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國雄及另四人

HCMA 234/2012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及刑罰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2年第234號

(原九龍城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1年第367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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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1.五名上訴人（D1至D5）一共被控四罪。他們在審訊後被裁定各有關罪名全部成立如下：D1 – 控罪（1）「刑事損壞」，違反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60(1)條；D1至D5 – 控罪（2）「在公眾聚集中作出擾亂秩序行為」，違反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17B(1)條；D1、D2、D4 – 控罪（3）「在公眾地方作出喧嘩或擾亂秩序行為」，違反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17B(2)條；D1 – 控罪（4）「刑事損壞」，同上。刑罰方面，D1需為本案入獄共2個月，賠償4,150元；D2至D5則全部被判入獄3星期。各上訴人不服，就定罪與判刑同時提出上訴。

背景及控罪

2.2011年7月22日，特區政府就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的安排諮詢公眾兩個月。期間，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舉辦了兩場公開論壇予公眾人士參加，與案有關的一場（即第二場）在同年9月1日晚6時舉行，地點是尖沙咀東部香港科學館一樓演講廳，由時任該局局長的林瑞麟先生及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陳甘美華女士主持。

3.出席論壇的公眾人士需以電話預先報名，先到先得、座位不設編號。論壇也有即場入座的安排，讓未及報名的市民在場外輪候，是否能輪上則要視乎屆時所空出的座位的數目。此外，局方亦預留了少量座位給未能留座的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

4.場地佈局方面，輪候即場入座者所在的平台稱為「排隊區」。從那裡穿過玻璃門便可進到「接待廳」。從接待廳再經木門就是「演講廳」或「會議廳」。（引號內皆為原審裁判官羅德泉先生的用語，下同。）

5.涉案五名上訴人當中，只有D2是預先報名入場的「觀眾」，其餘則全為未獲授權入內的「進入者」，但「進入者」的總人數遠超D1、D3、D4和D5等人（約五十人）。D1、D3、D4和D5被指強行闖進接待廳及演講廳，並夥同身在演講廳的D2犯下《公安條例》兩項罪名：

控罪（2）（第17B(1)條）

「[D1]至[D5] … 在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部香港科學館一樓（包括演講廳和其接待區），與其他不知名人士，在為某事情而召開的公眾聚集中，即在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第二場公開論壇中，作出擾亂秩序行為，以阻止處理該事情。」

控罪（3）（第17B(2)條）

「[D1]、[D2]、[D4] … 在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部香港科學館一樓（包括演講廳和其接待區），與其他不知名人士，在公眾地方作出喧嘩或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使用恐嚇性、辱罵性或侮辱性的言詞，而上述行為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或相當可能會導致社會安寧破壞。」

6.兩項「刑事損壞」的標的都是門。它們據稱被D1及其他不知名的「進入者」在強行闖進接待廳及演講廳時弄壞：

控罪（1）

「[D1] … 在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部香港科學館一樓，與其他不知名人士，無合理辯解而損壞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產，即一扇用作分隔平台及演講廳接待區的玻璃門，意圖損壞該財產或罔顧該財產是否會被損壞。」

控罪（4）

「[D1] … 在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部香港科學館一樓，與其他不知名人士，無合理辯解而損壞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產，即一扇用作分隔演講廳及其接待區的木門，意圖損壞該財產或罔顧該財產是否會被損壞。」

控方證據

7.控方有十位證人（PW）。他們的證供由原審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內撮要：

「3. [PW1] 鄭先生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助理秘書長，負責打點論壇的一切事宜。當天的『觀眾』預約入場的名額一早已爆滿，但大會仍然安排當到了6時10分時，如果尚有『觀眾』沒出席，就會安排在會場外排隊區等候的候補人士進場。當時證人得悉有28個候補空缺，但有約100人在排隊區等候，包括是立法會議員之 [D1] 排在約第40至50之間。林局長指示他邀請 [D1] 可免排隊入場，鄭先生轉告邀請，但被 [D1] 拒絕，稱不欲享有特權。證人之後看見一群人衝向會場入口處，鄭先生於是從另一處工作人員通道返回會議廳，當進入會議廳後，『進入者』已入到會議廳內，當時場內秩序十分混亂，有人更朝向演講台，當中包括記者；他於是護送林局長及陳署長進入後台，之後返回前台了解最新情況，縱使陳署長之前已經宣布暫時休會，但他仍然指示司儀重複宣布，以免在場外人士被混亂及嘈雜聲音影響聽不清楚。暫停原因是論壇目的為聽取意見，但以當時的秩序混亂情況下，根本無法繼續進行，亦希望可以視乎秩序恢復後復會，並非論壇已完結。暫停其間他亦有進入後台請示林局長如果秩序可以恢復的話，便可復會及亦可順延會議時間。他們所關注的是秩序，並非針對 [D1] 的出現。鄭先生亦指出，該次諮詢會是由民政事務總署替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作實際的運作安排，事前的部署包括如果在場外排隊等候的人多於候補空缺時，民政事務署人員或外判保安員會通知等候的人群，但至於當天是否有執行，他並不知道。

4. [PW2] 侯先生是區議員，以『觀眾』身分入場，坐於離講台前約7-8呎。當論壇開始後一切秩序良好，但當進行至約20分鐘後，有一群『進入者』人到會議廳，當包括有戴V煞面具、黑布蒙頭及 [D1]；有人高叫示威口號，在人群前方者衝向講台，而隨後的則急步而行，站在後方有人拿著相機，但未知是否記者；他們越過了阻止的工作人員，期間亦有人與『觀眾』對駡，最後有些人上了講台、高叫、掃走檯上物品、拋擲紙張及發言等。證人很驚慌，他從來未遇過如此混亂及失控場面，而他亦距離講台很接近，擔心不知道他們下一步會作什麼及可能被拋擲的物件擊中。

5. [PW3] 葉先生是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負責打點。當『進入者』進入會議廳之後，秩序混亂，有人登上講台用大會的『咪』發言，他於是指示工作人員關掉『咪』，但『進入者』繼續以自備的揚聲器發言。事後他點算損壞的物品。

6. [PW4] 羅先生是外判保安公司經理，他指出『進入者』包括 [D1] 及戴V煞面具者進入了演講廳之後，秩序十分混亂，當局長及署長到後台後，有人更衝向後台，為安全起見，他指示保安員築起人鏈以阻擋，但被衝擊，雙方有肢體碰撞，最終對方都不成功。證人不知道對方入後台之目的是否想表達意見，但看來並非溫和。

7. [PW5] 黃小姐是康文署職員，在接待廳當值。當論壇開始後不久，民政署人員正準備安排在外邊等候成功候補市民分批入場，突然聽到同事高叫『快鎖門』，她於是立即關上由廣場平台進入的玻璃門，當關門後尚未及時鎖上，已經有3至4個人從平台方向衝到，她和同事在內合力拉緊玻璃門的手柄，但對方則拉扯在門外的手柄及拍門及要求進入，雙方互相對立角力拉扯，門外越來越多人聚集，她透過玻璃門看見 [D1]，由於門前方有人擋著，他跳上在玻璃門旁邊的花槽上和前方的幾個人做類同動作，拍門、扯門及拉手柄、也高叫『假諮詢』及為何不放他們入去等，他之後又返回地面與拉門者繼續一起拉手柄及拍打玻璃門，其間突然聽到『啪』一聲，在外方的手柄頂部鬆脫，[D1] 的手曾經『縮一縮』，但之後伸手回繼續拉手柄，十多秒後玻璃門被拉開。整個拉門過程約三分鐘，而在角力拉扯期間，證人盡量平視望向前方，目的是假裝作鎮靜，令對方感覺他們並不害怕，她亦通知同事照辦，證人的眼睛離地高度約5呎，被告人在地上手持手柄的高度約離地5呎8吋。當門開啟之後，在外的人群一擁而入，證人更形容他們情緒十分高漲，看他們的眼神，精神狀況有異於一般正常人。證人首當其衝，被推後撞著後方物件引致受傷。大約50人進入了接待廳，其間秩序混亂、非常嘈吵，人群情緒高漲，有人指駡職員，亦有人將檯上的場刊撕破並以像『仙女散花』般拋擲、有人推倒宣傳板等。之後有人朝向通往演講廳的木門，最終木門被開啟，人群進入了演講廳。

