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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LA 12/2007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高院勞資審裁處上訴案件2007年第12號
（原本案件編號：勞資審裁處申索2006年第1841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申索人
（第一答辯人） |
羅進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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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申索人
（第二答辯人） |
徐健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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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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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被告人 |
彩龍專線小巴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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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被告人
(上訴人) |
王綺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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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及
HCLA 13/2007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高院勞資審裁處上訴案件2007年第13號
（原本案件編號：勞資審裁處申索2006年第1905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申索人（答辯人） |
梁植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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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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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上訴人） |
傅坤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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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併聆訊）
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馮驊
聆訊日期：2007年12月18日
判案書日期：2008年1月8日
判案書
1.本案合拼處理兩宗勞資審裁處案件（LBTC 1841/2006 及LBTC 1905/2006）的上訴。於LBTC 1841/2006一案，審裁官裁定王綺蓮女士為羅進財先生及徐健輝先生的僱主，需要支付法定假期薪金、年假薪金及遣散費。於LBTC 1905/2006一案，審裁官裁定傅坤倫先生為梁植球先生的僱主，亦需要支付有關款項。王女士及傅先生獲頒上訴許可，提出上訴。
2.羅進財先生獲法律援助處處長委派沈士文大律師代表。其他無律師代表的答辯人亦採納沈大律師的陳詞。
背景
3.本案涉及荃灣4條公共小巴專線，爭議為車主與司機之間的關係屬於租賃抑或僱傭。
4.專線小巴經營權由運輸署批出，持牌人及其他 “入線”車主提供小巴行駛。專線的管理與司機的工作安排交由持牌人方面的彩龍公司負責管。
5.1996年5月23日前，車主與司機之間為僱傭關係。然後，車主將司機遣散，提供有關補償。司機改簽《公共小型巴士出租合約》，繼續駕駛小巴，行駛專線。
6.羅先生的車主王女士亦是持牌人。羅先生在1996年收取遣散補償之後，繼續駕駛小巴，到2000年才簽訂租車合約。徐先生及梁先生於收取遣散費後簽訂租車合約。他們的車主並不是持牌人。
7.2006年3月，運輸署規定司機必須爲僱員。因此，王女士及傅先生分別向各答辯人發出終止合約通知書。各答辯人遂追討僱員權益。
8.雙方簽訂的《公共小型巴士出租合約》有關條文如下：
| （1） |
協議雙方的甲方爲“出租人”，乙方為“承租人” （第一、1及2條）； |
| （2） |
乙方租賃特定登記編號的小巴（第二、1條）； |
| （3） |
每星期租用6天（即休息一天，該日期由甲方編定）（第三、1.1條）； |
| （4） |
乙方要承擔所有因違反交通法例而導致之責任，並補償甲方因上述違例而蒙受之損失（第三、2(1)條）； |
| （5） |
乙方不可在未得甲方同意下，容許他人使用該車輛（第三、2(3)條）； |
| （6） |
乙方得服從甲方或管理上述專線之人士所發出之合理指示，包括調派行走上述專線内的其他路線，並在整體上與其他行走上述路線之車輛加以配合及協調（第三、2(4)條）； |
| （7） |
乙方每天向甲方交付租用費，計算方式為每天經營總收入（毛收入）之60%，如有更改，另行通知（第三、3.1條）； |
| （8） |
雙方均明白及同意合約不構成甲乙雙方為合夥、或乙方為甲方之代理人關係。雙方之間亦不存在勞資關係，故乙方不能像有有薪假期及勞工年假（第三、6條）。 |
9.雙方亦簽訂《繳交車租協議》如下：
| （1） |
每天由出租車主負責收點存營業款項； |
| （2） |
每十天累積計算一次，由出租車主扣除總營業額60%作爲車租，餘款即總營業40%給與租車者。 |
審裁官的事實裁斷
10.審裁官作出以下的事實裁斷：
| （1） |
合約雙方對於他們在1996年5月23日之後關係的理解，是車主與承租人之間得租車關係，而非僱主與僱員之間的關係。但雙方之間關係的理解，只是裁決雙方在法律上的實際關係時的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
| （2） |
