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鍾志輝

CACC 497/2012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定罪及判刑上訴許可申請

刑事上訴案件2012年第497號

（原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刑事案件2012年第2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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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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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楊振權及上訴法庭法官袁家寧頒發上訴法庭判案理由書：

引言

1.2012年2月15日晚上約10時52分，胡遠輝（受害人）在大埔廣場地下“萬利小食”外遭人襲擊受傷。申請人（鍾志輝）被指和事件有關，並在2012年2月23日遭警方以“有意圖而傷人”罪拘埔。警誡下，申請人說：“阿Sir，我無做過，果日我係投注站賭馬，賭到6至7場就番屋企。”

2.同日晚上11時，申請人因上述事件自願和偵緝警長50569號和警員47952號進行錄影會面。申請人重申案發時，他不在案發現場。他指當天自己在大埔廣場馬會投注站下注至第六、七場後，在晚上10時返家睡覺。申請人表示不認識受害人，而案發當天亦沒有帶任何利器在身上。

3.證人莊寶貞小姐（莊小姐）在現場目睹案發經過。2012年2月24日，莊小姐在認人手續認出申請人就是在2012年2月15日晚上於“萬利小食”外襲擊受害人的男子。

4.事件導致申請人被控一項有意圖而傷人罪，違反《侵害人身罪條例》第17條。申請人否認控罪，並在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張慧玲（原審法官）會同陪審團席前受審。

5.2012年11月16日，申請人遭陪審團裁定罪名成立，並在2012年11月30日被判入獄17年。申請人不服定罪及判刑，由馬維騉大律師及藍凱欣大律師代表提出申請，要求獲就定罪及/或判刑上訴。經聆訊後，本庭批准申請人就定罪提出的上訴許可申請，但駁回他就定罪的上訴；本庭另批准他就判刑提出的上訴許可申請，並視其申請為正式上訴，本庭裁定申請人就判刑的上訴得直，並將其刑期由17年減至15年。以下是本庭的判案理由。

案件爭議點

6.受害人在案發當晚遭人襲擊，令他蒙受極為嚴重的傷勢，包括頸部一條長達25厘米的裂傷是不爭的事實。原審時的主要爭議點是申請人是否就是襲擊受害人的罪犯。

控方證據

7.事發時，受害人和莊小姐及陳美嫻（陳小姐）在“萬利小食”用餐，由於店舖內人多，三人選擇在店舖外三張檯的中間一張就坐。當時受害人面向“萬利小食”、背向廣場，莊、陳兩位小姐則分別坐在受害人右、左兩邊。當三人進食不久，突然有一名男子由廣場投注站方向走至受害人，用利器他的頸部後，便立刻離開現場，走向巴士總站。

8.受害人表示事出突然，他驚惶失措，不明白為何會遭人無故襲擊。但他仍能描述襲擊者約1.7米高，穿一件墨綠色風褸。

9.莊小姐目睹事發經過。她表示襲擊者襲擊受害人前，有望向她及陳小姐，先笑了一笑，隨即便用手臂箍受害人的頸，向右一拖後，便轉身急步離開，但走了4至5步後，就回頭奸笑一下，令她感到心賽。莊小姐指襲擊者之後掉轉頭向車站走去。受害人受襲後，跪在地上，滿頸鮮血。

10.莊小姐指由襲擊者出現襲擊受害人至離開現場，前後過程只是約5至6秒。莊小姐指襲擊者約30歲、1.7米高、中等身材、身穿綠色風褸、沒有帶眼鏡或帽。

11.陳小姐亦指見到襲擊者從投注站行近至受害人後面，先向前傾斜，望向受害人，隨即“刮”了他的頸部後便立刻轉身走向巴士站。陳小姐不能描述襲擊者的外貌。

12.根據醫生的證供，受害人的頸部裂傷長達25厘米，頭尾較淺中間較深，過了皮下脂肪，部分更深過皮下組織，但不至深層肌肉。幸好受害人只是細動脈受割，不影響大動脈，但頸部會因神經線受傷而有麻痺感覺。

13.案發經過被投注站及大埔廣場的六部閉路電線拍下，有鏡頭顯示申請人在投注站旁的樓梯間出現。如他右轉便會橫過投注站門口向“萬利小食”，亦有鏡頭顯示在晚上10時51分39至47秒，申請人走出樓梯及行過投注站門口，走向受害人。其行為和指他襲擊受害人的說法吻合。鏡頭更顯示當時申請人身穿綠色上衣、牛仔褲和白色鞋，其衣著和襲擊者的衣著相同。

