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蔣重国

DCCC 1181/2024

[2025] HKDC 803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4年第118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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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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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被告人原先被控5項盜竊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9條。經認罪協商之後，被告人承認控罪一、控罪二、控罪四及控罪五，並且同意控方呈上的案情摘要，被裁定罪名成立。本席接納控方的申請，將控罪三留在法庭檔案，沒有法庭的批准下，不得予以檢控。

案情

2.被告人承認的案情如下：—

控罪一

3.2023年11月17日晚上6時許，事主在屯門市廣場行走，她發現背包的拉鍊被打開，原本放在背包的銀包不翼而飛。銀包內有一張身份證、一張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兩張銀行卡、一張八達通卡及現金港幣3,000元。

4.閉路電視片段顯示，事主在屯門市廣場的行人通道行走，被告人與另一名男子（下稱「男子甲」）一起緊隨事主後面。被告人之後將左手伸向事主背部，男子甲則用左手從事主背後搶去一件物件。

控罪二

5.2023年12月9日下午2時06分，事主在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期2樓UNIQLO發現背包錢袋被拉開，入面有一部價值港幣10,000元套上黑色電話套的紫色iPhone 14 Pro Max不見了。

6.閉路電視片段顯示，被告人與另一名男子（下稱「男子乙」）在UNIQLO店內站在事主後面，被告人略為觸碰事主的背包，被告人和男子乙繼續在事主附近徘徊大約20秒。男子乙將左手伸向事主的背部，他的左手被手持的黑色衛衣遮蓋，當時見到他的左褲袋是沒有放東西的。其後，被告人和男子乙離開UNIQLO，男子乙的左褲袋出現了一件黑色的物件。

控罪四

7.2024年2月29日2018時，事主在尖沙咀美麗華廣場一期1樓GU付款後，與友人一同離開店舖，她隨後發現放在她手持綠色紙袋內的一部價值12,000元套上藍色電話套的藍色iPhone 13 Pro不見了。

8.閉路電視片段顯示，事主在店內收銀處付款購物，當時有使用手提電話。被告人走近站在事主後面，他的雙手有所動作。其後，被告人右手手持一件藍色的物件。

控罪五

9.2024年3月1日1542時 ，事主在元朗形點一期1樓一田超級市場，她突然感到外套左側袋失去重量，馬上觸摸外套左側袋，發現一部價值9,888元的Honor Magic MS型號的手提電話不見了。她立即叫喊並四處張望尋找嫌疑人，但找不到可疑人士。事主丈夫報警處理。

10.閉路電視片段顯示，被告人在一田超級市場內行走，他曾在事主旁邊出現，並用左手伸向事主的外套左側袋，搶走了一件物件後走開。事主隨即檢查外套左側袋，並神情緊張地四處張望。

11.2024年3月1日1614時，警員在元朗形點一期1樓UNIQLO店外發現被告人並跟隨其後。

12.同日1640時，警員在元朗港鐵站收費區內截停被告人。

13.其後，被告人被警方拘捕。

14.被告人的出入境紀錄顯示，被告人於2023年10月15日入境香港，同年11月23日離開香港；同年12月6日入境香港，12月10日離開香港；最後，於2024年2月27日再入境香港。換句話說，在上述事件一、二、事件四和事件五發生時，被告人身處香港境內。

被告人的個人背景及刑事定罪紀錄

15.被告人現年40歲，在中國湖南省出生，接受教育至小學程度，他一直在內地生活，未婚，在內地有一名未婚妻，二人育有一名7歲大的女兒。被告人每月給予母女二人大約人民幣3,000元作為撫養費。被告人在內地任職銷售員，每月收入大約人民幣5,000元。

16.被告人過往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

輕判請求

17.代表被告人的王大律師在求情時指出，本案最有力的求情理由是被告人在最早的情況下坦白承認控罪，此舉不但充分顯示他的悔意，也有助節省時間和資源。被告人被捕之後一直還押至今，已經有深切的反省，明白經濟困難絕不是犯案的藉口，亦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上沉重的法律代價。

18.辯方呈上被告人親自撰寫的求情信。被告人在信中表示，因為經濟理由想賺快錢，最後誤信他人而干犯本案。他決心改過自新，承諾不會再來港從事不法的活動，對自己的罪行深感慚愧和自責，盼法庭能夠考慮到他初犯，從輕發落。

