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張海威

DCCC 824/2022

[2024] HKDC 793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2年第8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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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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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涉及2名被告人。他們一同被控4項控罪：

(1)  非法禁錮，違反普通法並可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1I條予以懲處（控罪1）；

(2)  勒索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23(1)及(3)條（控罪2）；

(3)  盜竊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9條（控罪3）；及

(4)  盜竊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9條（控罪4）。

2.第2被告承認上述控罪。

案情撮要

3.第2被告承認的經修訂案情撮要如下：

(1)  2020年1月，X經網上交友應用程式「Grindr」結識一名男子（男子1）；二人曾約會一次，在男子1位於香港九龍長沙灣福榮街547號4樓（3/F）D室的住所（涉案單位）內發生性行為。兩人之後沒有聯絡。

(2)  2020年10月日，男子1經WhatsApp再次聯絡X。由於X要上班，於是拒絕當日與男子1見面。2020年10月4日上午約6時10分，X下班後經WhatsApp聯絡男子1。同一上午約7 時15分，X 到達涉案單位，二人再次發生性行為。

(3)  同日下午約2時34分，男子1將不明的透明液體加入可樂內，並叫X 喝下。X照辦；之後開始覺得暈眩。同日下午約3時，X開始恢復意識，男子1叫X再次喝下可樂。X隨後感到非常頭暈，躺在客廳床上，看見男子1從X的褲袋取出X的銀包，取去AEON信用卡，再將銀包放回X的褲袋內。

(4)  同日下午約4時，X恢復意識。男子1突然鎖上涉案單位的門，阻止X離開。男子1指責X向警方通風報訊，導致男子1的朋友被警方拘捕，男子1稱「啲貨」則被警方沒收。男子1因此向X索取港幣600,000元作賠償。

(5)  同日下午約4時30分，第2被告手持一支長約50-60厘米的黑色長電筒到達涉案單位。第2被告隨後與男子1一同指控X向警方通風報訊，威脅X在午夜前支付金錢賠償，否則會被帶到其他地方。

(6)  同日下午約6時45分，另一名男子（通緝人士）亦到達涉案單位。三人再次要求X支付港幣600,000元賠償（控罪2）。

(7)  X只好順從3人的要求，致電兩名朋友（Z及A）。Z及A應X的要求，經自動櫃員機分別存入港幣3,000元及港幣10,000 元到X的滙豐銀行帳戶（號碼821-xxx-xxx-292）。

(8)  同日較後時間，男子1及第2被告在違反X的意願下，從X身上拿走以下屬於X的財物（控罪3）：

(a)  滙豐銀行自動櫃員機卡（821-xxx-xxx-292）；

(b)  中國銀行自動櫃員機卡（012-xxxxxxxxxx-1）；

(c)  回鄉卡；

(d)  職員證；

(e)  AEON信用卡；及

(f)  一部iPhone。

(9)  此外，男子1及第2被告又強迫X提供密碼，以取用X兩個銀行帳戶。X感到害怕，只好屈服並提供密碼。

(10)  男子1及第2被告之後離開涉案單位一會兒，留下通緝人士看守X。晚上約 9 時10分，男子1及第2被告返回涉案單位，手持一疊現金，向X聲稱只從X那裏拿走港幣20,000元。

(11)  2020年10月4日晚上約10時，男子1、第2被告及通緝人士強迫X聯絡其父親（Y），要Y存錢入X的銀行帳戶。Y最終沒有轉帳任何金錢。3人又強迫X在紙上寫下X欠「Alex Hung」（即男子1）港幣600,000元賭債。X因恐懼而就範。

(12)  同日晚上約11時45分，第2被告用一支長70厘米的木棍指著X，強迫X經WhatsApp向其姊（B）要求金錢。X照辦。B將港幣20,000元匯到X的PayMe帳戶（綁定滙豐銀行自動櫃員機卡（821-176823-292））。之後，男子1及第2被告離開涉案單位。

(13)  2020年10月5日凌晨約2時，通緝人士帶X離開涉案單位，乘搭的士前往旺角。其後，X登上由第2 被告駕駛的私家車，男子1及通緝人士是車上乘客。

(14)  他們一行人最後於2020年10月5日凌晨約2時 10 分抵達九龍旺角朗豪坊中國銀行。第2被告將 X 的香港身份證還給X。X遭3人羈留共約12小時後獲釋。

