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信謙

HCMA 116/2018

[2019] HKCFI 1358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案件呈述上訴

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8年第116號

(原荃灣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6年第10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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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1.答辯人被控一項「代理人收受利益」罪[1]，經陳炳宙裁判官 (下稱「裁判官」) 審訊後脫罪。原審時，陳星光大律師代表答辯人。

2.答辯人以自僱形式擔任私人弦樂教師。上訴人的指控是，答辯人介紹學生購買樂器後，收取樂器行的佣金。

3.上訴人現以案件呈述方式提出上訴[2]，就以下因本案審訊時產生的法律問題徵求本庭的意見：

(1)   《防止賄賂條例》第2條釋義指 “代理人” 包括 “公職人員及受僱於他人或代他人辦事的人”。在裁定答辯人安排PW1到俊文樂器買大提琴一事並非PW1的代理人，本席在適用的法律原則上是否作出了錯誤的詮釋，即:

(a)   第2條所指的 “代他人辦事的人” 必須與前述的 “受僱於他人” 一併閱讀；而 “代他人辦事的人” 須如 “受僱於他人” 一樣，要與某人有著某些權利和義務上的雙向關係的前提下才算是該某人的代理人；和

(b)   要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9(1)條所指而成為另一人的代理人，雙方必須事先或當時就工作範圍、責任和相關報酬有共識下，此人的作為才算是代表該另一人行事。

(2)   在裁定答辯人就安排PW1到俊文樂器買大提琴一事上並非PW1的代理人，本席沒有考慮以下的實際情況，是否出錯，即所購買的大提琴將可能是答辯人教導有關學生的唯一樂器。

(3)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陸健一案中，終審法院裁定就《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而言，要成為第9條所指的代理人，無須具有已經存在(pre‑existing)且令人有責任行事的法律、合約或受信關係。該人甚至無須曾被要求行事。某人若然處於代表另一人行事的位置並自願如此行，便可能(may)因而承擔受信責任。鑑於終審法院在陸健一案的裁決，本席裁定答辯人在幫忙PW1選購大提琴的時候，因沒有任何權利和義務上的雙向關係而並非PW1的代理人，法律上是否犯錯？

(4)   本席裁定答辯人在教授PW1女兒大提琴時才是PW1的代理人，就答辯人安排PW1選購大提琴和收取回佣一事，不會是 “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就以上裁決，本席是否在法律上犯錯？

(5)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志雲及叢培崑一案中，就《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的“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正確解釋裁定為:

(a) 代理人作出或不作出的作為，必須是針對和意圖影響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

(b) 代理人作出或不作出的作為必須屬破壞代理關係的完整性且有損主事人利益的行為。

就答辯人安排PW1到俊文樂器選購大提琴後而從俊文樂器獲得港幣3,866元回佣這一點上，本席裁定PW1並無蒙受不利，且更加可能因PW1以較低價格購買大提琴而導致PW1與答辯人之間的雙贏局面，而不構成“與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是否在法律上犯錯？

(6)   鑑於終審法院在陳志雲及叢培崑一案的裁決，若一名代理人會從第三者處獲得利益是無可避免的結論，那麼主事人必須被視為已同意代理人收取利益，並因此構成合理辯解(參關該案第104頁和第126、137至138段)。本席裁定PW1從未因答辯人安排PW1到俊文樂器選購大提琴和給予專業意見而額外向他支付服務費，答辯人並無虧欠PW1任何義務。故答辯人因付出了時間、專業意見和車馬費從俊文樂器接受利益是無可避免的結論，構成一個合理辯解。就以上裁決，本席是否在法律上犯錯？

控方案情

4.裁判官在案件呈述撮要了本案的證據：

「 同意案情

6.  上訴人和答辯人雙方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65C條呈遞同意案情並列為證物P1，承認以下事項：

(i)   證物P2為俊文樂器於2012年12月28日發給倪俊妍女士的發票的副本。

(ii)   於2013年1月10日，俊文樂器發出以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該銀行）為受票人，號碼為260938，收款人為答辯人，應付款項為港幣3,866元的支票（該支票）。證物P3為該支票的副本。

(iii)   證物P4為俊文樂器就該支票的總帳傳票的紀錄。

(iv)   於2013年1月11日，有人向該銀行出示該支票以求付款，其後該銀行根據該支票記港幣3,866元入答辯人於該銀行開立的賬戶的貸方。

(v)   於2014年10月29日上午7時30分至8時09分，廉政公署的兩位助理調查主任與被告人會面，在該會面中被告人自願地作出陳述。證物P5及P5a分別為該會面的錄影紀錄及準確謄本。

