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司司長 訴 林卓廷及另二人

CACC 12/2023 及 CACC 29/2023，[2026] HKCA 1775

原案件：[2021] HKDC 751

CACC 12/2023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案件呈述上訴

刑事上訴案件2023年第12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20年第95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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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C 29/2023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不服命令上訴

刑事上訴案件2023年第29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20年第95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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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併審理)

判案書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彭偉昌頒發上訴法庭判案書：

1.本案原有四名被告，涉及下列四項控罪：控罪1‘意圖妨礙司法公正’[1]（訴D1、D2、D3）；控罪2‘不誠實取用電腦’[2]（訴D2、D4）；控罪3‘刑事損壞’[3]（訴D2、D4）；控罪4‘非法集結’[4]（訴D3）。經過審訊後[5]，只有D3被裁定控罪4罪名成立，而D1和D4則獲原審區域法院法官（游德康法官（當時官階））判予訟費。律政司司長不服有關的無罪裁決，因此根據香港法例第336章《區域法院條例》第84條提出案件呈述上訴。控方同時不服有關的訟費命令，因此根據香港法例第492章《刑事案件訟費條例》第19條就該命令提出上訴。

控方說法

2.以下是有關四項控罪的罪行詳情。

3.控罪1：

「 [D1]、[D2]及[D3] 於2019年7月6日，在香港新界屯門杯渡路100號屯門警署外，連同其他身分不詳的人，意圖妨礙司法公正而作出有妨礙司法公正傾向的作為，即煽惑、誘使或指示X刪除其流動電話內儲存的數碼內容，而該些數碼內容顯示於2019年7月6日或之前可能干犯了任何刑事罪行的示威者的臉部外觀。」

4.控罪2：

「 [D2]及[D4] 於2019年7月6日，在香港新界屯門杯渡路100號屯門警署外，連同其他身分不詳的人，取用電腦（即X的一部紅米Note 6流動電話），目的在於使他們本人或他人不誠實地獲益（不論是在取用電腦的同時或在日後任何時間）。」

5.控罪3：

「 [D2]及[D4] 於2019年7月6日，在香港新界屯門杯渡路100號屯門警署外，連同其他身分不詳的人，無合法辯解而摧毀或損壞屬於X的財產，即於2019年7月1日拍攝並儲存於一部紅米Note 6流動電話的一些錄影片段，意圖摧毀或損壞該等財產或罔顧該等財產是否會被摧毀或損壞。」

6.控罪4：

「 [D3] 於2019年7月6日，在香港新界屯門杯渡路100號屯門警署外，連同其他身分不詳的人，參與非法集結。」

7.控罪1和3的具體指稱，罪行詳情已經寫得很清楚。至於控罪2，控方的說法是D4意圖令7月1日遊行示威的參與者受益於消除有關證據而取讀X的手機[6]；控罪4就是D3透過說話連同其他人迫使X交出手機和刪除當中的資料而有關的行為實具有威嚇性和破壞了社會安寧[7]。

具體案情

（證據來源）

8.控罪1至3提到的X，是原審主要控方證人。他的證供見《案件呈述》「附件二」。此外控辯雙方亦以簡稱65C的形式同意了大量事實及四段錄影和錄影的謄本（證物P2、P3、D4(1)、D4(2)）。記錄在錄影和錄影謄本裡的是四名被告和X之間的互動。有關的整個謄本現為《案件呈述》的部分（見《案件呈述》第10段），被律政司司長選錄出來的部分對話則見《案件呈述》第35至37段下的列表。

