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靖邦

HCMA 117/2018

[2019] HKCFI 135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案件呈述上訴

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8年第117號

(原荃灣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6年第136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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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1.答辯人被控一項「代理人收受利益」罪[1]，經鄭念慈裁判官 (下稱「裁判官」) 審訊後脫罪。原審時，方富樂大律師代表答辯人。

2.答辯人以自僱形式擔任私人弦樂教師。上訴人的指控是，答辯人介紹學生購買樂器後，收取樂器行的佣金。

3.上訴人現以案件呈述方式提出上訴[2]，就以下因本案審訊時產生的法律問題徵求本庭的意見：

(1)  本席裁定PW1和答辯人之間的授課形式和相關的一切情況而衍生的關係僅屬一般獨立合約當事人的關係 (“independent contractor”) 而非一名受僱於PW1的人。答辯人並不符合《防止賄賂條例》第2條釋義下 “代理人” 的定義。就以上裁決，本席是否在法律上犯錯？

(2)  答辯人提議或安排PW1到俊文樂器買大提琴、協助試琴和向PW1提供買大提琴的意見而沒有收取任何酬勞，本席裁定答辯人在協助買大提琴這環節上並不是PW1的代理人。就以上裁決，本席是否在法律上犯錯？

(3)  答辯人提議或安排PW1去俊文樂器買大提琴一事與他教PW1大提琴無關。即使答辯人在教大提琴時是PW1的代理人，答辯人並沒有在買大提琴時替PW1議價。況且買那一個大提琴最終是PW1自己的決定。故答辯人即使因教琴而衍生出代理人身份，該代理人身份並不會伸延至協助PW1試大提琴和提供買琴意見這環節上。就以上裁決，本席是否在法律上犯錯？

(4)  本席裁定答辯人並不是以PW1的代理人身份收取俊文樂器佣金，是否在法律上犯錯？

(5)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陸健一案中，終審法院裁定就《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而言，要成為第9條所指的代理人，無須具有已經存在且令人有責任行事的法律、合約或受信關係。該人甚至無須曾被要求行事。某人若然處於代表另一人行事的位置並自願如此行，便可能因而承擔受信責任。鑑於終審法院在陸健一案的裁決，本席裁定答辯人在協助PW1選購大提琴一事上並非PW1的代理人，法律上是否犯錯？

(6)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志雲及叢培崑一案中，就《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的 “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 的正確解釋裁定為:

(a) 代理人作出或不作出的作為，必須是針對和意圖影響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

(b) 代理人作出或不作出的作為必須屬破壞代理關係的完整性且有損主事人利益的行為。

就答辯人提議或安排PW1到俊文樂器選購大提琴後而從俊文樂器獲得港幣4,500元回佣這一點上，本席裁定PW1並無蒙受不利，是否在法律上犯錯？

(7)  鑑於終審法院在陳志雲及叢培崑一案的裁決，本席不排除有人 (可能是PW1、PW2或她們二人)，曾在答辯人未到俊文之前，嘗試以PW1身為鋼琴及敲擊樂的導師身份，進行議價，但未成功。加上PW1及PW2可能知道有「導師價」存在，只是未能取得此價。答辯人就提議或安排和協助PW1於俊文樂器買大提琴後而從中獲得港幣4,500元回佣，本席裁定有關作為並不損害主事人利益或破壞主事人∕代理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是否在法律上犯錯？

(8)  本席裁定答辯人罪名不成立，是否在法律上犯錯？

控方案情

4.裁判官在案件呈述撮要了本案的證據：

「 同意案情

6.  上訴人和答辯人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65C條呈遞同意案情，同意以下事項：

(a) 俊文樂器位於葵涌葵定路羅氏美光發展大廈15樓，是一個樂器供應商。

(b) 於2013年年中，陳依圖小姐(下稱“PW1”)聘用答辯人作為她及她妹妹的大提琴導師。答辯人每星期到PW1家中教授她們一次，每次1.5小時，每次學費港幣400元。她們須自備大提琴上課。

(c) 2014年3月17日，PW1及她媽媽(下稱“PW2”)到俊文樂器選購大提琴並由該店的助理銷售經理陳麗女士(Ms Vicky CHAN)接待。她們最後以港幣14,260元購買一部大提琴連配件，由PW2以信用咭分期支付。

(d) 其後，陳麗女士將上述交易發票底單交給會計文員黃美煥女士(下稱“PW3”)處理。黃女士將底單影印後交給俊文樂器的董事兼股東鄧沛桓先生(下稱“鄧先生”)。鄧先生在該影印本上寫上支付答辯人佣金港幣5,120元後交還PW3。

