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張俊

CACC 40/2013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案件呈述上訴

刑事上訴案件2013年第40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11年第1132號）

判案理由書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楊振權頒發上訴法庭判案理由書：

引言

1.被告人（張俊）被控一項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俗稱“洗黑錢”罪）。控方指涉案的財產（“黑錢”）是10,991,000股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海信科龍”）的股份。

2.被告人否認控罪，並在區域法院暫委法官杜浩成（原審法官）席前受審。控方舉證完畢後，被告人沒有作供自辯，亦沒有傳召證人。

3.2012年4月13日，原審法官裁定被告人罪名不成立，撤銷控罪並下令控方支付其訟費。

4.律政司司長（司長）不滿原審法官的裁決，並認為該裁決是建基在錯誤的法律觀點，因此，根據《區域法院條例》第84條，向原審法官提出書面申請，要求原審法官呈述案件、列明其裁決所根據的有關事實及理由，以便司長向上訴法庭上訴。司長列出四個法律問題，徵求本庭的意見。

5.經聆訊後，本庭裁定司長列出四個問題的答案都是“是”。本庭撤銷原審法官撤銷控罪及訟費的判令，並下令案件發還原審法官繼續處理。本庭同時將被告人還押等候處理。以下是本庭的判案理由。

案件的背景事實

6.顧雛軍先生（顧先生）是本港上巿格林柯爾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格林柯爾”）的最大股東及董事局主席。2002年，顧先生經“格林柯爾”購入內地企業廣東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廣東科龍”）在香港上巿的H股超過20%之股份，並成為“廣東科龍”的最大股東及董事局主席。

7.“廣東科龍”的A股亦有在深圳交易所上巿。2007年6月，“廣東科龍”改名為“海信科龍”。以下“廣東科龍”及“海信科龍”是指同一公司。

8.顧先生成為“海信科龍”的最大股東及董事局主席後，“格林柯爾”的內地職員夏巨行、顧先生的司機李向榮和“海信科龍”江西分行職位不高的職員張伯民在2002年1月至2003年1月期間分別成立三間英屬處女島（BVI）註冊的公司，公司名稱分別是BPH Ltd；V&W Incorporation及B&H Ltd。

9.BPH Ltd的董事及股東是夏巨行和一名叫王琳的人士。李向榮和張伯民則分別成為V&W Incorporation和B&H Ltd的唯一董事及股事。證據顯示李向榮及張伯民月入分別只有2,500元人民幣及1,300元人民幣。

10.在上述三間BVI公司成立後之半年內，透過顧先生的介紹，王琳、李向榮和張伯民分別替BPH Ltd、V&W Incorporation和B&H Ltd在申銀萬國證券（香港）有限公司（“申萬證券”）開設了公司證券帳戶。張伯民為B&H Ltd帳戶的唯一操作人，但他以被告人的地址為其登記地址，而在2007年10月至2008年5月期間，其名下帳戶的月結單是寄往被告人地址的。

11.上述三間BVI公司在“申萬證券”開設帳戶後，有多筆不明來歷的大額款項存入這些帳戶，包括：

(一)  2002年9月至11月，一家庭主婦劉美賢女士應內地同鄉要求，安排將3,000萬港元存入BPH Ltd證券帳戶；

(二)  2003年7月，劉美賢將1,000萬港元存入V&W Incorporation的證券帳戶；及

(三)  2004年12月，任職保安員的黃鎮先生應朋友要求，取得匯款代理人牌照後安排將200萬港元存入B&H Ltd的證券帳戶。

12.2002年至2005年，大量“海信科龍”股票存入BPH Ltd、B&H Ltd及V&W Incorporation在“申萬證券”的帳戶，令該三間公司持有的“海信科龍”股票數目分別為5,315.7萬股、1,586.2萬股及667.6萬股。