8. [PW6] 是保安公司的高級經理Thirlwell先生，在接待廳處看見[D1] 從遠處衝到，拉扯玻璃門手柄，證人曾經協助拉緊玻璃門手柄。當人群衝入接待廳時，令他震驚及發呆，有人更威嚇他讓開，否則會受傷，他更被人推至牆處；當人群進入後，有人在通往演講廳木門處，用多種方法嘗試打開木門，包括拍打木門、用文件夾『攝』入門縫、更有人從10多呎外傳遞一張椅子給 [D1]，[D1]用以撞擊木門中間位置及用椅腳撬門，最終木門被打開，其後發現門上有明顯損壞痕跡。

9. [PW7] 倪先生是康文署服務助理，在演講廳當值，當諮詢會開始了約十多分鐘，從通訊機中獲指示關閉由接待廳通往演講廳的木門。關門之後，透過木門上的小窗看到有人從外嘗試打開木門，在初期時對方並不知道，所以撞門，但當得悉後，他們就拉門及『撬』門。在整個過程中，他們的動作包括撞門及拉扯手柄，證人亦有緊拉著門上的手柄，期間門縫曾經被螺絲批及黑色長條形脗合是椅腳的東西『攝』入。證人確認在初期時透過木門上的小窗看到 [D1] 曾經以上臂撞門。當木門被強行打開之後，人群的湧入，證人曾經張開雙手以阻止，但不成功，更被一個戴V煞面具的人大力地推到梯間，感覺痛楚。事後發現有關的損壞。其後當那群人登上了演講台後，曾經和在台上他的女上司發生爭執，證人介入分隔，但被指控毆打人。

10. [PW8] 是科學館副經理，講及玻璃門和木門之損毀情況。

11. [PW9] 是演講廳內便衣警員，當『進入者』進入演講廳後， [D1] 向講台前進，警員表露身份要求冷靜，並用身體及雙手阻止 [D1] 前進，但對方撥開及高叫口號，亦與情緒高漲的『觀眾』互相指駡及推撞，更被『觀眾』拉著不能前進，同僚介入分隔 [D1] 和『觀眾』，最終 [D1] 成功登上講台。警員否認阻止 [D1] 前進是不想令到台上官員尷尬，而只不過是基於保安和安全考慮，至於當局長及署長離開後便沒有繼續阻止 [D1]，是因為示威者人數比警員多，根本難以即時執法。

12. [PW10] 蔡小姐是社區幹事，以『觀眾』身份參加論壇。當『進入者』入場後，包括 [D1] 及戴V煞面具者，場面十分混亂，難以分辨『進入者』、工作人員或記者；有人高叫口號、上講台發言、拋擲紙張，坐在她後方有人爭吵及有人和台上互相呼應等。證人擔心情況可能惡化，會眏及池魚被人撞到，在人身安全考慮下，於是決定提早離場；當時亦有十多位與會人士離場，部分更是她認識的。」

辯方證據

8.五名上訴人沒有作供，也不傳召證人。

原審裁決

9.除了PW6之外[1]，裁判官接納了其餘所有控方證人的證供，並賦予以絕對比重。

不服定罪的上訴

10.為方便討論，我會先處理與各上訴人有關係的控罪（2）和（3），接著才處理只與D1有關的控罪（1）和（4）。

控罪（2）

11.上訴方批評，裁判官就此罪的裁決在四方面出錯。

內容

12.《公安條例》第17B(1)條的中、英文版本如下：

「任何人在為某項事情而召開的公眾聚集中作出擾亂秩序行為 … 以阻止處理該事情，即屬犯罪 …。」

“Any person who at any public gathering acts in a disorderly manner for the purpose of preventing the transaction of the business for which the public gathering was called together …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

13.終審法院李義法官在HKSAR v Chow Nok Hang [2014] 1 HKC 241指出[2]：

“58. … In my view, both as a matter of language and of the evident statutory purpose of s 17B(1), a person only has the ‘purpose of preventing the transaction of the business for which the public gathering was called together’ if his purpose is to make it impossible in practical terms to hold or continue with the gathering; or at least, to interrupt the gathering for such a duration or by using such means as substantially to impair the intended transaction of business. It certainly does not apply where, as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demonstrators’ purpose evidently did not involve more than a brief interruption of the prize-giving.

59. The same result is arrived at on a purposive construction. As stated above, the evident purpose of s 17B(1) is to protect the exercise by others of their right of peaceful assembly. The need for such protection is obviously triggered where the defendant’s purpose is to prevent the public gathering from happening or continuing; or substantially preventing it from transacting the intended business of the gathering. But an intrusion which must have been envisaged to cause only a minor interruption, with the gathering then resuming, cannot be said to have been intended to deny the people attending the gathering that right. It is not the statutory purpose to employ s 17B(1) to punish such minor interruptions.

60.   As previously noted, restrictions on fundamental rights are narrowly construed.  So if ‘preventing’ can properly be given a range of meanings, the Court inclines towards adopting a meaning which preserves a wider ambit for the relevant rights.”

14.同樣為了保障人權，甚至是嫌疑人的基本權利，鄧國楨法官亦指出：

“154. Since ‘preventing’ also impacts on important freedoms, it should be interpreted so that it is confined within reasonable bounds. Here, too, it is necessary to balance the conflicting rights of the protestor and the rights of the persons at the gathering. I believe such rights should be reconciled in the way I suggested in para 137 above. I believe, properly construed ‘preventing’ requires an interruption to an extent beyond what could be expected to be tolerated by other persons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such as breaking up or a substantial interruption of a gathering.

155.  Given the cardinal importance of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demonstration and assembly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 interruption for a minute or so in this case is insufficient.  Moreover, s 17B(1) provides in terms of preventing the transaction of the business for which the gathering was called.  That argues against a brief interruption of a gathering.  But, I do not agree with Mr Lee that nothing short of an abortion of the gathering would suffice …”  

15.上訴方認為，根據以上裁決，裁判官對何謂「阻止」（preventing）理解不足。下面是原審《裁斷陳述書》在這個課題的首兩個段落：

「28. 《公安條例》並無對『阻止』... 一詞作釋義。但從日常生活及普通常識下理解，可作促使停止、中斷、防止、妨礙及阻礙正常的運作等。『阻止』亦應包括當某事情暫停後，但被防止或妨礙恢復。

29.   在本案，當『進入者』進入會堂後的作為，直接引致正在進行中的諮詢會被迫暫時停止，而在暫停期間，那進一步的擾攘行為，特別是佔據講台及發言，那必然會引致諮詢會無法恢復。本席裁定他們的作為，屬『阻止』。」

16.上訴方認為，與裁判官的理解相反，本案沒有終審法院所講的「阻止」：

(一) 「進入者」進到演講廳之後不過十六秒，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即自行宣布暫時休息，接著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進入後台。

