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高旨康

HCMA 405/201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不服命令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4年第405號

(原荃灣裁判法院案件2014年第3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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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理 由 書

1.上訴人 (下稱第二被告人) 與另一名男子 (第一被告人) 一同被控一項「入屋犯法」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0 章《盜竊罪條例》第11(1)(b) 及 (4) 條。罪行詳情指：「[第一被告人] 及 [第二被告人]，被控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三日，在香港新界青衣貨櫃碼頭路現代碼頭1 樓F03 倉作為侵入者在進入名為現代碼頭1 樓F03 倉的建築物的一部分後，在該處偷竊6,717 部手提電話及4,800 件手提電話零件 (合共價值港幣$1,820,139 元)」

2.於2014 年5 月22 日，在荃灣裁判法院署任主任裁判官杜浩成席前，控方申請撤銷控罪，獲主任裁判官接納。第二被告人當時代表律師作出訟費申請，聆訊押後至2014 年6 月5 日。在6 月5 日，主任裁判官拒絕第二被告人的訟費申請。第二被告人就該命令提出上訴。

3.本席在聆訊後判令上訴得直，第二被告人可得原審及上訴的訟費。如雙方未能就訟費金額達成協議，則交由聆案官評定。以下是本席的理由。

控方的指控

4.主任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指出有關指控：

「控方的指控

3. 第一和第二被告都是一家貨運公司的員工。

4. 第二被告向僱主提出，要求僱主讓他在2013 年10 月13 日凌晨3 至5 時，使用公司的輕型貨車運載一批貨物。因應第二被告的要求，僱主指示第一被告駕駛公司貨車運載相關的貨物。

5. 第一被告依照指示，到涉案貨倉運走一批價值超過港幣1,800,000 元的流通電話和電路板。

6. 2013 年10 月15 日，貨主發覺貨物不翼而飛，報警求幫助。警方根據錄像記錄，發現第一被告的身份，在2014 年1 月23 日把他拘捕。警方的進一步調查顯示第二被告也牽涉在內。翌日，第二被告被捕；警誡下，他在律師陪同下拒絕回答任何問題。

7. 警方一直無法追尋失物的下落。」

5.辯方的訟費申請理由及主任裁判官的裁斷理由如下：

「辯方訟費申請理由

8. 辯方申請訟費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控方案情不能支持一項表面證供成立的裁決；

二、控方申請把控罪撤回；

三、被告只是行使他的權利；被告警誡下保持緘默這一點，不可用作為他自招嫌疑的理據。

9. 本席認為，以案情而言，第二被告在相當程度上參與本案，他向僱主提出使用公司貨車運貨的要求，而失物最終由該貨車運走。本席認為，案情明顯支持表面證供成立的裁決。

10. 本席不接受辯方的說法，指稱控方決定撤回控罪時，必然是因為表面證供不成立或是被告必然沒有自招嫌疑。

11. 辯方 [依] 賴HKSAR v Lam Chiu Fong (HCMA 5896/2007) 一案，該案判詞第5和第6 段如下:

5. Applying the reasoning of that case to these facts, the four appellants enjoy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facts that founded the charges against them cannot therefore be taken as an indication of guilt. The wrong of which they were accused cannot, by itself,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deny them their costs. This would be the more so where, as here, the prosecution withdraw the charge and the assertions of wrongdoing are therefore untested, as opposed to the situation where there has been a trial and basic facts have been found.

6. No fact or matter exists in this case beyond the facts upon which the charge of unlawful assembly was based which could be said to justify the finding that an appellant’s conduct brought suspicion upon himself. If what they had done had led to a trial and acquittal, their conduct could not have been taken against them in order to deprive them of their costs. The same must therefore apply where the prosecution do not proceed to trial but withdraw the charge. In both situations,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is engaged.