13.2005年初，中國證監和香港證監會調查顧先生和其他人士涉及“廣東科龍”的活動，令其生意及股價陷入谷底。其後，更導至一連串事件：

(一)  2005年6月16日，“廣東科龍”H股在香港停牌，當時股價為每股0.89港元，A股則在深圳繼續正常交易。

(二)  2005年7月28日，顧先生和其他人士在內地遭公安局拘捕。

(三)  “格林柯爾”在2005年8月1日被港交所停牌，更在2007年5月18日被除牌。

(四)  2007年6月18日，“廣東科龍”改名為“海信科龍”，其業務在2006年底改善並扭虧為盈。

14.根據在2008年公報的業績，2007年“海信科龍”營業收入為831,996萬元人民幣，淨利潤為20,365.7萬元人民幣，較2006年增長26.75%，但“海信科龍”H股仍然停牌，而在深圳交易所買賣的A股的股價在2007年9月升至7至8元人民幣。

15.2008年8月，顧先生因多項和“海信科龍”財務有關的罪名，在廣東佛山法院被判入獄12年。

16.2009年1月21日，“海信科龍”H股在港交所恢復買賣。初期股價在低位徘徊，其後則不斷上升。2010年9月，其股價升至每股4.22港元。

17.2001年1月至2008年7月，被告人受僱於“格林柯爾”為顧先生的私人司機，平均每月薪酬不多過15,000港元。

18.2007年9月4日及5日，被告人分別在中國銀行開設個人帳戶及在“申萬證券”開設股票帳戶作股票交易用途。

19.2007年9月18日，被告人陪同夏巨行、李向榮和張伯民前往“申萬證券”各自開設一證券帳戶，他們同日在中信嘉華銀行開設個人帳戶作股票交易用後隨即向“申萬證券”表示B&H Ltd存放在“申萬證券”的15,862,000股“海信科龍”股票會以每股0.89港元售給夏巨行（3,903,000股）、李向榮（3,903,000股）、張伯民（3,903,000股）及被告人（4,153,000股）。

20.2007年10月25日，被告人和李向榮向“申萬證券”表示已將V&W Incorporation名下全部共6,676,000股“海信科龍”股票以每股0.89港元售予被告人及李向榮，即每人3,338,000股。上述股票亦存入了被告人和李向榮的帳戶。

21.2008年1月22日至4月18日期間，李向榮將其名下350萬股 “海信科龍”股票，以每股0.89港元代價轉讓給被告人，而該批股票亦轉入被告人的帳戶。處理上述交易時被告人一直都有陪伴着李向榮。

22.2007年9月18日至2008年4月18日期間，被告人以共9,781,990港元從B&H Ltd、V&W Incorporation及李向榮分別取得4,153,000股、3,338,000股及3,500,000股（共10,991,000股），即涉案的“海信科龍”股票。

23.2007年10月24日至2008年3月18日期間，被告人將其名下的5,410,000股“海信科龍”股票以每股0.89港元轉售給6名內地人士，而股票亦存入該6名內地人士在“申萬證券”開設的帳戶，詳情如下：

存入日期	存入海信科龍股票的數量	證券戶口持有人（譯音名字）	證券戶口 開立日期
2007年10月24日	1,110,000股	林強	2007年9月7日
2008年1月8日	1,000,000股	邱志華	2008年1月4日
2008年4月30日	600,000股
2008年2月1日	600,000股	王文忠	2008年1月31日
2008年3月3日	300,000股
2008年3月18日	300,000股	方志高	2008年3月17日
2008年3月18日	200,000股	陳捷	2008年3月17日
2008年3月18日	1,300,000股	馬懷繼	2008年3月17日
合共：	5,410,000股

24.林強、邱志華和王文忠在“申萬證券”開設帳戶時，被告人都陪伴在他們左右。

25.上述“海信科龍”股份的買賣都是在“海信科龍”停牌期間進行，屬內部轉讓。

26.被告人、夏巨行、李向榮和張伯民用作股票買賣的銀行帳戶都沒有任何和“海信科龍”股票交易有關的支存記錄。被告人的股票帳戶有少量的其他股票交易，但夏巨行、李向榮和張伯民的股票帳戶則完全沒有任何其他股票交易的記錄。被告人轉讓股票給上述6名內地人士的交易亦沒有任何金錢的支存記錄支持。