(二) 二十二秒之後，大會再宣布，工作人員需要時間處理場內情況，論壇會稍事休息，期間請大家繼續就座。

(三) 「進入者」及D2走到台上發言、喊口號，只發生於署長和局長進入後台之後。

(四) 「進入者」在D5走到台上發言後開始離場，D1更示意滯後的人盡快離開。

(五) 「進入者」逗留在演講廳的時間總共只有十五分鐘，預計為兩小時的公開論壇則在其後繼續，根據PW1的證供還會把時間順延，而且原來的「觀眾」也絕大部分留了下來。

17.換言之，把論壇暫停，是會方單方面的決定，「進入者」及D2在公開表達過意見後卻適時離開，並未對論壇構成起碼所須的實質損害（substantial impairment）。這是上訴方的第一個論點。

18.第二點：上訴方認為，案中實沒有足夠證據證明，「進入者」及D2的行為，目的（purpose）在阻止公開論壇的進行。理由是，法庭不能把後果與目的混淆。此外，附帶的、偶然的或偶發的目的也不符合條例的要求。鄧國楨法官在Chow Nok Hang案是這樣說的：

“156. Section 17B(1) also requires that the disorderly behaviour was for the purpose of preventing the transaction of the business for which the gathering was called. Barnes J was of the view that because the gathering was interrupted that was the purpose of the disorderly conduct. With respect I do not agree.

157. In Sweet v Parsley [1970] AC 132, Lord Morris said in connection with s 5 of the Dangerous Drugs Act, under which it was an offence for an occupier to permit premises to be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smoking cannabis, that it ‘denote a purpose which is other than quite incidental or casual or fortuitous: they denote a purpose which is or has become either a significant one or a recognised one though certainly not necessarily an only one. There is no difficulty in appreciating what is meant if it is said that premises are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a dance hall or a billiard hall or a bowling alley or a hair-dressing saloon or a café.’ I believe purpose under s 17B(1) is used in a similar sense.

158.  I see no basis for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2^nd appellant had as his purpose, the prevention of the transaction of the business for which the gathering was called.”

19.第三點：它仍然與目的（purpose）有關。上訴方認為，「以」達致某個情況（for the purpose of）的心理元素（mens rea），必然是意圖（with intent）而非罔顧（reckless）。不過，裁判官在這個問題上的裁決，尤其在借用入屋犯法的例子當中，卻明顯犯錯。上訴方認為，撬毀門窗只是竊匪入屋時所可能出現的行為，所以只屬後者。下面是《裁斷陳述書》中有關及最為重要的一段：

「30. 當『進入者』強行進入會堂及其後佔據講台，雖然歸根究底之目的是要示威及表達立場，但與此同時必然會觸動當中的一些事情（擾攘及造成紛亂），才能成事；既然那些當中的事情是清晰可預見，所以都應該計算在內。例如在入屋爆竊過程中，必須撬毀門窗才能進入，縱使犯案者目的偷竊不是毀壞，但目的必然是包括損壞門窗在內。在本案中，以那樣的衝擊行為示威，不論客觀及主觀下，必然心知肚明顯而易見會防礙到諮詢會順利進行，而佔據講台亦更必然會令已暫停的諮詢會無法恢復。所以他們的意圖，必定是不能分拆地順帶著『阻止』諮詢會進行，所以他們必然是存心以阻止處理該事情。」

20.最後，第四點：上訴方指出，裁判官最終是依賴夥同犯罪（joint enterprise）的原則而把各上訴人定罪。上訴方認為，這是錯的。

討論

21.夥同犯罪的問題，同樣與控罪（3）有關，我會在稍後分析，結論對上訴方有利。

22.裁判官入屋犯法的例子，是有問題的。就算假設竊匪必需通過撬毀門窗才能進入某所屋宇，有關的破壞行為仍然只是手段。就算這個手段因別無代替而被視作竊匪的意圖，它也超越不了鄧國楨法官借用Sweet v Parsley案所講，屬於附帶（incidental）甚至偶然（casual）或偶發（fortuitous）等性質的目的。簡單來說，如果不是必需，竊匪根本不會花功夫去作出破壞。再者，經過終審法院解釋，我們知道「阻止」與示威其實是兩回事，後者並不一定導致前者。裁判官指入屋（示威）必需破門（「阻止」聚集處理原本要處理的事務），因此是用錯例子，錯誤地得出與目的有關的結論，而且明顯誤以為較輕微的中斷也可令人入罪。換言之，他沒有顯示出有實質損害（substantial impairment）的概念。

23.作為小結，裁判官對第17B(1)條有不少誤解。至於控罪（2）是否仍然成立，答辯方則力陳，「進入者」和D2的表現，用意明顯在“踩場”（即純粹搗亂）。例如，他們一時高喊「反對假諮詢」，一時又高喊「林瑞麟下台」，根本無意就論壇要探討的問題發表意見。此外，涉案人士也把演講廳糟蹋至事件平息後十五分鐘才能收拾妥當，讓論壇恢復[3]。然而，這個陳詞的不盡完善之處在於它沒有顧及示威的本質，它假設了表達意見的形式需符合某個最低標準。相反的事實是，口號等於信息，不依規矩甚至擾亂秩序的行為則往往能增加示威的戲劇性。當然，這樣做所可能帶來的各種法律後果，當事人都要承擔，但當事人的行為，卻未必一定能構成以「阻止」集會為目的的證據[4]。

24.我不無保留地接受（見下一段），上訴方指案中沒有足夠證據證明「進入者」和D2意圖「阻止」論壇的進行，是成立的。例如，他們留在演講廳的時間雖然不短，卻確有可能是因為會方自己宣布暫停。他們搞亂演講廳，也最多是讓紙張四散、令盤栽物歪倒，卻沒有破壞開會用的設施。如果這個結論惹人疑竇，認為不知如何才可證明示威者意圖「阻止」集會的進行，我會答，是能讓法庭肯定示威者有這個目的即可，而示威者搗毀場地、驅趕他人、自己拒絕離開等行為[5]，都會是有力的證據。當然，這樣的要求不低，能證實的案件或許會較少，但卻能有效平衡會方與示威者的權利。說到底，第17B(1)條擬打擊的對象，還是要實質損害甚至令他人的集會無法進行的行為。

25.在達致這個結論之前，我曾經花了不少時間思辨論壇是否被逼暫停的問題。從某個意義來說，這個講法肯定是對的，因為如果不是「進入者」的騷擾，大會的程序便不會中斷。不過，假若法庭過分強調這個第一因，當事人是否觸犯第17B(1)條，便會很大程度取決於會方的反應。例如，會方太過容易宣布休會，又或故意不復會或因自己的問題遲遲不能復會，當事人入罪的機會便會大增。我不認為這是考慮有關問題的正確進路。

26.最後要一提，本案在2012年3月19日審結，亦即比Chow Nok Hang案的判決早一年零九個月。當時裁判官並無任何案例可依。

結論

27.各上訴人就控罪（2）的定罪皆不能維持。

控罪（3）

28.上訴方就這項控罪的定罪也提出了各種批評，我會逐項處理。

控罪包含了多於一項指控（duplicitous）

29.控罪（3）的罪行詳情已在上文第5段列出。

30.上訴方認為，如此表達出來的控罪包含了以下六項指控：

(一) 在公眾地方作出喧嘩的行為，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二) 在公眾地方作出喧嘩的行為，其行為相當可能會導致社會安寧破壞。

(三) 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四) 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其行為相當可能會導致社會安寧破壞。

(五) 在公眾地方使用恐嚇性、辱罵性或侮辱性的言詞，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六) 在公眾地方使用恐嚇性、辱罵性或侮辱性的言詞，其行為相當可能會導致社會安寧破壞。

31.上訴方進一步陳詞指「喧嘩」、「擾亂秩序」和「使用恐嚇性、辱罵性或侮辱性言詞」三種行為，在性質上截然不同；當事人是「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還是在行為上「相當可能會導致社會安寧破壞」，也涉及主觀和客觀兩種不同的測試。事實上，英國案例Stanley v Patrick [1971] Crim LR 283就曾經裁定，「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和「相當可能會導致社會安寧破壞」，是兩個不同的罪行[6]：

“The words ‘with intent to provoke a breach of the peace or whereby a breach of the peace was likely to be occasioned’ envisaged such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such different intents that although certain situations existed where it could describe two ways of committing the same offence, two offences were created.”

