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羅小平及另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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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被告（下稱「D1 [1] 」）和第二被告（下稱「D2」）各自面對兩項控罪，所有控罪均指控D1或D2在香港，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項財產，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俗稱「洗黑錢」罪行），違反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及(3)條。她們否認控罪，經審訊後被判罪名成立。兩名被告被裁定有合理理由相信她們處理的財產（現金）是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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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622/2023 [2026] HKDC 797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3年第622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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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判刑理由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控罪 1.第一被告（下稱「D1[1]」）和第二被告（下稱「D2」）各自面對兩項控罪，所有控罪均指控D1或D2在香港，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項財產，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俗稱「洗黑錢」罪行），違反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及(3)條。她們否認控罪，經審訊後被判罪名成立。兩名被告被裁定有合理理由相信她們處理的財產（現金）是黑錢。 2.每項控罪詳情如下：- 控罪一 3.控罪一指稱D1於2018年7月16 日至2019年7月15 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洗黑錢，即現金總額人民幣240,330,492元、75,000歐羅、美金130,000元及港幣601.70元。 控罪二 4.控罪二指D2於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9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洗黑錢，即現金總額人民幣2,357,790.88元。 控罪三 5.控罪三指D1在2019年9月10日洗黑錢，即現金人民幣560,000。 控罪四 6.控罪四指D2在2019年9月10日洗黑錢，即現金人民幣440,000。 案情 7.D1和D2的犯案經過略述如下，詳情載於《裁決理由書》。 （控罪一） 8.簡而言之，D1在控罪一所指期間進入香港692次，共有151次向香港海關（下稱海關）申報她入境時攜帶現金，而每次款額有如證物PA所示（最少一次為 ¥12萬，最多一次為 ¥385萬），累計為控罪一所描述的數額，經匯算約為港幣282,569,909.53。 （控罪二） 9.控罪二的背景是，海關在2019年9月10日拘捕D2之後，D2在同年12月10日主動向海關提供她在內地持有工商銀行戶口（下稱戶口 A）、她丈夫晏長江在內地管有中國建設銀行戶口（下稱戶口B）和中國工商銀行戶口（下稱戶口C）的交易紀錄。D2同意在控罪二所指期間，有如證物PB所示進入香港111次。而她在警誡錄影會面亦同意在控罪二期間把相關人士存入戶口A、B和C的錢提取出來為現金後帶入香港。 （控罪三和四） 10.D1和D2在控罪三和四發生的日子分別攜帶現金進入香港。