14.根據馬會記錄，案發當晚有8場賽事，第5、6、7、8場賽事的開跑時間分別是9:15pm、9:45pm、10:17pm和10:52pm。

申請人的答辯理由

15.申請人沒有作供自辯，亦沒有傳召證人作供。他的立場是他並非襲擊者，而莊小姐是認錯了他。

原審法官向陪審團的指引

16.原審法官就案情事實有向陪審團詳細複述控方的證據，特別是案發的經過及閉路電話拍下的記錄。

17.原審法官指出以受害人頸部的傷勢而言，陪審團應不難認定事件令受害人有嚴重傷害，而事件的重點是申請人是否就是行兇者。

18.原審法官有就控罪的要素向陪審團作出以下書面指引：

“有意圖而傷人

你們先要肯定以下事項，才可裁定被告此項罪行罪名成立：

1. 胡遠輝（受害人）身體受到嚴重傷害；

2. 被告非法令胡遠輝（受害人）身體受到嚴重傷害；

3.     被告意圖（蓄意）令胡遠輝（受害人）身體受到嚴重傷害，或實際上已預見得到他的行為，可能令胡遠輝（受害人）身體受到嚴重傷害，然而，卻仍不顧這種風險，繼續做出那些行為，而以被告所知悉的所有環境情況而言，被告仍冒險而有所作為是不合理的。這就是公訴書上‘惡意’一詞的意思。”

向陪審團作出口頭指引時，原審法官先複述上述書面指引，再就上述三項因素闡述，就第三項要素，原審法官向陪審團的指引如下：

“第三個，就係話被告人意圖令胡遠輝（受害人）身體受到嚴重傷害或者實際上已經預見佢嘅行為可能令到胡遠輝（受害人）身體受到嚴重傷害，然而仍然佢（唔）不顧呢個風險繼續做出呢個行為，而以被告所知悉所有環境情況而言，被告仍然冒險有呢個作為係唔合理嘅，呢個就係公訴書上「惡意」一詞嘅意思。又係唔好講係咪被告先，用行兇者、襲擊者嚟睇喇，咁呢個襲擊者，首先第一樣就係意圖令胡遠輝（受害人）身體受到傷害，而第二樣就係話實際上已經預見到佢嘅行為可能令到胡遠輝（受害人）受到嚴重傷害喇，我唔讀其他，即係已經寫咗出嚟嗰個喇。好明顯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就係有意圖，如果你哋唔能夠肯定有意圖，就先睇下嗰部分，嗰個部分就即係罔顧，咁樣去睇嘅。”（劃線後加，以示強調）

19.就莊小姐認出申請人為襲擊者一事，原審法官則向陪審團作出以下指引：

“當然，莊小姐其實你哋又都知道，佢認呢個被告人出嚟嘅時候，我頭先都講咗，根本睇唔到佢個髮型、睇唔到髮嘅顏色，亦都睇唔到佢幾高㗎嘛。咁但係一個無可否認嘅事實，佢說佢喺呢九個人裡面，佢辨認咗係被告喇，而被告又咁啱咁蹻係當時著住綠色嘅外套，係曾經喺嗰個地方出現個喎，咁呢個係巧合吖，定係話呢一位莊小姐佢嗰個觀察力係咁強，遮晒啲頭髮，都唔同樣㗎喇，即係一般嚟講，我諗如果你哋大家諗下，即係你想像下你如果戴咗個浴帽，睇唔到啲頭髮咩嘢色、睇唔到個髮型嘅，照計個樣都應該唔同咗㗎喇，係咪呀？咁你話會唔會覺得佢話嗰個觀察力都幾強喎，居然可以係搵到個人出嚟，嗰個人又仲要係真係當時在場出現過，而唔係完全冇出現過呢，定係話真係咁啱咁蹻，佢又著住綠色衫，即係個被告，又著住綠色衫，又著住個牛仔褲，喺嗰度附近出現過，咁所以就認錯人，就好似辯方講，錯誤時間、錯誤地方出現，陰差陽錯，變咗係佢，其實就唔係佢嘅，咁呢個就你哋真真正正要考慮，究竟呢件嘅事件係點喇。”

上訴理由

20.代表申請人的馬維騉大律師提出兩點上訴理由。馬大律師指原審法官就控罪所需的犯罪意圖錯誤引導陪審團。

21.馬大律師指原審法官在向陪審團的書面指引中，將“惡意”的闡釋用於“意圖使人受嚴重傷害”的要素“意圖”上，並納入“罔顧”或“魯莽”等概念，做法錯誤，亦會誤導陪審團。馬大律師強調“魯莽”不足夠構成“有意圖而傷人”罪的“意圖”一要素。