12. 本席認為，處理訟費申請時，法庭可以考慮被告人被調查期間和聆訊期間的整體表現，以及控方案情，以作出被告是否自招嫌疑的裁決。在這一環節上，Cheng Kam Kuen and HKSAR (HCAL 92/2004) 這案例的第27和28 段有 [以] 下主張：

My conclusion

27. Both on first principles and authorities, I totally agree that the right of silence is a fundamental part of the common law and the criminal law (I include here the absence of any affirmative duty of disclosure of the defence prior to trial – indeed an accused may choose to keep silent even at trial and simply put the prosecution to proof of its case). The right must be jealously guarded. It cannot be taken away or watered down, whether in form or in content, and whe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is has been recently reaffirmed by the Court of Appeal in Lee Fuk Hing v HKSAR [2005] 1 HKLRD 349.

28. Howeve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can the refusal or failure to disclose one’s defence or proffer on explanation at the investigation stage, done in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silence, be taken into account by the court in considering costs following an acquittal. The Court of Appeal in Kwok Moon-yan, supra, has said so in terms. The Australian case have both explained why and demonstrated in what circumstances this may be done. Quite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Kwok Moon-yan as a decision of the Court of Appeal is binding on this Court, I agree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has been reached in these authorities.

13. 本席認為，在本案的訟費申請中，被告警誡下保持緘默這一點可否賦予比重分量，必須從整體資料考慮，特別是控方案情。

14. 本席認為，涉案事件絕非一般商業安排。第二被告要求使用公司貨車在凌晨時份運載貨物，其後貨車把盜竊物品載走，這一點絕非巧合，而明顯是精心安排的。

15. 最重要的是，整件案件中，只有第二被告一人知道托運人的身份和相關資料，例如，第二被告是在甚麽情況下收到托運人載貨的要求、第二被告是否認識此人、托運人又是以何途徑找到第二被告、等等。第二被告是這些重要資料的唯一知情人士。

結論

16. 考慮過所有相關資料和辯方所有陳詞後，本席認為，第二被告保持緘默，即使是在律師陪同下，也必然是他的個人選擇。

17. 由於本案的關鍵資料只有第二被告一人得知，加上案情明顯顯示第二被告在關鍵事項上參與犯罪行為，本席認為，本案屬罕有的情況，第二被告警誡下行使他保持緘默的權利，可以賦予比重份量以支持控方指稱被告自招嫌疑的說法；他保持緘默的行為也令控方誤以為控方證供比實際為強，原因是控方的資料或案情中，沒有任何反駁或解釋被告參與犯罪行為的指稱。

18. 基於上述理據，即使控方撤回控罪時，辯方一般可獲訟費，本席行使法庭的酌情權，在本案獨特的情況中，拒絕第二被告的訟費申請。」

上訴理由

6.代表第二被告人上訴的羅保林大律師基本上是指主任裁判官錯誤單憑控方案情便指表面證供成立，但有關案情不是證據，而第二被告人被控的是與另一人入屋犯法，控罪與托運人身份扯不上關係。

7.羅大律師亦指主任裁判官錯誤認為第二被告人保持緘默的行為也令控方誤以為控方證供比實際強，及「沒有任何反駁或解釋被告參與犯罪行為的指稱」。

案件在裁判法院進行的時序及情況

8.案件於2014 年1 月25 日首次提堂，案件押後至2014 年4 月24 日以便控方索取法律意見。

9.於2014 年4 月24 日，控方再次要求將案件押後，理由是律政司指示警方作進一步調查。主任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至2014 年5 月22 日。

10.於5 月22 日，控方申請撤銷控罪，但並無提供撤銷控罪的理由。

11.當時代表第二被告人的謝律師提出訟費申請。控方提出反對，控方依賴控方案情指第二被告人行為可疑、自招嫌疑，不應給予第二被告人訟費。謝律師陳詞指控方撤銷控罪有別於被告人因技術性理由獲判無罪，控方未能達致表面證據成立，理應給予第二被告人訟費。

12.主任裁判官要求控辯雙方就訟費此議題協助法庭——尤其是涉及一名被告人行使緘默權此範疇。主任裁判官遂將案件押後至5 月22 日當日下午繼續。

13.在下午繼續聆訊時，謝律師依賴了兩宗案例，其中一宗涉及控方撤銷控罪：HKSAR v Lam Chiu Fong (林超芳) and Others, HCMA 1148/2007。

