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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C 127/201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許可申請
刑事上訴案件2014年第127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13年第103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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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辯人 |
香港特別行政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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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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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 |
陳華香
(TRAN THI HOAI HU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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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審法官： |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袁家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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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朱芬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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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潘兆初 |
| 聆訊日期 ： |
2014年10月30日 |
| 判案日期 ： |
2014年10月30日 |
| 頒發判案理由書日期 ： |
2014年11月24日 |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潘兆初頒發上訴法庭判案理由書：
引言
1.申請人被控4項「盜竊」罪（控罪一至四），在區域法院法官林嘉欣（原審法官）席前審訊後，被裁定全部控罪罪名成立，並被判入獄共18個月。
2.申請人不服定罪，提出上訴許可申請。
3.2014年10月30日，經聆訊後，本庭批准上訴許可申請，並視之為正式上訴，撤銷四項盜竊的定罪，全部以交替控罪「處理贓物」代替；並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83A(2) 條，判申請人入獄共18個月。以下是本庭的判案理由。
控方案情
4.控辯雙方對主要的案情沒有爭議，本庭將之臚列在下文第 5至13段。
控罪一
5.2013年6月1日約下午5時，控罪一的事主羅女士在長沙灣香港工業中心（「該大廈」）使用完手機（證物P1），然後放回手袋，並拉上拉鏈，繼續在該大廈購物。約6時30分，羅女士離開該大廈往太子。約6時45分，她發現手袋的拉鏈打開了，證物P1不翼而飛。
控罪二
6.同日約下午5時15分，控罪二的事主CHEW女士在荔枝角港鐵站使用完手機（證物P2），然後放回手袋，前往該大廈購物。約6時20分，CHEW女士離開該大廈，發現失去證物P2。
控罪三
7.同日約下午5時30分，控罪三的事主姜女士在該大廈使用完手機（證物P3），然後放回手袋，並拉上拉鏈，繼續在該大廈購物。約5時40分，姜女士發現手袋的拉鏈打開了，證物P3不翼而飛。一位途人告訴她，警方拘捕了一名偷手機的疑人。姜女士隨即在現場接觸警方。
控罪四
8.同日約下午5時30分，控罪四的事主蘇女士在荔枝角港鐵站使用完手機（證物P4），然後放回手袋，前往該大廈購物。約6 時10分，蘇女士離開該大廈往荔枝角港鐵站，稍後發現失去證物P4。
拘捕與解釋
9.根據承認事實，同日約下午6時，女警12641在該大廈B8-27號舖外看到申請人。當時，申請人的頸上掛着一條圍巾，並背着手袋在肩上。女警12641繼續觀察申請人。