22.馬大律師亦指原審法官就莊小姐的認人證供向陪審團作出指引時，不當地向陪審團暗示她的觀察力強，亦暗示巧合的可能性低，更沒有清晰地向陪審團指出有關證據可能潛藏的弱點。

討論

23.根據《侵害人身罪條例》第17條（“第17條”），任何人意圖使任何人受…嚴重傷害… (a) 以任何方式非法及惡意傷害任何人或導致任何人身體受嚴重傷害…即屬犯…罪行為。上述罪行嚴格來說要有四項犯罪要素：

(一) 被告人有意圖導致受害人受傷；

(二) 受害人受的傷是真正嚴重的身體傷害；

(三) 受害人身體嚴重傷害是被告人造成的；及

(四) 被告人的傷人行為是非法及惡意作出的。

24.受害人頸部遭人用利器割傷，傷口長達25厘米，部分深至過了皮下脂肪及皮下組織，令受害人大量出血，受害人所受的傷，必然是真正嚴重的身體傷害，而作出該行為的人亦必然有意圖使受害人身體受嚴重傷害。

25.當一名犯罪者用利器直接襲擊受害人的頸部，令受害人大量出血，除了向陪審團指出他們必須肯定被告人作出案中的行為時他有意圖使受害人受嚴重傷害外，主審法官無需要再就“意圖”的意思再詳盡闡述。陪審團的《樣本指引》第II章第13節有關犯罪意圖的適用指引亦有援引Lord Bridge法官在R v Moloney [1985] 1 AC 905案，就上述議題的以下表述，特別是：

“In trials of murder or wounding with intent, I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visualise a case where any such explanation or elaboration could be required, if the offence consisted of a direct attack on the victim with a weapon …”

“在謀殺或有意圖傷人審訊，如罪行包括用兇器直接襲擊受害人時，很難想像有需要（就意圖）再作解釋或詳盡闡述。”（非官方翻譯）

26.如被告人蓄意作出一些令受害人受傷的行為，而該 些行為的結果是令受害人身體嚴重受傷，向陪審團作出“惡意”這詞的指引是應該省略的。（見R v Mowatt [1968] 1 QB 421案第426頁和HKSAR v Ying Tung CACC 150/2003案判案書第26、27段）原因是，“惡意”的定議可含蓋兩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是“蓄意”(actual intent)；另外一種是“魯莽”(reckless)。但第17條所需的令人身體受到嚴重傷害的意圖是固定(specific intent)的，“魯莽”並不足夠。在Mowatt 一案(第46頁B-C)，Diplock LJ討論了“惡意”的定議可含蓋的兩種不同的情形後，道出第17條所需的意圖比“惡意”的定義可含蓋的預見後果固定，所以法官就第17條罪行引導陪審團時，實無需着墨“惡意”這詞。

“The intent expressly required by that section [section 18 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ct] is more specific than such element of foresight of consequences as is implicit in the word ‘maliciously’ and in directing a jury about an offence under this section the word ‘maliciously’ is best ignored.”

“該條例[英國侵害人身罪條例第18條，即第17條]明文所需的意圖，比‘惡意’一字所含蓋的預見後果的因素固定，向陪審團引導有關該條例的罪行時，最好不要理會‘惡意’這詞。”(非官方譯本)

27.在R v Belfon [1976] 3 All ER 46一案，英國上訴法庭應用Mowatt案例後，更清楚道出以下原則(第49頁h)：

“In cases of wounding with intent it had never been considered that recklessness was to be equated with the particular intention that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constitute an offence described in s.18.”

“在有意圖傷人的案件，從來都沒有視魯莽與構成第18條[即第17條]罪行所需的特定意圖相等這想法。”(非官方譯本)

在同一案中，上訴法庭亦說明“預見”(foresight)不等同“意圖”(第51頁j)：

“Lord Hailsham of St Marylebone clearly distinguished ‘foresight’ from ‘intention’. He said:

‘For the reasons I have given, I do not think that foresight as such of a high degree of probability is at all the same thing as intention …’ ”

“Lord Hailsham of St Marylebone 清楚區分‘預見’和‘意圖’。他說：

‘基於上述理由，本席不認為高度可能性的預見等同意圖。’” (非官方譯本)