（事發背景）

9.2019年7月6日，屯門有一個自詡為‘光復屯門公園’的遊行。同日下午5時30分，‘不反對通知書’上的遊行時間結束，但遊行人士並沒有即時散去，繼續在杯渡路一帶聚集。晚上7時，有份參與遊行的X在杯渡路近西鐵站看見一名女子被人包圍和疑似被踢。他上前制止，卻遭到一名後稱‘A’的年輕女子驅逐。約8時，X走向屯門警署，被A看見，A就追上來，質問他爲何仍然會在上址。X不回答，繼續往前走，A就大叫，結果引來十多名遊行人士把他圍住。逐漸，圍堵X的人越來越多，而且開始有人表示在7月1日的警總遊行示威見過他，質疑他有沒有拍下當天和案發當日的‘大頭相’。X因為人群不斷威迫他把手機交出而感到非常害怕。

（後續發展）

10.以下是原審法官對事件的整個後續發展的描述，內容涵蓋了全部四項控罪。在時間上，四項控罪有一定重疊，所以不容易完全分拆[8]：

「 14.  事情過了大約半個小時，人群亦變得好激動，情緒暴躁，並有人說粗話。X聽到其中有人說類似「命重要還是照片重要」的說話。當時手機仍然擺放在X的褲袋中。其後，兩位議員D1和D2兩人到達向示威者了解發生了甚麼事。知道了事件後，兩人向X提出處理方法，包括叫X拿手機給D1和D2看。X說議員在替他解圍，讓他可以離開包圍他的人。X相信是D1說過如果看到手機有不關事照片可以交給他，如果有容貌照片就叫X刪除，以免被警察追究責任。

15.  X當時其實心裡不同意，所以沒有回應D1，也沒有給他手機。

16.  X記得之後在場的D3對他說「照片重要還是命重要」，當時D3對他說「照片重要還是命重要」時候兩人距離約一公尺，D3語氣及情緒也不激動，但聲量充足。X同意他在聽到D3這樣說的時候，其他在場人士也同時在說話或叫囂。X亦根據片段內容同意D3這樣說的時候，現場已經有人在倒數10秒，而D1和D2已經離開現場，兩位議員離開後，X擔心自身安全。X同意倒數期間，有人拉他帽子、口罩，有人說多給20秒。X感覺是人群快將襲擊他。

17.  X記得其他人講過好多說話，內容包括若交不到手機會用其他方法對付證人等，當時D1仍然在場。X沒有交出手機，也不願意交出。在A說若不拿手機出來會對付證人後發生了倒數10秒事情，期間D1則不在現場，倒數後包圍人士中有人打開雨傘，之後有些人接觸證人，碰碰撞撞，當時未開始打X，純粹肢體碰撞。

18.  之後不久，A弄X的帽子，然後其他人拳打腳踢X的頭、膊頭，有人拉他的耳朵，有人拉他的褲子。X不知道當時有多少人這樣做，因為他微微低頭。X覺得非常害怕，怕流血和走不出去。打了不夠一分鐘，X發現帽子和口罩不見了，上衣領口位置被扯歪。D1在襲擊開始前已經回到他被包圍現場。X同意在襲擊期間，有人嘗試保護他。襲擊期間情況混亂，部份示威者情緒高漲，有示威者甚至說要打他， X很想有人幫助他，無論是否議員也好。

19.  X被打的時候發現手機已經不見了，當時一名藍色衣服人士搶了手機後交了給D2，而D2就轉交一位女士也就是D4。證人不認識D4，當時聽到在場人士說她是社工。

20.  X同意在他的印象中D4當時一直希望保護他。X在觀看證物P3片段後說他記得D4在保護他，亦同意畫面中見到D4舉起手來保護證人。他看過06:30:10時片段後認為他的手機被搶之後交給了D2然後轉交D4，不同意辯方指是藍色衣服人士直接將手機交給了D4的說法。

