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文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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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告在席前承認兩項販運危險藥物罪，違反香港法例第134章《危險藥物條例》第4 (1) (a) 及 (3) 條。控罪一涉及的毒品是0.22克可卡因，控罪二涉及的毒品是9.93克可卡因及2.15克氯胺酮。
Cites 14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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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1600/2024 [2025] HKDC 2049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4年1600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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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判刑理由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控罪及案情 1.被告在席前承認兩項販運危險藥物罪，違反香港法例第134章《危險藥物條例》第4 (1) (a) 及 (3) 條。控罪一涉及的毒品是0.22克可卡因，控罪二涉及的毒品是9.93克可卡因及2.15克氯胺酮。 2.於2024年8月21日，警方在網上執行反毒品行動，控方第一證人被委派瀏覽不同形式的社交媒體及網站，尋找販毒活動的蛛絲馬跡。他在一個Facebook群組發現一則載有思疑為毒品價格表及一個聯絡號碼（「該號碼」）的可疑貼文。控方第一證人利用WhatsApp聯絡該號碼，查詢更多有關毒品販賣的詳情。該號碼的用戶及控方第一證人商定控方第一證人可以1,000港元購買兩包可卡因（其中100港元列為交通費，兩包可卡因的價格為900港元）。控方第一證人及該號碼的用戶約定於銅鑼灣駱克道進行交易。 3.控方第一證人向上級報告上述經過，然後獲准在其後假裝毒品買家的行動中擔任喬裝人員。他獲提供四張面額500港元的已標記鈔票，以在行動中使用。同日下午約12時05分，控方第一證人及其他警員到達約定的見面地點附近。同日下午約12時20分，控方第一證人收到一則發送自該號碼的WhatsApp訊息，內容指示控方第一證人登上一輛車牌為「3731」的車輛。同日下午約12時23分，控方第一證人在駱克道與景隆街交界看到一輛登記號碼為「YZ3731」的的士（「該車輛」）。控方第一證人相信該車輛就是該號碼的用戶所指的車輛，於是從後座乘客位的車門上車。 4.控方第一證人上車後，發現該車輛內共有三名男子，分別為司機及兩名在後座乘客位的男乘客（其中一名為被告）。之後，被告用動作示意並詢問控方第一證人錢在哪裡，控方第一證人回問要多少錢，被告回答要1,000元。之後，控方第一證人將預先準備好的兩張已標記鈔票交給被告，被告將一個載有危險藥物（即內有0.22克可卡因的0.29克固體）的透明可再封膠袋交給控方第一證人。 5.交易完成後，控方第一證人表露其警察身分。被告嘗試離開該車輛，但被在附近埋伏的警務人員制止。被告被拘捕，在警誡下表示他因面對財務壓力而決定販賣毒品。他進一步表示該車輛的毒品全部屬於他，而他感到後悔。 6.同日下午約12時37分，被告被押返該車輛進行搜查，警方在該車輛的後座乘客位的一個儲物格內發現以下物品：
7.被告因在該車內被發現的毒品而再被警誡，他在警誡下承認所有毒品屬於他。 8.警方其後與被告進行警誡錄影會面，期間被告作出包括以下各項的陳述：
9.本案兩項控罪合共撿取了10.15克可卡因及2.15克氯胺酮，而撿取的毒品於案發時的總市價約為9,780港元。 10.案發時，被告管有上述所有毒品以用作非法販運。 求情陳詞 11.被告現年20歲，單身，在香港土生土長，中二畢業。被告有兩名姐姐，他是家中幼子。被告父親上年因患肺癌離世。還押前，被告與家人同住位於油塘的公屋單位。被告與父親關係非常密切，在父親逝世前的三年間，被告擔當全職照顧者，沒有外出工作。在照顧父親之前，被告曾在餐廳做廚房幫工。基於他們當時的家庭狀況，父親患有重病亦已經退休，社會福利署給予經濟支援，被告與父親每月獲資助公共房租，並同時獲發放共6,000元綜援金，補貼家庭開支。在父親病逝之後，被告感到極度哀傷，社會福利署亦隨即停止對被告家庭作出的援助，一家瞬間陷入經濟困難。被告為免母親憂心家庭經濟，他愚蠢地干犯本案，錯誤選擇用這個方式為家庭盡一份，他感到十分後悔及內疚。 12.辯方指出，被告由被捕至今還押了接近15個月時間，在懲教署拘留期間，他深刻反省自己的過錯；他在獄中已經展開其更生生活，被告深深自責要家人擔心他的情況。他撰寫求情信，希望法庭接納他改過自新的決心；他承諾出獄後會遵守法紀，努力工作及彌補過錯。 13.辯方指，於案件調查期間，被告極力配合警方的工作及坦白承認所有控罪；本案情節並不涉及國際販運毒品集團；被告單獨犯案，亦不是幕後主腦；被告過往沒有刑事定罪紀錄，今次是他第一次觸犯法例。被告的母親為他撰寫了求情信，指被告是一名孝順的兒子，樂於助人，被告的母親對他需要面對監禁判刑感到十分痛心，但表達會繼續給予家庭支持，讓被告能渡過今次的低潮。被告已考獲建造業安全訓練證明書資格，希望完成刑罰之後，盡快重投工作，改善家庭環境。 14.辯方大律師援引的案例包括Secretary for Justice v Hii Siew Cheng [2009] 1 HKLRD 1、R v Lau Tak Ming & Others [1990] 2 HKLR 370、AG v Pedro Nel Rojas [1994] 1 HKC 342、HKSAR v Islam SM Majharul [2020] 3 HKLRD 146、HKSAR v Chow Yu Chi（CACC 359/2000）。