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肖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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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110/2012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12年第110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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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刑理由書 ---------------- 1.被告人在本席面前承認一項處理已知道或合理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俗稱「洗黑錢」。 2.控方案情指被告人在2010年7月15日至2010年9月30日期間，以她在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的戶口清洗港幣89,664.56元、美元1,781,367.38元、歐元50,331.71元，折合港幣超過14,000,000元的黑錢，而這些款項是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 3.在本案期間，被告人是一間華陽貿易有限公司的董事，她替華陽貿易有限公司在滙豐開設涉案的戶口，並處理這有關戶口的所有操作。在案發期間，涉案的戶口收到本案的各個款項。 4.於2010年8月28日，被告人作出一個美元1,650,000的電匯申請，收款銀行是First Caribbean International Bank at Turks and Caicos Islands of the Britich West in Indies，收款人是Trinity Capital Limited。在同一日，當收到由出售金或外匯的收入港幣20,000元後，上述滙豐銀行戶口作出三項櫃員機現金提款，分別為港幣5,000元、港幣10,000元及港幣5,000元。 5.其後，被告人以行騙罪被拘捕。他在2011年11月25日下午5時14分至6時21分的警誡錄影會面中說：第一，她在中國大陸做質檢工作，每月收入人民幣四千多元；二，在2010年7月，她由朋友認識一個叫David的加拿大籍男士，這男士要求被告人替他在香港開一個銀行戶口；三，她同意並幫David開了一個銀行戶口；四，他自己一個來港，在香港上海滙豐銀行開設銀行戶口，她確認一份該戶口的開戶紀錄書，上示有她的簽署（這裡提及的戶口正是本案控罪書所列出的那一個）；五，她在深圳交予David所有文件、銀行存摺卡和編號器；六，David給她人民幣1,500元作報酬；七，她沒有聯絡David的資料；八，她曾來香港作一個匯款的申請，當時David在銀行門口外等她，她確認在一份2010年8月28日的電匯轉賬申請書上面簽署，除此之外，她開該戶口後並沒有用過該戶口進行交易或提存；九，她有收過及有看過該戶口的月結單。辯方亦補充在會面當中的所有陳述是正確的。 6.辯方亦進一步確認在案發相關時間，被告人開設上述戶口及操作時是有合理理由相信這些資金是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處理它們。 輕判請求 7.被告人25歲，未婚，在內地出生及居住，她的親人均在內地。她來自工人家庭，而且有妹妹正在求學，需要她的支持。本席得知被告人沒有任何定罪紀錄，對事件深表後悔，雖然出生背景沒有給她很多機會，但她不斷努力、力求上進，她在工作上的表現非常突出，很難得，她珍惜機會的同時，英語天份亦高，而因此得到上司賞識，朋輩與同事對她非常讚賞。辯方呈交的大量信件中可見被告人的品性。當中亦包括很多具體的正面評價，其中部分人士亦親自連日到庭支持被告人，本席相信被告人再犯機會不高，本案是單一獨立事件。 8.被告人的代表大律師努力為她求情。辯方強調被告人犯案是基於深交朋友的要求，而作出錯誤決定，導致失去自由，被告人得到教訓，而且代價是沉重的。 9.被告人在本案只得到人民幣1,500元報酬，這相比起她每月差不多人民幣4,800元的收入並非一個極大的誘惑，本席亦接納她起初願意替朋友開設戶口、處理款項並非因金錢上的誘惑。很明顯，被告人是被朋友利用，而且犯案是短時間內發生。 10.本席亦會就被告人的認罪及因此而節省法庭時間給予充份量刑扣減。 11.本案嚴重的地方，正如辯方正確的接納，包括涉案金額折合港幣達一千四百萬多，款項是轉往外地，有跨境成份，另一方面，某程度上，被告人要特地從內地來港，而且據辯方所說並非開設戶口之後無知地交出戶口，由他人運用，她是直接作出轉賬運作的人士，甘願跟從人家的指示，當中有機會讓被告人反省及抽身。即使這沒有加重被告人的刑責，這也顯示她並非情急，完全無知的情況下犯案，不能被視為最受同情之類。 法律原則 一般考慮 12.在HKSAR v Javid Kamran（CACC 400/2004）一案（4月12日的判詞），上訴法庭法官楊法官（當時官階）指出 “Money Laundering is a very serious offence as it is an attempt to legitimize proceeds from criminal activities...”、“Serious criminal offences are very often motivated by financial gains and those who assist criminals in laundering money, indirectly encourage them in their activities.” 楊法官續指 “Successful deterrents against money laundering could be effective measures against crime.” 他補充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ot feasible to lay down guidelines for sentence of money laundering offence, as there is a very wide range of culpability.” 13.楊法官提出幾項考慮要點：
14.該案涉及處理一百一十九萬多與毒品活動有關的款項，上訴庭認為以3年作為量刑起點是合適的。這包括考慮到該案上訴人所得利益只是100元一次報酬、沒有涉及國際元素及以個人名義的戶口作處理款項而易於被偵輯警員破等因素。 沒有固定指引 15.在HKSAR v Mak Shing（CACC 322/01），上訴庭亦同樣指出洗黑錢的判刑沒有固定的指引存在，因為每宗案件的環境之不同是多不勝訴 “there are no guidelines for offences of this nature. The reasons for this being that the circumstances of each case may vary almost infinitely.” 該案的上訴人所處理的款項達1,500,000元，而目標收款人所收到的金額總數為$14,000,000人民幣。當時的上訴人是獲告知所清洗的款項是從走私香煙得來，而願意動用他的妻子及朋友的戶口作犯案之用。最終發現這些款項實與一宗發生在內地的盜竊案有關。最後上訴庭認為以4年作為判刑基準是合適的。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李家琪（CACC 148/2007），上訴庭要處理一宗洗黑錢個案，涉及金額超過10,000,000元的不服刑期上訴。該案的上訴人開設多過一個銀行戶口，而且犯案時期經年，上訴庭最後把5年監禁的量刑起點改為3年。