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張森森

DCCC 501/2023

[2024] HKDC 189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3年第5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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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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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罪

1.被告人承認一項「串謀處理已知道或合理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並同意相關案情，被裁定控罪罪名成立[1]。

同意案情

2.在2022年3月22日，馮先生收到由一名自稱「Jennifer」人士傳來的Telegram訊息，邀請他加入兼職工作，即是在網上購物平台購物，把購物金額轉帳到指定的銀行戶口，完成後可以收回購物金額本金，與及本金的2.5%作為佣金。

3.在2022年3月23日，由1323時至1901時，馮先生在上述網上平台先後作出10次購物交易，共轉帳了港幣220,800元到3個指定銀行戶口。其中一個戶口是被告人在東亞銀行持有的戶口，號碼015-142-88-03925-4（下稱「被告人戶口」）。當天馮先生向被告人戶口轉帳了4次，共港幣110,000元。

4.在同一天，馮先生成功由上述網上平台取回的購物金額本金和佣金共港幣40,939元。其後平台的客戶服務拒絕再向馮先生付款。馮先生覺得可疑和受騙，於是報案。事件中馮先生損失港幣179,861元。

5.根據被告人戶口的開戶文件，它是一個個人戶口，在2013年3月19日開立，而被告人是戶口的唯一簽署人。

6.根據東亞銀行紀錄，被告人戶口由2022年3月3日至2022年3月23日有232筆存款進入，共港幣989,408.78元，當中包括由馮先生轉入的港幣110,000元。同一段時間內，有87筆提款，合共港幣885,041.49元。當中大部分的存款是經「轉數快」存入，而提款是經提款機進行。戶口在2022年3月23日1939時被有關當局凍結。

拘捕及招認

7.被告人在2023年1月14日被拘捕。同日進行的錄影會面中，警戒下被告人說：他教育程度到初中，暫時無業；他的東亞銀行戶口是在10年前開立的；他記得戶口在2022年3月之前的結餘為零；於2021年，在一個飲酒的場合，經朋友介紹下認識一名叫「阿龍」的人；他不能聯絡阿龍；於2022年2月，在飲酒時，「阿龍」說他自己的提款卡「咁啱有啲事唔用得」、「趕住要出啲糧畀啲伙計」，向被告人借銀行卡用以「過啲數」和「出糧」；他便把提款卡借了給「阿龍」，亦把密碼告知他；對於戶口內由2022年3月開始的轉帳出入，他沒有認知，因為已經把提款卡借出；他對馮先生所說的購物平台及聯絡人電話均沒有認知。

罪行

8.在有關時間，被告人與一名稱為「阿龍」的人串謀處理財產，即在被告人戶口內合共港幣989,408.78元的款項。被告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該筆財產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

背景及減刑陳詞

9.被告人現年44歲，離婚人士，教育程度至中二，自1996年至2022年5月有9組共15項刑事定罪紀錄，全為管有危險藥物及盜竊罪，對上一次定罪在2024年11月因販運危險藥物被判監20個月[2]。

10.辯方的減刑陳詞主要有4點：第一，被告人較早承認控罪，主張多於1/4的扣減。第二，他對上游罪行沒有認知。第三，被告人放棄戶口控制權的1個月內清洗接近1百萬元。第四，被告人協助警方檢回戶口餘款。辯方主張低於2年 / 2年半監禁的量刑基準。

討論和判刑

11.在「洗黑錢」罪行中，上訴法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CACC 159/2009列出量刑時參考因素，包括：

「一，涉案金額是重要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本身在這次交易所獲的利益；

二，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亦有關連的因素；

三，處理公訴罪行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在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四，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份，法庭可採用較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金融及銀行中心形象受損；及

五， 涉案的時間。」

12.上訴庭在眾多案例中均已指出，被告人不知道「黑錢」的來源，又或控方證明不到其確實來源，不一定是有效的減刑因素。有關此原則，上訴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倪鳳仙 [2013] 5 HKLRD 95和律政司司長 訴 雲國強 [2012] 1 HKLRD 197均有提及。

13.在律政司司長 訴 雲國強CAAR 13/2010，上訴庭對「洗黑錢」這種罪行的性質和刑罰有以下陳述：

「「洗黑錢」是嚴重罪行，原因是「洗黑錢」不但間接地鼓勵犯罪活動，更試圖把犯罪得益合法化。為了打擊嚴重罪行，避免犯案者獲得經濟利益，阻嚇「洗黑錢」罪行是必需的（見上訴法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Javid Kamran (CACC 400/2004)、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Xu Xia Li 及另一人 [2004] 4 HKC 16 等案）。

一般而言，「洗黑錢」罪行的判刑應主要反映清洗「黑錢」的數額，而非被告人或其他人的得益。原因是要證明有關得益，非常困難而在大多數「洗黑錢」案件亦可能沒有證據顯示“黑錢”究竟是從甚麼公訴罪行所衍生的。當然如有資料證明“黑錢”源自嚴重罪行，包括販毒、擄人勒索、非法販賣人口和其他有組織罪行等或被告人的得益極大，則判刑理應上調。

本庭在其他多宗同類案件亦列出其他和判刑有關的因素，包括犯案的次數及犯案時間的長短、被告人參與和“黑錢”有關罪行的程度、罪行是否有組織及是否精密等等。」

14.案例列出多宗「洗黑錢」案件所涉及的金額及判刑，若涉及「黑錢」金額是100至200萬元，量刑基準約為3年監禁；300至600萬元，約為4年監禁；1,000萬元以上則可超過5年監禁。

15.而在HKSAR v Boma [2012] 2 HKLRD 33，上訴庭進一步指出應考慮該可公訴罪行的性質、被告人的知悉是否涉及國際層面、相關罪行策劃的複雜性、是否犯罪集團所操控、涉及「洗黑錢」的次數及時間、罪犯是否在已知悉該公訴罪行後仍處理該些財產得益、被告人的角色及行為等等。

16.套用以上判刑因素於本案被告人，本席有以下分析。

17.被告人的「洗黑錢」控罪，涉及款額接近1百萬元，為時不足1個月，按案例量刑基準約2年監禁。本席同意沒有其他加重刑責的因素。因被告人協助警方檢回戶口餘款可獲扣減3個月，再扣減認罪的四分一，刑期是15個月監禁（扣除小數位）。經考慮總刑期原則，避免總刑期過長，本席把本案刑期當中的6個月監禁和被告人正在服刑的20個月監禁（案件WKCC2131/2024）同期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