21.  X見到D4打開手機看，沒有印象她看的時候有沒有說話。D4有看手機內容，然後有在場人士說看看有沒有拍攝到樣貌照片，若有就刪除。然後D4說沒有發現裡面有甚麼示威者照片，只有兔子和汽車照片，亦沒有7月1日的照片。

22.  X在觀看片段後確認自己曾經在D4看手機期間說「唔好影到手機，社工睇」，及用手遮擋電話屏幕。X同意在P2「獨立媒體」片段播放時間01:54:19時，D4說已經檢查手機內Telegram、WhatsApp、WeChat 程式，多次說沒有找到照片。然後遊行人士叫她看IG（Instagram），D4照做。當日X的手機內沒有下載Instagram。X說期間其中一個包圍他的人士說看到有7月1日某人大頭相，之後D4點選了那些照片，但是隨即警察就衝入人群中救出X，X看不到D4對照片做過甚麼。

23.  X同意在P2「獨立媒體」片段播放時間01:57:22時見到有人在D4拿著X的手機期間伸出手接觸該電話。除了D4拿著電話之外，X沒有見到有示威者在移動他的電話，原因不是他沒有留意，而是事隔3年，他已經記不起當時現場發生的所有事情。

24.  在觀看D4(1)「01新聞」片段播放時間02:02:43至02:02:45時部份後，X同意在02:03:46時一刻見到一名白色衣著男子在接觸他手機的屏幕。X不知道這是在他說D4點選了照片之前或之後。他曾經見到D4點選照片和短片，但是確認沒有見到她刪除。X同意由該男子接觸證人手機屏幕到警員到達救走證人是不到一分鐘之間發生的事。

25.  在示威者說看到7月1日照片後，他們沒有時間要求社工處理那些照片，因為當時警察已經在驅散他們，示威者四散，而X趁著混亂嘗試從D4手中搶回手機，但是D4不願意交回，並和X鬥力拉扯。D4後來放手離開，X拿回自己手機。X在本案作出的3份證人口供內未有提及他曾經與D4爭奪手機一事。X在觀看現場片段後仍然堅持在警方救走他之前一刻，他在與D4拉扯手機中，為時約10秒。X同意在證物D4(2)中播放時間00:03:39至00:03:49時見到D4雙手舉起擺放身前。X也同意在00:03:30時見到自己身處畫面中欄杆馬路上的一邊，而D4則在欄杆的另一邊。

26.  X確認他成功從D4手上搶回自己的手機前，手機裏面確實有7月1拍攝到示威者的大概12張照片及短片，但其後X在警署内查看手機内容時已經找不到7月1日拍攝的照片和短片。X說當示威者說見到有7月1日照片時候證人自己也有看著手機內容，見到裡面7月1日的照片和短片。

27.  X確認在襲擊後示威者說看到7月1日照片時候他害怕示威者再次襲擊他，也同時擔心自己手機資料被刪除，被『洗機』。X說害怕被襲擊多於被洗機。

28.  X同意印象中D4當時一直希望保護他。

29.  X記得D1和D2曾經在包圍過程中建議由他們議員查看X的手機，看看有否示威者照片，不用示威者看，可以保障到X的私隱，若有相關照片X就可以刪除。當時X是願意的，因為覺得D1和D2是幫他的，也承諾不讓示威者或記者拍設X手機內容，只要他們兩個知道就可以。有示威者不接受建議，要求與議員們一起看。X不肯，所以沒有交出手機。

30.  X同意D1在現場說話的12分鐘內，他感覺D1是希望解決X和包圍者間矛盾，從而讓X可以離開現場。X也同意在D1離開現場前有人說出類似「和理非都搞唔掂，議員退開」的說話。

31.  X記得他被包圍超過30分鐘，當時心裡好驚，不知道甚麼時候可以從被包圍的地方出去。」

（警方專家）

11.偵緝警員4924是警方的數碼法理鑑證專家。他曾經檢查X的手機（證物P1），但未能從中發現或恢復據稱是由X在7月1日拍攝的照片或短片，因此亦未能斷定這批照片或短片是否確曾存在於X的手機及是否已被刪除[9]。至於手機是否安裝了Instagram、在瀏覽Instagram的過程是否可以同步把裡面的照片刪除，以及這樣做是否會留下法理踪跡，則不是偵緝警員4924的檢查範圍：這是偵緝警員4924在盤問中給出的答案[10]。

