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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MA 25/2016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命令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6年第25號
(原荃灣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5年第7004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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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訊日期 ： 2016年3月10日 |
| 判案書日期 ： 2016年4月15日 |
判案書
1.本案上訴源於一名14歲的男學童("上訴人")在荃灣裁判法院少年法庭經審訊後，在2015年11月5日獲判一項「傷人」罪無罪後向主審裁判官李家齊("裁判官")申請訟費被拒。
控方案情
2.案件中受傷的控方第一證人與上訴人和第二控方證人在案發時均為同一中學就讀的中三學生。
3.2015年1月29日下午2時15分他們都在班房中等候老師來上課。期間，控方第一證人將一張便利店的優惠咭「飛」向控方第二證人身旁，他撿起來後向同一方向重覆此動作。當控方第一證人前去撿起拋落在地上的優惠咭時，被控方第二證人推到在地上。控方第一證人情緒激動，返回座位後用手拍打自己的書桌發洩。這時班上的同學開始起哄。控方第一證人聽到上訴人說了一些說話後，情緒變得更加激動，大力拍書桌，並衝向上訴人。此時上訴人亦站立起來，隨即衝前，把控方第一證人推跌並拳打他的肚部。當控方第一證人跌倒在地上時被一張翻倒的書桌撞到他的前額，令他左邊眉心位置受傷，事後需要到醫院接受縫針診治。
辯方案情
4.上訴人沒有作證。代表上訴人的藍雪溋大律師在盤問控方各名證人說法是當上訴人將控方第一證人推到在地上後，他遭另一名同學從後抱緊。上訴人自己碰觸到書桌，又指稱力度大至令把書桌弄翻而掉落的位置剛剛好是控方第一證人的身上，令致他眉心受傷。
裁判官無罪的裁定
5.裁判官裁定表面證供成立，但裁判官留意到在盤問時藍大律師提出了控方第一證人向警方先後作了兩份供詞。前者指上訴人將書桌舉起，後者則指見不到上訴人舉起書桌。在庭上，控方第一證人堅持前者為事實，卻說不出反覆的因由。裁判官認為由於定罪與否取決於上訴人有否舉起書桌擲向控方第一證人。但在此重點中，控方第一證人卻出現不一致的演繹，更無法解釋。因此裁判官裁定控方第一證人的證言未能證實上訴人指控的罪行至於控方第二證人的證言則指上訴人從未有在任何時間舉起過書桌。因此裁判官認為控方的整體證供未能證明「傷人」罪的控罪。
訟費申請
6.裁判官指出控辯雙方的案情均顯示不爭議的事實是當控方第一證人上前衝向上訴人時，上訴人的而且確先將控方第一證人推到在地上。
7.裁判官認為即使控方第一證人有意圖，但在控方第一證人未有作出任何襲擊動作前，上訴人將控方第一證人大力推倒在地上，這行為絕對已超越了「自衛」的情況亦已明顯構成襲擊。
8.裁判官認為上訴人將控方第一證人推倒在先，無論他是否有繼續舉起書桌擲向控方第一證人，其行為足以「自招嫌疑」，因此行使酌情權判上訴人不獲付訟費。
上訴理由
9.根據藍大律師的上訴陳述大綱，辯方申請訟費的理據可歸納以下4點：
(1) 上訴人認為他獲判無罪並非是技術性；
(2) 裁判官基於控方第一證人牽起的碰撞作出上訴人就傷人罪自招嫌疑結論不公允和不合理；
(3) 裁判官在考慮上訴人早於審訊前(2015年7月3日)去信控方請求已警司警誡形式處理此案，上訴人指他不願意為他推撞控方第一證人到地上負責和接受較輕微罪責；
(4) 裁判官錯誤地把上訴人脫罪後應否獲訟費的問題與他應否簽保守行為拉上關係。
答辯人的回應
10.答辯人不同意藍大律師的觀點。答辯人認為根據不爭議的證詞，控方第一證人是在被上訴人大力推跌在地上後，再遭被跌下來的書桌弄傷眉心而需要縫針。答辯人認為有關推撞本身的力度甚為猛烈，已超越了「自衛」範圍。雖然裁判官對上訴人有沒有拿起書桌擲向控方第一證人未能肯定，但即使以上訴人的說法他是因為遭另一同學的阻止而在掙扎期間而不慎將書桌弄翻也是因他當時情緒不穩定，對控方第一證人絕不友善才會被人從後制服而導致上訴人在掙扎時將書桌弄翻。答辯人陳詞認為裁判官正確地判決上訴人就傷人控罪是「自招嫌疑」。答辯人認為裁判官的判決沒有原則性犯錯，也認為沒有不合情理。至於辯方提及致律政司的信件，答辯人強調信中上訴人自己亦願意承認較輕的襲擊控罪而明顯。裁判官在其裁決中提到他已不需要判處上訴人簽保守行為，但答辯人認為看不到裁判官是因為上訴人沒有簽保守行為而判他不可獲訟費。
判決
11.在答辯人援引的其中一案例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林錦強 HCMA219/2014一案潘敏琦法官在處理一宗訟費令的上訴案時將有關訟費令的法律基礎、法律原則以及在什麼情況下一名被告人在獲判無罪下不應獲訴訟費作了詳細的引述及分析。本席採納如下：