28.因此，在一般情形，法官引導陪審團考慮第17條罪行時，都不應該提及“惡意”或“預見”或“魯莽”這些概念。法官應該對陪審團說他們必須肯定被告人有意圖令受害人身體嚴重傷害，才可裁定被告人有罪。(Archbold Hong Kong 2014, 第1310頁, 20-206段, Blackstone’s Criminal Practice 2014, 第261頁, B2.73段)。在某些案件中，是會有可能出現被告人是否預見到嚴重傷害這議題，在這些情況時，法官應該引導陪審團他們要肯定嚴重傷害的可能性是幾乎必然的(除非有不可預見的干預)，而被告人是領略到該可能性的(serious bodily harm was a virtual certainty (barring some unforeseen intervention) … and the defendant appreciated that such was the case) (R v Woollin [1999] 1 Cr App R 8)。但在一般涉及以武器直接襲擊他人的第17條罪行（例如本案），提及“惡意”或“預見”這些概念只會令到陪審團混淆，而“魯莽”這概念更與第17條所需的固定意圖不符。

29.本庭認為“樣本指引”16.3B(a)段所說“ ‘Malicious’ in this Ordinance means either intentionally or recklessly” （“在這條例中，惡意的意思是有意圖或魯莽”）並未有清晰說出“recklessly”（魯莽）一般只可應用於第19條的案件，而16.3B(b)段及第17條的“樣本指引”亦不應提及“預見”這概念。

30.本庭相信原審法官是被“樣本指引”誤導，引致她不但提及“惡意”及“預見”的概念，更甚至提及“罔顧”的概念（看本文第18段劃線一段）。原審法官的處理方法是不正確的。但本案中襲擊者是以利器直接割傷受害人的頸部，令他蒙受長達25厘米及深至皮下組織下頸濶肌的裂傷。根據該些無爭議證據，本庭相信任何合理的陪審團都會認為第17條所需的“意圖”已獲足夠證明。

31.本庭重申在大部分同類案件，當受害人遭人故意用利器割傷時，主審法官只需指出控罪要素之一是被告人作出犯罪行為時是有意圖導致受害人受嚴重傷害，而無必要再就“意圖”一詞再作詳盡闡述，而事實上，該議題在本案是沒有爭議的。

32.以本案的案情而言，受害人遭人有意圖、非法及惡意傷害，令他身體受嚴重傷害根本是無可爭拗的事實，而案件唯一爭議點只是申請人是否就是襲擊受害人的兇徒。誠如原審法官向陪審團指出，“… 辯方根本唔爭議（胡生）係受咗嚴重傷害，去傷害嗰個人係非法嘅，去傷害嗰個人係有意圖咁做，呢啲根本完全唔爭議，唯一爭議喇，就嗰個係咪個被告。”

33.在本案，原審法官就“意圖”及/或“惡意”向陪審團作出的指引可能有不準確和含糊之處，但該些不準確和含糊之處絕不會令有關定罪不穩妥或不安全，故不構成推翻定罪的理由。

34.至於另外的上訴理由，原審法官並沒有暗示莊小姐的觀察力強，亦沒有暗示巧合的可能性低。原審法官在有關引導部分只是向陪審團列出有關證據及雙方的說法，並指示他們應考慮的因素而作出事實的裁斷。

35.事實上，原審法官就莊小姐認出申請人的證供，向陪審團作出以下指示：

“辯方就話佢認錯人，即係起碼有可能認錯人喇，嗰個唔係被告嚟嘅咁。因為為咗防止好似喺以前曾經試過有啲咁嘅情況就係唔公平嘅，認錯人嘅，試過有啲咁嘅情況，即係喺審訊嘅時候，咁所以喺呢件案件我一定要提醒你哋，你哋去倚賴一個證人作出辨認呢一方面嘅證供之前，一定要好小心考慮，因為啲證人可能佢自己深信佢係冇搞錯，佢好肯定佢自己冇搞錯，但係唔等於其實事實上佢係有冇搞錯，因為大家可能都有啲經驗就係認錯人㗎，喺街度行，咁嗰個以為佢自己嘅朋友，點知行埋去原來唔係嘅，都有咁嘅情況發生，所以你哋一定要好小心去考慮，你哋能唔能夠接納莊小姐就呢一方面認人嗰個嘅證供。”

36.馬大律師指原審法官沒有清晰向陪審團指出有關證據可能潛藏的弱點亦不正確，本庭不接納。根據控方的證據，特別是在申請人沒有作供，亦沒有傳召證人去解釋、反駁或削弱控方證據時，陪審團絕對有權裁定申請人就是襲擊受害人的兇徒。

37.以本案的事實及雙方的爭議而言，只要申請人是襲擊受害人的行兇者，任何合理的審裁機構都必會裁定申請人犯了“有意圖而傷人”罪。雖然馬大律師提出的論點有一定程度的根據，但裁定申請人有罪的決定並無任何司法不公。對申請人被裁定“有意圖而傷人”罪罪名成立，本庭不覺有任何不穩妥之處。本庭批准申請人就定罪提出上訴，但駁回他的上訴，維持原判。