(e) 於或約於2014年4月14日，PW3按鄧先生就上述交易以及另一單與答辯人有關的交易的佣金開出一張支票(下稱“該支票”)。該支票是從俊文樂器在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下稱“匯豐銀行”)所持有的戶口所發出，支票𧘻付人為答辯人，銀碼為港幣12,432元。其後，按答辯人指示，PW3安排將該支票存入答辯人的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下稱“中國銀行”)戶口，作為他安排PW1於2014年3月17日在俊文樂器選購了大提琴的回佣。

(f) 匯豐銀行及中國銀行證實該支票是由該俊文樂器的銀行戶口所發出，並於2014年4月14日存入答辯人的中國銀行戶口並已清賬。

(g) 於2014年10月29日上午7時45分至上午8時25分，兩位廉政公署調查主任與答辯人進行一次錄影警誡會面。上述警誡會面的錄影主光碟；有關錄影會面的準確謄本；以及附有謄本字幕的錄影會面光碟均呈堂為證物。有關該次錄影會面的自願性及可接納性以及有關謄本的準確性均沒有爭議。

(h) 於2014年8月，PW1終止聘用答辯人。

(vi) 答辯人過往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

警誡供詞

7.  答辯人稱他近兩年是全職私人大提琴導師。他於2009年因為買樂器的關係而認識俊文樂器和其女職員Vicky。Vicky告知他如以導師身份買樂器，可享有七折優惠。他亦曾以熟客身份到該處買樂器，也得相同優惠。

證人供詞

8.  本案中上訴人傳召4名證人，即：

(a)  陳依圖 (下稱“PW1”)；

(b)  李麗萍 (下稱“PW2”)；

(c)  黃美煥 (下稱“PW3”)；及

(d)  許淑娜 (下稱“PW4”)。

PW1的庭上供詞

9.  PW1作供時指自己是鋼琴導師，對大提琴沒有認識。她於2013年初聘用答辯人教授她和她的妹妹大提琴。於2014年3月初，因在上課時發現PW1自備的大提琴琴頸有破爛，答辯人建議PW1買新琴並提出可帶PW1到 “琴倉” 選購。答辯人也說他有帶其他學生到該處購買。他們遂相約於2014年3月17日一同到 “琴倉”。當日下午6時，因PW1和她的媽媽(“PW2”)先到，答辯人便告訴PW1 “琴倉” 的詳細地址，讓她們先自行前往。PW1到達後才知該 “琴倉” 名叫俊文樂器。PW1向該店職員Vicky Chan說自己是答辯人的學生並說答辯人將會陪同她挑選大提琴。PW1告訴 Vicky Chan她買琴的預算金額是港幣12,000至16,000元。

10.  其後在PW1試琴期間，Vicky Chan向她介紹了一個級別高、音質好但外表有瑕疵的大提琴，並說該琴售價因此較同級別的大提琴便宜。此時答辯人才到達俊文樂器並替PW1試奏了該個有瑕疵的大提琴。答辯人給PW1的意見是該大提琴雖有表面瑕疵，但音色比較好。

11.  由於PW1對大提琴沒有認識，而答辯人是她的導師並 已彈奏大提琴多年，大提琴知識比她豐富，故PW1要求答辯人陪同挑選。PW1共試奏了3個大提琴。最終她依賴及接納答辯人的專業意見，選購了該個有表面瑕疵的大提琴並補錢買了一支琴弓。PW1說如果答辯人指有關大提琴不適合她，PW1會有不同決定。除俊文樂器外，答辯人無向PW1建議到其他地方選購大提琴。

12.  PW1同意在選購期間，答辯人的參予只限於就她已選出的3個大提琴的音色給意見，並試奏了該個有瑕疵的大提琴和指出該琴的音色比較好。PW1同意答辯人從無指定要她買那一個琴，購買案中的大提琴是PW1自己的決定。她也同意議價時，答辯人只是在旁，但並無参與。PW1承認答辯人從無代表她或接受她委託而代她買大提琴。

13.  PW1承認她在聘用答辯人時，就職責上雙方有共識的，只是答辯人教授她和妹妹大提琴。除協議每星期教授一堂，每堂1.5小時和收費港幣400元外，並無談及雙方關係何時完結。PW1亦承認無向答辯人提出他的服務還會包括挑選大提琴時要向PW1提供意見，故同意他沒有責任替PW1挑選大提琴。

14.  但PW1主觀上認為學生買樂器是需要導師幫忙挑選的。PW1同意港幣400元一堂只是學費。但因為答辯人用了私人時間幫忙她挑選大提琴，如答辯人向PW1提出收取合理費用作為他額外向PW1提供選購大提琴的專業意見的報酬，她是會考慮的。但答辯人並沒有此要求。不過，PW1同意自己也無主動向答辯人查問他是否就此要額外收費。

