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潘燕平及另一人

HCMA 386/2025

[2026] HKCFI 4080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判刑上訴

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25年第386號

(原西九龍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25年第4427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判 案 書

1.第一上訴人為本案的第二被告，第二上訴人為本案的第三被告。二人共同面對一項協助管理賭場罪[1]，並承認有關控罪。二人分別被判處2個月監禁。

2.第一上訴人及第二上訴人不服，均就判刑提出上訴。

案情

3.二人承認的案情顯示，警方於2025年9月10日根據賭博授權令突擊搜查控罪所指的案發單位（「該單位」）。該單位佈置成大型百家樂賭場，設有2張百家樂賭枱、兩側有12張椅子，牆上裝有8部智能電視。案發時，2張百家樂賭枱正在營運，每張賭枱後方牆上裝有電子記分板。其中1張賭枱供賭客玩線上百家樂，配備2個電視螢幕顯示線上荷官發牌畫面，另有1個電視螢幕播放賭場內外閉路電視畫面。

4.現場除管理賭場的掌櫃（即本案的第一被告）外，尚有兩名荷官（即第一上訴人及第二上訴人）分別站在2張正在營運的百家樂賭枱荷官位置，另有8名賭客坐在賭枱四周。調查顯示賭客先向掌櫃按不同兌換比例購買籌碼（包括10:1及1:1兩種），再把籌碼投入賭枱下注。荷官則負責向賭客發牌，並把投注金額輸入智能電視，螢幕顯示已投注金額。線上百家樂賭枱方面，荷官只處理賭注分配，賭客可押「莊家」、「閒家」或「和局」。發牌後，荷官按點數宣布勝負。荷官會收回輸家賭注，並從贏家的盈利中抽取5%的佣金。案情並指該賭場並非社交場合賭博，而是以商業或生意方式推廣或進行。

5.在警誡下，本案的第一被告承認以管理員身分管理賭場日常運作，日薪1,000元，並於2025年9月9日開始在該賭場工作。第一上訴人及第二上訴人均承認協助管理該賭場並擔任荷官，日薪1,000元，並於2025年9月10日開始工作。部分賭客亦承認案發時正在賭場內賭博。警方在現場檢獲45,010元營業資金、百家樂賭枱、賭客使用過的籌碼及其他賭博用具。

求情

6.辯方求情時指第一上訴人現年64歲、是一名家庭主婦、靠積蓄維生、並需照顧13歲孫女。第二上訴人現年59歲、無業、主要靠退休丈夫的積蓄維生、她需要照顧健康有問題的丈夫。二人均因為「想搵快錢」而犯案、角色只是協助管理賭場、屬第一天上班而未收工資即被捕。第一上訴人為初犯，而第二上訴人有兩項與本案不類同的刑事定罪紀錄。辯方希望法庭考慮判處二人非監禁式的刑罰或緩刑。

判刑理由

7.裁判官指出控罪循簡易程序定罪後最高可處罰款5,000,000元及監禁2年，顯示控罪嚴重。裁判官指協助管理賭場沒有判刑指引，須視乎賭場規模、經營性質及涉案賭款等。裁判官認為本案案情並非輕微，涉案賭場具有一定規模，面積不小，有2張百家樂枱及8名賭客正在賭博，並檢獲大量賭博工具（包括200多副啤牌、面值32,000多元籌碼及45,000多元營運資金），並設有智能電視連接線上荷官派牌畫面及閉路電視監察[2]。

8.裁判官考慮兩名上訴人在警誡下均承認擔任荷官，並以司法認知指出荷官除負責發牌、派彩及收回籌碼等操作外，亦須熟悉賭博規則。裁判官指她們的角色屬賭場莊家代表，而日薪高達1,000元，反映她們的重要性，並指出沒有荷官賭枱不能運作，兩人參與程度極高。裁判官參考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賴沛生 CACC 122/2003、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嚴愛林 HCMA 59/2013、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訴何兆明 HCMA 323/2017，指出判刑須具阻嚇性及反映僱員重要角色的判刑原則，並認為緩刑及社會服務令不足以反映嚴重性，而短期即時監禁則為合適的判刑[3]。

9.裁判官考慮到兩人只是協助管理、有別於第一被告、認罪節省時間及有悔意，故以較低量刑起點處理。裁判官以3個月監禁作為量刑基準，基於二人認罪，把刑期下調至2個月監禁。裁判官並指除了認罪外，本案並無額外減刑空間[4]。

上訴理由

10.兩名上訴人的上訴通知書均只有概括理由，即判處過重。第一上訴人於上訴聆訊時重申原審時的求情理由，並表示要照顧孫女，希望被判處非監禁式刑罰。第二上訴人亦重申她的求情理由，並表示要照顧患病的丈夫，希望被判處非監禁式刑罰。

本席的考慮

11.終審法院在HKSAR v Hui Lai Ki (許麗琪) (2024) 27 HKCFAR 265 指出，裁判法院上訴是以重審方式進行，而重審所依據的是原審法庭席前的證據，輔以審理上訴的中級法院可根據其法定權力接納的進一步證據。以此方式進行重審時，如果法官根據法庭席前的證據得出與裁判官不同的觀點，這便足以讓審理上訴的法院以裁判官犯錯為基礎推翻其裁斷。因此在判刑上訴中，審理上訴的法院須考慮所有案情、求情理由及相關案例等。

12.上訴庭並沒有就營辦賭場罪或協助管理賭場罪訂下量刑指引。上訴級法院在多宗案例已指出營辦賭場罪性質嚴重，對社會有莫大的破壞力[5]。同樣道理，協助管理賭場罪也必然是性質嚴重。

13.如答辯人所指，裁判官已就賭場規模及兩名上訴人的角色作出小心分析。本席認同法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Satbir Singh及梁衛強 HCMA 196/2020 所提及關於管理賭場罪判刑所考慮的因素（包括規模、運作方式及是否精密作業、運作時間、招攬顧客、顧客種類、地點環境、偵破難度、被告角色、背景及紀錄等），也適用於考慮協助管理賭場罪的判刑。

14.本席認同裁判官指本案賭場具有一定規模：案情顯示賭場內有2張百家樂枱、8名賭客、智能電視、閉路電視監察、32,000多元的籌碼及45,000多元的營運資金、200多副啤牌等。此外，兩名上訴人於賭場內作為荷官，需熟悉規則並負責發牌派彩等核心運作，參與程度高。因此，即時監禁是唯一的判刑選擇，以反映本案案情的嚴重性及兩名上訴人的罪責。本席認為裁判官採納3個月監禁作為量刑起點並非明顯過重，或原則上犯錯。基於兩名上訴人認罪，二人的刑期均下調至2個月監禁。至於兩名上訴人表示需要照顧家人，這在一般情況下並非有效的減刑理由。如裁判官所指，除了兩名上訴人認罪外，本案沒有進一步的求情理由可以把刑期進一步下調。

15.基於以上所述，在重審後，本席認為裁判官的判刑並非明顯過重或原則上犯錯。因此，兩名上訴人針對判刑的上訴予以駁回，維持原判。由於兩名上訴人獲保釋等候上訴，兩名上訴人現需即時服刑。

答辯人：由律政司高級檢控官馬文翰代表

第一及第二上訴人：無律師代表

[1] 違反香港法例第148章《賭博條例》第5(c)條

[2] 判刑理由書，第9至10段

[3] 判刑理由書，第11至14段

[4] 判刑理由書，第15段

[5] Attorney General v Li Wai-Ming [1984] HKLR 324及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嚴愛林 [2013] 4 HKLRD 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