另外在HKSAR v Xu Xia Li（CACC 395/2003）一案（這案例沒有在Javid Kamran一案中被引述及參考），胡副庭長在考慮了幾個有關的案例時指出 “It appears that no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was attached to the kind of criminal activities which produced the proceeds. The offence of which the accused persons were convicted was the same as that of which the applicants before us were found guilty. It related to laundering money which the defendant knew of had reasonable ground to believe came from an indictable offence. By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 itself, in our judgment, the nature of the indictable offence from which the money was derived should be of no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in sentencing, save that if the defendant knew that the money was derived from very serious crimes, it would be aggravating feature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sentencing.” 16.在HKSAR v Yam Kong Lai（2008 [5] HKC 454）中，上訴庭作出分析，指出背後罪行對判刑並無關連。由見可見，楊法官在Javid Kamran一案所提及涉案背後罪行性質的重要性，是指當有證據指被告的認知為非常嚴重罪行的得益時而處理該些罪行得出的款項時，要考慮的加刑因素。 不存在明知與否對判刑的影響 17.值得一提，前述Xu Xia Li一案，其中一個爭議點是本類控罪的刑責是否要分別出犯案人是明知還是有合理理由相信兩個類別，前者是否應面對相對更重的刑罰。上訴庭認為兩者並無區別，並指出若犯案人刻意不問來源而因此獲得刑罰上的寬待是沒有合理基礎的。隨後，上訴庭在該案接納以3年作為量刑起點，並非明顯過重，該案的兩名上訴人處理分別為11,000,000元及3,000,000元的款項，上訴申請獲批准，並減刑至兩年九個月是基於審訊節省了的時間沒有得到適當的反映，與量刑起點無關，但是此案與本案相同之處在於兩案之中，法庭都不能確定涉案背後的可公訴罪行是甚麼。 18.另外，從兩位上訴人分別處理不同金額款項，但被判同等刑期，可見這類控罪可清洗的金額是重要的，但並非唯一考慮因素，且到達某個程度以上，其對判刑的影響會相對減少。但肯定的是法庭並非因此而放縱或鼓勵犯案者，而只是代表案件性質各有不同，要個別考慮，達致打擊罪行及確保公義。無論如何，洗黑錢罪行本身已經是非常嚴重罪行，法庭嚴肅對待的態度是十分明顯的。 19.上訴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許有益（[2010] 5 HKLRD 536）一案對洗黑錢罪行的量刑亦綜合多宗案例而作出分析，上訴庭指出（第9段）「由於處理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這類案件會涉及不同的案情，故此法庭沒有訂下量刑指引，但以下各點是量刑的參考因素：（a）涉案的金額是重要的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本身在這次交易所獲得的利益；（b）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或鼓勵有關的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的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是有關連的因素；（c）處理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d）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份，法庭可採用較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銀行中心的形象受損；（e）涉及的時間」。該案參與了十二宗案例，當中涉案款項有一百萬以至上千萬港元不等，而刑期則由3年至5年多作量刑起點不等。 20.值得提出的是，該案與本案有類同之處。正如判詞第15段所列出：（a）本案涉及跨境犯罪因素，上訴人是台灣居民，在進入香港後開設本地銀行戶口，用以接收來自詐騙案的海外存款；（c）根據雙方同意的案情，第二被告人在警誡下說他的戶口是用作接收他一名新加坡朋友的匯款，他亦說是一名叫老趙的人士指使他洗黑錢的。 21.該案的上訴人處理2,500,000港元款項，法庭認為正確的量刑起點為三年半，當然本席沒有忘記所有案件均有個別獨特的情節。 22.本案涉及的跨境因素給金額之大是法庭有責任正視，正如胡副庭長在前述的Xu Xia Li一案第18段所說 “The prohibition of the offence is in order to strike at those who give assistance to criminals to dispose of or retain their ill-gotten gains as if they were derived from legitimate activities.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money launderers, it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from criminals to clothe their illegal proceeds with the same respect as lawful gains and the chances of law enforcement detection of illegal activities that produce monetary benefits would be enhanced. Money laundering is therefore treated as a serious offence. If money laundering activities were allowed to be carried out in Hong Kong with impunity or treated lightly with minor penalties it would mar Hong Kong’s reputation as a would-class financial and banking centre.” 總結 23.本案是典型的洗黑錢犯罪活動，可以把原本有正當生活、良好背景的人拉上關係，而且要負出沉重代價的例子。 24.被告人的過去有令人敬佩的地方，但所犯的事卻十分嚴重，她並非十惡不赦之徒卻面對難以想像的後果，這令人婉惜。 25.本席經小心考慮所有本案獨特的背景後，認為合適的量刑起點為3年。因被告認罪，應得三分之一扣減，就被告人正面、良好品格等個人背景方面，本席給予3個月進一步扣減，最終刑期為21個月，即時監禁。 26.被告，請起立，判你21個月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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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cited in this judg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