所有小巴由有關車主提供，所有開支及營運費用，都由車主負責，申索人無須作出任何資本性的投資。 |
| （3） |
申索人不需要承擔任何商業或財務風險，因違例駕駛而被罰款或需要賠償，只是對自己錯誤承擔責任，並非商業或營運的財務風險。 |
| （4） |
無論替工由誰安排，由車主直接拆賬，申索人無須支付報酬予替工。 |
| （5） |
合約規定申索人不可在未得車主同意下容許他人使用車輛，而可以被車主接納為替工的司機，事前亦要與有關車主簽訂租車合約。替工在工作當天的合約，是替工與車主的合約安排，而非替工與申索人之間的合約安排。 |
| （6） |
申索人需要按照輪值表的規定行走不同的路線，不可以選擇某條專線、或收入較高的專線；亦需要執行彩龍公司管理人的指示，臨時抽調到不同的路線。 |
| （7） |
申索人沒有參與專線的管理，申索人是專線整體運作的一個組成部分。 |
| （8） |
申索人在那一天休假，由彩龍公司編訂。如果申索人需要額外休假，要通知有關車主或彩龍公司的管理人。 |
| （9） |
申索人在路上遇到特殊情況，需要改道，必須得到彩龍公司管理人的批准。 |
| （10） |
如果車輛出現故障，不能駕駛，司機會得到最少70元的“拆賬”。 |
| （11） |
在8號烈風訊號發出時，申索人需要工作多兩小時才可下班，但車主會額外支付50元的津貼。 |
| （12） |
駕駛專線的司機在1996年前是僱員，1996年之後，他們的工作沒有改變，日常工作的安排亦沒有改變。 |
| （13） |
申索人並非在營運他們自己的生意。他們不可以按個人喜好決定工作時間或每天行駛的路線。他們無須聘請幫工。他們只是付出一己的勞力，換取拆賬的報酬。若他們駕駛的車輛出現故障，他們的最低收入亦有相當程度的保障。 |
11.審裁官裁定，1996年以後，身索人依然是僱員身份。
根據法律論點作上訴的許可
12.根據《勞資審裁處條例》（第25章）第32條規定，如任何一方不滿審裁處的裁斷，可就在法律論點上有錯、或超越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範圍的理由申請上訴許可。
13.上訴人就以下列的理由，獲得上訴許可：
| （1） |
審裁官錯誤地裁定申索人是僱員而並非自僱司機； |
| （2） |
審裁官沒有或沒有適當考慮《公共小型巴士出租合約》並非僱傭合約，而雙方明知書面協議是自僱性質； |
| （3） |
審裁官沒有或沒有適當考慮書面合約的條文指明雙方並無僱主僱員關係； |
| （4） |
審裁官沒有考慮到雙方的合約關係模糊，因而沒有裁定雙方在書面協議所宣稱的理解或意圖是決定雙方關係得關鍵因素； |
| （5） |
審裁官錯誤地沒有裁定，在客觀評估雙方的關係之下，申索人是自僱司機； |
| （6） |
審裁官錯誤地沒有考慮，基於雙方過往9年共同假定申索人是自僱司機，因此在協定下不容反悔的原則下，准許申索人以僱員身份向王女士及傅先生提出訴訟是不公義的； |
| （7） |
審裁官沒有或沒有適當考慮自從申索人簽訂書面協議後，其工作情況有重要的改變； |
| （8） |
審裁官沒有或沒有適當考慮到公共小巴行業的固有性質、特許專線的經營受到《公共巴士服務條例》及《公共巴士服務規例》的監管、專線由持牌人管理； |
| （9） |
審裁官沒有或沒有適當考慮到各個政府部門或機構（勞工處、稅務局、運輸署及強積金管理局）均認定和接受申索人是自僱司機； |
| （10） |
審裁官沒有或沒有適當考慮申索人向保險公司報稱是自僱司機； |
| （11） |
審裁官錯誤地考慮了不相關或不重要的因素（控制、財務風險、工具的提供、生意的管理、聘用替工的模式）； |
| （12） |
審裁官錯誤地判定超過6年訴訟時限的需要支付法定假期薪金、年假薪金。 |
上訴人的理據
14.代表上訴人的陳志海資深大律師指出：
| （1） |
審裁官裁定雙方的關係在1996年轉制後，車主與司機的工作安排並沒有改變，是違反證據的； |
| （2） |
雙方簽約時知道各自的身份，理解合約是租車而非僱傭關係，有關協議是真實的，並非講一套、做一套； |
| （3） |
宏觀雙方關係，是名符其實的租車合約； |
| （4） |
即使雙方關係模糊，亦應以合約條文的租車關係為準； |
| （5） |
答辯人受不能反悔的協約（estoppel by convention）約束，不能否定租車的關係。 |
陳大律師對於訴訟時限的上訴理由不作陳詞。
討論
15.於Poon Chau Nam v. Yim Siu Cheung [2007] 1 HKLRD 951一案，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李義（Ribeiro PJ）重申，究竟工作以僱員抑或自僱人士身份履行是一個事實的問題，上訴的法庭只會在原審法庭誤解了法律，或作出了不是一個適當地了解相關事實的合理裁決時才會干預（見第22段）[1]。
16.陳大律師指出，1996年轉制之後，車主與司機之間的安排並非沒有改變：
| （1） |
司機收取了遣散費補償； |
| （2） |
僱主停止購買勞工保險； |
| （3） |
定額罰款改由司機負責支付； |
| （4） |
發生交通意外時，司機需要對車主及對方負責賠償； |
| （5） |
司機失去了18天年假或1,260代金； |
| （6） |
司機並無呈報薪俸稅； |
| （7） |
司機以自僱人士購買強積金。 |
17.因此，審裁官忽略了考慮有關證據，在法律論點上有錯。上訴的法庭可以重新審視證據，作出事實裁斷。
18.沈大律師則指出，無論在轉制前後，若果司機犯了錯誤，他對意外的罰款與賠償均需要負責的。
19.雖然如此，本席同意陳大律師所指，審裁官裁定轉制前後安排沒有改變是錯誤的。
20.參考書Chitty on Contracts (2004年第29版) 第2冊第952頁第39-025段指出，真正將員工的僱傭關係改變為自僱人士的意圖是有效的，例如自僱的傭金經紀。此外，當情況存有疑問或含糊、兩者皆可時，雙方可以協議條文規定相互的法律地位。然而，雙方所表達的意圖只是一個相關的因素，而不是決定性的因素[2]。
21.於Poon Chau Nam案，李義法官指出，在決定某人是否僱員時，現行的做法是依照傳統案例得出的指標去看雙方關係的所有特徵，以整體印象來決定雙方的關係是否僱傭關係（見第18段）[3]。
22.李義法官引述參考書Chitty on Contracts (1999年第28版)第2冊第793頁第39-009段，列出八個有關指標（見第20段）：
| （1） |
僱主的控制程度； |
| （2） |
員工的利益是否包含利潤的期待或損失的風險； |
| （3） |
員工是否恰當地被視爲僱主的機構的一部分； |
| （4） |
員工是否為自己開展業務抑或替僱主開展業務； |
| （5） |
工具的提供； |
| （6） |
繳稅及全民保險的責任； |
| （7） |
雙方對關係的看法； |
| （8） |
有關專業或行業的傳統體系及安排。 |
檢視僱傭關係指標時的準則是客觀的（見第57段）。
23.李義法官引述鄧寧勛爵（Lord Denning MR）於Massey v. Crown Life Insurance Co. [1978] 1 WLR 676一案所指，若雙方關係非常含糊，協議中對身份的表達則可能重要。但若僱主僱員關係客觀地存在，則僱主的法定責任不容雙方表達的條文來改寫（見第57段）[4]。
