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黎氏雲

DCCC 1032/2021

[2022] HKDC 499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1年第10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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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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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 是一宗俗稱扒竊的案件，被告人被控一項盜竊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9條。被告人在承認控罪及相關案情後，被判罪名成立。

承認案情

2.於2021年8月25日，何少貞女士背著一個背包，內有一個銀包，銀包內有現金港幣600元、一張香港身分證、一張回鄉卡、一張長者卡、兩張自動櫃員機提款卡及一張信用卡。

3.於約早上11時40分，何女士最後一次檢查她的銀包仍在背包內。於約正午12時，何女士到長沙灣順寧道283號地下3號鋪錢大媽收銀處付款，期間，她只從背包側袋掏出零錢包，沒有檢查背包拉鍊是否拉開。她離開，在附近等候小巴時，發現背包拉鍊被拉開，而銀包不見了。下午12時30分左右，何女士返回上述錢大媽店鋪，向店員求助，案件報警處理。

4.上述店鋪的閉路電視拍攝到下午12時10分左右，被告人進入該店鋪，她留有金色長髮，頭戴印有 “SUPER” 字樣的黑色鴨舌帽，身穿灰色並印有一個大黑色心形及旁邊有兩個較小的心形圖案的T裇，及淺藍色牛仔短褲。閉路電視拍攝到何女士在下午12時12分在收銀處付款，被告人從何女士身邊走過，離開後，何女士的背包拉鍊被稍微拉開。被告人隨後再次進入店鋪，並再次從何女士身邊走過，步往出口。何女士的背包拉鍊之後便是完全被拉開。閉路電視拍攝到被告人在下午12時13分，一邊利用她的手袋作遮擋，一邊伸手入何女士的背包，掏出何女士的銀包。被告人其後離開店鋪。

5.同日下午約3時50分，警員駛經深水埗汝州街與黃竹街交界，見到被告人的衣著與上述店鋪閉路電視所見的疑犯衣著吻合，於是尾隨被告人監視。於下午3時57分，警方拘捕被告人，並撿取她身穿的衣物為證物，但何女士的被盜財物未能尋回。

被告人的背景

6.被告人於1974年9月出生，現時47歲，曾於越南就讀至中五教育程度，無業，居無定所，每月領取約10,000元綜援。之前曾結婚，但之後離婚，有三名子女。

7.被告人共有十六項刑事定罪紀錄，其中十二項為盜竊或企圖盜竊，及另有一項處理贓物罪。最新近的四項均為扒竊的盜竊紀錄，最後定罪及判刑的日期為2020年8月31日，因一項扒竊罪，被判10個月監禁，於2021年2月9日出獄。

求情

8.代表被告人的李律師向法庭呈交了一份書面求情陳詞，除同意控方呈堂關於被告人的基本背景及刑事定罪紀錄外，補充指被告人為越南人，在1974年越南出生，於1988年偷渡來港，後取得留港權，並持有香港身分證。被告人曾在香港結婚，婚後育有三名子女，長女今年30歲，已婚，與丈夫同住，另外兩兒女為龍鳳胎，兩人均12歲，現時為其他家人照顧。被告人於2010年離婚，獲子女撫養權，但沒有贍養費。她為全職家庭主婦，靠綜援每月港幣12,000元生活。被告人被收押前，曾與子女租住於深水埗一住宅單位，但地址不詳。

9.辯方同意本案可作扒手案（pickpocket）處理，但指有以下特點，包括被告人坦白認罪、犯事地點並非人多擠塞、被告人一人犯案、只是一時貪念、沒有預先計劃、沒有使用暴力、事主沒有受到驚嚇、失物價值較低，而且被告人願意賠償事主1,000元，對之前所犯罪行十分後悔。

10.判刑指引上，辯方呈遞了兩個上訴法庭的案例，分別是HKSAR v Ngo Van Huy CACC 107/2004及HKSAR v Tsui Chiu Kwai徐招貴  CACC 452/2011，另外，還有兩個區域法院的判刑案件，是HKSAR v Suen Ping  DCCC 7 & 338/2019，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孫平 DCCC 693/2020。