判刑

38.本案的判刑決定不容易作出。申請人和受害人無怨無仇，但卻無故用利器割受害人的頸部。誠如原審法官指出，如申請人割斷受害人的大動脈或其他重要部分，受害人極可能性命不保。

39.申請人犯罪動機不明，但他濫用藥物長達20年，令他記憶力衰退、會自言自語、身體無故震顫、視覺及聽覺都會有幻象。精神科醫生認為申請人患有藥物引起的精神病性障礙及抑鬱，需要服藥，但申請人拒絕亦沒有繼續覆診跟進其病況。

40.心理醫生則確認申請人有暴力傾向，容易發怒。除了有“販毒”和管有毒品罪行外，申請人亦曾因在公眾地方藏有攻擊性武器及傷人而遭判監。

41.本庭不打算猜測申請人犯案的原因，但他的暴力行為可能是由他的精神心理狀況所導致。申請人的罪行非常嚴重，對無辜市民造成威脅，必需嚴肅處理。

42.原審法官判刑時表示一些出於報復或挑釁而去襲擊他人的罪行，判刑基準是3至12年，判刑長短當然要根據案件的具體事實而定。

43.原審法官亦援引了兩宗無故傷人的案件，即Secretary for Justice v Lam Kai Wah [2000] 2 HKLRD 246及HKSAR v Wan Pak Sing aka Cheung Ka Ping（尹北勝又名張家平）（CACC535/2003）案。

44.尹北勝案的被告人是一名精神病患者，他無故在街上先用雨傘再用菜刀襲擊一名陌生過路行人，令他頭部及左手受重傷。被告人結果被判入精神病院無限期接受治療。

45.Lam Kai Wah案的被告人智商低，但並非精神病患者。他因為焦慮、陷於憂慮沉思，再加上情緒失控，而在地鐵站候車期間及列車即將駛至時，無故將一名女士推落路軌。幸好受害人鎮靜，躺在路軌中間，才幸免於難，但她的左手仍遭列車壓碎，導致她永久傷殘。

46.上訴法庭認為適當的量刑基準是15年監禁，重判原因是法庭有責任保障社會人士的安全。

47.原審法官認為申請人的罪行較Lam Kai Wah案被告人的罪行更為嚴重，原因是申請人犯案時身懷鋒利兇器。因此，原審法官認為需要較Lam Kai Wah案更高的量刑基準，即17年監禁。

48.申請人犯案的原因極可能和Lam Kai Wah案被告人的犯案原因類似，但對原審法官認為申請人的罪行較Lam Kai Wah案被告人的罪行更嚴重的立場，本庭有保留。

49.雖然Lam Kai Wah案的被告人沒有攜帶兇器或利用兇器傷人，但他在列車即將到站時推一名候車人士落路軌的行為，等同意圖謀殺。一般情況下在列車即將駛至時，遭人推落路軌的人即使不死，亦會受重傷。

50.本庭認為申請人用利器傷人的罪行，並不比Lam Kai Wah案被告人在列車將至時推人落路軌的罪行較嚴重。本庭亦不能忽視，Lam Kai Wah案的受害人雖然幸免於難，但仍受永久傷殘。

51.本案受害人頸部留有25厘米長的疤痕、右邊肩膊有麻痺，但沒有其他永久傷殘。申請人罪行導致的後果較Lam Kai Wah案的後果為輕。

52.在另一宗同類案件（Secretary for Justice v Liu Chi Yung [2007] 4 HKLRD 182）的被告人當遭警員在街上截查時，突然從身上取出打算作搶劫用的刀刺向警員的頸部，令警員身受重傷，變成植物人。上訴法庭認為適當的量刑基準為15年監禁。雖然該案的被告人沒有案底，加上他有悔意，自動投案及認罪，求情理由遠較申請人為多，但本庭不能忽視Liu Chi Yung案的受害人蒙受的傷勢遠較本案受害人的傷勢為重。本庭認為適用於申請人的量刑基準不應較上述Lam Kai Wah和Liu Chi Yung案所採納的量刑基準為高。

53.本庭認為以本案的控罪、申請人的犯案手法及其罪行導致的後果，15年監禁已足以反映其罪行的嚴重性。因此本庭批准申請人就判刑提出上訴，並視其申請為正式上訴。本庭判申請人就判刑的上訴得直，並將其刑期由17年減至15年。  

答辯人： 由律政司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許紹鼎代表。

申請人：由香港大律師公會（法律義助服務計劃）委派大律師馬維騉及大律師藍凱欣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