(vi)   答辯人並無刑事定罪紀錄。

證人供詞

7.  本案中上訴人傳召了兩名證人，即：

(a) 倪俊姸Hazel女士(下稱“PW1”)；及

(b) 黃美煥女士(下稱“PW2”)。

PW1庭上的供詞

8.  PW1作供時指於2012年10月，經另一家長的介紹，她聘用答辯人為其女兒的大提琴教師。PW1與答辯人協議於每星期的特定某天需到PW1家中教授女兒大提琴一次，每次均為45分鐘，收費為每堂港幣350元。有時教授次數會每星期增至2至3次，視乎女兒有沒有大提琴考試而定。PW1在首次和答辯人會面時，知悉答辯人的資歷和教導方式。雙方協議答辯人需教授PW1女兒大提琴和帶她往考試。但雙方並無提及答辯人需要就選購大提琴一事給予意見這點。

9.  PW1的女兒過往已跟別人學習大提琴6年，她的大提琴一向是從Hong Kong Strings公司租用。因女兒漸長，大提琴也需不斷更換。在答辯人上任後的兩個月，PW1問答辯人有關女兒當時所租用的大提琴的意見，答辯人說那大提琴體積細需要更換。PW1也看見那大提琴的確較細小，故打算買新的大提琴給女兒，並告訴答辯人她有到過Hong Kong Strings看過該處出售的大提琴，答辯人對此並無作出任何回應。

10.  另一方面，PW1供稱她和女兒曾到Hong Kong Strings看過一個價值港幣15,000元的大提琴。PW1就買琴的最高預算是港幣30,000元以下。但PW1沒有向答辯人提及上述兩點。

11.  及後，答辯人告訴PW1大連排道某處出售的大提琴質素好。PW1也有詢問那些大提琴的價格範圍。由於PW1不知答辯人所指的店舖名稱，結果PW1和答辯人相約於2012年12月28日同往該店舖。答辯人先給PW1該店舖地址，由她和女兒自行前往。PW1到達後才知該店舖名叫俊文樂器。她們在店舖接待處等候答辯人到達才由他帶進店內，並在答辯人的介紹下，認識俊文樂器的一位職員。店內展示了很多大提琴，該職員向PW1及其女兒展示兩個已預先擺放出來的大提琴。答辯人於試奏該兩個大提琴後，就該兩個大提琴的音色、質料、體積向PW1給予意見。答辯人向PW1指出其中一個大提琴無論音色、質料和價錢皆適合她和女兒的需要。PW1的女兒亦只試奏過答辯人表示質素好的那個大提琴。該大提琴的標價約為港幣11,000元，但折扣後以港幣7,800元出售。PW1於是以信用咭付款港幣7,800元買了那個答辯人建議的大提琴。

12.  由於PW1對大提琴沒有深入認識，只是有聽奏大提琴 4至5年的經驗，故此她要依賴答辯人的專業意見，原因他是女兒的大提琴教師。PW1稱如無答辯人的介紹，她不會到俊文樂器買大提琴，因她並不認識該公司。

13.  PW1承認在她聘用答辯人時，並無說明答辯人的服務是包括PW1挑選大提琴時要向她提供意見。被告人也無同意他的服務條件包括在選購大提琴時給予意見。但PW1認為答辯人既是女兒的大提琴教師，他理所當然應幫學生挑選合適的大提琴以方便學習。況且，在聘用答辯人教琴後，PW1曾不時向答辯人提出買大提琴時需要答辯人幫忙挑選的請求，答辯人亦回答她說沒有問題，他是會替PW1挑選大提琴的。

14.  PW1同意購買哪一個大提琴最終是由她自己決定。她也同意答辯人替她挑選大提琴時所用的一小時是可收回服務費的。PW1亦承認從未因答辯人當天付出的意見和時間而給予他額外費用。但如答辯人提出要收取港幣350元作服務費，她是會答應的。惟PW1不同意、也不容許答辯人在她不知情下，因她從俊文樂器買了大提琴而由俊文樂器獲得港幣3,866元的佣金。