(15)  滙豐銀行其後證實，2020年10月4日至5日期間，X的滙豐銀行帳戶共有10筆未經X授權的現金提款，涉及總額港幣40,000元（控罪4）。

拘捕及警誡

(16)  2020年10月5日晚上，X 向警方報案。2020年10月6日，男子1及第2被告被拘捕和警誡。

(17)  警方在登記號碼SE6843私家車（SE6843）上發現X被盜的自動櫃員機卡，亦查到SE6843的登記人是第2被告的妻子。

(18)  2020年10月6日，第2被告進行警誡錄影會面，其間說出一些事情，當中包括以下各項：

(a)  2020年10月4日，第2被告前往涉案單位購買玉器；

(b)  第2被告看見一名身分不詳男子在涉案單位的廁所內；一名叫「啊細」的人亦身處涉案單位；

(c)  男子1其後叫第2被告向某人收賭債；

(d)  男子1將一張滙豐銀行自動櫃員機卡連同密碼交給第2被告；

(e)  第2被告之後用上述自動櫃員機卡提取現金港幣20,000元交給男子1；

(f)  男子1又叫「啊細」用一張中國銀行自動櫃員機卡提款；

(g)  案發當日，第2被告駕駛SE6843。上述中國銀行及匯豐銀行自動櫃員機卡是男子1後來放在SE6843車上的；

(h)  在SE6843車上發現的電筒是男子1於2020年10月5日贈送的禮物；及

(i)  在SE6843車上發現的木棍用於裝修工作。

閉路電視片段

(19)  福榮街547號附近裝設的閉路電視鏡頭拍攝到X於2020年10月4日上午與男子1進入大廈；2020年10月5日凌晨時分與一名男子離開。

列隊認人手續

(20)  2020年10月7日進行列隊認人手續。X明確認出男子1及第2被告。

罪行

(21)  案發期間：

(a)  男子1及第2被告在涉案單位，連同另一名身份不詳的男子，將 X 發給損害性地禁錮，並在違反他的意願下將它羈留（控罪1）；

(b)  男子1及第2被告連同另一名身份不詳的男子，為使他們自己或另一人獲益，或意圖使另一人遭受損失，而以恫嚇方式不當地要求X交出港600,000元（控罪2）；

(c)  男子1及第2被告偷竊一張回鄉卡、兩張自動櫃員機卡、一張信用卡、一張職員證及一部iPhone，而該等物品為屬於X的財產（控罪3）；

(d)  男子1及第2被告偷竊現金港幣共40,000 元，而該筆款項為屬於X財產（控罪4）。

第2被告的背景

4.第2被告現年47歲，曾接受至中三程度教育，任職燒焊技工13年。他已婚，與妻子、母親及兩名女兒同住。第2被告是家中的唯一經濟支柱。

量刑原則

控罪1:非法禁錮

5.「非法禁錮」是嚴重控罪，最高刑期為7年監禁，沒有量刑指引。

6.於R v Miller [2021] EWCA Crim 1863一案中，英國上訴法院指就該類案件量刑時，應考慮的因素包括非法禁錮的長短（length of detention)、非法禁錮的情況（circumstances of the detention），包括禁錮的地點（location）及捆綁的方式（any method of restraint）、暴力程度（extent of violence）、有否使用武器（involvement of weapons），有否向他人作出索求（demands of others）、有否向他人作脅逼（threats made to others）、對受害人及他人的影響（effect on the victim and on others ）、計劃是否周詳（extent of planning）、犯案人士的數目（the number of offenders involved）、有否使用虐待或侮辱（torture or humiliation）、事件是否因其他刑事行為而起或促進其他刑事行為（whether what was done arose from or in further of previous criminal behaviour）及受害人是否其因年齡或其他因素特別脆弱（any particular vulnerability of the victim whether by reason of age or otherwise ）。