14.主任裁判官在與謝律師討論期間主動提及另一宗案例Cheng Kam Kuen v HKSAR, HCAL 92/2004。

15.控方亦進一步提供資料：指根據車主公司其中一名合夥人所言，第二被告人告知該合夥人有一張訂單 (order)，但該合夥人因第二被告人是新加入公司工作而不放心，不准許第二被告人駕駛車輛，而另安排第一被告人駕駛。控方指第二被告人是接訂單的人，因此他是唯一的接連者 (linkage)，第二被告人亦是唯一的接頭人 (contact)，而第二被告人是唯一在車主公司內不提供資料的人。

16.主任裁判官其後向辯方查詢是否爭議控方的案情撮要，並表示若有爭議，他便「惟有叫控方傳召個證人……現階段唔適合即刻裁斷」(上訴文件第27 頁Q 行)。案件押後至2014 年6 月5 日。

17.於6 月5 日，主任裁判官讀出控方提供的案情 (上訴文件第28 頁U 行至29 頁C 行)：

「官：警方嘅調查就係—案件就喺2013 年嘅10 月15 號發生，警方係根據閉路電視影到架車嘅車牌號碼，就鎖定咗某一啲嫌疑人喇，咁就喺—2014 年嘅1 月23 號喇，就將第一被告，即係個—將第一被告拘捕喇。第一被告拘捕嘅時候交代，佢係第二被告安排去送貨嘅。而第一被告只係收1,000 鈫嘅啫。咁當時第一被告就係喺控方第六證人嗰度收到電話，就話要去交貨—就要送貨，咁安排第一被告就同第二被告聯絡。第二被告就交咗個電話號碼畀第一被告，第一被告就去交貨嘅。第二被告喺第二日，即係1 月24 號就被拘捕，當時警誡下佢就冇任何嘅表示。

根據控方第六證人講，係第二被告要求架車去送貨嘅。……」

18.在主任裁判官讀出案情後，謝律師表示他無進一步陳詞。主任裁判官隨即作出裁決，以第二被告人自招嫌疑為理由拒絕其訟費申請。

本席作出的考慮

19.首先，謝律師提供給主任裁判官、而主任裁判官亦在其裁斷陳述書引述的案例HKSAR v Lam Chiu Fong (林超芳) and Others 是賴磐德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 (當時官階) 在裁判法院上訴案件的判案書。案件涉及一眾人士被控非法集會。控方申請撤銷控罪。裁判官考慮了眾被告人的作為 (包括在現場有類似黑社會顯示勢力，及有恐嚇性的言行) 後，不給予辯方訟費。

20.賴磐德法官引述案例Qamar Sheraz v HKSAR (2007) 10 HKCFAR 696，指 “… it was not permissible to deny an acquitted defendant his costs on the basis that facts established that he was guilty of the crime charged.” 意思是在一名被告人獲判無罪後、申請訟費時，法官不能以案情顯示被告人干犯了他被控的罪行為理由拒絕給予訟費。

21.賴磐德法官遂推翻裁判官的命令，判眾上訴人可得訟費。

22.主任裁判官、謝律師、甚至在本席席前代表控辯雙方的律師，全部都未察覺到該案曾再進行上訴，而上訴庭在Secretary for Justice v Lam Chiu Fong [2009] 2 HKLRD 484, (CACC 71/2008) 撤銷了賴磐德法官的命令，維持原審裁判官的命令 (不給予眾上訴人訟費)。

23.在上述案例，上訴庭處理了控方撤銷控罪而辯方申請訟費所涉及的法律原則。雖然司徒冕上訴庭副庭長 (當時官階) 及貝珊原訟法庭法官 (當時官階) 頒下共同判辭，而司徒敬上訴庭法官 (當時官階) 頒下另一份判辭，他們就有關的原則並非南轅北轍。

