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何文傑

DCCC 1098/2025

[2026] HKDC 1567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5年第10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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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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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罪

1.被告人面對一項「盜竊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9條。被告人承認控罪及同意案情，被裁定罪名成立。

案情

2.由2020年2月至2023年2月15日期間，被告人受僱於「德勤·關王陳方會計師行」，並擔任資訊科技經理。他有7名下屬，他的職責包括管理資訊科技部，當中包括管理新購及備用手提電腦的庫存。

3.於2023年2月13日，德勤的資訊科技部系統工程師張文達先生（控方第二證人）進行審計盤點時，發現失去了399部手提電腦。當天稍後時間，閉路電視拍攝到，放取例假的被告人進入案發地點辦公室的儲物室，並將多部手提電腦裝入一個紙箱。之後被告人將紙箱交給Want Digital東主黎振邦先生（控方第四證人）。控方第四證人將現金交給被告人作為回報，然後將紙箱帶走。之後德勤的行政總監潘愷皓女士（控方第三證人）截停被告人及控方第四證人，並尋回約10部手提電腦。

4.稍後時間，被告人向德勤的資訊科技總監孫正一先生（控方第一證人）承認他在2021年9月至2023年2月期間一直偷竊公司的手提電腦賣錢，並在股市輸光所有金錢。被告人亦在控方第一證人面前寫下一封招認信，承認他未經公司同意，將公司約300部手提電腦非法賣給控方第四證人以賺取金錢。然後，控方第一證人陪同被告人向警方自首。被告人被警方以「盜竊罪」拘捕。

5.被告人在警誡下承認他未經德勤同意，偷取了399部全新手提電腦，以及沒有記錄在公司電腦系統的舊手提電腦，再分批賣給一間名為「Want Digital」的電腦回收商。每部新手提電腦的轉售價介乎港幣2,100至5,800元，而舊手提電腦則為港幣約600元。他們之間主要以現金進行交易，但亦有轉賬交易。被告人利用職位之便來掩飾盜竊事件，並從中賺取了港幣約80至120萬元。他以盜竊所得的金錢購買股票，但已把金錢輸光，而且欠債。

6.被告人亦承認他在2023年2月13日與控方第四證人進行最後一次交易，當時他將約20部手提電腦裝入一個紙箱交給控方第四證人。該交易被控方第三證人阻止，被告人亦已將交易款項港幣39,600元退還控方第四證人。他承認他撰寫招認信，並希望承擔法律責任，所以向警方自首。

7.警方在Want Digital店舖檢獲24部屬於德勤的舊手提電腦。控方第四證人表示被告人於2021年9月29日至2023年2月13日期間一直向他出售手提電腦。被告人聲稱他是獲得公司批准定期出售舊電腦，而公司亦不要錯買的新手提電腦。

8.調查發現，在2021年10月13日至2023年2月11日期間，控方第四證人及Want Digital向被告人的東亞銀行帳戶存入了港幣共458,090元。

9.在案發時間，被告人一共盜取了423部屬於德勤的手提電腦，總值港幣120萬元。

求情

10.被告人現年39歲，已婚，妻子是家庭主婦，他們育有一名七歲半的女兒。被告人持有資訊科技學位，案發時薪金為港幣45,000元。

11.被告人的父親在2020年左右發現患上肺癌，其後接受手術治療。他的妻子在2018年誕下女兒後，患上了產後抑鬱症。被告人在案發階段亦有抑鬱症病徵，但沒有尋求專業協助。被告人因多重壓力，包括經濟壓力影響而犯案。

12.被告人在東窗事發後曾一度企圖了結生命，但因妻子及女兒尋找他而令他放棄這個念頭。之後他聽從妻子的勸告，返回公司交代一切，並在控方第一證人陪同下到警署自首。

13.被告人在事發後尋求專業治療，並確診患上適應障礙症，伴隨混合焦慮與抑鬱情緒 (adjustment disorder with mixed anxiety and depressed mood)。

14.辯方同意本案涉及違反誠信的情節，並援引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吳國榮 [2008] 4 HKLRD 1017指出相關量刑指引:如涉及100萬至300萬元的案件，量刑基準應為3至5年監禁。吳國榮指出上述量刑指引並非緊身衣，一成不變，每宗案件都可能有個別的減刑或加重罪責因素，而最終判刑時亦必須反映該些因素。辯方亦援引了HKSAR v Lee Lai Kit Kitty 李麗潔 CACC 379/2008，該案上訴方引述R v Barrack (1995) 81 Cr App 78指出違反誠信案件判刑時需要考慮的事項。