控罪2:勒索

7.這是極嚴重的控罪，最高刑期為14年監禁，沒有量刑指引。

8.於 R v Hadjou (1989)  11 Cr App R(S), 英國上訴法院指出，勒索是衆刑事控罪中，其中一項最嚴重的控罪，判刑要旨是阻嚇及懲罰。

9.上訴法庭於 HKSAR v Fong King-choi CACC 319/2018 [2019] HKCA 776 第 26 段指出：

“In cases of an extortion demand of money, the factors bearing on the gravity of the offence, include: (1)  the nature and amount of the demand; whether the demand was for a one-off payment or regular payments; (2)  the nature and circumstances in and by which the demand was made; whether the offender acted alone or with others; whether the demand was made on a single occasion or on repeated occasions; whether there was actual or threatened violence to a person or damage to property; whether there was an expressed or implied triad connection; whether it was part of a sustained campaign of intimidation against other victims; and (3)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demand and the effect on the victim; whether the victim yielded to the demand for extortion money and whether any loss was suffered”.

控罪3及4:盜竊

10.「盜竊」罪最高的刑期為10年監禁。

討論

11.大律師指第2被告前往涉案單位的目的是購買玉器給初生女兒；到達單位前並不知道受害人在男子1的家中。他是受到男子1的指使才犯案；他的角色較為次要，而且在案中全無得益。非法禁錮的時間其實只是10小時10分鐘；過程中，第2被告沒有使用十分過大的暴力，只是用木棍指著受害人。大律師指案情撮要第5段指涉案電筒是男子1給第2被告的禮物，作照玉器之用。

12.本席不接受大律師的說法。第2被告於警誡錄影會面中所述的事情亦明顯是謊話連篇：

(1)  大律師指本案於疫情期間發生；當時第2被告失去工作，遇到經濟困難，走投無路才挺而走險，干犯本案；

(2)  可是，大律師又指第2被告前往涉案單位是打算購買玉器給幼女。玉器的價格差異很大；普通的玉器佩飾一百幾十元也可購得，而名貴的玉器則是奢侈品，數百萬元也不足為奇。當一個正常合理的人，連應付基本生活所需也有困難時，根本不會想購買玉器；

(3)  第2被告承認手持一支長約 0-60厘米（即近20寸至近24寸）的長電筒到涉案單位。就算是購買玉器也無須用這麽長的電筒；

(4)  第2被告承認於10月4日手持該電筒到涉案單位，但後來又於警誡錄影會面中稱，該電筒是男子1於10月5日送贈的禮物；

(5)  大律師指第2被告事前並不知悉受害人在涉案單位內。於警誡錄影會面中，第2被告稱他到場後，男子1叫他向受害人追收賭債。可是於案情撮要第5段，第2被告卻承認到場後與男子1一同指控受害人向警方通風報訊，威脅受害人在午夜前支付金錢賠償，否則會被帶到其他地方。後來通緝人士到場，連同男子1及第2被告要求受害人支付600,000元賠償；

(6)  於警誡錄影會面中，第2被告指他到場時，「啊細」已在涉案單位內。可是於案情撮要第5及6段，第2被告承認，他是於4時30分到場，而該名男子是於6時45分才到場；

(7)  於警誡錄影會面中，第2被告稱男子1將一張滙豐銀行自動櫃員機卡連同密碼交給第2被告。可是於案情撮要第8至9段，第2被告承認與男子1在違反受害人意願下，從受害人身上拿走一些財物，包括滙豐銀行自動櫃員機卡及中國銀行自動櫃員機卡。之後第2被告與男子1強迫受害人提供密碼，以取用其銀行帳戶；

(8)  於警誡錄影會面中，第2 告稱他後來用上述自動櫃員機卡提取現金港幣20,000元交給男子1。可是於案情撮要第10段，第2被告卻承認與男子1一同外出取款；第2被告與男子1返回涉案單位時手持一疊現金，並向受害人表示只獲取20,000元；

(9)  於警誡錄影會面中，第2被告稱男子1指示「啊細」用一張中國銀行自動櫃員機卡提款。可是於案情撮要第8至10段，第2被告承認是他與男子1從受害人身上取去該提款卡及強迫受害人提供密碼，讓他倆提取現金。從案情撮要可見，所有被盜款項均來自受害人的滙豐銀行帳戶；直至受害人被釋放，通緝人士根本沒有離開涉案單位；每次均由男子1及第2被告外出提款及從來沒有人使用受害人的中國銀行自動櫃員卡提款（見案情撮要第10、12 及15段）；

