱裁判官) 裁定他罪名成立，判處他監禁27個月。上訴人不服判處，提出上訴。

2.上訴聆訊日，本席在聽畢雙方陳詞後，裁定上訴人的判處上訴得直，將27個月的刑期減為25個月。現在本席頒佈判決理由。

案情

3.裁判官在量刑理由書說出了她的量刑考慮因素，但沒有詳細交待案情。本席從代表上訴聆訊雙方的律師得知，案件源自上訴人在街上被警員截停搜身，在上訴人身上找到涉案危險藥物，上訴人在警誡下說：「啲毒品我拎比朋友架。」

4.涉案危險藥物有3類：

（一） 4個分別載有可卡因的膠袋，總重量是含有0.62克可卡因的0.91克固體；

（二） 1個載有內含有1.46克鹽酸甲基安非他命(下稱「冰毒」)的1.50克晶狀固體；

（三） 4個錫紙包載有29粒共含有0.19克銷甲西泮的藥丸。

裁判官的判處考慮

5.裁判官指出，她考慮了以下事項：

（一） 涉案危險藥物的種類和份量；

（二） 本案屬社交販運；

（三） 上訴人有19次定罪記錄，包括13次管有危險藥物、和兩次販運危險藥物；

（四） 上訴人對當局提供的協助；

（五） 上訴人的背景和求情陳詞。

6.裁判官認為，案中涉及三種危險藥物，應採用綜合方式[2]考慮判處。單以涉案的「冰毒」來說，應該採用27個月作為量刑起點。她認為，因為上訴人也販運海洛英，量刑起點應上調3個月。她也認為，因為第三種危險藥物的嚴重性和份量微不足道，所以不用再將量刑起點上調。

7.她認為，案中唯一減刑因素，是她上述的第4項，為此減刑3個月。

8.據此，她判處上訴人監禁27個月。

上訴理由

9.在上訴時，上訴人由姚本成大律師代表，他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一） 裁判官以30個月作為量刑起點，明顯過重；

（二） 裁判官就上述第5段事項(4)的事由，只給予上訴人3個月的刑期扣減，犯了原則錯誤，扣減也是明顯不足的。

討論

第一上訴理由

10.姚大律師提出的論點，主要如下：

（一） 雖然，上訴法庭在AG v Ching Kwok Hung[3] 一案中指出，販運不多於10克「冰毒」，量刑基準為3至7年監禁。不過，上訴法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楊錦進[4]一案中已指出，處理販運小量「冰毒」時，判刑法官並非必須以3 年為量刑基準，判刑多少可由法官根據「冰毒」的份量行使酌情權，採納較低的量刑基準。在這宗案件中的上訴人，販運了1.59克的「冰毒」，上訴法庭沒有提高原審法官所判處的24個月監禁。

（二） 雖然，裁判官採用了綜合方式去量刑，在本案是適合的，不過，顧及整體量刑，最終量刑基準明顯地過高。

11.代表答辯方的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譚思樂的陳詞是，單以本案上訴人所販運的「冰毒」的份量來看，裁判官理應可以採用一個比27個月為高的量刑基準。無論如何，30個月的最終量刑基準，絕非過高，尤其是上訴人以往有兩次販運危險藥物罪的定罪記錄。

12.在本案，上訴人販運的危險藥物共有三種，其中包括「冰毒」和可卡因，這兩種危險藥物的藥性，都是相當嚴重的。

13.本席認為，裁判官採用30個月作為最終量刑基準，没有原則上犯錯，刑期也非明顯過高。

14.在譚專員援引的其中一宗案件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曾先華[5]，上訴法庭在考慮關乎販運1.07克「冰毒」的判處時，在顧及上訴人有3次販運危險藥物的定罪記錄之後，認為一個3年的量刑基準是恰當的。

15.在本案，上訴人販運的危險藥物,單以「冰毒」來說，有1.46克，份量和曾先華一案中的相若。上訴人也有兩次販運危險藥物罪的定罪記錄，一次在2004年，一次在2006年，都被判往戒毒所接受治療。明顯，上訴人沒有珍惜法庭以往對他的寬大處理。

16.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國權[6]一案，高等法院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法官指出：

「… … 量刑指引並非金科玉律，一成不變。本庭亦同意販運少量「冰」毒的量刑基準，不一定不少過三年。例如一名無案底人仕，一次過販運份量極少的「冰」毒時，法庭是有酌情權以低於3年作為量刑基準的。[7]」