討論

32.類似的問題，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黃毓民及陳偉業HCMA 453/2013（宣判日期：2014年5月19日）作過裁決[7]。我的結論是，一項控罪違規與否，完全視乎它背後的法律條文，亦即指向一個還是更多的作為或不作為？若然是前者，《公訴書規則》（香港法例第221章附例C）第5條便適用：

“Where an offence created by or under an Ordinance or a national law applying in Hong Kong states the offence to be the doing or omission to do any one of any different acts in the alternative, or the doing or the omission to do any act in any one of any different capacities, or with any one of any different intention or states any part of the offence in the alternative, the acts, omissions, capacities or intentions or other matters stated in the alternative in the Ordinance or national law may be stated in the alternative in an indictment charging the offence.”

33.這與Blackstone’s Criminal Practice 2014在這個課題上的分析是一致的（D11.55段）：

“… decisions on whether an enactment creates one or several offences have consistently turned on whether, in defining the conduct prohibited, the enactment refers to a single act (or omission) or to several. If one act is referred to, the enactment will almost certainly be construed as creating one offence, even if the mens rea or other elements thereof are defined in the alternative; if more than one, it will be held that the enactment creates a separate offence for each separate act.”

34.我認為，《公安條例》第17B(2)條擬針對的，是有可能在公眾地方導致社會安寧破壞的行為。這是一個單一罪行。至於行為的性質（喧嘩？擾亂秩序？還是使用帶嚇性、辱罵或侮辱性的言詞？），當事人的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又或不能或不去證明當事人的意圖時將如何（客觀評估是否相當可能會導致社會安寧破壞），都不是關鍵。因此，把上述各元素都寫進控罪當中，是可以的。

35.類似的分析，並未見於Stanley v Patrick 案的判詞。它的彙報，全長不過兩頁。相反，Public Order Act 1936第5條在後來的一宗案件（Vernon v Paddon [1973] 3 All ER 302）被Divisional Court裁定為一單一罪行。屬於大比數意見之一的Melford Stevenson J認為 [8]：

“No one in my view can read those words [section 5] without realising that what the section is aimed at is the punishment of any form of human conduct which is intended to provoke a breach of the peace, or whereby a breach of the peace is likely to be occasioned. That is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the offence. The fact that the adjectival phrases, and they plainly are adjectival phrases, used to describe the bahaviour or conduct which may result in a breach of the peace are expressed disjunctively does not in my view militate at all against the view that this section is aimed at one offence.”

36.在香港，《公訴書規則》第5條也曾被援引以裁定endanger or cause to be endangered一語並不違反一項控罪不能多於一項指控的原則：The Queen v Clement Vivian Couto MA 1046/1988。這與Stanley v Patrick 案的條文類似，卻有著完全不同的結果。

裁判官對控罪的元素分析不足

37.以下是裁判官就控罪（3）所作出的整個裁決（原文仍然取自《裁斷陳述書》）：

「擾亂秩序行為（Disorderly manner）

25. 雖然在《公安條例》中並無對『擾亂秩序』一詞作出釋義，但可參考相關的案例，加上普通常識及以客觀的測試作出事實上之判斷；而『擾亂秩序』更必需有破壞社會安寧（breach of the peace）的元素，破壞社會安寧包括實際或相當可能引致人身傷害或令人擔心受到傷害。

26. 本案的案情顯示那羣人的作為，是一連串的接續行為，由衝擊玻璃門開始，接著在接待大堂的擾攘，再強行衝擊木門，之後當進入會堂後的一連串行為直至最後離開為止。當衡量這些行為時，本席認為應以整體及連貫性來看，才合乎常理，不應單看一個獨立的情節，否則難以正確地反影出實情。案情指出當那羣人進入會議廳之前，最初衝擊玻璃門，之後在接待廳擾攘、衝擊木門，再加上進入會議廳之後的作為，令秩序混亂及失控，一位正在發言的女『觀眾』不知所措被中斷發言等。主辦者在顧及秩序、安全及大會的諮詢已無法繼續進行下，當然總有不只一個應對方法，例如可以武力驅散，又或者是暫時休會撤退等；但選擇了後者，本席認為絕不是驚弓之鳥或過份敏感，也不算是不合情理。從局長及署長的狼狽地離開，明顯地是迫於無奈下撤退，絕非願意地將場地交給那羣人仕，在其後的一連串擾攘行為中，毫無置疑講台是被佔據，而在擾攘過程中，值得再提的片段就是部分人情緒高漲、『進入者』與『觀眾』互相對駡、[D1]更被人拉著不能前進、有登上了講台的女示威者叫口號時被工作人員奪『咪』及拉離等，那都可顯示有部份的在場人仕對於『進入者』已很憤怒，嚴重程度甚致有人不顧後果訴諸武力；再者，[PW2]及[PW10]擔心人身安全，而[PW10]因以免殃及池魚而提早離場，本席認為兩人絕非過敏，而是有根有據。本席裁定當時的紛亂程度的確已經達致令人擔心相當可能因紛亂而受到人身傷害。

27.   當作出相容性之平衡考慮時，本席認為對於在場的人仕，不論是『觀眾』又或者是『進入者』的人生安全，都屬同樣重要地最主要的考慮因素，因為沒有其他事項比人身安全更重要；再者，當行駛基本權利時，絕不能凌駕於或影响他人行駛基本權利，因為每一個的基本權利都應獲得同等的尊重，那亦是本席需要之考慮因素。在本案中，當『進入者』進入後的一連串行為，包括中斷了那女『觀眾』的發言、論壇被迫暫停，令致正當的參與者無法發言及聆聽、[PW2]及[PW10]擔心人身安全、[PW10]更因此而提早離場，那無疑地剝奪了別人之基本權利。香港是一個和平社會，市民日常生活都是有秩序下進行，應該以那為衡量標準，今次擾讓的行為是異常及令人震驚，而該些行為所引致的後果，不單止是清晰可預見，而事實上已經足夠會導致社會安寧受到破壞。經考慮後，縱使以開明及開放的概念下，本席裁定那些行為簡直不成相容比例，也不合理，屬超越行使基本權利的界限。本席信納那一連串的行為，已達到難受管束，令人厭惡及『破壞安寧』（breach of the peace）地步。本席裁定他們整體的作為屬於擾亂秩序行為。」

38.上訴方批評，裁判官並未顯示出對控罪有正確理解。最明顯的是，包括Chow Nok Hang在內的案例清楚表明，破壞社會安寧，必須由「喧嘩」、「擾亂秩序」或「使用恐嚇性、辱罵性或侮辱性言詞」者以外的人造成，但裁判官卻隻字未提。這樣很令人懷疑裁判官是否以為「進入者」和D2本身的行為破壞社會安寧，便足以符合控罪的要求。他在結束時指「那一連串的行為，已達到難受管束，令人厭惡及『破壞安寧』（breach of the peace）地步」，就很有這個意味。

討論

39.誠然，陳兆凱法官在Chow Nok Hang案指出：

“13. Secondly, the fact the accused’s disorderly conduct is a breach of the peace is not sufficient to establish the s 17B(2) offence. The language of the section clearly contemplates a breach of the peace by a person or persons other than the accused. (See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Chiu Hin Chung [2013] 1 HKLRD 227, [2012] HKCU 1272.) The first limb requires proof of an intent to provoke a breach of the peace and this clearly does not refer to the accused’s own breach of the peace, although one can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his breach of the peace was committed with the requisite intention to provoke others to breach the peace. The second limb is equally clear: it refers to the likely effect of the disorderly conduct on others ….”