辯方立場

12.D1不作供，也不傳召證人。就控罪1，D1的立場是：他當時旨在嘗試協助X脫困，沒有妨礙司法公正的意圖；讓X刪除手機中的照片只是脫困的方法，他對照片是否被刪除本身沒有興趣[11]。

13.D3選擇作供，重點如下：就控罪1，他當時是網媒記者，所屬媒體叫「on9協會」，案發時已經在現場直播了8小時；後來，他發現X被圍堵，便上前繼續拍攝；他是由於感到不刪照片，X便會有被襲擊的危險，所以才說出「究竟照片重要還是命重要」等話；他說這些話是想拖延時間，和讓X知道自己是想幫他，因為當時人群已在倒數；他對刪除照片本身不感興趣，沒有妨礙司法公正的意圖。至於控罪4，他只是為了直播才去到上址，沒有參與非法集結的意圖；他嘗試幫助X脫身也不會破壞社會安寧[12]。

14.D4也沒有作供或傳召證人。以下是她的立場：就控罪2，她純粹是以社工的身份嘗試調停，好讓X不受到襲擊；X是自願把手機交給她的，希望由當社工的她來查看，這樣可以保護他的私隱；由始至終，她的意圖都是協助X脫困，沒有控方所指的不誠實意圖。就控罪3，偵緝警員4924沒有找到相關的法理踪跡，X聲稱手機內有照片或短片的說法因此並不可靠，控方並未成功證明她有刪除任何資料；即使她確曾刪除了有關資料，她的行為也有X的同意，構成合理辯解；由於她的意圖是保護X免受傷害，所以她的行為也構成‘合法自衛’[13]。

原審裁決

（整體進路）

15.原審法官認為，本案的核心議題，是被告的意圖。他說，「錄影片段謄本只是證據的一部份，整個錄影片段包括畫面、聲音等才是完整證據內容，因此本席不可以單憑謄本紀錄來對某人說出某句說話的意思和意圖作出裁斷，必須仔細觀看片段內容來推斷個別被告人說話的意思和背後意圖，不可以單單依靠閱讀謄本內容」。根據原審法官的觀察，案發時，女子A「咄咄逼人、橫蠻無理 … 以帶頭人姿態煽動人群針對X … 行為將人群暴亂情緒推至沸點」[14]。

（關於D1）

16.D1只和控罪1有關。

17.原審法官指出：X承認，在現場，他的感覺是議員（D1、D2）在幫他脫困；錄影顯示，D1標籤自己為「和理非」，而包圍者當中也有人因為他是「和理非」而叫他「走開」，雙方明顯不屬於同一陣營；包圍者表示，「有議員喺度已經好好 … 冇議員喺度你喺河底」等等，顯示D1對X起了一定的保護作用；D1全程語氣平靜，對雙方都很溫和，把自己「化身隔熱墊」；基於以上各項觀察，法庭「完全感受不到D1有關刪除照片的言論的背後意圖是要妨礙將來可能發生的刑事檢控」[15]。

18.原審法官繼續指出：錄影顯示，X確曾嘗試保護一名被圍困的女子但無奈被迫後退；錄影同時顯示，D1當時有份介入和最終把警方召來處理有關的情況；以上的事情全部發生在X被包圍前一小時；這些情況令法庭「進一步肯定D1當晚 … 的意圖」，是「四處撲火 … 周旋於包圍者和X之間，嘗試化解他們之間的紛爭，並同時保障被包圍者安全」；作為結論，法庭「實在看不到D1有任何嘗試迫使X刪除照片從而妨礙將來可能提出的檢控這意圖」[16]。

19.至於相關行為必須和法院司法程序有可予辨認的連繫（discernible link）這點，由於當中涉及較多的事實細節和裁定，本庭會把原審法官的原話完整抄錄如下[17]：

「 83.  有關本案中控方是否可以證明「可予辨認的連繫」的存在方面，本席也考慮了D3就這同一議題的陳述 ….