27.被告人開始以0.89港元購入“海信科龍”股票時，“海信科龍”在深圳上巿的A股股價已升至7至8元人民幣。

28.2009年1月21日，“海信科龍”在香港復牌時，被告人名下有5,591,000股“海信科龍”股票。他先後以每股0.82港元至4港元多出售其中的2,491,000股，獲得6,317,198.85港元，並將6,309,000港元轉帳至其名下在中國銀行的股票交易帳戶。被告人股票帳戶仍有約310萬股“海信科龍”股票。該批股票因本案遭凍結。

29.被告人、李向榮和張伯民都是司機，替顧先生或“廣東科龍”服務，而夏巨行則是“格林柯爾”的內地職員。有資料顯示被告人曾以司機身分接載顧先生、李向榮和夏巨行多次過境，亦有試過和夏巨行及張伯民一起乘坐巴士離港到內地。

30.2011年6月，“海信科龍”在香港展開民事訴訟，向顧先生、被告人、夏巨行、李向榮、張伯民及其他有關連人仕索償，被告人在其抗辯書指：

(一)  他知道李向榮及夏巨行均是“格林柯爾”的員工，但不知道他們的職位；

(二)  他認識李向榮和夏巨行，但和他們並不相熟；及

(三)  他不認識張伯民。

控方立場

31.被告人取得源自B&H Ltd、V&W Incorporation 及李向榮共10,991,000股“海信科龍”股票時，他有合理理由相信它們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黑錢”）。控方的立場是建基在：

(一)   被告人在處理“海信科龍”股票時，必然知悉顧先生、夏巨行、李向榮及張伯民的背景及相互間的關係。

(二)   被告人必然知悉顧先生被拘捕一事和“海信科龍”的財務問題有關，亦知悉“海信科龍”H股停牌原因。

(三)   被告人陪同夏巨行、李向榮和張伯民在“申萬證券”開設帳戶時，必然知悉他們是BPH Ltd、V&W Incorporation及B&H Ltd的負責人及有權代它們出售公司持有的“海信科龍”股票。

(四)   被告人在“申萬證券”開設帳戶的目的必然是用作處理源自張伯民的B&H Ltd；李向榮的V&W Incorporation及李向榮的“海信科龍”股票。

(五)   被告人必然知道張伯民和李向榮的背景，在“海信科龍”股票停牌期間，他們卻以內部轉讓形式處理大量B&H Ltd和V&W Incorporation名下的“海信科龍”股票，情況是可疑的。

(六)   被告人的職業是司機，月薪不足15,000港元，不應有經濟能力在9個月內購入價值近1,000萬港元的“海信科龍”股票。而該批股票的交易更沒有相關的交易金支持。被告人亦必然知道他正在處理一批價值不菲、但正遭停牌的股票。

(七)   被告人一方面購買大批“海信科龍”股票，另一方面卻以同價將一半股票轉移至另外6名人士的證券帳戶，並要支付2,400多元的印花稅。再者，該批股票的轉移亦沒有任何交易金支持。

(八)   在同段時期，“海信科龍”的業績改善，而其在深圳上巿的A股的股價更上升至人民幣7至8元，故“海信科龍”H股復牌時，股價亦理應上升。因此，有關交易中“海信科龍”的股價定為每股0.89港元是極不合理。當時顧先生被內地和香港證監會調查及在國內被拘捕等事項都會令被告人對涉案股票是否“黑錢”有合理懷疑。

(九)   被告人以每股0.89港元將其5,410,000股“海信科龍”股票轉讓給6名內地人士，亦顯示他有合理理由相信該批股票是“黑錢”。

(十)   張伯民將其名下B&H Ltd的15,862,000股“海信科龍”股票轉到夏巨行、李向榮、被告人和自己名下。而就轉到自己名下的3,903,000股要支付近3,500元印花稅，做法不合理。被告人從一名他指不認識的張伯民接收400多萬股“海信科龍”股票，亦顯示他有合理理由相信該批股票是“黑錢”。