40.不過，這實非一個首度的裁決。例如，十一年前的案例HKSAR v David Porter [2003] 2 HKLRD 510[9]，就已提到這點。當時，貝珊法官是這樣說的：

“26. There was no evidence,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people were frightened, or appeared to be frightened, that any one of them was likely to use violence, or be provoked into causing a scene, as a result of the appellant’s behaviour. Nor were the police officers present likely to have been incited to violence ….”

貝珊法官還引用更早的案例R v Li Wai Kuen [1973-1976] HKC 346作支持。

41.上述事實的相關之處在於，David Porter案被原審裁判官以註腳形式放在《裁斷陳述書》第25段的末端（“註腳5”），同樣在這個註腳之下的案例還有HKSAR v Yip Tak Ming HCMA 727/2004[10]，內容同樣涉及被告以外的人會否破壞社會安寧，我實在沒有理由假設裁判官沒有細心閱讀。

42.總括而言，裁判官對控罪（3）的分析確實比較籠統（他給這些段落的標題只是「擾亂秩序行為（Disorderly manner）」），但縱觀它的內容，尤其是指有「在場人士」對「進入者」憤怒、不惜訴諸武力的部分，則相當清楚地顯示了他對有關課題的掌握。他指「進入者」本身的行為「破壞安寧」[11]，相信並非在界定控罪的元素。

證據不足以證明社會安寧會被破壞

43.李義法官在Chow Nok Hang案引用英國案例指出，破壞社會安寧的本質在暴力（the essence of the concept was found to be in violence or threatened violence）[12]。這與裁判官裁定，「進入者」以「示威及表達立場」為最終目的[13]，是不能共融的。案中絕無證據證明「進入者」和D2「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這是上訴方的立場。

44.至於「進入者」和D2的行為是否「相當可能會導致社會安寧破壞」，上訴方則認為，裁判官的分析過於粗疏（仍見《裁斷陳述書》第25至27段）。例如，裁判官並未注意到：

(一) 包括「進入者」和D2在內的統稱示威者，大部分時間在發表意見和喊口號，內容只針對立法會遞補機制而非演講廳內的「觀眾」。

(二) 示威者大部分時間被記者、警察及工作人員包圍。這些人專業、克制，有現場錄影（證物P4）為證。案例也指這類人員一般應被視作不會受到示威者激使而訴諸暴力[14]。

(三) D1在接近講台時確有工作人員或便衣警員攔阻。後來有女示威者登上講台亦被工作人員或便衣警員拉走。但這些情節實非如裁判官所講，可顯示在場人仕對示威者憤怒至會動武。

(四) 論壇由政府而非政治團體舉辦。案中沒有政團在座的證據。

(五) 從錄像可見，「觀眾」有按大會呼籲留在自己的座位或原來範圍，其中有很多人舉起手提電話拍照。這種表現不像會動武而更像在趁熱鬧。

(六) PW2和PW10雖因人身安全問題而提早離場，但證供顯示，他們是害怕示威者的行為而非在場人士的行為。

討論

45.我認為，上訴方指案中沒有證據證明「進入者」和D2「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是對的，理由和他們所講的一樣。上訴方就「相當可能會導致社會安寧破壞」的分析，我則有以下觀察。

46.人們對政治議題有不同見解，是必然的。會預約及親身出席論壇的人，也肯定對有關的議題相當關注。這是第一點。第二點，錄像顯示，在「進入者」出現之前，有多位「觀眾」發言，內容全部傾向支持遞補機制，結果同時引來掌聲與噓聲，以及與人互詰的情況的不時發生（heckling）。這些事實證明，這個論壇雖然沒有可見的政黨政治的背景，但參與的「觀眾」卻分為兩派兼不怯於表達意見。他們不是上訴方所試圖形容般低調溫和。

47.在主事官員避席期間，的確有相當數目的「觀眾」留在原位。不過，正如上訴方自己指出，示威者大部分時間被記者、警察及工作人員包圍，更何況演講廳由一排排的固定座椅組成，沒有給人太多的空間走動。還有，PW2和PW10感到害怕，並不完全是因為示威者的行為。PW10說她後面有人爭吵、有人和台上互相呼應，意思是指「觀眾」[15]，PW2則指「觀眾」與「進入者」對罵。他們擔心的是整體情況變壞。

48.總括而言，「觀眾」沒有在事發期間全然起哄，互相或與示威者大打出手，那是事實。不過，演講廳內的人，部分（雖然無法全部確定其身分）卻確曾在不同的角落與人發生爭執，情況不可以說不激烈，而且肯定與「進入者」的出現有關。如果這樣，再加上女示威者被猛力拉走還是不夠的話[16]，那麼，D1在率先衝向講台時被某些情緒高漲的「觀眾」指罵、推撞及拉著，最終要由警方介入，則為裁判官接納的證據[17]。起碼就D1而言，這當足以裁定他的行為「擾亂秩序」及「相當可能會導致社會安寧破壞」[18]。（由於D2至D5的行動相對溫和，他們的情況要留待處理夥同犯罪時分析。）

49.在達致上述結論之前，我並沒有忽略案例裡有關對方（即「觀眾」）反應必須合理的要求。這是上訴方強調的。鄧國楨法官曾就這點在Chow Nok Hang案大幅引用英國案例以說明：

“134. Section 17B(2) has its English equivalent in s5 of the Public Order Act of 1936, which provided ‘any person who in any pubic place or at any public meeting uses threatening, abusive or insulting words or behaviour with intent to provoke a breach of the peace, or whereby a breach of the peace is likely to be occasioned,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In Redmond-Bates v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2000] HRLR 249, a decision of the English Divisional Court (Sedley LJ and Collins J) where the question was whether the conduct of the defendants was likely to provoke a breach of the peace. Although 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 had not yet come into force, Sedley LJ considered the human rights dimension of such an offence. There, 3 women Christian fundamentalists preached from the steps of a cathedral and attracted a crowd some of whom were showing hostility. A policeman fearing a breach of the peace told the women to stop. They refused and were arrested for wilful obstruction of a police officer. The appellant was convicted. The issue on appeal was whether it was reasonable for the police officer, in the light of what he perceived, to believe that the appellant was about to cause a breach of the peace. Her appeal was allowed. At para 18, Sedley LJ said：

‘…The question for PC Tennant was whether there was a threat of violence and if so, from whom it was coming. If there was no real threat, no question of intervention for breach of the peace arose. If the appellant and her companions were (like the street preacher in Wise v Dunning) being so provocative that someone in the crowd, without behaving wholly unreasonably, might be moved to violence he was entitled to ask them to stop and to arrest them if they would not. If the threat of disorder or violence was coming from passers-by who were taking the opportunity to react so as to cause trouble (like the Salvation Army in Beatty v Gilbanks), then it was they and not the preachers who should be asked to desist and arrested if they would not.