辯方同意適當的判刑方法是將兩項控罪的毒品份量一起考慮，而得出恰當的量刑基準。 判刑 15.法庭考慮了被告所面對的控罪性質、本案的案情、有關案例、被告的背景、求情陳詞及求情信。被告沒有刑事定罪紀錄，而且本席接納被告示一名前線負責派遞毒品的人士，並不是販毒集團的主腦。至於被告表示因面對嚴峻的經濟困境而犯案，這並不是有效的求情理由（見AG v Yan Chun Fong（CAAR 7/1992））。 16.就販運危險藥物而言，上訴庭已指出法庭必須判以具阻嚇性的刑罰，公眾利益遠超於個人更生的考慮（見律政司司長 訴 尤斯浩（CAAR 7/1999）、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洪榕及另一人（CACC 182/2000）、Secretary for Justice v Tang King Wa [2023] 4 HKC 289）。雖然被告只有20歲，但他干犯的控罪嚴重，涉及的毒品份量不少；被告在案發時雖然年輕，但並不屬於極度年輕的情況。本席認為勞教中心、更生中心、教導所令不能反映罪行的嚴重性及他的罪責，因此沒有在判刑前索取相關適合性報告，辯方亦沒有作出這樣的要求。 17.上訴庭指出，當案件涉及多於一項販運危險藥物的罪行，法庭必須考慮毒品的總含量，並必須避免因分期執行所有罪名的刑期而產生不公平後果（見HKSAR v Chong Cho Kit（CACC 363/2005）、HKSAR v Chan Pui Chi [1999] 2 HKLRD 830以及《Sentencing in Hong Kong》11th edition [10-27] 等[1]）。 18.本案涉及兩種毒品，分別為10.15克可卡因及2.15克氯胺酮，上訴庭已就販運毒品定下清晰的量刑指引（R v Lau Tak Ming [1990] 2 HKLR 370及HKSAR v Abdallah [2009] 2 HKLRD 437（關於可卡因的指引）、SJ v Hii Siew Cheng [2009] 1 HKLRD 1（關於氯胺酮的指引））。因被告販運超過一種毒品，法庭需要考慮該採用個別方式（individual approach）或綜合方式（combined approach）處理被告的判刑。 19.本席參考了上訴庭在HKSAR v Islam Majharul [2020] 3 HKLRD 146列出計算販運某個份量的毒品的量刑起點的相關程式以及引導，並計算出販運2.15克氯胺酮的量刑起點為27個月監禁，而販運10.15克可卡因的量刑起點為60.1個月監禁。兩種毒品的總份量為12.3克，若果整個份量均為氯胺酮，量刑起點為49.3個月監禁；若果整個份量均為可卡因，量刑起點為62個月監禁。如在本案採納個別方式（individual approach）處理，總量刑起點為87.2個月監禁，遠高於若果所有毒品只為可卡因的62個月監禁。在這個情況下，法庭應採納綜合方式（combined approach），以達至更公平、實際及按常理的判刑（見SJ v Hii Siew Cheng）。 20.可卡因佔總份量的82.5%，而且烈性較強，本席認為應為可卡因作為量刑的基準。根據量刑指引，販運10.15克可卡因的判刑基準為約60個月監禁。 21.由於可卡因及氯胺酮的量刑指引有一定的分別，本席必須考慮荒謬測試（absurdity test）、轉換測試（conversion test）以及比例測試（ratio test）的結果，以決定在60個月的監禁的基準上作出上調的幅度。荒謬測試的結果是62個月監禁；至於轉換測試，採納可卡因的判刑指引的結果為60.8個月監禁，而採納氯胺酮判刑指引的結果則為61.3個月監禁；比例測試的結果是59.7個月監禁。考慮了以上各測試的結果，本席認為在60個月監禁的基準上應把刑期上調1個月至61個月監禁。 22.由於被告販運超過一種危險藥物，這是加重刑期的因素，就此因素，刑期上調兩個月至63個月監禁。 23.被告認罪，可得三分一扣減，刑期下調至42個月監禁。本席考慮到被告干犯控罪時年紀較輕、今次是他初犯以及他的背景情況，行使酌情權減刑5個月。本案沒有其他有效的求情理由，以 致刑期可以進一步下調。 24.因此，控罪一的刑期為3年1個月監禁；控罪二的刑期為3年1個月監禁；兩項控罪的刑期全數同期執行。被告被判3年1個月監禁。
[1] 《Sentencing in Hong Kong》[10-27] 提及：“If different quantities of narcotics are seized from an offender and are separately charged, the practice is to sentence him on the total quantity of the dangerous drugs rather than on the individual smaller quantities: HKSAR v Yip Pik Kwai [1999] 3 HKLRD 42, 43. … This approach is applicable both where the drugs are of a similar kind and of the most serious type, and also where one is serious and the other less so. The desired result can be achieved if the court takes the same starting point for each offence, grants an appropriate discount for mitigation, and then orders the sentences that result to run concurrently: HKSAR v Wong Kam Wo [2001] 2 HKC 647, 650 …” |
Cases cited in this judg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