(十一)   李向榮不但將V&W Incorporation的300多萬股“海信科龍”股票轉到被告人名下，亦同時將相同數量的股票轉到自己名下，屬多餘的做法，故被告人有合理理由相信該批股票是“黑錢”。

(十二)   “海信科龍”股票在停牌下及在短時間內以私人轉讓方式轉讓，必會令人有合理理由相信該些股票是“黑錢”，而被告人亦必然知悉該情況。

辯方理由及論據

32.辯方強調在有關時段，涉案的1,100多萬股“海信科龍”股票由三間BVI公司持有，而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顧先生或其集團有將任何不法資金注入該三間BVI公司或其在“申萬證券”開設的帳戶，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被告人對購入該批股票的資金來源有任何認知。

33.辯方亦指出有關的“海信科龍”股票的轉移交易都是在“申萬證券”的職員之監督及協助下進行，顯示他們沒有合理理由相信交易和不法活動有關。

34.辯方認為有關股票是以內部轉移交易，而雙方不一定是以成交單據上所指的每股0.89港元作價，因此指被告人沒有經濟能力購入該批股票的基礎並不穩妥。

35.辯方亦認為被告人出售500多萬“海信科龍”股票，極可能是以“平買平賣”方式來圖利。

36.辯方指控方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人處理涉案的1,100多萬“海信科龍”股票時，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該批股票是“黑錢”。

原審法官的裁決理由

37.原審法官裁定被告人罪名不成立，主要建基在下列理由：

(一)  在有關時段，“海信科龍”股票停牌，如最終停牌則1,100萬股股票可能一文不值，因此不能以該批股票價值不菲，更不能以股票復牌時必然上升為處理案件的基礎。

(二)  控方倚賴股票轉讓的交收過程及沒有支付交易金為主要論據，但案發時，交易是以私人轉讓進行，而涉案人士都是內地人士，故不一定選擇在香港支付交易金額，加上股票可能一文不值，故在香港沒有交易的金錢記錄，不足為奇。

(三)  雖然被告人只是一名司機，但控方未能提供充分證據證明他的資產只源自他的薪金，因此，指他沒有經濟能力支付1,100多萬股的“海信科龍”股票沒有基礎支持。

(四)  沒有指稱或證據顯示被告人接收的1,100萬“海信科龍”股票源於任何犯罪行為。

(五)  原審法官援引終審法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嚴穗陵（FACC6/2011）案的以下主張，並認為該主張對本案適用：

“In this case, even if the appellant’s evidence were properly rejected, what was left in the prosecution case was the mere fact that a large sum of money was deposited into the appellant’s bank account by someone unknown to her and that she did not make any enquiry. The situation was certainly unusual but there could be a number of explanations and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her inaction. However, we do not think that without more, an unexplained receipt points irresistibly to money laundering. We are not satisfied that on the facts as proved, there i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draw the irresistible inference that she must have had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e money represented the proceeds of crime. Neither the judge nor the Court of Appeal provided any justification for reaching that conclusion.”

“在本案，即使上訴人的證供遭否定，餘下的證據只是有一大筆由不知名人士存入上訴人的銀行帳戶的數項，而她沒有因此作出任何查詢。事件當然不尋常，但她沒有採取行動可能有不同解釋，亦會導致不同後果。但本庭認為，原因不詳的收入本身不表示‘洗黑錢’的指控無可反駁。本庭不認為獲確立的事實足以導致無可抗拒的推論證實她一定有合理理由相信涉案金錢代表可公訴罪行的得益。原審法官及上訴法庭都沒有提供理由支持該結論。”（非官方翻釋）

