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小鳳

DCCC 632/2023

[2026] HKDC 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3年第6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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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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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件背景及控罪

1.被告被控兩項違反《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455章）（下稱「OSCO」）第25(1)及(3)條的「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行。兩項控罪均屬俗稱「洗黑錢」的罪行。

2.被告就兩項控罪均否認控罪。案件經審訊後，本席裁定控罪一及控罪二均罪名成立，現就兩項控罪對被告判刑。

3.控罪一的罪行詳情為：被告於2020年7月2日至2021年4月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在香港，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其名下眾安銀行有限公司帳戶（號碼8880XXX）內的款項，合共港幣3,501,334.49元，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

4.控罪二的罪行詳情為：被告於2020年12月11日至2021年7月30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在香港，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威鳳貿易有限公司名下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帳戶（號碼415XXX）內的款項，合共1,724,237.24美元（辯方求情時按匯價折合約港幣13,450,000元），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

5.綜合兩項控罪，兩個戶口在不足一年的時間內，涉案處理「黑錢」總額約為港幣16,951,334.49元，屬金額相當巨大、時間持續數月之洗黑錢案件。

二. 判刑所依據的法律原則

6.正如本席在裁決理由書中已闡述，OSCO第25(1)條的立法目的，是要打擊處理犯罪得益的行為，以切斷可公訴罪行的財政命脈。終審法院及上訴法庭一再指出，「洗黑錢」本身是一項嚴重罪行，不但間接鼓勵上游犯罪，更企圖令犯罪得益表面合法化，判刑必須具阻嚇性及懲罰性。

7.一般而言，處理犯罪得益罪行的刑罰，主要是反映涉案「黑錢」的金額，而不是被告或上游犯罪實際所得利益的數額。這一點，上訴法庭在多宗案件中已清楚指出，例如（HKSAR v Hsu Yu Yi [2010] 5 HKLRD 536）《許有益案》及（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an Kwok Keung [2011] HKCA 308）《雲國強案》。

8.除此以外，判刑時亦須考慮其他相關因素，包括但不限於：控罪數目、犯案時間長短、犯案模式是否有系統及多層次、是否涉及虛假身分或跨境操作、被告在整體犯罪企業中的角色及參與程度、有否直接從「黑錢」獲取可觀利益，以及有否認罪、悔意及配合調查等。

三. 涉案金額及運作特點

9.就控罪一，眾安銀行個人戶口在不足9個月內，接獲大批異常入賬及多次提款，涉案金額共約港幣3,501,334.49元。本席在裁決時已指出，有關交易呈現「大量分拆、即收即轉」的典型洗黑錢模式，與一般市民的日常銀行運作截然不同。

10.就控罪二，威鳳貿易有限公司在2020年12月才註冊成立，被告為唯一董事及股東。公司從未報稅、沒有實際業務紀錄，卻在約7個多月內於渣打銀行公司戶口處理1,724,237.24美元，折合約港幣13,450,000元，當中包括數筆在短時間內由同一來源匯入的巨額款項，然後再分次轉走。

11.被告個人及其公司在相關課稅年度均沒有報稅紀錄，沒有穩定合法收入來源，卻長期操作兩個戶口處理龐大資金流，並在整個控罪期間從未向銀行查詢、從未報警或作出任何自我保護行為。本席在裁決中已表示：唯一合理推論是，被告明知或至少有合理理由相信，涉案資金乃來自可公訴罪行，仍選擇繼續處理。

12.本案的特點，是在相對短時間內（約一年內），利用一個個人戶口及一個公司戶口，處理接近港幣17,000,000元的疑似犯罪得益。雖然案件未有證據顯示高度複雜的多層及跨境洗錢結構，但兩個戶口在同一時間及框架內配合運作，金額非常可觀，性質絕不輕微。

四. 判刑指引及《雲國強案》的啟示

13.在《雲國強案》中，上訴法庭整理過若干指標性金額及相應的量刑起點，大致指出：涉案金額在港幣1,000,000至2,000,000元左右，量刑起點約為監禁3年；在港幣3,000,000至6,000,000元左右，量刑起點約為監禁4年；而在港幣10,000,000元以上，量刑起點一般可超過5年。

14.在《雲國強案》中，被告在約7年間透過其戶口處理約港幣14,000,000元的賭波黑錢。原審採用處理罪行21個月監禁的量刑起點，上訴法庭認為明顯偏低，指出在最有利於被告的情況下，適當的量刑起點亦「不應低於4年」，最後在考慮被告認罪及覆核程序等因素後，將實際判刑調高至監禁2年6個月。

15.上訴法庭在《雲國強案》中再次重申兩點重要原則： (一) 洗黑錢屬嚴重罪行，判刑須具阻嚇效果；(二) 量刑主要反映涉案金額及持續時間，如金額高達港幣10,000,000元，縱然上游罪行並非最嚴重類別，量刑起點亦不應低於4年。