15.  就回佣方面，答辯人從無向PW1提出會因PW1在俊文樂器買了大提琴而由俊文樂器獲得回佣一事。PW1相信因為回佣的關係，她選購的大提琴售價可能因此而提高。故她認為答辯人有責任告訴她收受回佣一事。如果答辯人收回佣，不會令到售價提高，PW1則難以回答會否同意答辯人收取回佣。但PW1認為答辯人作為她的導師，就不應在她購買大提琴一事上收回佣，故此PW1是不會同意答辯人就她是次購物收俊文樂器回佣。

PW2的庭上供詞

16.  PW2指稱因PW1的大提琴有破爛，故PW1想買新大提琴。在選購期間，陳姓售貨員介紹了一個外表有瑕疵的大提琴並說該琴售價因此較同級別的大提琴便宜。答辯人有替PW1試奏大提琴，並就音色向她倆提供意見，指出案中大提琴的音色好。PW2說如果答辯人說該大提琴質素不佳，她是不會購買該琴的。PW2重視答辯人的意見，否則不會邀請他陪同選購。但PW2也同意選購那個大提琴是PW1自己的決定。且在答辯人未到場前，因PW1也是導師，她們已問售貨員該琴售價可否再便宜些。PW2亦同意答辯人無参予議價。

PW3的庭上供詞

17.  PW3於2010年6月加入俊文樂器負責會計，包括支付導師回佣工作。PW4協助她處理會計事宜。就PW1選購的大提琴及琴弓，PW3從售貨員Vicky Chan交來的相關發票上看見客人簽帳港幣14,260元和退回佣金港幣5,120元給予答辯人等指示。PW3指港幣14,260元當中的港幣7,000元和港幣1,000元分別是該大提琴及琴弓的批發價或導師價。扣除8% 銀行手續費後，便得出港幣5,120元回佣金額給予答辯人。

PW4書面供詞

18.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65B條, 控辯雙方呈遞PW4於2014年8月12日作出的一份書面供詞。供詞中指出她於2012年3月8日加入俊文樂器任職會計助理，協助上司May WONG (PW3)處理會計事宜。

19.  她指出俊文樂器客源有街客及舊客如樂器導師、學校及琴行等。銷售同事與客人議價後，會通知PW4該客是何類客人、售賣樂器型號和是否給予客人折扣及優惠價。折扣優惠分為 “批發價”及 “導師價”。“批發價” 約是 “零售價” 的五折，該優惠通常給予公司客戶、琴行或有商業登記證的樂器導師。而 “導師價” 約是原價的六折優惠。俊文樂器要求以導師身份買樂器的客人提供樂器導師證書以核實其導師身份。另外，街客也可有約八折至九折等的優惠。

20.  PW4知道有導師會介紹及帶同其學生到俊文樂器購買樂器。這些學生只會獲八折至九折優惠，有時甚至不獲任何折扣優惠，要以零售價或原價購物。由於學生是由導師介紹及帶到俊文樂器購物，所以俊文樂器會將樂器的實質售價與批發價或導師價之間的差額以佣金形式給予導師。May (PW3) 會於每月底結算佣金，並於每月約十號將該些佣金以支票或銀行過數形式支付予相關導師。PW4有見過在退佣給導師的單據上，有手寫字寫上退佣詳情，包括導師姓名、電話及佣金金額。但PW4沒有處理過退佣事宜。」

裁定罪名不成立的理由

5.裁判官在案件呈述交代了他的裁決理由：

「 25. 本席裁決如下：

(a) 答辯人教授PW1姊妹彈奏大提琴，每星期上課一次，每次90分鐘，每月約4次，每次收費港幣400元。答辯人要到PW1家中授課，但PW1等須自備大提琴。上述的授課並無試用期，𦖛用期終止前亦無通知期，也無代通知金的安排。雙方就學費繳付的時間、方式、每次金額、可否讓他人代課、或上課時間等等均無清楚安排。PW1亦曾停課兩個月。PW1所付的學費，並非建基於一個連續性的教學協議。有別於一般情況例如補習社僱用補習老師，答辯人和PW1之間的“僱用”關係並不清晰。故本席裁定上述情況所衍生的僅屬一般獨立合約當事人關係，即所謂independent contractor關係。 本案中並無證據支持答辯人符合《防止賄賂條例》第2條釋義下“代理人”的定義。答辯人在本案僅是一名“獨立合約當事人”而非一名受僱於PW1的人；