(六)  原審法官更認為金錢有價，但股票價值，更會瞬息萬變，而辯方亦沒有舉證責任向法庭提供任何就涉案交易的解釋或資料。

司長提出的四個法律問題

38.司長要求本庭闡明以下的四個法律問題：

(一)  原審法官是否有下列的錯誤而達致“有悖常情”的結論：

(a)  將“海信科龍”可能被除牌考慮在內；

(b)   在“海信科龍”正常經營，而沒有證據顯示“海信科龍”是資不抵債時，裁定“海信科龍”如被除牌，則其股票將變得一文不值；

(c)  控方未能證明被告人知道“海信科龍”將會復牌或復牌有期；

(d)   控方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資產來源主要是他的薪金；

(e)  基於整體證據，而不去裁定被告人必然有合理理由相信有關的股票是“黑錢”；

(f)  沒有將張伯民把其B&H Ltd名下的“海信科龍”股票轉給自己個人名義，再將部分股票以相同價格轉讓給被告人考慮在內來得出被告人有合理理由相信有關股票是“黑錢”；及

(g)   和(f)情況一樣，沒有將李向榮先把其V&W Incorporation名下的股票轉給自己的個人名義，再以相同價錢轉讓給被告人考慮在內，來得出被告人有合理理由相信有關股票是“黑錢”。

(二)  原審法官是否錯誤地沒有考慮或沒有充分考慮以下案例定下的法律原則，該些案例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龍潤顏及胡達輝CACC482/2010、香港特別行政區訴任浩強CACC555/2001、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賴錦儀 [2010] 4 HKLRD 157及Li Defan & Another v HKSAR (2002) 5 HKCEAR 320？

(三)  原審法官是否錯誤地套用上述嚴穗陵案的判決，而忽略了兩宗案件的案情根本上不同？

(四)  原審法官是否錯誤地裁定被告人罪名不成立？

司法的立場及論據

39.代表司長的高級檢控官周天行強調在“洗黑錢”案件，控方無需要證明涉案的財產確實源自甚麼可公訴罪行，亦無需證明被告人有參與過該些罪行或該些罪行確實存在。周檢控官強調控方只需證明有某些事實存在，而社會上具常識且思維正確的人會認為該些事實足以令人相信被告人所處理的財產是“黑錢”，而被告人是知道該些事實，而根據該些事實，他是有合理理由相信他所處理的財產是“黑錢”。

40.周檢控官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彭洪輝CACC34/2012案強調在考慮被告人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財產是“黑錢”時：

(一)  先要確定被告人知道所有與處理涉案財產有關的事實，而該等事實可能不限於與處理該等財產有關的事實，而會包括被告人對在某些方面與處理該等財產有關的其他人或案情所知道的事實；

(二)  透過社會上具常識且思維正確的人對該等事實的想法而裁定這個人知悉該等事實後，會否客觀地認為該等事實足以令人相信涉案財產構成“黑錢”；及

(三)  根據被告人所知的全部事實和案情，他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有關財產是“黑錢”。

41.周檢控官強調根據控方證實的事項，被告人必然知道各有關人士的背景及他們和“格林柯爾”及“海信科龍”的關係。

42.周檢控官認為被告人必然知道顧先生被拘捕一事是和“海信科龍”財務出現問題有關，並因而遭停牌。

43.周檢控官強調被告人不可能有足夠財力支付價值近1,000萬元的“海信科龍”股票。基於“海信科龍”的業績及其A股價錢，每股0.89港元的交易價亦是極不合理，而被告人更沒有理由在同一時段以相同價錢將剛獲取的股票中的50%轉售給另外6名國內人士。

44.周檢控官指出張伯民和李向榮沒有必要將大批股票從B&H Ltd及V&W Incorporation名下的“海信科龍”股票轉到自己的名下，而被告人更聲稱從他不認識的張伯民手中接收400多萬股“海信科龍”股票。

45.周檢控官重申沒有任何支付交易金的證據，支持涉案的股票交易。

46.周檢控官認為整體證據足以證明社會上具常識且思維正確的人都會認為上述事實足以令人相信被告人處理的“海信科龍”股票是“黑錢”，而被告人亦有合理理由相信它們是“黑錢”。

47.周檢控官認為原審法官作出的無罪裁決“有悖常情”，周檢控官認為原審法官指若“海信科龍”被除牌，其股票會一文不值是個人揣測，無證據支持。

48.周檢控官指出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被告人除以司機身份賺取每月約15,000港元外，沒有證據顯示他有任何其他收入。他強調被告人報稱的唯一職業是司機，故原審法官不應以他可能有其他收入的基礎來處理案件。