24.於Massey案, 鄧寧勛爵指出，若雙方的真正關係是僱主及僱員，他們不能以另外一個標簽將實事改變（見679頁F-G段）[5]。但話説回頭，若雙方的關係模稜兩可，他們可用協議去卻含糊。協議本身就是判斷雙方真正法律關係的上佳材料（見679頁H段）[6]。上訴法庭法官羅頓（Lawton LJ）亦說，若在考慮到一切情況下，包括協議的條文，改變身份的意圖是明顯的話，則沒有理由不容許雙方作出改變（見682頁G段）[7]。
25.於蔡根和 及 陳素霞 HCLA 51/2002一案，林文瀚暫委法官（當時官職）引述英國案例Market Investigations Ltd. v. Minister of Social Security [1969] 2 QB 173 per Cooke J，指出法庭不能訂立一些絕對的規例，規範在個別案件考慮相關的因素時應給予任何的比重（見第9段）。
26.雙方的大律師同意，本案沒有任何決定性指標以斷定雙方的關係。即使司機們以自僱人士身份作強積金供款，根據Poon Chau Nam一案，這並不一定排除僱傭關係。
27.陳大律師提出以下論點，支持租車關係：
| （1） |
答辯人之前已收取遣散費，結束僱傭關係； |
| （2） |
答辯人停止填報薪俸稅表； |
| （3） |
路缐、頭尾班車時間、班次、車費由運輸署規定，持牌人、車主及司機沒有自主； |
| （4） |
專缐由持牌人營運，個別車主無權參與管理； |
| （5） |
若司機擁有小巴，則無須租車，車主並非提供生財工具； |
| （6） |
休假前預先作出安排，只為維持運輸署規定班次； |
| （7） |
車主無權終止合約，不如僱主有權即時解僱； |
| （8） |
至2006年3月糾紛前，答辯人從無聲稱是僱員，或追討任何有薪假期等僱員福利。 |
28.陳大律師引述蔡根和案，該案涉及的士司機。林文瀚法官指出該案的癥結為有關改制時，到底雙方是否達成共識，結束之前的僱傭關係，並以生意夥伴的形式取而代之；而申索人自改制後再沒有有薪假期，亦一直沒有追討，明顯與僱傭關係持續的聲稱不乎。陳大律師指上述考慮適用於本案。
29.沈大律師的回應如下：
| （1） |
遣散費關乎過往工齡，是已累計的權益，以後不會重覆計算； |
| （2） |
答辯人沒有作商業登記或填報利得稅表； |
| （3） |
運輸署只規管營運環境，細節如路綫調配、放假申請、突發事故等，由持牌人管理； |
| （4） |
車主通過租車合約規範司機遵從持牌人的合理指示； |
| （5） |
小巴的所有開支及營運費用由車主負責； |
| （6） |
替工須與車主預先簽訂租車合約，不是司機任意安排； |
| （7） |
車主事實上發出終止合約通知書； |
| （8） |
雙方的主觀認知不影響客觀衡量下的實質僱傭關係。 |
30.縱觀合約的條文及實際營運，包括投資、風險、營運開支、收益、組織、管理，整體印象顯示僱傭關係而非租賃，並非模糊不清。協議的表達或雙方的理解並不改變實質的關係。
31.陳大律師再指出，答辯人之前收取協議才簽訂租車協議，並已付諸實行十年，合約並非假裝，得到運輸署、勞工署及稅務局的認同，規範了雙方的關係。上訴人因答辯人的認同而沒有履行《僱傭條例》（第57章）有關僱員權益，或《僱員補償條例》（第282章）有關勞工保險及意外呈報的責任，或就強積金供款，或以定期合約規範雙方關係。因此，答辯人不容反悔，改口聲稱僱傭關係，使上訴人變成違反法例。
32.就不能反悔的行爲（estoppel in pais or by conduct）中的不能反悔的協約（estoppel by convention）一點，於Unruh v. Seeberger [2007] 2 HKLRD 414一案，李義常任法官引述澳洲聯邦最高法院案例Grundt v. The Great Boulder Proprietary Gold Mines Ltd. (1937) 59 CLR 641一案狄臣法官（Dixon J）的判詞，指出不能反悔的行爲之原則是指法律不會容許一方不公平地離棄他致使對方採納作爲雙方法律關係的事實基礎。原則的先決條件是，一方必須基於該事實基礎而有所作爲或不作爲，卻因對方提出與該基礎不符的權利而蒙受損失（見第674頁）[8]。
33.於Ferguson v. John Dawson & Partners (Contractors) Ltd. [1976] 1 WLR 1213一案, 英國上訴法庭法官麥戈（Megaw LJ）指出，當合約的真諦為僱用合約，雙方不能僅因協議將員工當為自僱人士而推卸僱主對員工安全應負的法定責任（見第1223頁）[9]。
34.於Poon Chau Nam案，李義法官引述英國案例 Young & Woods Ltd v West [1980] IRLR 201，即使申索人自由地選擇了自僱的條件，當他被解僱時，他仍可以撤回選擇而提出不公平解僱的訴訟，因爲客觀地他所締結的是僱傭關係。法庭的責任是察看標簽是否正確表示真正的關係。不然，就是對法定的責任設定某種不能反悔的約束。公共政策不容許僱主將實質是僱員的求職者作別的歸類（見第58段）[10]。
35.李義法官亦引述上訴法庭法官郭樂富於Chan Kwok Kin v Mok Kwan Hing & anor [1990] 2 HKC 65, 70一案的判詞，指出雙方的法律關係由法庭從事實的衡量來決定，並非取決於上訴人（僱主）的分類（見第59段）[11]。
36.歸根到底，法庭需要客觀地裁斷雙方在法律上的關係爲何。若果雙方存在實質僱傭關係，則客觀關係不為主觀的標簽或意願所改變。
37.訴人試圖以租車合約改變雙方關係，但在客觀衡量下雙方實質是僱傭關係，則上訴人是始作俑者，不能視未能成功轉移其法律責任為任何不公之處。因此，不能反悔的協約於本案並不適用。
結論
38.基於上述理由，各上訴駁回。
39.本席就雙方大律師對法庭的協助謹此致謝。
HCLA 12/2007
第二被告人/上訴人 : 由黃嘉錫律師事務所轉聘陳志海資深大律師及吳建五大律師代表
第一申索人/第一答辯人 : 由廖陳林律師事務所轉聘沈士文大律師代表
第二申索人/第二答辯人 : 無律師代表, 親自應訊
HCLA 13/2007
被告人/上訴人 : 由黃嘉錫律師事務所轉聘陳志海資深大律師及吳建五大律師代表
申索人/答辯人 : 無律師代表, 親自應訊
| [1] |
原文 : |
“ |