19.王大律師亦請求法庭考慮到被告人承認控罪，能夠獲得全數三分之一的刑期扣減，並在考慮總量刑原則之後，可以將各項的刑期盡量同期執行。

判刑考慮

20.本案四項盜竊罪均屬於扒竊罪行。在HKSAR v Ngo Van Huy [2005] 2 HKLRD 1，上訴庭已就扒竊罪行訂立了量刑指引。以獨立行事的初犯扒竊者而言，量刑起點為12至15個月監禁，若有加重刑責的因素，例如使用工具以便犯案；犯罪地點行人眾多，令公眾人士更容易受害；被告人夥同他人犯案；或被告人有差劣的刑事紀錄等，則刑期還可以進一步調高。另外，跨境犯罪亦是一個加刑因素。

21.Ngo Van Huy 一案的被告人在旺角的繁忙街道上，從一名女途人身上扒竊一部價值3,680元的手提電話。馬道立首席法官（當時官階）在該案以15個月監禁作為量刑起點。被告人有17次與盜竊有關的刑事紀錄，因此加刑9個月，在旺角人多地區犯事，再加刑3個月，即27個月；認罪下減至18個月；然而，當時法庭因應《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再加刑三分之一，最後，該案的被告人就一項扒竊罪被判24個月監禁。

22.王大律師在書面陳詞時援引一宗HKSAR v Chiu Suet Yee, Angel (趙雪儀)CACC 105/2010，在該案，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麥明康在判詞第10至12段說明：法庭在12至15個月監禁之間選取量刑起點時，只應考慮案情，即扒竊行為本身的情況，例如被盜物品的價值、事主的年紀或是否較脆弱、犯罪時所運用的專門技能等，並撇除被視為加刑的因素，以避免雙重計算。

23.在王大律師援引的另一宗HKSAR v Liu Lin Feng (劉林峰) CACC206/2011，高等法院上訴庭法官夏正民（當時官階）在該案的判詞第34至36段曾經說明：針對在公眾地方扒竊手提電話，採納15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已考慮到現今手提電話除價值頗高之外，更為重要的是用戶會把重要個人資料儲存在手提電話內。倘若手提電話被盗，不但令事主蒙受金錢損失，私人資料亦有被外洩的風險，同時會對事主造成諸多困擾和不便。

24.回到本案，就控罪一而言，被告人的扒竊行為不單止對受害人造成經濟上的損失，而且受害人有可能因失去身份證明文件、銀行卡及八達通卡而為他帶來極大的不便，用上額外的私人時間去補領相關證件。就控罪二、四及五而言，被盜取的財物均是受害人的手提電話。如前所述，被告人的盜竊行為有侵犯個人私隱的風險，亦會導致受害人遺失一些親朋戚友的聯絡電話或重要的電話訊息，同樣地對受害人構成莫大的影響和不便。各受害人至今未能夠獲取分毫的賠償，無疑對他們造成實際的經濟損失。

25.本席已經小心考慮本案的案情、被告人的罪責、初犯、王大律師的輕判請求、相關的判刑指引，以及各控罪的扒竊行為本身的情況，包括被盜物品的性質和價值。

26.就控罪一和控罪二，本席認為適當的量刑起點為15個月的監禁。本席認為兩項控罪均存在以下兩項加刑因素:-

(1)  被告人在控罪一和控罪二分別與男子甲和男子乙共同犯案。閉路電視片段清楚顯示他們犯案的過程；及

(2)  根㯫被告人的出入境紀錄，他每次進入香港之後均犯下相關的盜竊罪，例如在2023年10月15日進入香港之後犯下控罪一；2023年12月6日入境之後犯下控罪二；2024年2月27日進入香港之後犯下控罪四和控罪五。他在數個月之內多次從內地來港犯案。

27.因此，本席就上述每項加刑因素加刑3個月，合共6個月，即控罪一和控罪二，每項控罪的量刑起點上調至21個月。被告人適時認罪，故獲得三分之一的刑期扣減，刑期下調7個月至14個月。

28.就控罪四和控罪五，本席同樣採納15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被告人是單獨行事，但有跨境犯罪的元素，本席將量刑起點上調3個月至18個月。被告人適時認罪，亦能獲得全數三分之一的刑期扣減，刑期下調6個月至12個月。

29.下一步，本席要考慮的是總量刑原則。

30.四項控罪涉及不同受害人，在不同的犯案地點和時間干犯相關控罪，本席認為理應將刑期分期執行。然而，考慮到數罪併罰不能夠過重的原則，本席認為一合共25個月的總刑期足以反映四項控罪的嚴重性，與及整體刑責。

31.為達致此項刑期，本席下令控罪二的14個月刑期中有5個月、控罪四和控罪五各自的12個月刑期中有3個月須和控罪一的14個月分期執行，即是14+5+3+3，其餘的刑期全數同期執行，總刑期為25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