49.周檢控官力稱控方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人有合理理由相信涉案的“海信科龍”股票是“黑錢”，故原審法官理應裁定被告人有罪。

50.周檢控官援引多宗案例來解釋“洗黑錢”控罪的犯罪意圖。他特別強調被告人沒有提出任何證據來解釋案件多項可疑、而被告人可以作出解釋的事項。周檢控官認為該點可以加強對被告人不利的推論。

51.周檢控官亦指出嚴穗陵案和本案事實不同之處，故原審法官不應依賴該案來裁定被告人無罪。

被告人的立場及論據

52.代表被告人的鄭明斌大律師強調“海信科龍”的H股自2005年6月6日已開始停牌，而根據證據，若“海信科龍”被除牌，其股票將變得一文不值。鄭大律師認為原審法官實應將上述可能性考慮在內，並根據該可能性作出合理的結論。

53.鄭大律師強調控方只證明被告人的薪金，但沒有提出證據證明他沒有其他資產或沒有其他資金來源，因此原審法官有權裁斷控方未能證明被告人沒有足夠財力來購買涉案股票，並按該裁斷行事。

54.鄭大律師力稱原審法官已將控方的理據考慮在內才作出裁決。鄭大律師認為沒有足夠證據導致被告人知悉顧先生、夏巨行、李向榮及張伯民等人背景的推論，而指被告人和他們有緊密接觸，故知悉他們的背景及在“格林柯爾”和“海信科龍”的職位及收入等事項全屬揣測之言。基於同樣理由，原審法官亦不應認定被告人必然知道顧先生被拘捕是和“海信科龍”的財務出現了問題有關。

55.鄭大律師重申涉案的交易有其獨特性，屬內部轉讓之私人交易，故找不到金錢交易記錄不足為奇，特別是當涉案人士均為內地人士時，他們不一定選擇在香港或使用香港金融機構支付交易金額。鄭大律師認為被告人參與的“海信科龍”股票的買賣價不一定是股票停牌時的0.89港元，他們可以是以低於每股0.89港元交易，但為了符合規例而以0.89港元支付印花稅。

56.鄭大律師強調，即使因被告人選擇不作供及不傳召證人作供而導致控方的立論可被加強，但其擴張範圍亦應有所規限。控方不能因為被告人不作供及不傳召證人便將控方的立論確立，原因是控方負舉證責任，而原審法官亦應根據控方的證據來決定控方針對被告人的指控是否確立。

57.鄭大律師認為原審法官有權認為嚴穗陵案的法理原則對本案適用，並因而裁定控方未能證明被告人在處理涉案的約1,100萬股“海信科龍”股票時，有合理理由相信該批股票是“黑錢”。

本庭意見

58.被告人沒有否認他確有處理過涉案的約1,100萬股“海信科龍”股票，雙方亦沒有就上述議題有過任何爭議。因此法庭要解決的唯一爭議是被告人在處理該批股票時，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該批股票是“黑錢”。

59.在“洗黑錢”案件，控方無需證明確有任何可公訴罪行的存在或其性質，亦無需證明涉案的“黑錢”確是源自某些可公訴罪行（見HKSAR v Oei Hengky Wiryo CACC109/2005及Lam Hei Kit v HKSAR FAMC27/2004等案）。法庭要解決的是被告人在處理涉案財產時，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該些財產是“黑錢”，而在考慮該議題時，法庭先要（一）確立被告人知道所有與處理涉案財產有關的事實，包括他對處理該等財產有關的其他人士或案情所知道的事實；（二）透過社會上具有常識且思維正確的人對該等事實的想法，來裁定這個人知悉該等事實後，會否客觀地認為該等事實足以令人相信涉案財產是“黑錢”；及（三）根據被告人所知的全部事實和案情，他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有關財產是“黑錢”（見上述彭洪輝案）。

60.在考慮被告人所知的有關事實時，除了確立的證據外，法庭亦可以作出推論。推論必須是根據案件的整體證據，而非單一或獨立的證據。當顯示有罪的證據數量多時，有罪的推論亦較容易作出。

61.McHugh J在Shepherd v R [1990] 170 CLR 573 案第592和593段有以下詳論：

“If an inference of guilt is open on the evidence, the question for the jury is whether the inference has been proved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 not whether any particular act has been proved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

The cogency of the inference of guilt is derived from the cumulative weight of circumstances, not the quality of proof of each circumstance.