PW2的庭上供詞

15.  PW2於2010年6月加入俊文樂器負責會計工作，俊文樂器的業務是售賣樂器。俊文樂器沒有職員叫李信謙(即答辯人)。如果教師帶學生到俊文樂器買樂器後，PW2一般會在每月10號開支票替俊文樂器支付佣金給教師。本案中PW2收到俊文樂器指示需要安排回佣給一名叫“Wilson Lee”(即答辯人)的人。計算方法是將證物P2上寫著的港幣3,700元加上港幣234元；港幣3,700元是代表該大提琴賣給教師的價錢，而港幣234元則是信用咭手續費。PW2再將從PW1收回來的港幣7,800元減去港幣3,700元再減去港幣234元，便得出港幣3,866元的佣金金額。其後PW2根據P2發票上的電話致電Wilson Lee通知他拿取有關佣金，並將一張港幣3,866元的支票存入該李生的匯豐銀行戶口。在俊文樂器的公司帳目中，這筆數額亦以“老師佣金”的名義開出。」

裁定罪名不成立的理由

5.裁判官在案件呈述交代了他的裁決理由：

「 法律爭議事項

19. 本案主要爭議點歸納如下：

(a) 就安排PW1到俊文樂器買大提琴、協助PW1和女兒二人試琴和給予意見一事上，PW1和答辯人是否存有主事人和代理人關係？

(b) 答辯人安排PW1到俊文樂器買大提琴、試琴和給予意見是否一件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為？

(c) 答辯人從俊文樂器收取港幣3,866元的佣金是否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

法律爭議裁決理由

(a) 答辯人教授PW1女兒大提琴，答辯人每星期需到PW1家中教授一次。但買大提琴的地點並非教大提琴的地點；且教授大提琴和選購大提琴也是不同性質的工作。答辯人就選購大提琴提供意見與教授PW1女兒大提琴無關。雙方在教授大提琴一事的協議中，也無包括答辯人需在PW1選購大提琴一事上給予PW1他的專業意見；

(b) PW1從未有意，也從未因答辯人幫忙挑選大提琴一事上付出的時間、專業意見和車馬費，而向他支付任何費用。這反映PW1根本不視答辯人當天所做的是答辯人作為大提琴教師的工作；

(c) 《防止賄賂條例》第2條釋義指“代理人包括公職人員及受僱於他人或代他人辦事的人”。本席認為第2條所指的“代他人辦事的人”一詞，必須與之前的“受僱於他人”一併閱讀。本席認為“代他人辦事的人”須像受僱的人一樣，要與某人在某些權利和義務上有雙向關係才算是該某人的代理人，否則任何代他人辦事的人，例如為本席每天清潔法庭的工人也變成本席的代理人；為本席每天開閘的保安員也變成本席的代理人，因為他們分別代本席清潔房間和開閘也是代本席辦事；

(d) 本席不同意答辯人在本案中的作為會令PW1蒙受不利，而自己得益。本案中無證據指同款大提琴在其他商店的售價比俊文樂器更低；相反，以廉署一向查案之深入，本席傾向相信PW1在其他商戶購買同款大提琴，價錢會比俊文樂器高，上訴人才沒倚賴這方面的證據，故上訴人指PW1受損是不成立的。又即使PW1支付的金額中有部分落入答辯人手中，有實質可能這宗交易對PW1依然有利，實質上是雙贏局面；

(e) 本席裁定在購買大提琴一事上，PW1並非答辯人的主事人，答辯人也並非PW1的代理人；

(f) 答辯人只是在教授PW1女兒大提琴和帶她前往考試時才是PW1代理人。“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字眼便須以狹義詮釋(參閱Commissioner of ICAC v. Ch'ng Poh，(1997) HKLRD 652一案第657頁A-C)。本席認為PW1有否到俊文樂器買大提琴並不影響答辯人教授PW1女兒大提琴，上訴人亦無這方面證據。既然上訴人不能證明購買大提琴一事對答辯人教琴有任何影響，即使答辯人在教授PW1女兒大提琴時是PW1的代理人，就答辯人安排PW1選購大提琴和收取回佣一事，也不會是與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並非任何涉及大提琴的事也構成『與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

(g)   答辯人每小時僅獲港幣350元酬金，PW1應不天真至以為他只服務PW1一人。答辯人也可視為俊文樂器的代理人。他介紹PW1到俊文樂器買琴必有原因，世上無免費午餐。答辯人可因帶PW1到俊文樂𠾖買大提琴而獲得利益是呼之欲出的事實。PW1從未因買大提琴一事而付費給答辯人。答辯人沒有欠PW1任何義務。答辯人在協助PW1選購大提琴的事上付出了時間，專業意見和車馬費。因此，答辯人從俊文樂器接受利益是有合理辯解的。」