24.司徒冕副庭長及貝珊法官指：當法官以被告人自招嫌疑為理由行使酌情權剝奪其訟費時，必須顧及與控罪最有關的行為，此不單包括被告人於調查期間及審訊時的行為，亦包括被告人在進行調查及審訊前構成其被控控罪部分情況背景的行為。但法官不可依賴與被告人被判無罪互相違背的事實版本，又或依賴與被告人被判無罪的箇中原委截然不同的版本 (引用案例Tong Cun Lin v HKSAR (1999) 2 HKCFAR 531，Ting James Henry v HKSAR (No 2) (2007) 10 HKCFAR 730) (判辭第 23及32 段)。[1] (非官方翻譯)

25.司徒冕副庭長及貝珊法官亦指出：當控方撤銷控罪，處理訟費申請無須傳召證供。法官可依據控方提供的案情事實作出裁定。但法官應尋找獨立證據來支持被告人自招嫌疑的結論：例如是被告人曾作出招認。是否有需要傳召證供會因應個別案件情況而定，但若非必要，在處理申請訟費時傳召證供而導致法庭審訊案件的時間表有阻礙是不理想的做法 (引用案例HKSAR v Dove [1998] 1 HKLRD 179，上述 Tong Cun Lin 案例，及Mooney v Cardiff Magistrates’ Court (2000) 164 JP 220) (判辭第 25-28 段)。[2] (非官方翻譯)

26.司徒敬上訴庭法官指：當控方撤銷控罪，其情況實與被告人被判無罪一般，即起點是除非有確實理由，否則不應剝奪被告人訟費。當有關案情備受爭議，而被控人士的行徑並無自招嫌疑或令控方相信指控被告人的案情較實際為強，控方撤銷控罪，法官理應行使酌情權，判被告人可得訟費 (判辭第42 段)。[3] (非官方翻譯)

27.司徒敬上訴庭法官再指：在控罪撤銷的情況下，法官並無作出事實裁決，祈望法官進行聆訊來處理訟費申請是不切實際及不合理想的。重點在於控方基於甚麼理由撤銷控罪？控方打算傳召的證據為何？證據是強是弱？是否有明顯獨立的證據支持申訴？於案發時的所有環境情況及在調查期間，被告人的行為有何不爭議的特徵支持其被控控罪？(判辭第43-45 段)。[4] (非官方翻譯)

28.引用上述原則，案情顯示在案件發生後，閉路電視拍攝到屬於第二被告人及第一被告人任職公司的貨車及其車牌號碼。警方調查後發現案發時第一被告人是司機。第一被告人在警誡下指第二被告人吩咐他做司機。第一被告人在警誡供詞所言當然不能作為指證第二被告人的證據。第一被告人的說法亦祇是片面之詞 (bare assertion)。

29.至於第二被告人的僱主，證據顯示其公司的貨車涉及案件，而搬運巨額貨物發生在凌晨時分。一般而言，正當的生意流動不會在凌晨發生。該名合夥人本身亦是嫌疑人，他指稱是新近聘請的第二被告人向他表示有訂單，此言不單是他片面之詞，而且更是一名涉嫌與案件有關的人的片面之詞。在本案，除了第一被告人在警誡供詞下的片面之詞及該名合夥人的片面之詞外，根本無獨立證據或其他資料顯示第二被告人是與案件有關、是唯一的接連者或接頭人。

30.第二被告人行使緘默權不回答問題或作出回應，他的行為並無自招嫌疑，亦無令控方相信指控第二被告人的案情事實較實際為強。

31.在此情況下，不給予第二被告人訟費，等同剝奪了他行使緘默權的權利。

32.誠言，正如Cheng Kam Kuen一案指出，一名被告人行使權利，保持緘默，這並不代表法官在考慮訟費時，不能將該名被告人拒絕回應此舉考慮在內，但每件案件案情不同，法官必須考慮有關案情才可作出裁定。

33.本席認為主任裁判官並不知悉上訴庭在Lam Chiu Fong案例列出的原則，因而無考慮到在本案根本無獨立證據或其他資料顯示第二被告人與案件有關，錯誤行使酌情權，剝奪第二被告人可得訟費的權利。

34.基於上述理由，本席批准上訴，判第二被告人可得原審及上訴的訟費。

答辯人：由律政司高級檢控官關百安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由謝啟聰律師行轉聘羅保林大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