(10)  於警誡錄影會面中，第2被告稱涉案的兩張自動櫃員機卡均是男子1放在第2被告車上。如上文所述，該兩張提款卡都是由第2被告和男子 1 一同從受害人身上取得，亦是由第2被告及男子1一同外出提款；

(11)  於警誡錄影會面中，第2被告稱涉案的木棍用於裝修工作。第2被告承認獲得受害人提款卡密碼後只取得20,000元，之後用該木棍指嚇受害人（見案情撮要第9至12段）。

(12)  大律師指案情撮要中，控方指涉案電筒是男子1送給第2被告的禮物。這完全是扭曲事實。顯而易見，於案情撮要第18段，控方只是覆述第2被告於警誡錄影會面中的解釋，控方從沒接受第2被告的說法。

13.大律師的陳述及第2被告於警誡錄影會面的解釋與承認事實南轅北轍。從案情撮要可見，第2被告的角色比男子1更嚴重；3名犯案人之中，只有第2被告使用武器，威脅使用暴力。

14.大律師援引 HKSAR v Lim Hay Bun Benny [2001] 1 HKC 612。該案的上訴人被控兩項控罪。他與第2被告一同被控一項勒索及與第3被告一同被控一項非法禁錮。有人指受害人欠澳門借款人200,000賭債，並由第3被告從澳門押送受害人回港。回港後，上訴人與第3被告會合，乘坐的士，將受害人帶到一間酒店。後來第2被告與另一名男子到達酒店，第3被告便離開（非法禁錮）。上訴人、第 2 被告及另一名男子將受害人帶到酒店的酒吧。上訴人指稱受害人欠款32萬；其中26萬是欠澳門的借款，餘下的6萬元則為上訴人追收欠款的手續費。之後受害人按上訴人的指示交出身分證；第2被告按上訴人的指示影印受害人的身分證。接著，上訴人於影印本上寫下受害欠款32萬的欠單（IOU），要求受害人簽署確認。當受害人拒絕簽署時，上訴人恐嚇會使用暴力。另一名男子亦恐嚇會毆打受害人。受害人被迫簽署欠單。後來上訴人與第2被告押送受害人到受害人父母的住所，要求受害人父親付款（勒索）。受害人父親暗中通知妻子；妻子報案，上訴人與第2被告被拘捕。

15.主審法官認為第2及第3被告的角色較次要。第3被告只負責押送受害人回港；到達酒店後便再沒參與。因此，就非法禁錮，法庭判處第3被告 3 年監禁。第2被告年紀較輕，其角色只是輔助，就勒索罪，判處第2被告3年監禁。法官認為上訴人扮演領導的角色，亦親自向受害人作出恐嚇，因此兩項控罪均以4年監禁作為量刑起點。因上訴人沒有刑事定罪紀錄，獲酌情減刑6個月。兩項控罪的刑期減為3年半監禁，同期執行。

16.上訴人不服判刑，提出上訴。上訴法庭指證供的確顯示上訴人扮演領導的角色。第3被告帶受害人回港後便與上訴人會合。上訴人不但有份帶受害人到酒店，亦負責向的士司機說出目的地。上訴人指示受害人交出身分證、指示第2被告作影印、於影印版上寫出欠款確認字句、恐嚇受害人簽署和參與押送受害人到其父母住所。上訴法庭指指稱的欠款是賭債，在香港根本不可追收；就算有20萬元賭債，上訴人將欠款上調至32萬，做法比勒索更嚴重；雖然不涉及黑社會元素或身體傷害，判刑絕不嚴苛。

17.首先，上訴法院已多次重申，除非涉及判刑原則或指引，其他案件的判刑指導性不大。就算在該案例中，上訴法庭也指：

“It is wrong for the appellant to say that the maximum sentence in similar cases is two years’ imprisonment. The District Court decision that he refers us to was apparently based on facts that wer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present case. Each case must depend on its own facts…”