11.除上述求情理由外，辯方指，本案之失物價值港幣600元，價值比上述Ngo Van Huy及孫平案為低。被告人的案底亦比該兩案的被告人少，所以辯方指，本案嚴重性較上述兩案為低，希望法庭將上述案件的量刑起點（即27或24個月）考慮作下調，並因被告人認罪，給予三分一扣減，再因被告人對事主賠償，盡量輕判。

判刑

12.就扒竊案件，上訴法庭有清楚的量刑指引，正如辯方同意，在HKSAR v Ngo Van Huy [2005] 2 HKLRD 1一案，馬道立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當時官階）在判詞的第9段列出一系列量刑指引，及相關法律原則。對於初犯，一般的量刑基準應該為12至15個月之間，這是經審訊後的量刑基準，而上訴法庭亦指出，在相關案件裡，有部分情節是一些加重刑罰的情節，包括第一，被告人犯案時有使用武器；第二，犯案地點是一些人多擠逼的地方，而公眾特別容易有被盜竊的風險；第三，被告人犯案時，聯同其他人一同犯案；及第四，被告人是一個慣犯，以上都是一些加重刑罰的因素。

13.另外，從較近期的案件可見，如辯方遞交的徐招貴一案，上訴法庭基本上是重申之前Ngo Van Huy一案裡的量刑指引及量刑考慮，其中一個外加的考慮點，就是上訴法庭指出，Ngo Van Huy一案裡，由於被告人過往盜竊的刑事紀錄，而提高9個月，這並不是上限。在徐招貴一案裡，上訴庭同意該案的判刑法官因該案申請人過往盜竊的刑事紀錄（三十次刑事紀錄，其中二十一次與盜竊有關，包括九次扒竊），而作出12個月的加刑，上訴法庭最後同意15個月為初步量刑基準，上調12個月反映該申請人為慣犯，再加3個月，因該申請人犯案地點是人多地方，最後量刑基準為30個月監禁。

14.返回本案，被告人的刑事定罪紀錄，其實與上述Ngo Van Huy一案的上訴人的刑事定罪紀錄相比雖然較少，但實質分別不太大。事實上，該上訴人與盜竊有關的過往刑事定罪紀錄是十七次，而本案被告人則為十二次，另加一次處理贓物罪，本席認為，毫無疑問，本案的被告人亦應該被視作慣犯。

15.而且，本案是在中午時分，在長沙灣一錢大媽肉食店鋪內發生，與Ngo Van Huy一案同樣地是發生在鬧市內。至於本案事發的時間正值中午時分，相信會有不少人在涉案的店鋪購買食物，而從控方呈交的兩張CCTV截圖（MFI-1）可以印證上述觀察，涉案地點一樣算是公眾特別容易有被扒竊的風險。

16.還有，本席亦有考慮到被告人最近相關的刑事定罪紀錄，如果只看最近四次從2016年至2020年的紀錄，四次均為扒竊，被告人被判8至14個月監禁不等，明顯地，過往的刑罰對被告人並沒有足夠的阻嚇作用，而且被告人在最後一次因扒竊入獄10個月，於2021年2月9日出獄，短短約6個月後再干犯本案，同樣是扒竊案件，以上種種亦應反映在今次判刑上。

17.考慮過本案的所有案情、被告人的背景及其刑事定罪紀錄，以及上述案例，本席決定採納15個月為基本的量刑基準，由於被告人過往盜竊的刑事定罪紀錄，而加刑9個月，這加幅其實只與Ngo Van Huy一案的9個月相同，較徐招貴一案的12個月為低。另外，亦由於本案發生在人多擠逼、公眾特別容易被扒竊的地方，本刑再加刑3個月，因此，最後的量刑基準是27個月監禁。由於被告人認罪，本席給予完整的三分一扣減，變為18個月監禁。

18.最後，因為被告人在今天判刑時，經家人向受害人賠償損失1,000元。本席考慮到被告人的經濟情況，這算是不少的數目，因此酌情扣減2個月，最後，被告人的刑期是16個月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