It is ‘firmly established that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the work was performed in the capacity of an employee or as an independent contractor is to be regarded by an appellate court as a question of fact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trial court’ (see Lee Ting Sang v. Chung Chi Keung & anor [1990] 1 HKLR 764, 768I). Accordingly, so far as the trial judge’s classification of the contract is concerned, an appellate court can only intervene on Edwards v. Bairstow & anor [1956] AC 14 grounds. In other words, a finding that an employer-employee relationship does or does not exist can only be interfered with on appeal if it can be shown that the tribunal misdirected itself in law or came to a decision which no tribunal, properly directing itself on the relevant facts, could reasonably have reached.” |
| [2] |
原文 : |
“ |
A genuine intention to transform an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into a situation where the worker is self-employed will be effective, as where the worker becomes a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ent. Moreover, where a situation is in doubt or ambiguous, so that it can be brought under one relationship or the other, it is open to the parties by agreement to stipulate what the legal situation between them shall be. However, while the expression of the parties’ intention may be a relevant factor, it is not a conclusive factor in deciding what is the true nature of the contract; and where there is no written contract, the court is entitled to find contractual terms by implication…” |
| [3] |
原文 : |
“ |
The modern approach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one person is another’s employee is therefore to examine all the features of their relationship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dicia developed in the abovementioned case-law with a view to deciding whether, as a matter of overall impression, the relationship is one of employment, bearing in mind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 question is asked…” |
| [4] |
原文 : |
“ |
It may be, as Lord Denning suggested in the Massey case, that where the relationship is highly ambiguous and it is not at all clear that the injured person is an employee, the parties’ express agreement as to the status of that person may be important. However, if there is objectively an employer-employee relationship, the compulsory statutory duty which the employer bears cannot be overridden by the express stipulation of the parties…” |
| [5] |
原文 : |
“ |
The law, as I see it, is this: if the true relationship of the parties is that of master and servant under a contract of service, the parties cannot alter the truth of that relationship by putting a label upon it…” |
| [6] |
原文 : |
“ |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parties’ relationship is ambiguous and is capable of being one or the other, then the parties can remove that ambiguity, by the very agreement itself which they make with one another. The agreement itself then becomes the best material from which to gather the tru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
| [7] |
原文 : |
“ |
… But if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including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 it is manifest that there was an intention to change status, then, in my judgment,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 parties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make the change…” |