有關案件呈述的討論

6.本案控罪的罪行詳情如下：

「 李信謙 Wilson 於或約於2013年1月11日在香港，作為代理人，即其主事人倪俊姸Hazel所聘用的大提琴教師，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從俊文樂器貿易有限公司接受利益，即接受形式為港幣3,866元的饋贈、貸款、費用、報酬或佣金，作為該李信謙Wilson曾經作出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為(即安排該倪俊姸Hazel向該俊文樂器購買一個大提琴)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該李信謙Wilson曾經作出上述作為而接受該利益。」

7.本案的爭議，主要關於答辯人的身份 (即安排PW1選購大提琴時，就《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而言，他是否為PW1的代理人)。上訴聆訊時，鄭大律師代表答辯人。

8.《防止賄賂條例》第2條訂明，「代理人」包括公職人員及受僱於他人或代他人辦事的人[3]。按字面理解，「代理人」有2個類別：「受僱於他人」及「代他人辦事」。

9.由上訴庭法官麥偉德及其他2位資名執業大律師合著的貪污法權威典籍Bribery and Corruption Law in Hong Kong (3^rd Edition) 也表示，「代理人」涉及「受僱於他人」及「代他人辦事」2個類別 (2 limbs)[4]：

“9.18 … The definition says agent includes a public servant and any person employed by or acting for another. It therefore has two distinct elements though it must always be borne in mind that it is only an inclusive definition. The first element ‒ ‘employed by another’ ‒ is, it is suggested, designedly broad in its scope, encompassing employees,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and anyone engaged to perform a specific task; … The second element, ‘acting for another’, more closely approximates the language of agency with its hint of the representative element that is a feature of agency. But, it will be suggested, whichever of these two elements of the definition are being considered, care must be taken not to construe them by reliance solely upon unqualified acceptance of the civil law.

9.42 ... Keith J has rightly held that the ability to affect the legal position of the principal is not part of the POBO definition. To require that this feature, as it is understood in the law of agency, be present in POBO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is to ignore the fact that the definition of agent includes those employed by another, in disjunctive contrast to those acting for another… It may be that when Keith J introduced this element he was focusing on the “acting for another” limb of the definition of agent and did not intend his comments to apply to the “employed by” limb. Whether that be so or not, it is perhaps how his judgment should be understood.” (強調重要性)

10.在本案，罪行詳情指明，答辯人的身份是PW1「所聘用的大提琴教師」(a cello teacher engaged by his principal NGAI Chun-yin Hazel[5])。

11.答辯人安排PW1選購大提琴，並非以PW1女兒 (下稱「夏同學」) 大提琴老師的身份行事。這一點，獲PW1的證供支持。簡單說，PW1同意，答辯人沒有責任或義務替夏同學選購樂器。另一方面，控方指，答辯人幫忙PW1，就夏同學購買新大提琴一事提供專門意見，構成「代他人辦事」而產生代理人身份。

12.關於「代理人」的類別或其產生基礎這議題，本席首先指出，Bribery and Corruption Law in Hong Kong 的作者認為[6]：

    “9.17 Both ‘principal’ and ‘agent’ are defined by section 2(1) of the POBO, but the definitions are only inclusive ones…”

換言之，「代理人」涉及的2個類別並不互相排斥，控方毋須作出選擇，被告人屬哪個類別。而罪行詳情指稱被告人的身份，僅屬描述性質而已 (merely descriptive)。誠然，控方有責任適時通知辯方，其檢控基礎為何、被告人以甚麼身份行事。

13.關於代理人的身份如何產生，上訴人代表譚專員在其書面陳詞分析了一系列案例[7]，得出以下結論：「解讀 “代理人” 的意思時, 不必加入 “任何法律、合約或受信義務” 這項條件，從而不必要地局限 “代理人” 所涵蓋的範圍及約束第9條在打擊貪污賄賂這方面涉及的層面。“代理人” 及 “主事人” 的意思非常明顯，而且長期被普遍使用。它們僅代表一種關係，即前者在業務或其他範疇為及∕或代表後者行事。當某人協定或承諾為另一人做某件事，或當某人獲另一人信賴會真誠地為該另一人做某件事時，這關係便會出現。至於某人會否被視作 “代理人”，只要將 “代理人” 定義中的常用字眼應用於案情便可決定[8]。」

14.譚專員亦引述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賀輔明勳爵在HKSAR v Luk Kin Peter Joseph (2016) 19 HKCFAR 619案 (下稱「Luk Kin案」) 的判詞[9]：

“27.   Counsel for Mr Luk submitted in his printed case that these last words could not be given their conventional meaning.  A person cannot, he said, be an agent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Ordinance unless there is a pre-existing contractual or fiduciary relationship which obliges him to act.  “[M]erely because a person acts in accordance with another’s request does not render him an agent of that other unless he is bound to act upon [it]”.