「 5. 根據香港法例第 492 章《刑事案件訴訟條例》第 3 條，裁判官在處理任何簡易罪行後，判被告人無罪，則裁判官可命令將訟費判予被告人。
6. 一般而言，裁判官就批准或拒絕頒下訟費令的命令，上訴法庭是不會干預的。而主審裁判官就決定訟費的事宜上是有廣泛的酌情權，他在庭上直接聽取證供，處於最有優勢的位置來決定甚麼因素有助他對訟費作出裁決。除非裁判官明顯地在考慮行使酌情權時越權，否則上訴法庭並無干預的基礎或理由。
7. 終審法院在Tong Cun Lin v HKSAR [2000] 1 HKLRD 113案的判案書第 117 頁，有以下指引：
“When a defendant has been brought to trial upon particular charges and is then found not guilty it is clearly right that he should normally be compensated out of public revenue for the costs incurred in defending those charges. In considering whether, despite this general rule, he should be deprived of all or part of his costs, the judge exercising the discretion must obviously look to his conduct generally, so long as such conduct is relevant to the charges he faced. This cannot be confined to any particular period of time…it follows tha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onduct most relevant to the matters under consideration must be the defendant’s conduct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and at the trial』 . Wrapped up with this is the strength of the case against the defendant and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he came to be acquitted』 . ”
『當一名被告人因某些罪行被檢控而被判無罪時，一般情況下，他理應由公帑支付他答辯控罪所招致的訟費，以作補償。雖然有上述一般原則，在考慮他應否被剝奪全部或部分訟費時，行使酌情權的法官必需考慮其一般行為，只要該些行為和他被控的罪行有關。該些行為不應局限在某時段…一般而言，有關行為應該是被告人在調查及審訊階段時的行為…另外亦要考慮針對被告人證據的強弱及被告人被裁定無罪的情況…』(非官方翻譯)
8. 一般來說，假若被告人的行為本身招致嫌疑，或被告人令控方相信控方案情較實際情況有力，或被告人之獲釋乃基於技術上的情況，則被告人不應獲得訟費。
9. 夏正民法官在HKSAR v Li Siu Tong & Others, HCMA 547/2000一案中，詳細分析了何謂行為本身招致嫌疑，他認同如果要拒絕頒下訟費令： “there must be such a proximity between the behaviour that is condemned and the alleged criminal conduct that it can reasonably be said not just that the appellants behaved badly but that their conduct brought suspicion upon themselves in respect of their alleged criminal conduct.”
他又指出： “What amounts to ‘relevant’ conduct will differ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each and every case. While the relevant conduct, generally speaking, will be the conduct of the appellants during the police investigation and at trial, that does not, in my opinion, prevent the magistrate from considering the appellants’ actions directly surrounding the alleged criminal conduct.”