In a particular case, an inference of guilt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may not be able to be drawn unless each fact relied on to found the inference is established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This is likely to be the case where the incriminating facts relied on to establish the inference are few in number. But the more facts that are relied to found the inference of guilt, the less likely it is that each or any fact will have to be proved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to establish guilt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Consequently, even when guilt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cannot be inferred unless certain facts are proved, it may still be open to infer guilt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even though each fact is not proved to that standard.”

“如有關證據可導致有罪推論，陪審團要考慮的問題是有罪推論是否確立，而非個別行為是否確立…

有罪推論是否具說服力要根據整體狀況來決定，而非個別情況之舉證質素。

某些案件，如推論所依賴的事實並非每一項都能確立時，毫無疑點下的有罪推論並非一定能作出，特別是當支持有罪推論的顯示有罪證據數量甚少時，但當支持有罪推論的事實越多，則要毫無疑點證明全部或個別事實才能確立罪行的要求會變得較低。因此，當有罪推論必需建基在某些獲證實的事實，即使某些事實未獲確立，毫無疑點的有罪推論亦可作出。”（非官方翻譯）

62.在本案，針對被告人及顯示有罪的事實甚多，本庭無需逐一詳述。周檢控官在其書面陳詞已一一列出。

63.被告人長期受僱於“格林柯爾”為顧先生的私人司機。他陪同夏巨行、李向榮和張伯民前往“申萬證券”及銀行開設帳戶，買賣股票。他先透過張伯民取得400多萬股“海信科龍”股票，再透過李向榮取得V&W Incorporation名下的300多萬股“海信科龍”股票及再以每股0.89港元低價從李向榮取得另外350萬股“海信科龍”股票。被告人從和“海信科龍”有關的人士取得近1,100萬股“海信科龍”股票。

64.被告人在交易過程全程陪伴相關人士。李向榮是“海信科龍”的司機，而夏巨林亦是“格林柯爾”的職員。有資料顯示被告人曾以司機身份接載顧先生、李向榮和夏巨行多次往返內地，他亦試過和夏巨行及張伯民一起乘坐巴士離港到內地。

65.在沒有任何相反證據反駁、解釋或削弱控方的證據，無可抗拒的推論是被告人知悉夏巨行、李向榮和張伯民的背景及他們在“格林柯爾”和“海信科龍”的職位及工作性質。以夏巨行、李向榮和張伯民的背景，被告人不可能對他們如何取得數以百萬計的“海信科龍”股票一事不產生懷疑。假若被告人不認識他們或對他們理解不深，被告人更不應從他們手中取得近1,100萬股的“海信科龍”股票。

66.被告人是“格林柯爾”的司機，為顧先生服務，月薪不足15,000元。除非有其他相反的證據，推論被告人沒有經濟能力以近1,000萬元購入涉案的股票，亦是無可抗拒的推論。當然被告人可能有經濟能力購入涉案股票，但他是否確有該經濟能力，只有他自己才知悉，亦只有他才能提出證據證明，控方在一般情況下不可能證明被告人的經濟能力。當被告人沒有提出任何證據去推翻或削弱對他不利的推論時，較容易作出對他不利的無可抗拒推論，絕對是合適和正確的做法。

67.被告人、夏巨行、李向榮及張伯民都有在“申萬證券”開設帳戶，亦有在銀行開設帳戶作股票交易用。合理及無可抗拒的推論是如他們和被告人的交易是正常交易，交易的金額會在有關銀行帳戶反映。本庭不能忽視交易所涉金額是數以百萬元計。如交易是因為某些原因未能有文件反映或有關交易並非如文件所述及的價格完成，原因是交易是在香港以外地方進行，理應有合理解釋及文件證明，而被告人亦必能提出該些解釋及文件。