(b) 本席裁定PW1和答辯人的關係，只是局限於教授大提琴知識上，亦只限於教授大提琴的時段內才存在，因為 PW1有繳費學琴。但到俊文樂器提供意見買大提琴和協助試琴這一層面上，PW1和答辯人並無協議，PW1也沒有因答辯人協助她買大提琴這事上給予他任何酬勞。答辯人向PW1提供意見買琴與其教琴一事無關。即使答辯人在教大提琴上是PW1的代理人，這代理人的身份也不能伸延至俊文樂器提供意見買大提琴和協助試琴這環節上；

(c) 答辯人免費為PW1到俊文樂器試奏大提琴和給意見，但最終買那一個琴是PW1自己的決定。其間，答辯人亦無替PW1議價。故答辯人在協助PW1買大提琴一事上不是代PW1辦事的人。答辯人也不是《防止賄賂條例》第2條釋義下的“代他人辦事的人”；

(d) 答辯人並非以代理人身份收取佣金。本案沒有證據顯示涉案大提琴的售價因答辯人的佣金而提高；

(e) 本席裁定控罪不成立並批准答辯人的訟費申請。」

有關案件呈述的討論

6.本案控罪的經修訂罪行詳情如下：

「 梁靖邦於或約於2014年4月14日在香港，作為代理人，受聘於其主事人陳依圖和∕或代其主事人陳依圖辦事的代理人，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從俊文樂器貿易有限公司接受利益，即接受形式為港幣4,500元的饋贈、貨款、費用、報酬或佣金，作為該梁靖邦曾經作出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為（即安排該陳依圖向該俊文樂器購買一個大提琴）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該梁靖邦曾經作出上述作為而接受該利益。」

7.本案的爭議，主要關於答辯人的身份 (即安排PW1選購大提琴時，就《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而言，他是否為PW1的代理人)。上訴聆訊時，方大律師繼續代表答辯人。

8.《防止賄賂條例》第2條訂明，「代理人」包括公職人員及受僱於他人或代他人辦事的人[3]。按字面理解，「代理人」有2個類別：「受僱於他人」及「代他人辦事」。

9.由上訴庭法官麥偉德及其他2位資名執業大律師合著的貪污法權威典籍Bribery and Corruption Law in Hong Kong (3^rd Edition) 也表示，「代理人」涉及「受僱於他人」及「代他人辦事」2個類別 (2 limbs)[4]：

“9.18 … The definition says agent includes a public servant and any person employed by or acting for another. It therefore has two distinct elements though it must always be borne in mind that it is only an inclusive definition. The first element ‒ ‘employed by another’ ‒ is, it is suggested, designedly broad in its scope, encompassing employees,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and anyone engaged to perform a specific task; … The second element, ‘acting for another’, more closely approximates the language of agency with its hint of the representative element that is a feature of agency. But, it will be suggested, whichever of these two elements of the definition are being considered, care must be taken not to construe them by reliance solely upon unqualified acceptance of the civil law.

9.42 ... Keith J has rightly held that the ability to affect the legal position of the principal is not part of the POBO definition. To require that this feature, as it is understood in the law of agency, be present in POBO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is to ignore the fact that the definition of agent includes those employed by another, in disjunctive contrast to those acting for another… It may be that when Keith J introduced this element he was focusing on the “acting for another” limb of the definition of agent and did not intend his comments to apply to the “employed by” limb. Whether that be so or not, it is perhaps how his judgment should be understood.” (強調重要性)

10.答辯人安排PW1選購大提琴，並非以其大提琴老師的身份行事。這一點，獲PW1的證供支持。簡單說，PW1同意，答辯人沒有責任或義務替她選購樂器。另一方面，控方指，答辯人幫忙PW1，就購買新大提琴一事提供專門意見，構成「代他人辦事」而產生代理人身份。

11.關於「代理人」的類別或其產生基礎這議題，本席首先指出，Bribery and Corruption Law in Hong Kong 的作者認為[5]：

   “9.17    Both ‘principal’ and ‘agent’ are defined by section 2(1) of the POBO, but the definitions are only inclusive ones…”

換言之，「代理人」涉及的2個類別並不互相排斥，控方毋須作出選擇，被告人屬哪個類別。誠然，控方有責任適時通知辯方，其檢控基礎為何、被告人以甚麼身份行事。

12.關於代理人的身份如何產生，上訴人代表譚專員在其書面陳詞分析了一系列案例[6]，得出以下結論：「解讀 “代理人” 的意思時, 不必加入 “任何法律、合約或受信義務” 這項條件，從而不必要地局限 “代理人” 所涵蓋的範圍及約束第9條在打擊貪污賄賂這方面涉及的層面。“代理人” 及 “主事人” 的意思非常明顯，而且長期被普遍使用。它們僅代表一種關係，即前者在業務或其他範疇為及∕或代表後者行事。當某人協定或承諾為另一人做某件事，或當某人獲另一人信賴會真誠地為該另一人做某件事時，這關係便會出現。至於某人會否被視作 “代理人”，只要將 “代理人” 定義中的常用字眼應用於案情便可決定[7]。」