    28.   There is however a consistent line of authority in Hong Kong which makes it clear that no pre-existing duty is required.  Acceptance of a request to act may itself create a duty to do so honestly and in good faith.

    29.   In R v Chong Chui Ha [1997] 4 HKC 518 a firm of estate agents received an offer of the asking price for a flat which they were marketing.  Later someone else made them a higher offer.  An employee of the estate agents tol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first buyer that if he paid her $200,000, she would not pass on the higher offer to the owner.  Charged with soliciting a bribe contrary to section 9(1), the defendant submitted, as in this case, that she was not an agent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Ordinance: “it is not sufficient for a person merely to act for another person”.  It is true that she had no power to contract on the owner’s behalf. Nor was she obliged to do anything. If she had not lifted a finger to find a buyer, she would not have been in breach of contract.  Nor was the owner going to pay for her services.  She was hoping to share the commission of the buyer’s agent.  But Keith J held, rightly if I may respectfully say so, that by accepting instructions she came under a duty, so far as she acted for the owner at all, to do so honestly and in his interest. That made her his agent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Ordinance.

    30.   It is not even necessary that there should have been a request to act. A person who is in a position to act on behalf of another and voluntarily does so may also thereby assume fiduciary duties…

    …

    32.   …In the Grimaldi case [Finn J] said (at paragraph 177): “[A] person will be in a fiduciary relationship with another when and in so far as that person has undertaken to perform such a function for, or has assumed such a responsibility to, another as would thereby reasonably entitle that other to expect that he or she will act in that other’s interest to the exclusion of his or her own or a third party’s interest…”

    33.   I have no difficulty in accepting that this describes at least one of the ways in which a person may become an agent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9.  And I think it clearly applied in this case. Having agreed with Mr Leung, acting for China Mining, that he would find a buyer for its unwanted blood cord banking business, Mr Luk created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that he would act in the interest of China Mining and to the exclusion of his own interest.  More specifically, he assumed a duty to act in good faith and not deceive China Mining into making a false statement to the Stock Exchange…

    34.   This shows some ambiguity in the first certified question.  If it asks whether someone who acts on behalf of another must have had some pre-existing legal, contractual or fiduciary obligation to act, the answer is no.  But if one asks whether such an obligation must exist, perhaps merely as a result of having acted, at the time when he uses the document in question, the answer is yes.”

15.譚專員陳詞，終審庭裁定，某人毋須就另一人的事務或業務存有法律、合約或受信責任，亦可成為後者的“代理人”。終審庭認為，接納代他人行事的請求，本身已形成了誠實和真誠地代該人行事的責任。此外，任何人透過接受指示或自願代他人行事，亦足以構成受信責任[10]。

16.譚專員進一步指，Luk Kin案確立了某人可能因答應為另一人履行某項工作而成為該另一人的“代理人”。而如果他為該另一人進行的事務而從第三方收取任何未經披露的利益，便可能觸犯《防止賄賂條例》訂明的賄賂罪。譚專員認為，Luk Kin案後，對於《防止賄賂條例》中代理關係的詮釋，已不如以往般狹窄。要使某人成為《防止賄賂條例》所指的“代理人”，不但無須證明任何早已存在的法律、合約或受信責任；更甚的是，若某人自行對另一人承擔某項責任，便可能成為該另一人的“代理人”；他甚至不必在該另一人要求下或獲其付款而行事的人，亦可成為其“代理人”[11]。

17.譚專員援引前澳洲聯邦法院法官 Finn教授的著作 Fiduciary Obligations (2016 Edition) 指，「受信責任」(fiduciary duty) 可以在「即席∕臨時」的情況下產生[12] (may arise ad hoc)。譚專員陳詞，按照終審庭在Luk Kin案引述Grimaldi案[13]所訂下的法律原則，裁斷答辯人是否為PW1的代理人時，法庭須考慮PW1 是否存有合理期望，答辯人會摒棄自己的利益，以PW1的利益為依歸來行事 (reasonably entitle PW1 to expect that the respondent will act in PW1’s interest to the exclusion of the respondent’s interest)。