84.  第一項控罪的罪行詳情指證人X流動電話內儲存的數碼內容「顯示於2019年7月6日或之前可能干犯了任何刑事罪行的示威者的臉部外觀。」然而，本席的裁定是證人X供詞中首先沒有提及他有否在7月6日案發當日拍攝，其次也沒有提及7月1日拍攝到的照片內容是甚麼，沒有證據顯示證人X指稱被刪除的照片是否拍攝到7月1日甚或7月6日遊行人士的樣貌。根據現場錄影片段，證人X也從來沒有向包圍者表示電話內的照片或片段拍攝到7月1日或6日的遊行人士的容貌。

85.  根據以上引述劉夢熊案例第96段，行為帶有妨礙司法公正的傾向「必須是清楚及明顯的。如發生涉案的行為時，相關的法律程序仍未進行，則該行為與實際或可能進行的法律程序之間必須有著可予辨認的連繫。」有關本案中控方是否可以證明「可予辨認的連繫」的存在方面，本席同意D3結案陳詞中以下說法：

『 21.  首先，X 先生的證供並沒有描述到七一片段的內容，法庭亦沒有七一片段的任何資訊，該等片段是否會協助警方調查？刪除七一片段會否妨礙司法公正？值得留意的是，控罪的內容是指「該些數碼內容顯示於2019年7月6日或之前可能干犯了任何刑事罪行的示威者的臉部外觀」。控方的指控是集中於干犯了刑事罪行的示威者的臉部外觀，但七一片段是否有拍攝到任何干犯刑事罪行的過程？是否拍攝到示威者的臉部外觀？法庭根本無從得知。

22.  再退一萬步而言，即使法庭接納警方有可能作出調查，七一片段有可能協助警方調查，控方要建立被告的行為與警方調查有可予辨認的連繫（“discernible link”），必須要有證據支持下列幾個步驟：

(1)  警方知道七一片段的存在，並會向X 先生要求協助；

(2)  X先生願意交出七一片段並協助警方；及

(3)  X先生不會在警方聯絡他之前已經刪除相關片段。

23.  但是在審訊過程中，並無任何證據支持上述任何一個事項。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1)  警方有任何機制或步驟向普通市民尋求證據；

(2)  X先生拍攝遊行示威的目的為何；

(3)  X先生是否會上載七一片段至社交媒體；及

(4)  X先生作為一個示威者又會否交出七一片段指控示威者。

24.  上述的事項只是其中一些事項可以協助法庭作出推論，還有更加多可能的事項可以在協助法庭考慮被告的行為是否與警方調查有可予辨認的連繫這議題，可是，這一切都欠奉，法庭根本無從推敲。』

86.  就D1而言，證人X供詞中沒有準確說明當日手機中的被刪除了的照片內容。本席不可以猜測照片應該是拍攝到示威者面容，而示威者應該是在進行非法集結，若警方開展調查後，證人X應該會將內容交給警方，而警方應該會檢控照片內示威者。一如上文提及D1答辯理據(5)中所言，在這樣貧乏的證據下，控方未能證明D1的行為與仍然未開展的司法或調查程序之間有著可予辨認的聯繫。」

20.原審法官裁定D1控罪1不成立。

（關於D3）

21.D3面對的是控罪1和4。

22.就控罪1，原審法官表示：相關行為和法院司法程序之間的連繫問題，法庭在分析D1的個案時已經作過裁決，裁決對D3完全適用；至於D3案發時的意圖，他在X被包圍期間一直在做直播，這點有錄影可以證明；另外，他曾經舉手示意人群冷靜，當A持續針對X時他也只是留在一旁拍攝；人群中有人大喊「和理非唔得就用其他方法」，他更出言制止；不過，D3聲稱，除了讓X脫困之外，他便別無其他想法，這個說法並不可信；他當時未必想到刪除照片可以避免有人遭到檢控，但社會當時「藍黃」兩派嚴重撕裂，他有可能只是想保護參與示威遊行者的私隱；所以，總括而言，法庭實不能肯定D3有控罪1所須的意圖[18]。