13.譚專員亦引述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賀輔明勳爵在HKSAR v Luk Kin Peter Joseph (2016) 19 HKCFAR 619案 (下稱「Luk Kin案」) 的判詞[8]：

   “27.   Counsel for Mr Luk submitted in his printed case that these last words could not be given their conventional meaning.  A person cannot, he said, be an agent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Ordinance unless there is a pre-existing contractual or fiduciary relationship which obliges him to act. “[M]erely because a person acts in accordance with another’s request does not render him an agent of that other unless he is bound to act upon [it]”.

   28.   There is however a consistent line of authority in Hong Kong which makes it clear that no pre-existing duty is required.  Acceptance of a request to act may itself create a duty to do so honestly and in good faith.

   29.   In R v Chong Chui Ha [1997] 4 HKC 518 a firm of estate agents received an offer of the asking price for a flat which they were marketing.  Later someone else made them a higher offer.  An employee of the estate agents tol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first buyer that if he paid her $200,000, she would not pass on the higher offer to the owner.  Charged with soliciting a bribe contrary to section 9(1), the defendant submitted, as in this case, that she was not an agent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Ordinance: “it is not sufficient for a person merely to act for another person”.  It is true that she had no power to contract on the owner’s behalf. Nor was she obliged to do anything. If she had not lifted a finger to find a buyer, she would not have been in breach of contract.  Nor was the owner going to pay for her services.  She was hoping to share the commission of the buyer’s agent.  But Keith J held, rightly if I may respectfully say so, that by accepting instructions she came under a duty, so far as she acted for the owner at all, to do so honestly and in his interest. That made her his agent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Ordinance.

   30.   It is not even necessary that there should have been a request to act. A person who is in a position to act on behalf of another and voluntarily does so may also thereby assume fiduciary duties…

   …

   32.   …In the Grimaldi case [Finn J] said (at paragraph 177): “[A] person will be in a fiduciary relationship with another when and in so far as that person has undertaken to perform such a function for, or has assumed such a responsibility to, another as would thereby reasonably entitle that other to expect that he or she will act in that other’s interest to the exclusion of his or her own or a third party’s interest…”

   33.   I have no difficulty in accepting that this describes at least one of the ways in which a person may become an agent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9.  And I think it clearly applied in this case. Having agreed with Mr Leung, acting for China Mining, that he would find a buyer for its unwanted blood cord banking business, Mr Luk created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that he would act in the interest of China Mining and to the exclusion of his own interest.  More specifically, he assumed a duty to act in good faith and not deceive China Mining into making a false statement to the Stock Exchange…

   34.   This shows some ambiguity in the first certified question.  If it asks whether someone who acts on behalf of another must have had some pre-existing legal, contractual or fiduciary obligation to act, the answer is no.  But if one asks whether such an obligation must exist, perhaps merely as a result of having acted, at the time when he uses the document in question, the answer is yes.”

14.譚專員陳詞，終審庭裁定，某人毋須就另一人的事務或業務存有法律、合約或受信責任，亦可成為後者的“代理人”。終審庭認為，接納代他人行事的請求，本身已形成了誠實和真誠地代該人行事的責任。此外，任何人透過接受指示或自願代他人行事，亦足以構成受信責任[9]。

15.譚專員進一步指，Luk Kin案確立了某人可能因答應為另一人履行某項工作而成為該另一人的“代理人”。而如果他為該另一人進行的事務而從第三方收取任何未經披露的利益，便可能觸犯《防止賄賂條例》訂明的賄賂罪。譚專員認為，Luk Kin案後，對於《防止賄賂條例》中代理關係的詮釋，已不如以往般狹窄。要使某人成為《防止賄賂條例》所指的“代理人”，不但無須證明任何早已存在的法律、合約或受信責任；更甚的是，若某人自行對另一人承擔某項責任，便可能成為該另一人的“代理人”；他甚至不必在該另一人要求下或獲其付款而行事的人，亦可成為其“代理人”[10]。

16.譚專員援引前澳洲聯邦法院法官 Finn教授的著作 Fiduciary Obligations (2016 Edition) 指，「受信責任」(fiduciary duty) 可以在「即席∕臨時」的情況下產生[11] (may arise ad hoc)。譚專員陳詞，按照終審庭在Luk Kin案引述Grimaldi案[12]所訂下的法律原則，裁斷答辯人是否為PW1的代理人時，法庭須考慮PW1 是否存有合理期望，答辯人會摒棄自己的利益，以PW1的利益為依歸來行事 (reasonably entitle PW1 to expect that the respondent will act in PW1’s interest to the exclusion of the respondent’s interest)。