18.譚專員陳詞，Fiduciary Obligations第25章內以下段落能協助法庭處理「代理人」這議題[14]：

“735. This said, the critical question is when will parties be found to be so circumstanced? It is obviously not enough that one is an ascendant position over another: such is the invariable prerequisite for the unconscionability principle. It is obviously no enough that one has the practical capacity to influence the other: representations are made, information is supplied (or not supplied) as of course with the object of, and in fact, influencing a host of contractual dealings. It is obviously not enough that the other party is in a position of vulnerability: such is the almost inevitable state in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of all parties in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It is obviously not enough that some degree of trust and confidence are there: these are commonly placed in the skill, integrity, fairness and honesty of the other party in contractual dealings. It is obviously not enough that there is a dependence by one party upon the other: as the good faith cases illustrate, a party’s information needs can occasion this. Indeed elements of all of the above may be present in a dealing – and consumer transactions can illustrate this – without a relationship being in any way fiduciary.

736. What must be shown, in the writer’s view, is that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a relationship are such that one party is entitled to expect that the other will act in his interests in and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relationship. Ascendancy, influence, vulnerability, trust, confidence or dependence doubtless will be of importance in making this out, but they will be important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evidence a relationship suggesting that entitlement. The critical matter in the end is the role that the alleged fiduciary has, or should be taken to have, in the relationship. It must so implicate that party in the other’s affairs or so align him with the protection or advancement of that other’s interests that foundation exists for the “fiduciary expectation”. Such a role may generate an actual expectation that the other’s interests are being served. This is commonly so with lawyers and investment advisers. But equally, the expectation may be a judicially prescribed one because the law itself ordains it to be that other’s entitlement. This may be so either because that party should, given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 accorded that entitlement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he has adverted to the matter, or because the purpose of the relationship itself is perceived to be such that to allow disloyalty in it would be to jeopardise its perceived social utility…”

19.譚專員指，由於答辯人身為夏同學的大提琴老師，PW1才會要求他協助選購大提琴。因為答辯人的介紹，PW1才會在「俊文樂器」出現；又因為答辯人就音色提供的意見，PW1才會購買該大提琴。譚專員稱，Finn教授提及可證明「受信責任」存在的元素：「優勢」(ascendancy) 、「影響」(influence)、「脆弱」(vulnerability)、「信任」(trust)、「信心」(confidence)、「依賴」 (dependence) 均在本案出現。

20.關於介紹別人購物，上訴聆訊時，本席提出了一些日常生活中不時遇見的情況：

(i)   參加滑雪旅行團的團友要求導遊，出發前利用私人時間帶他購買滑雪用具，並作推介及協助議價。團友以折扣價購得合適滑雪用具。交易後店方給予導遊佣金，但導遊事前或事後均沒有向團友披露。

(ii)   網球學員徵詢其私人教練意見，哪款球拍適合他及可從哪處購買。教練把品牌名字及型號、店名及地址寫在紙上交給學員；並告訴他，如向店方表示自己是X教練的學生，可獲折扣優惠。學員照辦，以折扣價購得球拍。交易後店方給予教練佣金，但教練事前或事後均沒有向學員披露。

21.關於例子(i)，譚專員表示，旅行團的團友一般也能合理預期 (reasonably expect)，導遊會因他們購物而獲店方發放佣金。而且，團友不會存有合理期望，一位素未謀面的導遊會不顧及本身的利益。關於例子(ii)，譚專員認為，教練只是作出轉介而已 (a mere referral)。

22.就協助 PW1 選購大提琴，本席認為，答辯人的角色及作為，與例子(i) 的導遊無異。導遊具滑雪用具知識的優勢 (ascendancy)，才贏得團友對他的信任 (trust)。如他不是滑雪旅行團的導遊及認識本地供應商，團友不會請他幫忙介紹、協助議價，更不會倚賴 (reliance) 他的意見 (哪款滑雪靴、滑雪板適合團友的程度)。譚專員提出的區分，似乎建基於團友∕PW1 對導遊∕私人大提琴教師的合理期望。關於這一點，鄭大律師指出，就同一事情，每人也有不同期望 (expectation)。如應用譚專員的邏輯，導遊∕樂器教師是否犯法，視乎執法機關找到哪位團友∕家長為證人。這不可能是現行刑法的精神。界定哪些行為屬刑事罪行時，相關法律必須具肯定性 (certainty)。本席認同鄭大律師的觀察。