17.單以上訴人販運的「冰毒」的份量，顧及他以往的定罪記錄，判處他監禁30個月，並非過重，何況他還販運了另外兩種危險藥物，包括0.62克可卡因。

18.雙方律師在陳詞時都根據兩種嚴重危險藥物的量刑指引，作出換算。兩位的換算結果並不相同，不過，本席認為，糾纏於那一方的計算是準確的，在本案沒有多大意義。

19.姚大律師指出，在一些其他涉及份量相若的販運危險藥物案件中，判處的刑期比本案的為短。不同案件，不宜強作比較，關鍵議題是：本案的刑期是否合乎判處原則、是否明顯過重。

20.姚大律師也強調，正如裁判官自己也接受，本案是一宗社交販運[8]案件。這情況，對判處有何影響，上訴法院在 HKSAR v Wong Suet-Hau, Ice[9] 一案中已作分析。上訴法庭副庭長司徒冕法官指出：雖然，在部份社交販運或非商業式販運的案件，如果涉及的危險藥物只是少量的話，在適當的情況法庭可考慮採用一個恰當範圍內的較低的量刑基準，不過，這情況並非是可以輕判的一般基礎。司徒冕法官說：一個令朋友開始濫藥的人，對社會造成的禍害，和一個向已有毒癖的人提供毒品的毒販相比，分別不大。

21.基於本席之前所說，結論是明顯的，裁判官就上訴人販運的危險藥物所採納的30個月的總刑期，既沒有犯原則上錯誤，也非明顯過重。

22.這上訴理由不成立。

第二上訴理由

23.姚大律師的陳詞是：

（一） 從裁判官和在原審時的辯護大律師[10]的對話[11]，看來裁判官似乎不知道一名被告人在其他案件協助當局，也是減刑因素；

（二） 裁判官沒有就上訴人所提供的協助作出有效的查詢；

（三） 裁判官就上訴人提供的五次協助，只給予3個月的刑期扣減，既沒有解釋理據，也犯了原則錯誤，扣減也明顯不足。

24.裁判官確曾詢問辯護律師，一名被告人就其他案件向當局提供協助，是否可被考慮減刑的因素，做法有沒有案例為憑。

25.在這方面，本席必須指出，裁判官沒有得到雙方法律代表的任何正當協助，情況並不理想。再者，原審辯方大律師根本不應該以這樣的方式提出這方面的求情陳詞。上訴法庭在HKSAR v Tse Ka-wah[12]一案中已清楚指出，正確方法是依循英國案例 R v Sivan & others[13]一案中所述的程序來進行。

26.在這不理想的情況下，裁判官沒有就相關議題作出有效的查詢，她只根據當時向她提供了的有限資料作出判斷，決定了減刑幅度。

27.在上訴聆訊時，雙方根據正當程序向法庭提供了相關資料。資料顯示，上訴人確曾在干犯本案之前，五次向當局提供有用的資料，其中只有一次曾領取報酬。根據終審法院 Z v HKSAR[14]一案，這樣的事前提供協助，在判處時也是應該顧及的，不過，法庭必須察看提供那些協助時的境況，包括被告人是否有真誠協助當局的心意、他是否有領取酬金、和他是否處心積慮，為了日後犯案時提出求情因由作出舖排等，以決定是否應該作出減刑、和如果應該的話，減刑的幅度。當然，協助的性質和程度、是否有用有效、所涉案件的嚴重性、次數多寡、是否令被告人身陷尋仇風險等，都是考慮因素。

28.本席在參考相關案例時，顧及上訴人在本案是在審訊後被定罪的，並非承認控罪。

29.姚大律師也指出，在其中一宗因上訴人提供資料而提出檢控的案件，涉及販運的危險藥物，和本案的相若，但該案的被告人只被判監禁14個月，這會令上訴人有理由感覺委屈。每宗案件的情況都不同，難以相提並論，本席不認為，上訴人可藉此要求調整一個原本是適當的刑期。

30.考慮了整體情況，包括在上訴聆訊時法庭得知的進一步資料，本席認為，上訴人應該得到5個月的刑期扣減。

31.因此，本席裁定，上訴人的判處上訴得直，刑期由27個月減為25個月。

答辯人：由律政司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譚思樂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由顧張文菊、葉成慶律師事務所委派姚本成大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