23.就控罪4，原審法官的分析也涉及較多的事實細節和裁決。他表示[19]：

「 94. … 本席考慮後，認為D3庭上有關他希望知道證人想點然後幫助他的說法與片段所見D3的語調，神態所反映的說話意圖均不符。本席認為事件發生時D3的下列行為並且根據片段內容中D3說話時候的眼神、語氣及身體語言，D3的意圖不是為了替證人X解困，而是D3加入了包圍者行列，懷著與他們一樣的共同目的，就是意圖透過他和其他人的包圍和說話來壓迫證人X交出手機讓包圍者檢查：

(a) D3說話時候沒有拿著手機在拍攝；

(b) 在D3說出「我而家話俾你聽，你依家如果真係再唔剷嘅話呢，啲相係咪值錢過你條命呢？」說話前的短時間內，證人X面前和D3身旁的包圍者包括女子A均在問證人X「你想點先」；

(c) 證人X沒有回應。包圍者不斷要求證人X說話，女子A甚至說「你唔講嘢我地真係幫唔到你」。包圍者之後從10倒數，似乎有事情要發生；

(d) D3沒有在倒數完結前挺身而出，而是在倒數完結後，證人X仍然沒有回應及包圍者繼續不斷騷擾證人X之後，從人群後方推到證人面前，用並不友善的語調對證人X說「我話俾你聽，你依家如果真係再唔剷嘅話呢，啲相係咪值錢過你條命呢」的說話；

(e) D3也是說出「我追到佢，一定追到佢」說話的人；

(f) D3說話一刻望向他自己右邊的包圍者，右手食指用力地指向在他身前較他矮一點的證人X來加強語氣，期間證人X也回頭望向D3方向；

(g) 根據D3當時說話語氣、態度、身體語言，說話之前包圍者的言語，尤其是有人說擔心證人X會否走路等質疑是否應該容許證人X離開現場到附近讓社工查看電話的情況，本席裁定透過D3向其他包圍者表示若證人X逃跑他可以追到他這說話，也反映出當時D3意圖協助包圍者不讓證人X離開讓他們可以繼續壓迫證人X交出手機。

95. … D3在到達包圍現場後一直知悉包圍者目的是要壓迫證人X交出電話讓他們刪除裡面資料。透過D3當時的說話內容、神態、語氣及身體語言，唯一合理推論是D3在說出控方依賴的說話時候是意圖加入壓迫證人X交出手機的行列，是擾亂秩序及帶有威嚇性的行為，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24.原審法官裁定D3控罪1不成立，但控罪4成立。

（關於D4）

25.D4和控罪2和3有關。

26.就上述兩項控罪，原審法官首先是對現場的錄影進行了詳細的描述。例如：D4在到達和開始與人群和X對話後，便不斷強調她尊重X的個人意願，同時她也冷靜平和地向X解釋社工和接受服務者之間的保密協議；人群出言恐嚇，表示只會給X最後5分鐘，D4就向X解釋，「雙方膠著不好，讓社工查看電話就沒事」；稍後，X的帽子丟了，眼鏡也被人弄歪，D4就把他的帽子撿回來，和一直安撫X「冇事冇事」；再後來，A和人群開始推撞甚至襲擊X，D4便用雙手圍著X，保護X，最後弄得自己滿臉通紅，汗流浹背地夾在人群中間，動彈不得，連眼鏡也沒有了[20]。