23.關於例子(ii)，本席認為，教練對學員球技的了解，以及雙方所建立的關係，與答辯人和PW1的情況相若。教練建議學員購買哪品牌、哪型號的球拍也屬專門意見，與答辯人就樂器的音色提供意見無異。兩者的分別，只是教練沒有現身店舖 (亦似乎沒有必要；因為學員知道品牌名字及型號便能成事)；而答辯人必須親自試奏每支樂器，才能提供準確的意見。本席不認同譚專員的區分，指例子(ii) 僅屬「轉介」。

24.本席再舉一例。假如答辯人沒有提議 PW1 前往「俊文樂器」，而是從自己的渠道以低價 (即低於7,800元) 取來數支大提琴供夏同學選擇；然後以7,800元出售其中1支予PW1。他干犯了本案的罪行嗎？答案明顯是：「沒有」。

25.本席發現，譚專員依賴的案例，涉案的「代理人」與其「主事人」均存在明顯的僱傭或商業夥伴關係 (例如：關聯公司的董事)；忠誠責任；及∕或重大的利益衝突。關於該些能證明雙方存在代理人∕主事人關係的案例，法庭均認為須滿足一些必要的條件。而從該些案例可引伸以下原則：要成為代理人，該人必須獲賦予某些權力∕責任或具有延續性的權力∕責任；並在上述情況下替他人辦事，才會產生代理人的角色。

26.從相關案例可見，法庭並沒有在非商業、純屬義務性質、單純涉及社交或友誼層面的情況下，因某人承諾為另一人提供協助，而裁定雙方存在人代理人∕主事人的關係。相反，上訴人的立場是，即使某人沒有獲賦予任何權力或雙方之間不存在任何責任的關係，代理人的身份仍可成立 (例如：朋友自薦)。本席認為，譚專員對第9條的演繹顯然過於寬鬆，顛覆了一般社會倫理及獲普遍接受的社交行為；令出於善意、義務協助別人的作為被提升至可令自己身陷牢獄的排己性受信責任。這絕非立法原意，上訴人的說法不能成立。

27.譚專員回應本席的提問指，反貪污的法律一向是嚴苛的 (draconian)，社會各界對立法的目的及本地反貪歷史均耳熟能詳。他澄清，法例並非禁止收取佣金；只要代理人向主事人披露並獲主事人同意，便不會犯法。本席認為，這論點本末倒置。假如沒有代理人的身份，又何須作出披露。本席同意，代他人辦事時，最理想的做法，無疑是向受助的一方披露自己的潛在利益。唯這屬道德∕道義層面的要求，不能與刑事責任相提並論。問題的關鍵，始終是能否建立代理人的身份。

28.關於「代他人辦事」，Bribery and Corruption Law in Hong Kong (3^rd Edition) 的作者提出以下評論[15]：

“9.43 … As the definition includes “employed by … another” it is arguable that the “acting for” limb was intended to convey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to the principal. If that is so then under this limb the agent is not just authorised by the principal to do something for him but more, he is authorised to do something in the name of, on behalf or, or in place of the principal.” (強調重要性)

29.按現有證據，本席認為，就購買大提琴此事，答辯人只是提供了「服務」(即安排PW1和夏同學到「俊文樂器」選購大提琴；就音色提供意見；及令他們獲得折扣)。他並沒有以PW1之名行事 (to do something in the name of PW1)、代表PW1行事 (to do something on behalf of PW1) 或代替PW1行事 (to do something in place of PW1)。即使PW1依賴了答辯人的意見，也不會令他成為PW1的代理人。

30.譚專員多番強調「依賴」(reliance)這元素，以證明答辯人和PW1之間存在「即席受信關係」(an ad hoc fiduciary relation)。鄭大律師舉了一例來測試譚專員的論點。假如答辯人試奏甲、乙2支提琴後表示，乙的音色可取；唯學生在店內發現丙提琴，試奏後愛不釋手，家長亦以最優惠的價錢購買了該提琴。由於客戶是答辯人介紹，樂器行如常發放佣金給他。這例子與本案的唯一分別是，家長沒有依賴答辯人的專門意見。應用譚專員的邏輯，由於缺乏「依賴」這元素，「即席受信關係」沒有建立，故答辯人不是代理人。答辯人是否犯法，須取決於家長是否依賴她的專門意見？這不可能是第9條的精神。

31.關於《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霍兆剛在Secretary for Justice v Chan Chi Wan Stephen(2017) 20 HKCFAR 98案 (下稱「陳志雲 案」) 的判詞這樣說[16]：

“142. The section does not, in my view, criminalise any and all payments of money by a third party to an agent made without the principal's knowledge and consent. If it had been intended to cast the offence in such wide terms (and they would be very wide indeed), s.9 would have been very differently and much more simply worded.”