| [8] |
原文 : |
“ |
The principle upon which estoppel in pais is founded is that the law should not permit an unjust departure by a party from an assumption of fact which he has caused another party to adopt or accept for the purpose of their legal relations… One condition appears always to be indispensable. That the other must have so acted or abstained from acting upon the footing of the state of affairs assumed that he would suffer a detriment if the opposite party were afterwards allowed to set up rights against him inconsistent with the assumption…” |
| [9] |
原文 : |
“ |
The parties cannot transfer a statute-imposed duty of care for safety of workman from an employer to the workman himself merely because the parties agree, in effect, that the workman himself shall be deemed to be self-employed, where the true essence of the contract is. Otherwise, of a contract of service.” |
| [10] |
原文 : |
“ |
This was also the approach in Young & Woods Ltd v West [1980] IRLR 201where the claimant had freely opted for self-employed terms but when dismissed, was allowed to resile from that choice and to sue for unfair dismissal because he had objectively entered into an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Stephenson LJ stressed that it was “the court’s duty to see whether the label correctly represents the tru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for to do otherwise would be “to presuppose some kind of estoppel against invoking the statute equivalent to, or closely analogous to, a power to contract out of the Act; and to give effect to it would, in my judgment, be plainly wrong.” And as Sir David Cairns stres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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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s a matter of public policy that an employer should not be able to avoid his statutory responsibilities as an employer – responsibilities for safety, redundancy payments, compensation for unfair dismissal and other matters – by offering to those who are, or are about to become, in substance employees a form of contract purporting to put them in another category and offering tempting fiscal advantages.” |
| [11] |
原文 : |
“ |
The Hong Kong Court of Appeal has expressed similar sentiments in Chan Kwok Kin v Mok Kwan Hing, [1990] 2 HKC 65 at 70 where Clough JA sta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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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t was for the court and not the applicant to evaluate the facts and determine the legal relationship of the applicant to the first respondent. The applicant no doubt knew who he was working for, namely the first respondent, but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we think his classification of their legal relationship and of his legal relationship with Law can have no significant evidential val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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