68.在被告人沒有解釋為何他和夏巨行、李向榮及張伯民的交易沒有金錢交收記錄時，推論他們的交易是可疑及不正常的交易絕對是合理及正確的。

69.上述處理方法並非是將舉證責任轉到被告人身上，亦沒有違反控方有責任確證被告人罪行的原則。

70.被告人月入不足15,000元，卻擁有財力以近1,000萬元從和“海信科龍”有關的人士取得和顧先生為最大股東及董事局主席的“海信科龍”近1,100萬股的股票。被告人購入近1,100萬股“海信科龍”的交易完全沒有任何金錢交易文件支持。

71.在上述情況下，被告人沒有作供解釋該些不尋常事項時，法庭理應視被告人不作解釋的作為會加強控方要求法庭作出不利被告人的推論。（見Li Defan & Another v HKSAR [2002] 5 HKCFAR 320案）

72.以被告人對夏巨行、李向榮和張伯民的認知，被告人理應對他們擁有大批涉案“海信科龍”股票一事懷疑，被告人理應知悉他們不應具足夠財力處理該大批股票。如被告人對夏巨行和李向榮認識不深，他更不應從他們身上取得數以百萬計的“海信科龍”股票。

73.本庭不能忽視夏巨行、李向榮和張伯民並非單獨行事，而被告人亦不是單從他們其中一人取得大批和他們有關連的“海信科龍”股票。案發時，他們都是顧先生名下公司的低級職員，但他們卻同時擁有大批“海信科龍”股票，並將他們能處理的大部分股票出售給被告人，而沒有證據顯示他們任何一人有收取過交易金錢的記錄。

74.本庭認為一名具常識及思維正確的人會客觀地認為上述兩點足以令人相信涉案的約1,100萬股“海信科龍”股票是“黑錢”，而被告人亦必然會有合理理由相信該批股票是“黑錢”。

75.本庭亦認為當“海信科龍”在國內股票市場掛牌的A股的市價是7至8元人民幣時，被告人以每股0.89港元購入1,100萬股及以相同價錢，向其他6名人士出售541萬股亦絕非合理的交易。

76.雖然在有關時段，“海信科龍”股票在香港股市停牌，但指稱“海信科龍”股票在公司除牌時變得一文不值的說法是不設實際，亦是罔顧其A股仍然以7至8元人民幣在國內股票市場交易一事。

77.考慮某宗案件的被告人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他處理的財產是“黑錢”，主審法官必須根據個別案件的案情行事。嚴穗陵案的案情顯示有一些源自詐騙罪行的款項存入被告人的銀行帳戶，但沒有任何其他證據顯示被告人對該批來歷不明的款項有懷疑。被告人作供時解釋她收取的款項是和一些地下錢莊的交易有關。終審法院認為沒有足夠基礎否定被告人指有地下錢莊交易的證供。終審法院亦認為被告人有從來歷不明人士接受過支票一事，而她沒有作出過任何查詢，雖然可疑，但不足以導致無可抗拒的推論，證明被告人有合理理由相信支票是“黑錢”。嚴穗陵案的案情和本案的案情截然不同，不應以該案的判決為基礎來裁定被告人罪名不成立。

78.本庭認同司長的立場。本庭認為原審法官不應套用嚴穗陵案的判決來裁定被告人無罪。本庭認為原審法官的無罪裁決是“有悖常情”的，是建基在沒有考慮或沒有充份考慮有關的法律原則。本庭認為根據原審法官就案情作出的事實裁決，正確的處理方法是裁定被告人有罪。

結論

79.就司長提出的四個法律問題，本庭的答案都是“是”。

80.因此本庭撤銷原審法官所作的裁決及訟費判令，並下令將案件發還原審法官由他根據本庭的裁決繼續處理案件。

上訴人： 由律政司高級檢控官周天行代表。

答辯人（被告人）：  由鄧耀榮律師行轉聘大律師鄭明斌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