32.根據 陳志雲案的判決，《防止賄賂條例》第9(1) 及 (2) 條的罪行的元素包括：代理人「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任何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為」。而該「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為」須為 “conduct which subverts the integrity of the agency relationship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principal's interests[17]”。終審庭還指出，該代理人的相關作為須 “likely to involve some deviation from his normal duties and is likely to undermine so the integrity of the agency relationship[18]”。

33.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李義在 陳志雲案的判詞這樣說：

“54. I hasten to add that the prejudice to the principal's interests to which I refer does not need to involve immediate or tangible economic loss to the principal or benefit to the agent at the principal's expense. ...The agent may, for instance, be induced to act prejudicially to the reputation of the principal's business or to divulg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without any immediately palpable loss to the principal. Where the offering, solicitation or acceptance of an advantage is of such a nature as to undermine the integrity of the agency relationship, that is, of such a nature as to injure the relationship of trust and loyalty that a principal is entitled to expect from his agent, this in itself is capable of constituting the necessary detriment[19]."

34.按現有證據，PW1以優惠價購買了女兒認為合意並合符預算的大提琴[20]。而即使答辯人不收取佣金，「俊文樂器」也不會以再便宜的價錢出售該大提琴。現時沒有證據顯示，PW1有其他更佳的選擇；或答辯人明知「俊文樂器」的售價較高而刻意介紹PW1到該店。換言之，PW1求仁得仁，經濟上也沒有蒙受損失。

35.另一方面，答辯人亦按PW1的要求把事情辦妥。沒有答辯人的介紹，PW1未必知道其他途徑購買大提琴 (除了Hong Kong Strings外)。更重要的是，如非因答辯人，PW1不會獲得相關折扣。本席認為，就購買大提琴此事，答辯人沒有偏離他的職責 (deviates from his duty)。

36.譚專員陳詞，根據 陳志雲案，答辯人收了佣金，故破壞了他與PW1之間的信任及忠誠關係 (injured the relationship of trust and loyalty)，因而損害PW1的利益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principal's interests)。

37.正如前文的分析，就購買大提琴及第9條的目的而言，本席並不認為答辯人是PW1的代理人。因此，法庭毋須考慮，答辯人是否破壞了他與PW1之間的信任及忠誠關係，因而損害PW1的利益。而且，這議題涉及個別家長的主觀元素；要法庭客觀地作出概括性的裁斷，也有一定難度，亦不恰當。

38.即使本席在答辯人是否PW1的代理人這議題犯錯，本席認為，第9條的目的之一，旨在防止商人和中介人將不必要的交易費用轉嫁至消費者身上。在本案，沒有證據顯示，PW1付出了不必要的金錢來購買該大提琴。商店透過佣金來鼓勵樂器老師、導遊、運動教練等人士介紹顧客，屬正常營銷∕市場策略。上述人士以私交友好身份在普通社交層面義務向其學生、團友、親友提供專門的購物意見，亦不應視他們為代理人而受第9條規管。

結論

39.關於案件呈述的問題，本席的意見是：

(1)   問題(1)(a) ‒ 第2條所指「代他人辦事的人」毋須與前述的 「受僱於他人」一併閱讀。一般而言，「代他人辦事的人」須在與某人有着某些權利和義務的雙向關係的前提下，才能成為該人的代理人。直至目前為止，法庭並沒有在非商業、純屬義務性質、單純涉及社交或友誼層面的情況下，因某人承諾為另一人提供協助，而裁定雙方存在人代理人∕主事人的關係。

(2)   問題(1)(b) ‒ 是。

(3)   問題(2) ‒ 須要考慮。

(4)   問題(3) ‒ 否。

(5)   問題(4) ‒    就購買大提琴及第9條的目的而言，本席並不認為答辯人是PW1的代理人。因此，法庭毋須考慮，他安排PW1選購大提琴和收取佣金，是否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

(6)   問題(5) ‒ 否。

(7)   問題(6) ‒ 既然答辯人並非PW1的代理人，法庭毋須考慮這議題。

40.為免生疑問，本席維持裁判官的「無罪」裁決。

41.本席感謝譚專員及鄭大律師的協助。

上訴人： 由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譚耀豪資深大律師、署理高級檢控官阮兆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答辯人： 由John CH Suen & Co轉聘鄭明斌大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