10. 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在Ting James Henry v HKSAR (No 2) (2007) 10 HKCFAR 730案判案書第 735 頁，亦有解釋何謂和訟費有關的“被告人的行為”：
“The discretion is not bounded by any such inflexible rule. By his conduct prior to the investigation and trial stages, including conduct which formed part of the setting for the charges laid against him, the defendant may plainly have brought suspicion upon himself. There is no reason to ignore such conduct in the exercise of the court’s discretion on costs following an acquittal on the charges laid… provided that its exercise does not involve the court in adopting a position at variance with the defendant’s acquittal by the tribunal of fact. In our judgment, we stated that the jury had clearly found, as the Court of Appeal also made clear, that the appellant had been dishonest in a way relevant to the counts charged. The Court of Appeal’s decision to overturn the convictions was not, in any way, inconsistent with the jury having so found…”
『……酌情權不受該些一成不變的規則限制。被告人在調查過程前及在審訊階段的行為，包括和針對他的控罪有關的行為極可能為被告人招致嫌疑。在裁定被告人無罪後行使酌情權處理訟費問題時，法庭不應無視該些行為…但行使酌情權時，法庭的取態不可以和裁定被告人無罪的事實審裁者有別。 在判案書內，本庭指出陪審團裁定被告人確有在和控罪有關的事情上有不誠實的行為，而上述裁定和上訴法庭立場相同。上訴法庭推翻定罪的決定和陪審團的裁決沒有任何不符之處。』(非官方翻譯) 」
12.由以上案例可見，上訴人在審訊後被判罪名不成立，並不自動等同其行為沒有「自招嫌疑」。
13.本席同意上訴人獲判無罪並非是技術性。但本席並不認為裁判官針對上訴人率先大力將控方第一證人推倒在地上這行為就「傷人」罪是「自招嫌疑」的裁決是不公允和不合理。明顯地，控方第一證人是在跌到在地上後才遭桌子弄傷眉心，因此裁判官絕對有權將控方第一證人受傷前後的整個情況的環境證據作出全面考慮。即使根據上訴人的說法，他就算不是故意地將桌子拿起擲向控方第一證人，他也是在其他一名同學從後將他制服之下大力反抗才將桌子弄翻，繼而令早已倒臥在地上的控方第一證人受傷。上訴人將控方第一證人推倒在地上作為被起訴的事實基礎的行為，也可被視作招致嫌疑。終審法院在上述Ting James Henry v HKSAR (No2) (2007) 10 HKCFAR 一案中亦提及自招嫌疑的行為是包括作出構成控罪的部份背景的行為。法庭對獲判無罪的被告人行使訟費上的酌情權時，沒有理由忽略該等行為。(見第16段)
14.在本案中，上訴人將控方第一證人先推倒在地上肯定是「傷人」罪的事實基礎及背景行為。辯方的陳詞是企圖將整個受傷過程人工化地作出了分開考慮，但這是不切實際的。況且將控方第一證人推跌在地上此事也是辯方從來並無爭議更沒有與無罪的判決相違背。
15.本席同時也認為至於辯方所依賴的審前信件對處理訟費申請亦沒有幫助。信件內容關乎辯方有關一些認罪協商的單方面提議。事實是雙方在審訊前並沒有達成任何協議。在信中，無疑是上訴人提出甚至同意接受承認較輕微罪行的法律責任，但問題是在正式答辯時，上訴人根本也沒有向裁判官提出承認較輕微的罪行，因此本席認為信件的內容對控辯雙方立場根本沒有任何影響，裁判官在行使訟費上的酌情權時，根本無需考慮控辯雙方在認罪協商過程中發表過的立場。
16.至於辯方指裁判官是因為未有下令將上訴人就其行為，下令簽保守行為而與拒絕訟費命令的申請扯上關係和考慮，又指裁判官是不滿定罪判決而以間接方式想懲罰上訴人。本席認為，辯方有這方面的聯想是不幸更不必要及沒有根據的。本席認為裁判官的表達只是想辯方知道法庭對上訴人已經很寬大處理，審訊過程中並無針對上訴人。本席不同意也看不到有任何證據顯示裁判官是因為已經沒有下令上訴人簽保守行為所以才認為要剝奪上訴人的訟費。
結論
17.基於以上原因，本席不認同辯方所指裁判官在本案中並沒適當地對獲判無罪的上訴人行使訟費上的酌情權。裁判官拒絕將訟費判給上訴人是絕對正確的決定，上訴駁回。
答辯人：由律政司檢控官陳詩欣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由莊凌雲律師事務所轉聘藍雪溋大律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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