17.譚專員陳詞，Fiduciary Obligations第25章內以下段落能協助法庭處理「代理人」這議題[13]：

“735. This said, the critical question is when will parties be found to be so circumstanced? It is obviously not enough that one is an ascendant position over another: such is the invariable prerequisite for the unconscionability principle. It is obviously no enough that one has the practical capacity to influence the other: representations are made, information is supplied (or not supplied) as of course with the object of, and in fact, influencing a host of contractual dealings. It is obviously not enough that the other party is in a position of vulnerability: such is the almost inevitable state in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of all parties in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It is obviously not enough that some degree of trust and confidence are there: these are commonly placed in the skill, integrity, fairness and honesty of the other party in contractual dealings. It is obviously not enough that there is a dependence by one party upon the other: as the good faith cases illustrate, a party’s information needs can occasion this. Indeed elements of all of the above may be present in a dealing – and consumer transactions can illustrate this – without a relationship being in any way fiduciary.

736. What must be shown, in the writer’s view, is that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a relationship are such that one party is entitled to expect that the other will act in his interests in and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relationship. Ascendancy, influence, vulnerability, trust, confidence or dependence doubtless will be of importance in making this out, but they will be important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evidence a relationship suggesting that entitlement. The critical matter in the end is the role that the alleged fiduciary has, or should be taken to have, in the relationship. It must so implicate that party in the other’s affairs or so align him with the protection or advancement of that other’s interests that foundation exists for the “fiduciary expectation”. Such a role may generate an actual expectation that the other’s interests are being served. This is commonly so with lawyers and investment advisers. But equally, the expectation may be a judicially prescribed one because the law itself ordains it to be that other’s entitlement. This may be so either because that party should, given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 accorded that entitlement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he has adverted to the matter, or because the purpose of the relationship itself is perceived to be such that to allow disloyalty in it would be to jeopardise its perceived social utility…”

18.譚專員指，由於答辯人身為PW1的大提琴老師，PW1才會要求他協助選購大提琴。因為答辯人的介紹，PW1才會在「俊文樂器」出現；又因為答辯人就音色提供的意見，PW1才會購買該大提琴。譚專員稱，Finn教授提及可證明「受信責任」存在的元素：「優勢」(ascendancy) 、「影響」(influence)、「脆弱」(vulnerability)、「信任」(trust)、「信心」(confidence)、「依賴」 (dependence) 均在本案出現。

19.關於介紹別人購物，上訴聆訊時，本席提出了一些日常生活中不時遇見的情況：

(i) 參加滑雪旅行團的團友要求導遊，出發前利用私人時間帶他購買滑雪用具，並作推介及協助議價。團友以折扣價購得合適滑雪用具。交易後店方給予導遊佣金，但導遊事前或事後均沒有向團友披露。

(ii) 網球學員徵詢其私人教練意見，哪款球拍適合他及可從哪處購買。教練把品牌名字及型號、店名及地址寫在紙上交給學員；並告訴他，如向店方表示自己是X教練的學生，可獲折扣優惠。學員照辦，以折扣價購得球拍。交易後店方給予教練佣金，但教練事前或事後均沒有向學員披露。

20.關於例子(i)，譚專員表示，旅行團的團友一般也能合理預期 (reasonably expect)，導遊會因他們購物而獲店方發放佣金。而且，團友不會存有合理期望，一位素未謀面的導遊會不顧及本身的利益。關於例子(ii)，譚專員認為，教練只是作出轉介而已 (a mere referral)。

21.就協助 PW1 選購大提琴，本席認為，答辯人的角色及作為，與例子(i) 的導遊無異。導遊具滑雪用具知識的優勢 (ascendancy)，才贏得團友對他的信任 (trust)。如他不是滑雪旅行團的導遊及認識本地供應商，團友不會請他幫忙介紹、協助議價，更不會倚賴 (reliance) 他的意見 (哪款滑雪靴、滑雪板適合團友的程度)。譚專員提出的區分，似乎建基於團友∕PW1 對導遊∕私人大提琴教師的合理期望。關於這一點，本席認為，就同一事情，每人也有不同期望 (expectation)。如應用譚專員的邏輯，導遊∕樂器教師是否犯法，視乎執法機關找到哪位團友∕家長為證人。這不可能是現行刑法的精神。界定哪些行為屬刑事罪行時，相關法律必須具肯定性 (certainty)。本席認同方大律師的觀察[14]。