10.稍後，女警12641截停申請人搜查。同時，姜女士到達，向警方表示，證物P3屬於她。女警12641拘捕申請人，並從她的手袋搜獲證物P1、P2和P4。警員14054透過電話，聯絡上羅女士、CHEW女士和蘇女士。她們均確認，失去了手機。後來，她們親自到警署，分別確認證物P1、P2和P4屬於她們。
11.同日晚上，女警12641在警署用記事冊補錄拘捕申請人的經過，以及申請人在警誡下的回應。當傳譯員向申請人複讀並同越南語寫出記事冊的內容後，申請人在警誡下說：「我有幫強哥拿住4部手提電話」。稍後，申請人亦說：「我有打電話比強哥，但電話唔通，故找不到他」。
12.2013年6月2日下午，警方向申請人錄取會面紀錄。在律師陪同下，申請人表示，可透過電話號碼9329xxxx找到強哥。除此之外，沒有提供其他資料。
聯絡強哥不果
13.有關電訊商確認，9329xxxx這號碼是屬於一張「預付智能電話咭」。該電話號碼並沒有登記賬單地址；2012年11月7日啟用。2013年5月28日至6月1日期間，上述電話號碼沒有任何通話紀錄。
女警12641的證供
14.控方只傳召了女警12641作供，補充她在該大廈觀察及截停申請人的經過。
15.女警12641供述，案發當天約下午6時，在該大廈B8-27號舖看見申請人。她指，當時很多人在該商店選購衣服，申請人則在上址不斷徘徊和不停注視行人腰間位置，於是跟蹤申請人以觀察她。在B7A舖外，女警12641看見申請人用右手拈着掛在頸上的圍巾的一角，左手則拿着一部紅色外殼的手機。然後，她用圍巾包裹着那部手機，「成抽」放進手袋。女警12641見狀，便截停申請人，表露警察身分。申請人扔開了她的手，用本地話說：「你捉住我做乜？我要走」。
辯方案情
16.申請人選擇不作供，亦沒有傳召辯方證人。
原審法官的裁決
17.原審法官說：
「 20. 舉證責任在控方，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每項控罪的每一元素。
21. 女警截停她時，被告人的手袋內有4部失竊的手機，這是不爭的事實。根據女警的證供和記事冊（證物P7）的紀錄，姜女士在現場確認證物P3屬於她後，女警於下午6 時05分宣布拘捕被告人。換句話說，4部手機均於5時至6時這一小時內遭偷去。
22. 雖然4位事主最後使用手機的地點不相同，但緊接發現手機失竊前，她們均到過該大廈，並剛離開不久；姜女士甚至尚未離開。這是第一項巧合。
23. 女警於下午6時05分宣布拘捕被告人。換句話說，她必定早於6時05分截停被告人搜查。女警截停她時，被告人身處該大廈，並身懷4部失竊的手機。這是第二項巧合。
24. 綜合上述2項巧合，身為陪審員，本席認為，唯一的合理推論是，4部手機均是在該大廈遭盜竊的。
25. 關於身懷該4部手機，被告人對警方的解釋是，她替強哥拿着的：假如強哥真有其人，為何無故把4部贓物手機交給被告人保管？其用意又為何呢？每部手機的價值均超過4,000.00元，不算便宜。隨便把4部總值超過16,000.00元的手機交予被告人保管，如何取回呢？被告人聲稱，曾致電強哥，唯電話不通找不到他。可是，相關資料（證物P9）顯示，案發前4天及案發當天，強哥的電話根本沒有通話紀錄。
26. 綜合以上各點，身為陪審員，本席認為，根本沒有強哥這人，被告人在砌詞狡辯。該4部手機，亦並非強哥或別人交給她的。
27. 本席沒有忽略，辯方許大律師的陳詞。許大律師指，涉案4部手機沒有褪去電池、SIM咭、外殼，似乎與一般手機竊賊的手法不符。這一點，可證明被告人的清白。
28. 考慮了該4部手機失竊的時間和地點，本席認為，許大律師的論點欠缺說服力。首先，手機竊賊得手後，未必會第一時間褪去電池、SIM咭、外殼。其次，根據女警的證供，當時該大廈人流暢旺，而且該4部手機均於同一小時內被竊。故賊人得手後，亦未必有機會或足夠時間完成上述3 項動作。許大律師的陳詞，不足以令本席對控方的證據存疑。
29. 既然4部手機均於同一小時內在該大廈遭盜竊；被告人亦身懷該4部手機；該4部手機也不是強哥或別人交給被告人的。本席認為，唯一的合理推論是，該4部手機是被告人盜取的。
30. 基於上述理由，本席認為，控方已就每項控罪舉證至毫無合理疑點。本席裁定，控罪一至四，被告人罪名成立。」
上訴理由
18.代表申請人的許大律師提出五個上訴理由：
（一） 原審法官在裁決理由書上從沒有提及「4位事主遭『打荷包』」及「申請人是『扒手』」，兩者卻是判刑時的事實定罪基礎。原審法官沒有在最關鍵的事實裁決上提供足夠原因及分析，亦沒有解釋怎樣達致這結論。這缺憾使定罪基礎不穩妥，有欠公允，法律公義未能彰顯於人前，是法律上犯錯。原審法官完全沒有任何分析或事實裁斷：
(1) 4部手機是否被盜，如何被盜？
(2) 4名物主是否被打荷包，如何被打荷包？
(3) 申請人是否扒手，如何犯案？
（二） 原審法官在沒有足夠事實基礎作出申請人盜竊涉案4部手提電話的推論，是事實裁斷上及法律上犯錯，因為
(1) 女警12641並沒有看見任何盜竊行為；
(2) 沒有任何直接證據指申請人作出盜竊行為；
(3) 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該4部手提電話是被盜；
(4) 沒有任何直接證據申請人知道該4部手提電話是被盜物件；
