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林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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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訴人被控兩項普通襲擊罪 [1] ，她於荃灣裁判法院應訊，不承認控罪。經審訊後，裁判官裁定她罪名成立。她不服定罪，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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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MA 352/2013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3年第352號 (原荃灣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2年第2960號)
判案書 1.上訴人被控兩項普通襲擊罪[1]，她於荃灣裁判法院應訊，不承認控罪。經審訊後，裁判官裁定她罪名成立。她不服定罪，提出上訴。 控方案情 2.上訴人是一名機倉服務員，她聘用了控方第一證人為家庭傭工，後者的其中一樣職務，是照顧上訴人的年幼女兒。 3.控方指稱，上訴人兩次在家中襲擊控方第一證人，情況如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中所述[2]：
4.在原審時，控方傳召的主要證人是控方第一證人,她的驗傷報告和傷勢照片憑承認事實呈堂。 5.上訴人沒有出庭作證，也沒有傳召證人，她是沒有刑事定罪記錄的。 裁判官的裁斷 6.裁判官信納控方第一證人的全部證詞屬實，上訴人確如她所述般襲擊她，驗傷報告所列的傷勢都是上訴人的襲擊造成，據此裁定上訴人兩項控罪都罪名成立。 上訴理據 7.在上訴時，上訴人由羅沛然大律師[3]代表，他提出以下上訴理據：
討論和考慮 理據(一)(二)(三)和(五) 8.這四項理據都關乎對控方第一證人的證詞是否可信和可依賴的評估，可一併處理。 9.羅大律師力陳，控方第一證人的證詞有違內在或然性、不合常理，他列舉下列事項以支持他的說法：
10.就上述第 (1) 點，羅大律師指出，控方第一證人描述第一次的襲擊是大力拳打左上臂，令她瘀傷。之後，她回到房間閱讀，沒有求援、或找藥物治療、也沒有作出任何保護自己的行為，例如將門上鎖。第二次襲擊是大力掌摑臉部，同樣，她沒有作出任何保護自己的行為。 11.代表答辯方的高級檢控官鄭凱聰指出控方第一證人的解釋,並作出以下陳詞：
12.本席完全同意這看法。要作考慮，不能不顧及，控方第一證人是離鄉別井來港謀生的，也要顧及聲稱襲擊的性質和嚴重程度、引致的後果，控方第一證人的反應，並不能說不是在合理範圍之內。 13.就第 (2) 和第 (4) 點，本席不認同羅大律師的看法。 14.羅大律師也陳詞說：如果曾有襲擊，上訴人沒有可能沒有任何保護自己和年幼女兒的舉動，而如常由控方第一證人送她的女兒上學。顧及上訴人和控方第一證人的關係，出現的情況，並不足以令法庭對控方第一證人的指稱起疑。 15.就第 (3) 點，裁判官在原審時指出，根據他的記錄，控方第一證人說了以下的版本：
16.本席細看了謄本，控方第一證人在這方面的證詞是這樣的：
17.看來，裁判官在這方面證詞上的出入所得的印象似乎比實際上的還要大一點，如果本席的觀察是對的話，裁判官在這方面對證據的掌握便不是十足準確，不過，這絶對沒有對上訴人帶來不公。因為重點是裁判官的認知，是這方面的證詞存在出入，而他作出了相應考慮，裁判官若認為這些出入不致影響控方第一證人的誠信，對此本席不存異議。 18.就第 (5) 點，同樣，本席不認為情況不合情理，無論如何，程度不致令人對控方第一證人的說法起疑。而且，控方第一證人在當天便去了報警。 19.就第 (6) 點所述的分歧，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中這樣交待他的評估分析：
20.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司徒敬曾經指出：在處理相關證人的證詞的矛盾或差異時，裁判官應採用一個注重實際、實事求是的手法，要考慮的，是那些矛盾或差異，是否具關鍵作用，以致足以影響該證人在要項上的證詞的可信性。（見R v Kwong Wing On & Anr. HCMA 574/2006 和HKSAR v Chan Hok Pang CACC 193/2008[12]）。 21.本席認為，裁判官明顯地以注重實際，實事求是的態度處理控方證人的證詞。至於辯方陳詞所提及的分歧、矛盾、不合情理等，裁判官有作出了考慮，並列明他的裁斷的原因。對辯方提出的事項，裁判官不需要全部逐一交待處理。本席認為，裁判官的結論並非不合情理，有違邏輯。 22.至於第 (7) 點，在原審時，醫生沒有被傳召出庭。固然，舉證責任在控方，沒有證據絕不能憑空揣測。但是，既然控方第一證人的鼻子沒有實質傷痕，醫學報告沒有提及，不致成為可質疑控方第一證人的誠信的基礎。 23.至於第 (8) 點，羅大律師力陳，醫學報告所列的傷勢，尤其是右面頰的抓痕和額頭及背部上方觸痛，和控方第一證人描述的襲擊不符，裁判官認為醫學報告支持她的指控，犯了錯誤。 24.本席不認同這看法。控方第一證人說她曾被掌摑多次，而且是大力的，這樣的襲擊，加上她說上訴人曾以一些行為捉著她的臉，造成抓痕，並非沒有可能。以控方第一證人描述的襲擊動作，令她額頭和背部上方有觸痛也不出奇。 25.就上訴理據（三），羅大律師指出：控方第一證人在作證末段，想向法庭提供她聲稱上訴人向她道歉的SMS證據，裁判官在不以這證據為考慮依歸的同時，也應考慮控方第一證人這樣做有何動機，是否對她的誠信有影響。裁判官沒有這樣做，考慮未夠周詳。
27.明顯，這是出於對辯方大律師的盤問的回應，舉動也是合理不過的。 28.至於她之前是否曾向有關當局披露這資料，如果說沒有，這是合理的推想。不過，案中卻沒有這方面的確切證據。這SMS如果存在的話，在甚麽日子傳達控方第一證人，也沒有證據。 29.原審大律師沒有跟進，固然是她對形勢的判斷之後的決定，決定也難稱不合理。 30.在這情況下，裁判官將控方第一證人所說的拼棄於考慮之外，是合適和足夠的。 31.裁判官不再多提，反映他認為這事項沒有重要性，本席同意這觀點。 32.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潘敏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殷文衞[14] 有以下的裁定：
33.裁判官是專業而素有經驗的事實裁斷者，而案件是簡單的，毫無複雜性。本席絕不是說，在這情況下裁判官便不會犯錯，但控方第一證人的誠信評估，是本案的關𨫡，他必掌握。 34.本席不認為，於本案有充份理由應干預裁判官就證人的誠信評估的裁斷。 上訴理據 (四) 35.從謄本可見[15]，當裁判官在庭上宣佈上訴人兩項控罪罪名成立之後，檢控主任發言：「被告冇案底。」。裁判官然後說：