…

20. … What Speaker’s Corner (where the law applies as fully as anywhere else) demonstrates is the tolerance which is both extended by the law to opinion of every kind and expected by the law in the conduct of those who disagree, even strongly, with what they hear…’

135. Earlier at para 6, Sedley LJ explained：

‘… In Beatty v Gilbanks (1882) 9 QBD 308, this Court (Field J and Cave J) held that a lawful Salvation Army march which attracted disorderly opposition and was therefore the occasion of a breach of the peace could not found a case of unlawful assembly against the leaders of the Salvation Army. Field J, accepting that a person is liable for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of what he does, held nevertheless that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of the lawful activity of the Salvation Army did not include the unlawful activities of others, even if the accused knew that others would react unlawfully.’

136.   In Jordan v Burgoyne [1963] 2 QB 744, the English Court of Appeal held that, a speaker who used words which threatened, abused or insulted, had to take his audience as he found it and, if the words spoken to that audience were likely to provoke a breach of the peace, the person could be convicted under s5 of the Public Order Act, 1936.  Since the offence is concerned with the maintenance of public order, naturally, the likely reaction of the audience is highly relevant.  Even so, as the passage from the judgment of Sedley LJ in Redmond-Bate quoted at para 134 above shows, if the threat of disorder or violence was coming from those who were taking the opportunity to react so as to cause trouble, it was they and not the speaker who should be asked to desist and arrested if they would not.  In Jordan, Lord Parker CJ said, of the offending speech ‘I cannot myself, having read the speech, imagine any reasonable citizen, certainly one who was a Jew, not being provoked beyond endurance, and not only a Jew but a coloured man, and quite a number of people of this country who were told that they were merely tools of the Jews, and that they had fought in the war on the wrong side, and matters of that sort.’  Jordan recognised that people may be so provoked that they lost control of themselves, and that as a matter of common sense, persons with certain attributes might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react more strongly than those without.  I have no doubt that a person who behaved in a manner which actually provoked persons present beyond reasonable endurance or might do so may be convicted under s17B(2).”

50.把上述原則適用到本案，遞補機制必有其擁護者，「觀眾」中也一定有持這種立塲的人[19]，他們對這個議題的熱切程度足以令他們費心預約到場表達意見，但卻被「進入者」不守大會規矩的出現而被逼暫停，所以被激使至失去自制而以暴力相向也是情理中的事[20]。相比之下，「進入者」雖然以示威及表達立場為最終目的，但他們的行為，雖非純粹搗亂卻確有搗亂成份，而且明明可預期有持相反意見者，卻硬要闖進演講廳，因此反而更有Sedley LJ口中的刻意挑起事端者的影子（who were taking the opportunity to cause trouble）[21]。

裁判官錯用了夥同犯罪的原則

51.這個投訴同時指向控罪（2）與控罪（3），現在一併處理。

52.上訴方陳詞：首先衝進演講廳的是D1及若干戴上V煞面具的男子。D2是「觀眾」，沒有參與破門，他只曾在官員避席及宣布休會後四處走動及上台發言。案中也沒有證據指證D3至D5破門。錄像顯示，他們比D1依次遲一分鐘、半分鐘及兩分鐘到場，當時論壇已暫停。其後，D3和D4大部分時間在徘徊，也各自喊過口號。此外，D3和D5曾在台上發言。D4曾站到台上示威但沒有發言。上訴方認為，D2至D5的行為，相對和平，裁判官沒有理由引用夥同犯罪的原則把他們與較激進的「進入者」扯上關係。

53.《裁斷陳述書》中的有關段落如下：

「共同行動（joint enterprise）

31. 本席餘下要處理的是控方能否證明每一名被告人與『進入者』連繫上共同行動的關係，那純粹是事實上之裁決。當考慮時，亦不能忽略前述的開明及開放概念，而當衡量某人的行為是否達致共同行動，那必須要獨立地考慮個人的參與程度，而單是現身出現，當然並不足夠：而持相同政見本身，同聲同氣，亦不能視作不良或不利之推斷。另一點需要提及是雖然[D3]至[D5]並非持票入場的『觀眾』，亦無證據顯示他們一早便是一夥兒，所以需要特別小心分析各人的情況。共同行動並不需要由始至終都有份參與大夥兒的行動，可以途中加入，又或者是中途離開，但需要有相當程度的參與、有份兒促使、促成或造成大夥兒的目的，才屬共同行動。對於在會議廳內發生的事，除了有證人作證之外，也有錄像；如果是提及同一時段經過，錄像當然比證人證供來得更為傳神及精確：而錄像的另一優點可以連貫性看到一個動作緊接另一動作、有關人仕的即時反應、周遭的環境等，都會大增協助法庭作出判斷。

32. 當[D1]強行進入會議廳之後的作為，包括在其他人擾攘造成紛亂的情況下，他上台發言、作出號召、發出指令，而其他人仕跟從等那些行為顯示出他即使不是首領，都起碼是領導者之一，他之參與角色，必然是共同行動。

33. 有一點可以應用於[D2]至[D5]的是當『進入者』進入之後，秩序變得異常混亂，而主持官員更撤離暫時休會，之後有人佔據講台進行示威，當中亦包括戴V煞面具者，講台上秩序異常紛亂，在這情況下主動地登上講台進入他們佔據得來的領域，更接過『咪』發言那些和他們類同的行為，絕非『諸事八卦』圍觀或趁熱鬧，而這些行為本身，是已經足夠可作出無可抗拒的推斷，起碼是各人上講台是參與及加入一夥兒行列。

34. [D2]是持票入場的『觀眾』，無證據顯示他是裏應外合，但他一直在場內，目擊及得悉過程當論壇暫停後，他之一連串的作為，包括上台使用『進入者』的自備揚聲器發言、屢次穿插於『進入者』之間、當他發言其間有戴V煞面具者及『進入者』在旁、發言時高舉示威手勢、戴V煞面具者在他耳旁向他說話、與[D1]交頭接耳、當[D1]號召離場時，他隨著離開講台等行為、再加上他和示威者的緊密接觸行為，進一步加強上述的唯一及無可抗拒推斷，他加入了一伙兒行動。

35. 有關[D3]，他穿插於『進入者』之間、上台用『咪』發言、將『咪』交給正用自備揚聲器發言的[D1]、也將『咪』交給[D5]發言、和[D1]之間交頭接耳等動作，進一步加強上述的唯一及無可抗拒推斷他加入了一夥兒的行列。

36. [D4]在講台前及台上舉起手作示威手勢與[D1]同叫口號、當[D1]在台上發言時，站在檯邊、在[D1]號召下與[D1]和[D2]入一同離開講台，那種種的景像，加強前述的無可抗拒推斷，他加入了行列。

37.   [D5]當[D1]在雲集示威者的講台上發言時她站在[D1]和戴V煞黑色面具者旁邊、戴黑色面具者將『咪』交給[D3]而[D3]隨即將『咪』交給[D5]發言，發言時[D3]陪伴著，發言其間[D1]曾經向她耳邊說話等動作環節，進一步加強上述的唯一及無可抗拒推斷她加入了行列。」

討論

54.終審法院包致金常任法官在Sze Kwan Lung & Others v HKSAR (2004) 7 HKCFAR 475指出：

“33. ‘Joint enterprise’ is an expression used to denote the conduct of two or more persons who take part together in a course of criminal conduct …

它的意義在於：

34.   … Each participant is criminally liable for all the acts done in pursuance of the joint enterprise.  And whether or not he intended it, he will be criminally liable for any such act if it was of a type which he foresaw as a possible incident of the execution of the joint enterprise and he participated in the joint enterprise with such foresight …”

還有是構成和證明：

37.   … I respectfully agree with the statement in Smith & Hogan: Criminal Law (10^th ed., 2002) at p.161 that

… once a common purpose to commit the offence in question is proved, there is no need to look further for evidence of assisting and encouraging.  The act of combining to commit the offence satisfies these requirements.  Frequently it will be acts of encouragement which provide the evidence of the common purpose.