22.關於例子(ii)，本席認為，教練對學員球技的了解，以及雙方所建立的關係，與答辯人和PW1的情況相若。教練建議學員購買哪品牌、哪型號的球拍也屬專門意見，與答辯人就樂器的音色提供意見無異。兩者的分別，只是教練沒有現身店舖 (亦似乎沒有必要；因為學員知道品牌名字及型號便能成事)；而答辯人必須親自試奏每支樂器，才能提供準確的意見。本席不認同譚專員的區分，指例子(ii) 僅屬「轉介」。

23.本席再舉一例。假如答辯人沒有提議 PW1 前往「俊文樂器」，而是從自己的渠道以低價 (即低於14,260元) 取來數支大提琴[15]讓PW1選擇；然後以14,260元出售其中1套予PW1。他干犯了本案的罪行嗎？答案明顯是：「沒有」。

24.本席發現，譚專員依賴的案例，涉案的「代理人」與其「主事人」均存在明顯的僱傭或商業夥伴關係 (例如：關聯公司的董事)；忠誠責任；及∕或重大的利益衝突。關於該些能證明雙方存在代理人∕主事人關係的案例，法庭均認為須滿足一些必要的條件。而從該些案例可引伸以下原則：要成為代理人，該人必須獲賦予某些權力∕責任或具有延續性的權力∕責任；並在上述情況下替他人辦事，才會產生代理人的角色。

25.從相關案例可見，法庭並沒有在非商業、純屬義務性質、單純涉及社交或友誼層面的情況下，因某人承諾為另一人提供協助，而裁定雙方存在人代理人∕主事人的關係。相反，上訴人的立場是，即使某人沒有獲賦予任何權力或雙方之間不存在任何責任的關係，代理人的身份仍可成立 (例如：朋友自薦)。方大律師批評，譚專員對第9條的演繹顯然過於寬鬆，顛覆了一般社會倫理及獲普遍接受的社交行為；令出於善意、義務協助別人的作為被提升至可令自己身陷牢獄的排己性受信責任。這絕非立法原意，上訴人的說法不能成立[16]。

26.譚專員回應本席的提問指，反貪污的法律一向是嚴苛的 (draconian)，社會各界對立法的目的及本地反貪歷史均耳熟能詳。他澄清，法例並非禁止收取佣金；只要代理人向主事人披露並獲主事人同意，便不會犯法。本席認為，這論點本末倒置。假如沒有代理人的身份，又何須作出披露。本席同意，代他人辦事時，最理想的做法，無疑是向受助的一方披露自己的潛在利益。唯這屬道德∕道義層面的要求，不能與刑事責任相提並論。問題的關鍵，始終是能否建立代理人的身份。

27.關於「代他人辦事」，Bribery and Corruption Law in Hong Kong (3^rd Edition) 的作者提出以下評論[17]：

“9.43 … As the definition includes “employed by … another” it is arguable that the “acting for” limb was intended to convey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to the principal. If that is so then under this limb the agent is not just authorised by the principal to do something for him but more, he is authorised to do something in the name of, on behalf or, or in place of the principal.” (強調重要性)

28.按現有證據，本席認為，就購買大提琴此事，答辯人只是提供了「服務」(即提議PW1到「俊文樂器」選購大提琴；就音色提供意見；及令她獲得折扣)。他並沒有以PW1之名行事 (to do something in the name of PW1)、代表PW1行事 (to do something on behalf of PW1) 或代替PW1行事 (to do something in place of PW1)。即使PW1依賴了答辯人的意見，也不會令他成為PW1的代理人。

29.譚專員多番強調「依賴」(reliance)這元素，以證明答辯人和PW1之間存在「即席受信關係」(an ad hoc fiduciary relation)。本席試舉一例來測試譚專員的論點。假如答辯人試奏甲、乙2支提琴後表示，乙的音色可取；唯學生在店內發現丙提琴，試奏後愛不釋手，亦以最優惠的價錢購買了該提琴。由於客戶是答辯人介紹，樂器行如常發放佣金給他。這例子與本案的唯一分別是，學生沒有依賴答辯人的專門意見。應用譚專員的邏輯，由於缺乏「依賴」這元素，「即席受信關係」沒有建立，故答辯人不是代理人。答辯人是否犯法，須取決於學生是否依賴她的專門意見？這不可能是第9條的精神。

30.關於《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霍兆剛在Secretary for Justice v Chan Chi Wan Stephen(2017) 20 HKCFAR 98案 (下稱「陳志雲 案」) 的判詞這樣說[18]：

   142.   The section does not, in my view, criminalise any and all payments of money by a third party to an agent made without the principal's knowledge and consent.  If it had been intended to cast the offence in such wide terms (and they would be very wide indeed), s.9 would have been very differently and much more simply worded.