36.羅大律師的陳詞是：上訴人是一名受過教育的職業女性、單親母親、和經常離港工作的空中服務員，會否一再施襲。上訴人品格良好，在考慮上訴人的犯罪傾向時，對她是有利因素。 37.這是一宗簡單案件，上訴人沒有刑事定罪記錄，是承認事實之一，上訴人是做什麽行業的、和她的一些基本個人資料，裁判官沒有可能不掌握。 38.裁判官在上述情況下才道出這事項,絕不反映他忽略了這項對上訴人有利的因素。 39.上訴法庭副庭長鮑偉華在R v Fok Tin-yau[16]一案指出，當一宗案件由一名專業法官單獨審理時，如果案中有關乎被告人的良好品格證據的話，即使法官沒有明確地提及，除非案中有明顯或隠含的情況顯示他沒有顧及這項證據，否則處理上訴的法庭有權認定法官知悉被告人的良好品格的證據並在考慮時給予這證據他認為恰當的份量。這看法，在HKSAR v LO Shing-Bou[17]一案中得到肯定。 40.在R v LIN Kae-tzong[18]一案，Penlington JA重申Macdougall VP在R v Cheng King-ho[19] 所說：單獨審理案件的專業法官，並不一定必須在他的判詞中明確說出曾給予自己關乎良好品格的證據的指示。 41.單以這點,本席不認為會影響定罪的穏妥性。 上訴理據(六) 42.這是一個涵蓋性的上訴理據，考慮了本案的整體情況後，本席認為，這理據不能成立。 結論 43.上訴理據無一成立,本案的定罪是穏妥的，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答辯人： 由律政司高級檢控官鄭凱聰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由陳柱楷律師行委派羅沛然大律師代表。 [1] 違反《普通法及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第40條。 [2] 裁斷陳述書第2頁。 [3] 在原審時，上訴人由Ms Joes Fung代表。 [4] 上訴卷宗第61頁G-I行。 [5] 上訴卷宗第52頁T行至第53頁J行。 [6] 上訴卷宗第37頁T行至第38頁E行。 [7] 上訴卷宗第37頁U行。 [8] 上訴卷宗第38頁F行。 [9] 上訴卷宗第38頁H行。 [10] 上訴卷宗第45頁T行至46頁A行。 [11] 裁斷陳述書證供分析第(6)點。 [12] In R v Kwong Wing On HCMA 574/1996, Stock J (as Stock VP then was) said, “… … I would say this: that microscopic dissection of a transcript will always uncover a discrepancy, a failure to answer a question, some inherent improbability or other, a piece of evidence not included in statements to the police, and a myriad of bits and pieces upon which to build pages of grounds of appeal. In the real world, and even with truthful witnesses, these discrepancies, improbabilities, and omissions will occur. Indeed if they do not, then the evidence is attacked as being artificial or collusive. A magistrate is not expected to deal expressly with every comforting crumb to which the defence may be able to point. A realistic attitude must be encouraged, and the approach to such attacks is to ask whether there have been material and significant discrepancies, improbabilities or omissions, such as would lead or should lead a tribunal to doubt credibility on central facts.” In HKSAR v Chan Hok Pang CACC 193/2008, Stock JA (as Stock VP then was) said, “Sometimes discrepancies are important and may serve to undermine the credibility of witnesses in a material manner, such as might cause a judge to reject their evidence. But the approach to discrepancies must be realistic. Often, words used by witnesses in testimony or in their witness statements to the police are treated by counsel as if they were statutory instruments. Often, the clear sense of what a witness said is buried by an insistence on literal interpretation. Sometimes, as in this case, the events in question, the lapse of time, the number of persons involved, and understandable nervousness on the part of the witness both at the time of police interview and at trial, will inevitably result in discrepancies. Often, though not always,discrepancies, if treated with common sense, do not detract from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ore story by the witnesses and this, in our judgment, was such a case.” [13] 上訴卷宗第62頁F-M行。 [14] HCMA 948/2010 [15] 上訴宗卷第33頁。 [16] [1995] 1 HKCLR 351 [17] CACC 660/1997 [18] [1995] 1 HKCLR 116 [19] CACC 255/199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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