18.明顯地，上述案例的案情與本案截然不同：

(1)  本案的「非法禁錮」及「勒索」均涉及 3 名犯案者；案例中的非法禁錮只涉及2人；

(2)  本案的受害人被非法禁錮超過10小時；案例中的非法禁錮只是由澳門回港及乘的士到酒店（最多約2小時）；

(3)  案例中的受害人的確曾借款賭博。本案中指稱的欠款是完全虛構；

(4)  案例中勒索款額為32萬元；本案的款額是60萬元，高出案例的款額差不多一倍；

(5)  案例中的勒索於酒店內發生；眾目睽睽下被攻擊的機會較低。本案的受害人被困於私人單位內，驚嚇程度比較高；

(6)  案例中的上訴人只是用言語作脅迫；本案中，第2被告分別2次手持長電筒及木棍，更以木棍威嚇受害人；

(7)  案例中的犯案人士沒有偷取受害人任何財物；本案中第2被告連同其他人士在違反受害人的意願下取去其財物。第2被告承認，他與男子1威脅受害人及在違反受害人意願下，從受害人身上取去涉案財物；事實上，案情近乎搶劫；

(8)  案例中的犯案人士從沒取去任何金錢；本案的犯案人取去共4萬元。第2被告與男子1亦以脅逼手法獲取受害人的提款卡密碼；

(9)  案例中的上訴人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第2被告則有13次刑事定罪紀錄，涉及21項控罪，其中5項控罪與不誠實有關。

19.本案的案情比上述案例的案情嚴重得多。考慮到禁錮的時間、禁錮的地點、涉案人數、勒索金額及恐嚇方式，本席認為，控罪1及2每項適當的量刑基準為5年監禁（60個月）。非法禁錮及勒索並不包含盜竊；控罪3及4亦令案情更加嚴重。考慮到盜竊的方式、金額及涉案人數，每項控罪適當的量刑基準為2年監禁（24個月）。

減刑因素

20.被告人適時認罪，可獲三份一的扣減。控罪1及2的刑期減為40個月監禁；控罪3及4的刑期減為16個月監禁。該扣減已涵蓋悔意及其他求情因素：見 HKSAR v NGO Van-nam [2016] 5 HKLRD 1。

21.衆所周知，經濟困難及判刑對家人造成的影響並非求情因素。

22.於書面陳詞中，大律師指第2被告於2023年7月4日表明會認罪及願意轉作控方證人。警方於2023年8月1日向第2被告錄取一份無損權益的供詞。可是控方表示該份供詞對控方毫無作用。辯方亦放棄以此作求情。

23.於其「補充資料」中，大律師指第2被告在2024年4月3日因工受傷，引致左側第2至5蹠骨骨折（metatarsal syndrome），並岀現腔室症候群（compartment syndrome）。他於同日在基督教聯合醫院接受手術，至今仍行動因難，需依賴輪椅及拐杖協助行走和日常活動。

24.被告人的身體狀況並非減刑因素：Clarkson v R (2007)  171 A Crim R1,49。於Yip Kai-foon v HKSAR [2000] 1 HKC 335,339，首席法官李國能指出：

“Under the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evolved by the courts, medical grounds will seldom, if ever, be a basis for reducing the sentence for crimes of gravity”

25.上訴法庭已多次指出懲教署會為囚犯提供極優良的醫療服務：HKSAR v Tong Fuk-sing [1999] 3 HKC 332, 336；HKSAR v Wong Chi-choi [2005] HKCU 1443；HKSAR v Woo Shun-cheong and Anor [1998] HKCU 2082 (CACC 120/1998, 10 December 1998, unreported)。於 HKSAR v Tam Yuen-tong [2007] 1 HKLRD 894及HKSAR v Chan Kau-tai [2008] 3 HKC 78, 89，法庭更指出懲教署提供的醫療服務比囚犯在外可獲的醫療服務可能更好。於 R v Ho Mei-Lin [1996] 4 HKC 491,493，法庭指除了極特殊的情況外，囚犯的身體狀況並不構成減刑因素。

26.於 R v Chan Kui-sheung [1996] 3 HKC 279, 284, 上訴法庭訂立4個原則：

(1)  A medical condition which might at some unidentified future date affect either life expectancy or the prison authorities’ ability to treat a prisoner satisfactorily might call into operation the exercised by the executive of the prerogative of mercy, but was not a reason for the court of appeal, to interfere with an otherwise appropriate sentence;

(2)  The fact that an offender was HIV positive, or had a reduced life expectancy, was not generally a reason which should affect sentence;

(3)  A serious medical condition, even when it was difficult to treat in prison, will not automatically entitle an accused to a lesser sentence than would otherwise be appropriate; and

(4)  An accused’s serious medical condition might enable a court, as an act of mercy in the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of a particular case, rather than by virtue of any general principle, to impose a lesser sentence than would otherwise be appropriate.