(5) 沒有任何證據證明申請人有不誠實的作為。相反，「涉案4部手機沒有褪去電池、SIM咭、外殼，似乎與一般手機盜竊賊手法不符。」；
(6) 沒有任何證據申請人將永久剝奪手機物主擁有權。相反，申請人堅稱只是「幫強哥拿住4部手提電話」；
(7) 針對申請人的唯一證據是申請人管有涉案4部手機，這並不足以不能抗拒地推論唯一可能是申請人盜竊該4部手機。
（三） 原審法官以申請人「身處該大廈，亦身懷4部失竊的手機」作基礎而推論「4部手機均是在該大廈遭盜竊的」，是法律上及邏輯上犯錯，因為：
(1) 原審法官已經前設手機是「失竊」；
(2) 控辯雙方只承認手機是「失踪」。
（四） 原審法官以案發前4天及案發當天，9329xxxx根本沒有通話紀錄，而否定強哥不存在，未有充分考慮辯方案情，是事實裁斷上及邏輯犯錯，因為要是申請人是被「強哥」利用犯案，「強哥」必定不會給申請人真實的電話號碼。9329xxxx沒有通話記錄並不能肯定「強哥」不存在。
（五） 綜合以上各點或其他原因，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控罪的所有元素，定罪並不穩妥，應被推翻。
討論
19.本庭認為無需詳細討論申請人每一個上訴理由，只要集中處理下面三個議題便可：
（一） 四部涉案的電話是否被偷去的；
（二） 若是，有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讓法庭得出唯一合理的推論，證明申請人就是竊匪；
（三） 若否，證據是否足以讓法庭得出唯一合理的推論，證明申請人干犯了交替的「處理贓物」罪。
20.就第一個議題，本庭認為根據不具爭議的事實，唯一合理的推論是四部涉案的電話全部都是因被盜竊而失去的。代表申請人的許大律師力指沒有充份的證據證明四部涉案的電話是被偷去，可說是有違常識，本庭不予接納。
21.就第二及第三個議題，本庭認為「新近管有」的法律概念適用。
22.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洪偉業CACC 232/2006一案（未經彙報），判案書日期為2007年1月18日，上訴法庭解釋「新近管有」的法律概念如下：
「 41. 控方有責任證明被告人有犯罪認知或犯罪信念，但除非被告人作出招認，一般而言控方是不容易就被告人的犯罪認知或信念提出直接證據的。
42. 法律容許控方在盜竊或處理贓物等案件利用‘新近管有’的法律概念以證明被告人有犯罪認知或信念。這只是一個邏輯推論的後果。誠如Stocken CJ大法官在R v Raviraj 85 Cr App R 93案評論：
‘這概念只是一般見解的其中一面。當一些令人懷疑的情況出現，令人覺得有解釋的必要，但被告人不作出解釋，或其解釋全不合信，則推論被告人有犯罪認知可能是恰當的。這亦是廣泛見解的一面，即當一名被告人面對被指控的事實時，其不合理的行為導致其有罪的推論。’
43. 當一名被告人管有新近被盜取的財物，而被告人沒有就其管有新近盜取財物一事作出解釋或其無罪解釋並非真確時，法庭可以推論被告人有犯罪的認知或犯罪信念並因此而將被告人定罪。
44. ‘新近管有’的法律概念，不但對盜竊罪行或收受贓物式的處理贓物罪行適用，亦適用於協助他人處置贓物式的處理贓物罪行(見HKSAR v Zheng Wan-Far, CACC 254/1999，R v Ball and Winning 77 Cr App R 131等案)。
45. 當然甚麼因素才足以啟動‘新近管有’的法律概念，必需根據有關財物的性質和個別案件的情況而定。」
23.在較近期，上訴法庭在HKSAR v Mohammad Amjad CACC 423/2011一案（未經彙報），判案書日期為2012年9月20 日，談到「新近管有」的概念：
“ 13. The principle of ‘recent possession’ is, as this Court observed in HKSAR v. Choi Heung Yee [1995 - 2000] HKCLRT, at paragraph 12, per Chan CJHC (as he then was) :
‘ …… merely a principle concerning how a judge or jury makes inferences from facts. It means that, where there are reasons for casting doubt or where there is a need for an explanation, if a defendant has not provided an explanation or has provided an explanation which is wholly unbelievable, the judge or jury may infer from the lack of a credible explanation that the defendant had knowledge of the offence in question and may then infer from this that he is guilty.’