15.本案共涉及423部手提電腦，總值為港幣約120萬元，犯案時間超過一年，有部份手提電腦被起回。辯方希望法庭考慮到受害者是一間公司，對比受害者是個人來說，案件對受害者所造成的影響是有程度上的分別。

16.被告人撰寫招認信、到警署自首、在警誡下交代了整件案件的詳情、適時認罪，節省調查時間。他沒有刑事定罪紀錄。他因經濟能力的問題而未能向德勤作出賠償。被告人在2023年2月15日被拘捕，至今已超過3年時間，被告人理解案件調查需時，期間他亦獲得擔保，但這段等待的時間影響了他求職的安排，亦令他及家人承受精神壓力。

17.這次事件令他前途盡毁，他重犯的機會低微。他的妻子亦曾經一度考慮離婚，但現已原諒他。被告人及他的家人一共呈上5封求情信，信中指出被告人確實犯錯，但他有強烈悔意並努力改過自新，獲得家人的支持。

判刑

18.盜竊罪最高刑罰為監禁10年。HKSAR v Cheung Mee Kiu (張美嬌) [2006] 4 HKLRD 776就涉及違反誠信的盜竊罪定下量刑指引。吳國榮一案將該指引修訂為當涉案金額是100萬至300萬元時，刑期為監禁3至5年。Barrack一案則指出了法庭在判刑時需要考慮的因素。

19.本案被盜財物總值港幣120萬元，根據吳國榮的量刑指引，量刑基準為監禁3至5年。

20.在案發當時，被告人已受聘於德勤約3年。他擔任資訊科技部經理，是部門主管，轄下有7名下屬。他負責管理該部門以及涉案的手提電腦，這反映公司對他有相當程度的信任。被告人利用他的職位來掩飾其盜竊行為，在大約1年5個月的期間，多次重複利用職位之便，大量盜取僱主的新舊手提電腦，再轉售予第三方圖利，所涉失物的總值高達港幣120萬元，這屬長時間及有計劃的犯罪行為，亦嚴重破壞僱主對他的信任。被告人透過出售盜竊所得的財物而獲得非法資金，更將這筆資金投放在投機活動當中，最終資金全數虧損。案中大部份失物都未能起回，而被告人亦無能力作出賠償，令德勤蒙受實際經濟損失。不過，除經濟損失外，未有證據顯示本案對德勤的其他方面，例如公司營運或聲譽、員工或合作夥伴造成影響。本案亦未見有跡象顯示大眾或其信心受到影響。

21.被告人因經濟及生活的壓力而犯案，這並非有效的減刑理由。不過，被告人及其家人的求情信均顯示，他們正視被告人犯下的嚴重錯誤，明確地承擔責任，沒有為他的罪行編造藉口。被告人因家人而放棄自尋短見的念頭，本席相信他的家人是他更生進程的強大後盾。他的家人亦透過求情信表達了他們對被告人的切實支持與監督。被告人初犯，本席相信他已從今次事件中吸取深刻教訓，加上他的家人協助他改過自新，他的重犯風險較低。

22.被告人在公司揭發事件後才向警方自首，但他在自首前不單向公司坦白承認罪行，更寫下招認信，再主動到警署投案，向警方交代案件詳情。他亦將最後交易的款項迅速退回控方第四證人。這不但顯示被告人真誠悔過，更減低了涉案人士的損失，而且自首的行為亦值得鼓勵。

23.上訴法庭在HKSARvChiuChiWing (趙志榮) CACC 243/2012一案中指出，延誤本身並不是減刑因素。若延誤源於偵查、調查或舉證上的困難，這屬合理延誤，並不構成減刑因素。不過，若延誤給罪犯造成了巨大的壓力，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使他處於「不確定的懸念」之中，則可構成減刑因素。由被告人被拘捕至最終在本席席前答辯，期間歷時大約三年半。辯方同意這延誤源於調查及舉證上的困難。從辯方提交的精神報告可見，被告人在被捕後確診患上適應障礙症，並需要服用藥物及接受治療大約5至6個月。被告人現已康復，不過醫生認為他的精神健康狀況依然脆弱。本席亦接納這3年多期間，案件及刑期的不確定性限制了被告人的就業機會，對其更生構成影響。

24.本案的案情嚴重，考慮到上述的情況，本席認為恰當的量刑起點為39個月監禁，被告人適時認罪可獲得全數三分之一的扣減，刑期下調至26個月監禁。被告人自首，並向公司及警方和盤托出案件詳情，亦主動向控方第四證人退款，減低了涉案人士的損失，因此酌情扣減2個月刑期。被告人在等待案件進展期間患上精神健康疾病，案件發展及刑期的不確定性亦影響了他更生的進程，因此再酌情多扣減2個月刑期。最終刑期為22個月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