過關後，海關人員目睹D1把一個袋交給D2。其後海關人員發現(i) 該袋內有¥120,000；(ii) D2身上有共¥ 440,000（包括該¥ 120,000）；D1身上亦有¥ 440,000。 刑事定罪記錄 11.D1有3項刑事定罪紀錄，罪行性質與本案不同，其中一項是企圖輸出禁運物品，於2015年2月被判罰$6,000。 12.D2有兩項均涉及企圖輸出禁運物品罪，分别於2015年1月和2016年3月被判罰款和判監兩星期。 時序表 13.控罪發生在2018至2019年間，但兩名被告在2023年4月才被正式落案控告，控方應本席的要求呈上《海關跟進調查及法庭提訊時序》表（下稱時序表）。下文加以解釋。 求情 D1 14.代表D1的梁大律師指，D1現年62歲（案發時55歲），在內地出生及接受教育至初中一年級。D1於被拘捕前在深圳生活，以走水貨為生，月入¥7,000至 ¥8,000；D1被拘捕至被定罪前在香港任職清潔工，月入萬餘港元。 15.D1與已過世的丈夫育有一名36歲現任銀行職員的女兒，丈夫過世時女兒僅6歲。D1未受過良好教育，也沒有一技之長，她含辛茹苦地將女兒撫養成人，並送她到北京完成大學課程。 16.D1健康狀況欠佳，患有嚴重糖尿病（包括視力下降、頭暈等併發症），現時需定期複診以及每日接受胰島素注射。 17.D1呈上多封求情信，內容描述D1一直辛勤工作，賺錢養家，為人熱心，樂於助人。 18.有關涉案控罪，梁大律師謂，控罪一的犯案行為歷時1年，而控罪三則只是1天。D1攜帶現金過關，控罪一期間更多達151次，兩項控罪都有跨境元素。涉案黑錢數額龐大，兩項控罪的款額經匯算為282,569,909.53港元。梁大律師強調，D1從沒受過良好教育，缺乏法律知識，加上生活拮据，才不幸地淪為被犯罪集團利用的棋子。D1在這盤「洗黑錢」生意中只是一枚小卒，僅充當了搬運工的角色，沒有獲得極大的得益。 19.梁大律師指，通常執法者調查一宗洗黑錢案件，是因為有受害者報稱受騙，執法者因此追蹤到某些具有洗黑錢特徵的銀行帳戶。但本案卻是因為D1提交了151份「現金類物品申報表」，申報總額高達約2.8億港元才引起執法者關注。假如D1沒有老實地申報每次帶錢過關的金額，控方便不會有足夠證據證明控罪一。這說明D1並不是高明的罪犯，她是確實對自己行為的非法性質缺乏認知。另外，本案沒有證據顯示D1帶過關的金錢的任何部分確實衍生自可公訴罪行，或衍生自甚麼可公訴罪行，也沒有證據顯示D1知悉或參與該等可公訴罪行。 20.梁大律師又指D1並非投訴本案有不當延誤 (undue delay)，只不過客觀事實是案件存在一定程度的延誤。根據時序表，D1被拘捕後就將自己的辯解和盤托出，拘捕至檢控耗時3年7個月，至開審則耗時5年5個月。在這延誤期間案件懸而未決，D1不能返回深圳生活，還不得不負擔高昂的生活開支，令她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 D2 21.代表D2的陳大律師指D2於1963年在武漢出生，案發時56歲，判刑時約63歲。D2與丈夫、兒媳和孫兒同住。D2母親年屆86歲。D2於3歲至13歲期間，因文化大革命，經常停課停學，基礎教育大受影響，更於16歲時輟學。 22.D2於2008年移居深圳為全職家庭主婦；2012年5月憑單程證來港，曾在兩家酒樓任職傳菜員；約2015年初開始涉足從事水貨及免稅煙酒買賣，月入約10,000（港元加上人民幣）。D2保釋留港期間擔任清潔散工，僱主於求情信中讚賞D2勤奮盡忠，這可反映D2個人本質不壞。 23.陳大律師謂，本案並無任何證據顯示涉及「上游」罪行。控罪二及四分別涉及 ¥2,357,790.88元及 ¥440,000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 [2010] 5 HKLRD 536案，上訴法庭認為就涉案金額約港幣2,500,000元的款項，適當的量刑基準為3年6個月監禁。控罪四發生之時，亦只不過是D2一如過往般行事將人民幣帶進香港，而過去如此慣常行事就已構成干犯控罪二。控罪二針對D2共111次進入香港，但也不是分拆111項控罪。按此分析，從常人角度，控罪四可被視為控罪二的延續，其罪責與刑罰實有理由與控罪二重複衡量，故此應以「同屬一事」原則及整體綜合考量:（可參照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真 [2024] HKCA 401）。再者，考慮案件的整體「觀感」，辯方建議以3年監禁為基本量刑起點，並將兩項控罪判刑全數同期執行。 24.另外，陳大律師指本案有延誤。D1及D2當場人贓並獲，兼且緊接當日及翌日各有詳盡招認，而PW3（李揚鵬先生）亦已於2019年9月12日錄取口供講述與D1的關係並提交證物P216（鵬偉找換店2018年交易報告及紀錄）。