… ”

55.問題是，本案的共同目的（common purpose）是甚麼？

56.根據其案論，控方的答案只可能是他們所講的“踩場”（或純粹搗亂），亦即以阻止聚集處理事務為目的擾亂秩序行為（第17B(1)條）。這是最起碼的。這行為是否相當可能導致社會安寧破壞（第17B(2)條）則涉及客觀的測試。只有同意了上述意義的“踩場”，表現相對溫和的D2至D5才能在夥同犯罪的原則下因別人的行為而被裁定有關的罪名成立。不過，“踩場”又是否能真正被推論為各上訴人的共同目的？我對此很有懷疑。

57.誠然，根據裁判官的觀察[22]，各上訴人互相認識，那很可能是事實，但有關的證據卻僅止於此。相反，根據會方在當晚的安排，個別上訴人（如D3至D5）完全有可能只打算以候補身分進入演講廳後才引發示威，又或此路不通時在門外高喊口號以示抗議。這類策略是示威者在各種公共諮詢場合或立法會會議所常用的。若然保持克制（例如不撞門、不衝台、不搗亂；被請走時不反抗、不堅持逗留），有關的行為不會違法，與“踩場”完全是兩回事。

58.當然，裁判官也提到中途加入的可能。意思是，各上訴人最終還不是闖進了演講廳？又闖到台上（包括D2）？亦即眼看有人破門、霸佔講台、搞亂場地、甚至與人爭吵還以自己的形式加入支持。問題是，這個取態，完全沒有考慮到會方確曾宣布論壇休會的事實[23]。如果個別上訴人在別人已破門兼無人阻擋的情況下遊走至演講廳，然後再因講台上沒有主事官員而登上示威，那麼，我實在不認為裁判官有足夠證據指他有“踩場”的目的[24]。

59.我認為，夥同犯罪的原則，並不適用於D2至D5；他們自己的行為也未能滿足控罪（2）和控罪（3）的要求。由於D1的行為本身已具備了相關的性質，他就控罪（2）的定罪雖然未能維持（見上文第23至24段），但控罪（3）的定罪卻為穩妥（見上文第48至50段）。

結論

60.D2至D5就控罪（3）的定罪撤銷，D1的定罪維持。

控罪（1）

61.上訴方認為，控方證人的證供不可靠。

內容

62.PW5是唯一與控罪（1）有關的控方證人。裁判官信納她能透過玻璃門準確看到D1的行為。至於她保持直望又如何能捕捉到所有有關細節，裁判官則表示（見《裁斷陳述書》）：

「16. … 對於[PW5] 隔著玻璃門向外平視，對該動作的詮釋，人的眼球可作移動角度，可以『眼尾哨一哨』；再者在角力期間，身體自然地不經意下移動，而稍為微微移動身體或頸部就足可以涵蓋更大的視野，所以即使是平視，並不是像攝影機般將鏡頭固定地指向某點，而是可以看見站立在花槽上的人之面孔，合情合理，再加上 [D1] 的面孔是香港人所熟悉的，所以絕不會弄錯或誤會。」

63.然而，上訴方認為，這個結論並不穩妥，因為PW5在作供時透露[25]：一，她的眼睛離地5呎，D1放在玻璃門柄上的手則離地5呎8吋。二，在歷時三分鐘的拉扯角力期間，PW5盡量平視，目的是要假裝作鎮靜，不讓對方感覺她害怕。因此，PW5不可能清楚看到D1的手部動作。就算她確曾如裁判官所言，用「眼尾哨過一哨」，看到的也可能只是D1那張叫人熟識的面孔，與後者的手在做什麼無關，更何況PW5在盤問時承認，「啪」一聲（即門柄鬆脫）那刻，D1的位置實為「好後邊」。

討論

64.我在聆訊後下令索取並納入上訴卷宗的錄音謄本顯示，PW5在原審時供稱，直接拉扯玻璃門者只有四人。兩名男子靠牆，花槽那邊是一名女子，女子背後是D1。D1從後伸手跨過女子頭部拉著門柄[26]。當「啪」聲作響時，D1的手先從門柄缩了一缩，幾秒之後再拉扯下去。這是她親眼看見的[27]。所謂親眼看見，是如舊平望，至聽到「啪」一聲後朝聲音來源（即向上）掃了一眼並見到D1把手從門柄縮回，幾秒後再繼續，直至把門拉開[28]。這個說法，PW5重複了多次，無論D1怎樣向她盤問也沒有動搖。裁判官相信她，是合理的。PW5的供述，包括她平視還能看見一切的宣稱，沒有本然不可能的地方。我不認為她是因為認得D1的容貌而先入為主，又或看錯。這個結論不會受到PW5在其他事情上的證供有遲疑所影響。

結論

65.D1就控罪（1）的定罪是穩妥的。

控罪（4）

66.上訴方認為，裁判官根本沒有足夠證據給D1定罪。

內容

67.就這罪，PW7的證供是唯一有效的證供[29]。他指自己透過木門上的小窗看見D1有份撞門，只是「初期」。他沒說後來是否看見D1「拉門及撬門」[30]。上訴方認為，這是疑點，而疑點的利益應歸於被告。

討論

68.PW7指自己透過小窗看見D1撞門，是裁判官接納的證供，上訴方並沒有質疑這個事實的裁決。錄影顯示，D1是率先衝進演講廳的「進入者」之一，這事發生於木門被毀（即打開）之後。在此之前，D1曾以武力打開玻璃門，目的是要向演講廳挺進。以上就是控罪（4）的背景，它對D1已夠不利。

69.至於最後的定罪基礎，裁判官還是依賴了夥同犯罪的原則。這從《裁斷陳述書》第22段清楚可見（而且還被適用到控罪（1）之上[31]）：

「22. 根據已經裁定之事實中，有關第一項控罪，[D1]的確有份直接參與拉扯玻璃門之手柄，而他當時亦與其他拉扯者是共同一心以達致共同的目的，最終拉扯力令手柄鬆脫。以那樣的拉扯角力，不論在主觀或客觀上，任何一個人都顯然易見玻璃門有很大機會受到損壞，那屬罔顧。至於第四項控罪，從已裁定的事實中，包括木門尚未強行被開啟前一刻，[D1]以身體撞門，毫無置疑地[D1]有直接參與其他使用暴力強行開啟木門，他們同心一致，以那暴力強行的撞擊、撬及拉扯手柄等的作為，本席裁定那些作為，在主觀或客觀上，都顯然易見木門有很大機會受到損壞，那屬罔顧。」

