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e Document

100%Judiciary

CACC 231/2003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判罪上訴許可申請

刑事上訴案件 2002年第 231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 2003年第 129 號）

答辯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

	及

申請人	姚培基

主審法官: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楊振權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阮雲道

聆訊日期： 2003年12月24日

判案書日期：2003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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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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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法庭法官楊振權頒發上訴法庭判案書：

1.申請人姚培基承認一項盜竊罪，被區域法院法官杜麗冰判監2年。

2.申請人不服判刑，現提出申請，要求法庭批准他就判刑上訴。

3.申請人是一名流動電話修理員，原受聘於立民國際公司。2002年3月26日立民國際公司的東主和申請人達成一項利益分配協議，由立民國際公司開設工場，而申請人則在工場進行流動電話修理工作。

4.2002年4月5日，立民國際公司的東主購入2,000多部不同型號的“諾基亞”流動電話。該批電話都有小毛病，需要修理，因此被送往工場，交由申請人修理。

5.申請人將部份流動電話修好後交還給立民國際公司，但他非法盜取了其中740部。

6.2002年4月11日，立民國際公司的東主前往工場視察時，發現工場「人去樓空」，申請人不知所踪，亦無法聯絡。調查顯示申請人盜取了該批流動電話後，在2002年4月11日黃昏離開香港前往國內。

7.該批價值41萬多元流動電話至今下落不明。

8.原審法官在判刑時只簡單指出，申請人是監守自盜，令受害人損失40多萬元。

9.原審法官以3年監禁為量刑基準。她以申請人認罪而將刑期扣減三份一至2年。

10.代表申請人的陳嘉信大律師指本案所導致受害人蒙受的經濟損失只有40多萬元，而根據R v Trevor Clark [1998] 2 Cr. App R 137一案，盜竊案件涉及財物價值不高於10萬英磅，量刑基準應為2至3年監禁。

11.陳大律師指出本案涉及的“違反信託”程度不算高，加上罪行非長期性，亦不對受害人做成特別嚴重的傷害，所以3年量刑基準實屬過高。

12.雖然Trevor Clark一案顯示，在英國，涉及財物價值不高於10萬英磅的盜竊案件，量刑基準只是2至3年監禁，但本庭屢次指出，判刑需反映個別地區不同的經濟及社會狀況。其他地區的判刑輕重，雖然可作供借鏡，但不能過份依賴。

13.在R v Cheung Hing-bin [1984] HKLR 87,邵祺上訴法庭法官在判案書第93頁有以下評論：

“在過去一段時間，特別是在上訴法庭刑庭組成後，法庭建立了一批和程序及習慣有關的法則。該批法則一方面符合普通法的規定，亦同時反映我們身處的社會情況。判刑輕重是一個極好例子。英國案件很多時不一定切題，而從英國案例的判刑及法規所吸取之原則所寫成的教科書（如Principles on Sentencing by D.A. Thomas）很多時幫助都不大。"

14.上述評論亦在The Queen v Yeung Lai-Chau [1991] 1HKLR 48 獲得確認。話雖如此，法庭亦認同在考慮刑期長短時，一些互通的因素是有影響力的。

15.上訴法庭法官麥德高在Yeung Lai-Chau案的判案書，第50頁覆述Lord Lane大法官在眾所周知的R v Barrick (1985) 81 Cr. App. R. 案的判案書第83頁所列的因素：

“ (i) 申請人所獲之信任的性質和程度，包括其職級；

(ii) 干犯欺詐及盜竊罪行時段的長短；

(iii) 被盜取的財物的用途；

(iv) 罪行對受害人的影響；

(v) 罪行對大眾及公眾信心的影響；

(vi) 罪行對其他僱員或合伙人的影響；

(vii) 罪行對被告人本身的影響；

(viii) 被告人的背景；

(ix) 其他對被告人有利的求情因素，包括傷病，因責任過重而受極度壓力或同類因素的影響。有時由罪行被其有關專業機構或警方揭發後至案件開始審訊中間的耽擱會超過2年，及最後，被告人向警方提供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