加上，支撐控罪一的151份申報表是海關從檔案中垂手可得的資料，理應可以迅速檢控。 25.至於D2，她於2019年12月向海關交出戶口A、B和C的帳目，結果作繭自縛令自己被控更為嚴重的控罪二。然而，根據控方於審訊前及期間披露的資料，海關對於這些戶口資料並無進一步追蹤調查。 26.從兩名被告被捕至被控事隔3年半，控方或海關均無指稱調查涉及其他在逃份子或背後更大團夥。更甚的是，從被捕至判刑，D2並無任何導致延誤的不當行為。D2於2023年4月起由於法庭保釋條件所限不能離港返回原有深圳居住，因此需要每月花費約港幣4,600元在港租住地方，3年以來已經額外支出約港幣165,600元，實際上對於D2本人及家庭均是沉重金錢懲罰。 27.基於檢控延誤、D2主動披露自招刑責、以及不反對沒收申請（下文處理），D2盼法庭酌情減刑。 判刑考慮 28.本席已小心考慮了案情、求情陳辭、求情信和相關案例。 29.涉案罪行的最高刑罰為監禁14年，此證明立法者認定此等罪行非常嚴重。上訴法庭在律政司司長 訴 劉文英 [2012] 4 HKLRD 429案指：-
30.上訴法庭就涉案控罪在下述案件亦訂下一些判刑原則包括：-
31.辯方援引Boma Amaso 案和許有益案。上訴法庭指出判刑時法庭需考慮的因素包括：-
32.本席必然考慮上述判刑因素如何適用於本案，但不會考慮兩名被告的刑事定罪記錄，因為過往罪行的性質與涉案控罪不同。 D1 33.本席同意辯方所指D1不是主腦人物，對上游罪行不知情，亦沒有證據顯示D1在案中獲取任何巨大得益。D1承認負責攜帶人民幣入境香港，她雖然是一名「跑工」，但扮演了重要角色，因她積極和持續地進行了「帶黑錢入境」的行動，涉及跨境因素。於控罪一期間她有151次過境申報𢹂帶超過12萬港元入境（當中超過100次超過 ¥100萬，最多款額的一次有 ¥385萬，也有涉及外幣）。沒有D1的參與，黑錢便不會流入香港。毫無疑問，她的作為對於內地以及香港的金融系必然有負面影響。以款額和次數而言，很明顯背後有其他人參與。正如梁大律師指D1被「犯罪集團」利用，在「這盤洗黑錢生意」中擔任搬運工。 34.另外，控罪一的涉案時間長達一年。若非海關一直進行密切監察，最終採取拘捕行動，很有可能D1會繼續犯案。梁大律師認為海關從未在該151次申報採取執法行動，D1遂蒙昧無知地繼續帶錢及申報。本席不認同此說。審訊時有證據指出D1的女兒曾警告她，她的作為會有「黑錢捲入」的風險，D1亦承認她知道有人兌換港幣／人民幣時收到黑錢，而這些黑錢源自電話騙案。D1不斷帶錢入境是存僥倖以及貪得無厭的心，欲不斷透過這個行為賺取工錢。 35.控罪三涉及人民幣560,000，證據揭示她與D2同行，亦在過關後把 ¥12萬交給D2。當然本席謹記控罪三只針對她一人，而非與D2夥同犯案。 36.梁大律師認為控罪一和三的整體量刑起點應介乎5至6年之間。他援引HKSAR v Fang Jianlin [2025] HKDC 1246，案中涉及3.5億港元，法庭採納5年作為整體量刑起點；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魏錦源 [2025] HKDC 1425，該案被告在約14個月期間清洗6.43億港元的財產，法庭採納6年6個月為整體量刑起點。然而，該兩案對本庭沒有約束力。 37.經小心考慮所有情況包括控罪性質、案情、涉案款項、D1的罪責，本席分別採納62個月和16個月為控罪一和三的量刑基準。 38.D1是在審訊後被定罪，故此不能享有認罪可獲的三分之一刑期扣減。 39.由於控罪三的檢控基礎是D1在2019年9月10日當天帶黑錢入境，犯案日期與控罪一不同，亦與以往她作出申報的情況不一樣，本席認為兩項控罪的刑期不應同期執行。 40.經考慮整體量刑原則，本席下令控罪三的2個月監禁與控罪一 (62個月) 分期執行， 總刑期為64個月 (62+2)。 D2 41.控罪二涉及人民幣2,357,790.88，款項不少，約270萬港元。 42.作出裁決時本席表明不接納D2稱控罪二和四的錢屬於她或家人。雖然D2是一名「跑工」，不是主腦人物，對上游罪行不知情，但她有如D1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積極和持續地進行「帶黑錢入境」的行動，涉及跨境因素，同樣對於內地以及香港的金融系必然有負面影響。她於短短兩個月內頻繁入境，多達111次，總額亦多達約 ¥235萬。她於警誡下承認平均一個月約10次帶人民幣進入香港，每次 ¥20至 ¥30萬元，共 ¥300萬左右。她曾試過一日兩次、三次或連續多天帶錢入境。控罪四涉及 ¥440,000，約50萬港元，這也不是一個少數目。