16.與《雲國強案》對照，本案兩個控罪合計涉案金額約港幣16,951,334.49元，略高於《雲國強案》的約港幣14,000,000元。雖然本案涉案時間較短（約一年內），而上游罪行性質並無證據顯示屬最嚴重一類（例如販毒、人口販運等），但本案有兩個戶口配合運作、其中一個為公司戶口，金額龐大，且被告在審訊中被裁定是有意識地長時間維持有關洗黑錢活動。

17.辯方在求情時建議，本案總體量刑範圍可在監禁3至4年左右。就此，本席必須清楚指出：在涉案金額接近港幣17,000,000元、且被告經審訊被裁定罪成的情況下，監禁3至4年的量刑範圍，與上述《許有益案》及《雲國強案》所反映的指引明顯不符，屬偏低而不足以反映案件的嚴重性，本席不能接納。

五. 被告角色及個人背景

18.就角色而言，被告並非上游犯罪的主謀或「操盤手」，她的主要角色在於：(一) 以自己名義開立及維持眾安銀行個人戶口；(二) 註冊成立威鳳貿易有限公司並為唯一董事及股東，親身到銀行開立公司戶口，然後長時間容許該公司戶口用作處理巨額資金。

19.本席 在裁決中已指出，被告的行為並非單純一時疏忽或被短暫利用，而是在相當長時間內，有系統地維持兩個戶口的運作，對大量異常交易視若無睹，至少是主動容許洗黑錢活動在其名下戶口持續進行。被告的角色，雖未必達至策劃或架構層洗錢的最高層級，但亦遠非被動和偶然的代理人。

20.就案底而言，被告並非完全沒有刑事紀錄，其前科主要與監管賭博場所有關，而非OSCO第25條同類洗黑錢罪行。辯方邀請本席不要因其非同類前科而上調刑期。本席同意。

21.被告現年38歲，在被控後曾生育一名孩子，雖然孩子現由寄養家庭照顧，但她在羈押前有探望安排。她希望日後刑滿可以重新照顧孩子。

六. 沒收令及其量刑影響

22.在被裁定罪成後，控方已根據OSCO的規定，向本席申請相應的沒收命令。

23.辯方邀請本席將被告同意沒收令，視為其承擔責任、願意面對後果的一種表現，希望在總體刑期上略為反映。

24.在本案中，相關涉案戶口早於調查階段已被銀行及執法人員凍結。換言之，即使日後沒有沒收令，被告在實際上亦不可能重新取得該筆涉案資金。被告同意作出沒收令，並非自願交出原本可以自由處理的資產，而只是承認一項在實務上已無法更改的結果。

25.在這種情況下，本席認為，單純同意在已被凍結、無法實際取回的資金上作出沒收命令，並不足以構成具實質分量的求情因素，更不能視作一項足以帶來刑期折扣的「補償」或「悔意」證據。這亦與OSCO的立法目的相符：沒收犯罪得益是基本必要步驟，而不是值得另行獎勵的行為。

26.因此，被告同意作出沒收令，避免在該方面再浪費法院時間，本席在衡量刑期時，在整體酌情範圍內只能作出一個月減刑。

七. 量刑起點及整體量刑評估

27.本案兩項控罪的涉案金額合計約港幣16,951,334.49元，略高於《雲國強案》的港幣14,000,000元。雖然本案犯案時間較短，並未證明為高度複雜跨境多層洗錢，但涉及兩個戶口及公司結構，被告在整個運作中扮演核心的帳戶提供者及維持者角色。

28.然而，本席亦考慮到：(一) 被告並非整個犯罪企業的上游主謀；(二) 沒有證據顯示她從「黑錢」中獲得除了延期還債以外的個人利益；(三) 被告不知道上游罪行性質，而且現有證據未能證明為最惡劣一類。

29.在嚴重性方面，本案顯然不能被視為「較輕微」的洗黑錢案件。若以最有利於被告的方式處理，參考《雲國強案》中「涉案金額約港幣14,000,000元、量刑起點不應低於4年」的原則，本席認為，在本案涉案金額約港幣17,000,000元的情況下，即使考慮到上游罪行性質未有證據顯示為最嚴重一類，量刑起點仍須明顯高於4年，方能恰當反映金額及阻嚇需要。

30.若就兩項控罪分別訂立起點，以控罪一約港幣3,500,000元的涉額，量刑起點約為監禁4年；以控罪二約港幣13,450,000元的涉額，量刑起點可達或超過監禁5年。

31.被告的唯一減刑因素是同意沒收令，本席就控罪二酌情減刑一個月。

八. 個別控罪刑期及是否同期執行

32.本席認為，兩項控罪同屬一個洗黑錢企業下的連續處理行為，時間上有重疊、運作互相關聯，刑期可作部分分期執行。

九. 結論

33.本席判刑如下：

(一) 就控罪二，監禁4年11個月；

(二) 就控罪一，監禁4年，當中4個月與控罪二分期執 行。

34.被告的總體刑期為監禁5年3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