27.於 HKSAR v Bayanmunkh [2012] 2 HKC 233, 238, 法庭解釋該政策的原因：

(1)  The courts could not by their sentences appear to endorse the view that ill-health was a licence to commit crime or in some way shield an offender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conduct;

(2)  The courts assumed that the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would provide medical services adequate to each prisoner’s needs;

(3)  The appellate court’s role is not to provide an ongoing supervision of a prisoner’s condition but rather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sentence imposed on the prisoner was manifestly excessive or wrong in principle; and

(4)  The powers of the executive are the appropriate means for adjusting properly imposed sentences to take account of circumstances arising post-sentence.

28.大律師指第2被告願意向受害人賠償42500元。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0^th edition的作者於第30-347至30-348段中指出：

“[30-347] The actual size of any discount for restitution ‘very much depends upon the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of each case’: HKSAR v Ma Kim-hung [2002] HKCU 573 (CACC 33/2002, 10 May 2002, unreported). If made after a guilty plea has been entered, it will, as Stock JA noted in HKSAR v Wong Kam-tat [2002] 2 HKC 677, 680, have materialized ‘at the very last moment and, although it counts for something, it must be viewed in that light’. In HKSAR v Wong Mei-heung [2010] HKCU 2438 (CACC 273/2010, 3 November 2010, unreported), the restitution which occurred at the late stage was held to be such as to justify a discount of three months. In HKSAR v Tsang Pui-yu, Shirlina [2014] 5 HKC 111, 123, it was said that the accused ought to have received a discount of four months for having made restitution, on top of the 1/3 discount for having pleaded guilty. If the restitution is made not by the accused but by a third party, this will still count for something, although it will not carry as much weight as it would have had it been made by the accused himself: R v Wong Hung-biu [1989] HKCU 50 (CACC 579/1988, 9 March 1989, unreported).

[30-348] Of the need to recognize restitution as a mitigating factor by way of a discount greater than the 1/3 usually given after a guilty plea, Stuart-Moore ACJHC, in HKSAR v Leung Shuk-man [2002] 3 HKC 424, 428, said:

If the situation were otherwise, and a specific discount was not given for the payment of compensation or restitution, there would be no advantage to an offender who has repaid some or all of the ill-gotten gains to the victim, over and above the one-third discount the offender could necessarily expect to receive for a timely plea of guilty.

There are, of course, no guidelines as to precisely what discount should be given where compensation for a victim’s losses has been paid or partially paid. The circumstances of each case will obviously vary. A sensible use of the sentencer’s discretion will normally enable the offender to receive an appropriate discount. In a case such as the present one, particularly where full repayment has been made, a significant discount, above and beyond the usual one-third for plea, should plainly be given.

29.除了財物的損失，受害人遭受被禁錮及恐嚇；受害人亦失去回鄉卡、信用卡、提款卡及電話內的資料。雖然賠償金額可補償受害人財物的損失，但未能彌補犯案人士所造成的不便。本席酌情減刑 3個月。

總刑期

30.衡量控罪1的量刑基準時，本席已一併考慮了勒索的情節。因此下令控罪1及2的刑期同期執行。可是，如上文所述，非法禁錮及勒索罪並不包括盜竊，而控罪3及4令案情更加嚴重，理應分期執行。可是本席必須考慮總刑期的原則。考慮到整體案情，本席認為適當的總量刑期應為4年監禁。就賠償再酌量減刑3個月；總刑期為3年9個月監禁。本席逐下令，控罪1及2的刑期為40個月監禁（即3年4個月），同期執行；控罪3及4的刑期為16個月監禁，兩項控罪同期執行，但其中5個月與控罪1及2分期執行，總刑期為3年 個月監禁（即45個月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