70.我認為，裁判官的分析正確。無論D1是否親自進行了某些動作（例如以螺絲批或黑色長條形的東西撬門），那些動作都是一眾欲破門者所完全可以預期的，因此都要負責。

結論

71.D1就控罪（4）的定罪維持。

不服判刑的上訴

D1背景

72.從1979年至今，D1有十三次共二十一項刑事定罪紀錄，據知全部與示威遊行等事有關，直接干犯《公安條例》第17B(2)條的前科則有兩項，當時（1996及1999年）均以罰款了事。他被判罰最重的兩次是120小時社會服務（2009年：擊警）及2週即時監禁（2002年：藐視立法會）。

輕判請求

73.裁判官在《判刑理由書》引述D1的輕判請求如下：

「40. [D1] 首先對損毀財物表示歉意，並願意賠償。他表示由於他之前的一些作為，引致政府推出遞補機制，所以有強烈感受；再者，他身為立法會議員，縱使在議會中極力反對議案，但看來是勢在必行；經過激烈的反對下，政府才願意舉辦兩場諮詢會，而諮詢會又不公正，所以把握在最後一場諮詢會上發出重大聲音。他更陳述當時只不過是沒有跟隨主辦者的指定方式表達意見，但當在政治不公平下，人的作為會變得異常。他亦陳述沒有想過佔據會場，亦沒有想過局長及署長會離開，他只不過是把握最後機會，盡力將反對聲音弘揚。他陳述不請自來並非罪行，他只不過是想進入和平表達訴求，事前並沒有和其他人相約，亦沒有想過以暴力強制他人欲做的事情，他沒有阻礙工作人員，當工作人員要求他們離開時，他就離開。事件中他並沒有私利，只不過是在迫不得已下行動。[D1] 對過往的案件之因由作出解釋。」

原審量刑

74.接著是他的判刑理由：

「43. 在量刑之前，本席有考慮案情及求情陳詞。本席認同辯方陳述遞補機制涉及香港每一名市民之基本權利，影響深遠，而爭議亦到達深層次社會矛盾的說法；本席亦理解『進入者』的憂慮，論壇場數嚴重不足缺乏廣泛性，所以把握最後機會強行進入表達訴求，特別是[D1]，由於他先前的一些作為引致政府推出替補機制，他當然極為關注；本席亦明白到一些社運人士會較為熱血及激烈，但他們畢竟都是關住社會問題，而在本案中的每一名被告人並無個人私利。本席認為市民在論壇中表達意見、民選立法議員有責任替市民發聲、明日社會主人翁的學生關心政事等，實屬社會之福；再者《基本法》及《人權法》中保障言論自由及示威權利，在崇尚法治、自由的香港社會中，在眾多港人的價值觀中那些權利有很高的地位；所以當行使那些權利期間觸犯其他的刑法，在量刑時，應該以盡量寬鬆、開明的角度，不能忽視相容性考慮，但當涉及人身安全時，當然不容妥協 (底線本席強調)；量刑亦不單止要貫徹法律所賦的基本權利精神，亦要體現香港的開明、自由和民主的價值觀。

44. 不論當天的論壇是真誠的諮詢又或者是如辯方所指的假諮詢，但出席的『觀眾』都有權在不受影響下發表及聆聽他人意見，那屬行駛基本權利；但紛亂已經達到難受管束及令人厭惡，不單止令論壇暫停，影響他人行使基本權利、更甚者令『觀眾』擔心人身安全，恐怕被殃及池魚，甚至決定提早離場。案情之嚴重性包括令人不能在不受影響及擔心安全下行使基本權利，那不單止踐踏當天的『觀眾』行使基本權利，亦會帶來深遠的不良影響；因為當市民考慮是否參與類似的公眾活動前，需要關注或評估人身安全，甚至卻步，那是一個社會倒退。

45. 有關第一及第四項控罪，雖然所損壞的是財物價值不算很高，損毀程度亦不算大，但有別於本席日常處理的一般的刑事損壞案件。當人群衝擊玻璃門及木門時，在門之另一方有職員阻擋，在那情況下互相角力，最令人關注的就是人身安全 (底線本席強調)，因為沒有東西比人身安全更為重要，不論是職員又或者是『進入者』的人身安全，都是同樣的重要；試想，在那情況下拉扯，人群情緒高漲，萬一當門被拉開時有人跌倒在通道上，隨後的人一擁而上下引致「人踩人」，後果難以想像，而這些可能出現的嚴重後果，絕非吹毛求疵，而是顯而易見，所以『進入者』根本是在罔顧人命安全下行事，必須以嚴厲角度下量刑，監禁實屬恰當。

46.   當本席作出量刑起點時，本席已考慮本案之獨特情況，並將量刑起點適當地調低。經小心考慮後，第一及第四項刑事損壞控罪，均以兩個月為起點。至於第二及第三項控罪，本席認為短期監禁屬恰當，亦能反映案情之嚴重性；由於[D1]很早便參與，而參與程度很深入，包括發出號召及指令等，即使不是首領，起碼是領導者之一，所以在刑責方面，必需有別於其他相關被告人。第二及第三項控罪，[D1]均以五星期作起點，而其他相關控罪的被告人，均以三星期為起點。在本案中，本席看不到有任何因素，需要給予任何折扣。本席下令全部刑期同期執行，即時監禁；而[D1]亦需要向特區政府賠償損壞4150元。」

上訴理由

75.上訴方指事件不涉個人利益，D1的目的只是要就遞補機制表達意見，而政府最後亦因社會上的強烈反對聲音而收回該項建議，可見D1的行動並非無的放矢。上訴方也指D1的手段克制，破壞輕微，所以有關的刑期明顯過重。

結論

76.正如我在上文指出，論壇涉及的議題，有正反兩方面的意見，是正常不過的。會花功夫預先報名及親身出席的人，有較強的意願要表達意見，也完全可以預期。在這個背景之下，沒有報名（或未能成功報名）的D1，非闖進限制進入的演講廳不可，雖然最終也以表達意見為目的，卻確實有刻意挑起事端之嫌，而且行為帶有搗亂成份[32]，結果引致實質的社會安寧破壞[33]，那是加劇罪行嚴重性的重要因素。此外，裁判官力指D1等人衝門有危險，在程度上或許可以商榷，但也實在有他的道理。法庭不會縱容任何涉及實質暴力的衝擊行為。這兩點，再加上D1已有兩次第17B(2)條的同類前科，一個即時監禁的刑罰，在本案是合適及無可避免的。刑期方面，在衡量過一切與案有關的因素後，我則認為原審的判刑（合共2個月）明顯過重。我認為，控罪（1）、（3）和（4）的刑期，可全部下調至4星期，而且因出於同一事件而同期執行。

判決

77.D2至D5不服定罪的上訴得直，有關的定罪撤銷，針對判刑的上訴無需再行處理。

78.D1不服定罪的上訴部分得直，控罪（2）的定罪與判刑撤銷。不服判刑的上訴得直，控罪（1）、（3）和（4）全部改判即時監禁4星期，同期執行，賠償令維持不變。

答辯人：由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譚耀豪及檢控官葉瑋璣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一上訴人：由何謝韋，李偉業律師事務所轉聘李柱銘資深大律師及詹鋌鏘大律師代表。

第二上訴人：由林偉展，黎志超律師事務所轉聘彭耀鴻資深大律師及羅德謙大律師代表。

第三及第五上訴人：由何謝韋，李偉業律師事務所轉聘李柱銘資深大律師及黃瑞紅大律師代表。

第四上訴人：由何謝韋，李偉業律師事務所轉聘林國輝大律師及王芯怡大律師代表。

Please refer to FAMC38/2014 for the relevant appeal(s) to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