See further HKSAR . Cheng Chi Wai (鄭志偉) CACC 94/2011 and CAAR 2/2011 where this Court (Yuen JA, Beeson and McWalters JJ) reviewed the authorities in this area and restated that this principle is merely an example of the drawing of inference. This is precisely what the Judge had done in the present case.
…
17. In our view the emphasis is plainly that it is not permissible to draw inference on the basis of recent possession alone.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prosecution had established by other facts as well that the applicant had committed the robbery.
…
Alternative finding of handling stolen goods
21. Mr Lo argued that the applicant’s possession of the phone was more consistent with handling than robbery.
22. In our view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in Archbold Hong Kong 2012, paragraphs 22-94 is instructive :
‘ In R v Smythe, 72 Cr App R 8, CA, the court stressed that it is a misconception to think that recent possession is a material consideration only in cases of handling. It adopted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ross on Evidence, 5th edn, p 49 (now 9th edn, p 38):
“If someone is found in possession of goods soon after they have been missed, and he fails to give a credible explanation of the manner in which he came by them, the jury are justified in inferring that he was either the thief or else guilty of dishonestly handling the goods, knowing or believing them to have been stolen...The absence of an explanation is equally significant whether the case is being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ft or handling, but it has come into particular prominenc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latter because persons found in possession of stolen goods are apt to say that they acquired them innocently from someone else. Where the only evidence is that the defendant on a charge of handling was in possession of stolen goods, a jury may infer guilty knowledge or belief (a) if he offers no explanation to account for his possession, or (b) if the jury are satisfied that the explanation he does offer is untrue.”
Every case depends on its own facts. There is no magic in any given length of time. However, it is submitted that in many cases where the only evidence is that of recent possession, it will be impossible to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defendant was merely a receiver of the stolen property: in such cases, a count of burglary ought not to be left to the jury. However, that applies where recent possession is literally the only evidence. The reality is that in the great majority of cases there are other pieces of evidence that tend to point the cas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compile a definitive list of circumstances that might be relevant. They will include, however,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theft, the type of property stolen, the likelihood of it being sold on quickly,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defendant, whether he has any connection with the victim or with the place where the theft occurred, anything said by the defendant and how that fits in or does not fit in with the other available evidence.’ (emphasis added)
23. In the present case there were other factors which entitled the Judge to find the applicant committed the robbery and did not merely handle the stolen phone.
…”
24.本庭認為，以「新近管有」這法律概念來客觀分析所有證據後，不足以得出申請人就是偷取涉案四部電話之竊匪的唯一合理推論。從控罪三的案情看來，姜女士是在約5時40分發現電話不見了，而約20分鐘後，女警12641才看見申請人把該部電話用圍巾包裹，放在手袋中。若申請人是竊匪，理應在偷竊得手後盡快把該部電話收藏，不應隔了20分鐘才這樣做。申請人的舉動和偷竊不太吻合，反而和處理贓物更吻合。至於涉及其餘控罪的電話，在沒有其他證據可以推論申請人是竊匪的情況下，單單以「新近管有」的概念裁定她就是竊匪並不穩妥，更合理的推論是她只是管有那些被偷去的電話而已。
25.本庭認為，在引用「新近管有」的概念後，唯一合理的推論是申請人在案發時處理涉案四部被偷去的電話。
26.至於刑期，本庭認為以申請人的罪責而言，18個月的整體刑期是合適的。
結論
27.基於上述原因，本庭作出上文第3段的命令。
（袁家寧）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 |
（朱芬齡）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 |
（潘兆初）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
答辯人： 由律政司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覃民輝資深大律師代表。
申請人： 由大律師公會法律義助服務計劃委派許祈峰和馮柏基大律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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