31.根據 陳志雲案的判決，《防止賄賂條例》第9(1) 及 (2) 條的罪行的元素包括：代理人「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任何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為」。而該「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為」須為 “conduct which subverts the integrity of the agency relationship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principal's interests[19]”。終審庭還指出，該代理人的相關作為須 “likely to involve some deviation from his normal duties and is likely to undermine so the integrity of the agency relationship[20]”。

32.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李義在 陳志雲案的判詞這樣說：

“54. I hasten to add that the prejudice to the principal's interests to which I refer does not need to involve immediate or tangible economic loss to the principal or benefit to the agent at the principal's expense. ...The agent may, for instance, be induced to act prejudicially to the reputation of the principal's business or to divulg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without any immediately palpable loss to the principal. Where the offering, solicitation or acceptance of an advantage is of such a nature as to undermine the integrity of the agency relationship, that is, of such a nature as to injure the relationship of trust and loyalty that a principal is entitled to expect from his agent, this in itself is capable of constituting the necessary detriment[21].”

33.按現有證據，PW1以優惠價購買了她認為合意並合符預算的大提琴[22]。而即使答辯人不收取佣金，「俊文樂器」也不會以再便宜的價錢出售該大提琴。現時沒有證據顯示，PW1有其他更佳的選擇；或答辯人明知「俊文樂器」的售價較高而刻意介紹PW1到該店。換言之，PW1求仁得仁，經濟上也沒有蒙受損失。

34.另一方面，答辯人亦按PW1的要求把事情辦妥。沒有答辯人的介紹，PW1未必知道購買大提琴的途徑。更重要的是，如非因答辯人，PW1不會獲得相關折扣。本席認為，就購買大提琴此事，答辯人沒有偏離他的職責 (deviates from his duty)。

35.譚專員陳詞，根據 陳志雲案，答辯人收了佣金，故破壞了他與PW1之間的信任及忠誠關係 (injured the relationship of trust and loyalty)，因而損害PW1的利益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principal's interests)。

36.正如前文的分析，就購買大提琴及第9條的目的而言，本席並不認為答辯人是PW1的代理人。因此，法庭毋須考慮，答辯人是否破壞了他與PW1之間的信任及忠誠關係，因而損害PW1的利益。而且，這議題涉及個別家長的主觀元素；要法庭客觀地作出概括性的裁斷，也有一定難度，亦不恰當。

37.即使本席在答辯人是否PW1的代理人這議題犯錯，本席認為，第9條的目的之一，旨在防止商人和中介人將不必要的交易費用轉嫁至消費者身上。在本案，沒有證據顯示，PW1付出了不必要的金錢來購買該大提琴。商店透過佣金來鼓勵樂器老師、導遊、運動教練等人士介紹顧客，屬正常營銷∕市場策略。上述人士以私交友好身份在普通社交層面義務向其學生、團友、親友提供專門的購物意見，亦不應視他們為代理人而受第9條規管。

結論

38.關於案件呈述的問題，本席的意見是：

(1)   問題(1) ‒ 就教授大提琴而言，答辯人是PW1的獨立承包商 (independent contractor)；答辯人並不符合《防止賄賂條例》第2條釋義下「代理人」的定義。但這2項議題未必具因果關係。

(2)   問題(2) ‒ 就購買大提琴此事，本席同意，答辯人不是PW1的代理人。但答辯人有否收取酬勞，並非唯一或具關鍵性的考慮。

(3)   問題(3) ‒ 答辯人有否替PW1議價；購買哪支提琴是否PW1的獨立個人決定；與答辯人是否在買琴這事上成為PW1的代理人沒有直接或必然關係。但本席同意，答辯人不會因為其教師的身份，而衍生協助PW1選購大提琴和提供買琴意見的責任、義務或代理人身份。

(4)   問題(4) ‒ 否。

(5)   問題(5) ‒ 否。

(6)   問題(6) ‒ 既然答辯人並非PW1的代理人，法庭毋須考慮這議題。但無論如何，本席認為，裁判官裁定PW1沒有無蒙受不利，沒有犯錯。

(7)   問題(7) ‒ 既然答辯人並非PW1的代理人，法庭毋須考慮這議題。但無論如何，本席認為，裁判官裁定答辯人收取佣金並不損害PW1的利益或她與答辯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沒有犯錯。

(8)   問題(8) ‒ 否。

39.為免生疑問，本席維持裁判官的「無罪」裁決。

40.本席感謝譚專員及方大律師的協助。

上訴人： 由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譚耀豪資深大律師、署理高級檢控官阮兆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答辯人： 由黃新民律師行轉聘方富樂大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