以控罪二和四的款額和次數而言，很明顯D2運送現金入境行動的背後有其他人參與。 43.經小心考慮所有情況包括控罪性質、案情、涉案款項、D2的罪責，本席分別採納40個月和16個月為控罪二和四的量刑基準。 44.D2是在審訊後被定罪，故此不能享有認罪可獲的三分之一刑期扣減。 45.本席不同意陳大律師指兩項控罪屬同一事件，所以刑期應全數同期執行。兩項控罪的犯案日期不同，案情亦不同。控罪二針對D2於兩個月內洗黑錢，而黑錢源自相關人士存款入戶口A、B和C，之後D2提取並帶現金入境；控罪四則針對D2於某一天被搜獲身上有 ¥440,000。 46.經考慮整體量刑原則，本席下令控罪四的2個月監禁與控罪二的40個月刑期分期執行，總刑期為42個月。 延誤 47.時序表揭示以下事項：-
48.兩名被告在2019年9月被捕後，海關進行調查，並在2020年1月20日提交檔案予律政司索取法律意見。法庭提出為何出現了長達15個月的「真空期」（即由2020年 1月21日至2021年4月） ，控方回應，海關於這段期間有作出進一步調查。從D2提交的户口A、B和C的帳户記錄已發現有很多「不妥當」的交易或資金流轉問題，於是海關作出查詢和跟進，但礙於涉及户口A、B和C以外的其他户口開設於內地，所以不論是查找資料或向內地的相關人員查證也遇上困難，亦得不到實質結果。是故，沒有在時序表列出這些具體行動。本席留意審訊時確實從D2辯方案情帶出D2或其家人有多個內地户口可能與案有關。 49.時序表顯示律政司用上3年多時間才於2023年3月9日給予法律意見。這確實是一段長時間。然而，海關由2021年4月至2022年8月與律政司進行多輪電話會議，海關亦跟進調查，索取多達4000頁的微信通訊記錄，這些微信通訊記錄亦呈上為證物。當然在給予法律意見之前，需時審閱。最後兩名被告由被捕（2019年9月10日）至被控（2023年4月19日）歷時超過3年半。 50.兩名被告於2023年4月28日首次出席提訊，而審訊排期至2025年2月開審。及後，因要遷就控辯方以及法庭的日誌，案件要在2026年5月才可告一段落，由被捕至判刑歷時約6年多。 51.兩名辯方大律師不是指有不當延誤。本席接納控方的說法，海關一直作出跟進調查，而顧及2019年中至2023年初各項社會因素以及因新冠疫情的影響，檢控過程是有延誤的。雖然不是有不當的延誤，但由被捕至判刑耗時6年多，兩名被告確實承受不少心理及經濟壓力，而她們於任何階段均沒有作出任何不當行為導致延誤。本席考慮了上述情況，行使酌情權大幅扣減各被告6個月刑期。 被告個人和家庭狀况 52.梁大律師提及D1患病，而她絕大部分親友身在內地，女兒現時在海南省工作，不能經常來港探望D1，因此D1在獄中不但會失去自由，還需忍受額外的孤獨，獄中生活相較其他在囚人士更為艱辛。 53.陳大律師亦提出D2盼能輕判，好讓D2能照顧年邁的母親；D2的丈夫指D2以及他自己有病，現在D2無法在他身邊，令他陷於孤身一人的艱難處境。 54.儘管如此，上訴法庭在倪鳳仙案第53段指出：-
55.是故，D1和D2提出的個人健康狀況以及家庭狀況均不能構成有效的減刑因素。她們在獄中仍可接受醫療（如有此需要）。 沒收令– (D2) 56.沒收令只針對D2。D2並不反對控方充公控罪四的金錢。陳大律師在書面求情陳詞援引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小鳳 [2026] HKDC 5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林俊聪 [2026] HKDC 261案。辯方沒有援引任可上訴法庭針對沒收令訂下量刑考慮因素的案件。該兩宗區域法院的判刑理由，對本席沒有約束力。加上，涉案控罪的立法目的，是要打擊處理犯罪得益的行為，以切斷可公訴罪行的財政命脈。控方必須根據相關程序申請和處理沒收一名犯案人的資金，所以本席不認為構成減刑因素。事實上，D2現在未能同意控方申請沒收3萬多元。 主動披露資料自招罪責– (D2) 57.D2被捕獲保釋後，主動向海關提供戶口A、B和C的帳户資料，目的是想證明自己沒有干犯控罪四。她的原意並非承擔罪責，在提供戶口資料後，在錄影會面時只是試圖解䆁自己沒有參與清洗黑錢活動，也沒有合理理由相信是黑錢。她對清洗黑錢罪行沒有作出招認。因此，不構成減因素。 總結 58.如前所述，D1就控罪一和三須服刑64個月，但因案中有延誤，刑期下調6個月至58個月。 59.同理，D2就控罪二和四須服刑42個月，因延誤，刑期下調6個月至3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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