27.再接下去的事情，至為關鍵，所以最好也是完整節錄原審法官的描述[21]：

「 104. 片段播放時間01:53:58時D4從一隻戴著打了幾個小結的手繩的右手接過電話。片段P3播放時間06:30:08一刻則可以確認該手是屬於戴眼鏡，藍色短袖上衣，口罩沒有蓋著鼻子，在D4右邊的男子。

105. D4接過電話後隨即平靜、禮貌地問證人X「俾我睇好唔好？」（片段D4(1)播放時間01:53:59）。證人X身後在保護他的人也平靜地勸說「唔好留啦」。D4隨後開始檢視電話內容，期間說她看不到有關照片，也沒有對人群宣佈她刪除了任何資料。D4檢查電話期間態度冷靜，語氣平和但堅定地表示沒有看到冒犯示威者的照片。本席認為沒有任何片段內容顯示D4曾經刪除照片，譬如她自己說刪除了或是任何在現場的人說她刪除了照片。在當時情況下，若D4人曾經刪除照片，無論圍觀者或D4自己也沒有可能不即時向其他包圍人士表示已經刪除照片。

106. D4檢視電話期間，在片段D4(1)播放時間01:58:20時左右，之前在附近的一名白色短袖上衣男子開始伸手加入檢視X的手機。直至警員驅散行動開始警員到達證人X位置一刻，該白色上衣男子仍然在瀏覽和點擊手機。正在跨過身前另一名男子肩膊去查看、點擊手機屏幕。白色上衣男子一直查看直至01:58:52時。與此同時另外一名在D4左後方深色上衣男子伸出右手在點擊及查看D4拿著的電話， D4在該名白色上衣男子加入檢查手機後已經沒有再點擊電話。

107. 片段播放時間01:59:12時有人大叫「喂警察黎啦」、「差佬呀」，而D4則在01:59:22時舉起右手，左手將電話屏幕向著自己胸前，向包圍者表示看過了Telegram，WeChat，WhatsApp，均沒有相關照片。包圍者仍然不滿，要求查看Instagram，D4照做。

108. 片段播放時間01:59:35時，白色上衣男子站到較近D4右手邊身旁位置，開始點擊電話。這時候見到D4已經沒有點擊電話，純粹拿著電話讓該男子查看。片段播放時間01:59:40一刻見到男子點擊電話期間，證人X視線完全離開了電話和D4，至少維持了6秒，之後鏡頭左轉，X、D4、他的手機和該男子也離開了畫面。

109. 鏡頭在片段播放時間02:02:10時回到了X附近，這一刻見到X舉高了頭向鏡頭左後方的警員高呼求救，期間證人X目光離開了D4、手機和不知名男子，而畫面中見到該男子繼續在查看電話。證人X繼續抬高了頭前望，明顯地在嘗試向前方警員求助，因此也不可以同時監察男子和D4如何使用他的手機。

110. D4在片段播放時間2:02:43時右手舉起嘗試向包圍者解釋進度。期間X高呼「喂救我呀」，而D4就在02:03:04時態度平靜地抬頭望向證人X說話，雖然不可以透過片段聽到內容，但是看來是叫證人X等一下，讓該名不知名男子看完電話就可以。在畫面中可以見到該男子不斷在檢視電話，並曾經多次快速地點擊手機屏幕，而D4的右手則仍然擺放自己胸前，沒有接觸屏幕。該男子並不如D4一般偶爾望向證人X，沒有與其他人對話，眼睛沒有離開過屏幕，精神高度集中。本席認為在這段時間內，該男子是唯一在瀏覽及處理證人X手機的人，而由於證人X在同一時段注意力集中在向前方警員求救，該男子完全可以在證人X沒有望見或知悉的情形下刪除電話中任何內容。

111. 在片段播放時間2:03:10時左右，該男子繼續點擊屏幕，期間D4右手繼續放胸前，左手拿著電話。在該男子點擊電話期間，證人X曾經與包圍者對話，沒有一直望著自己手機或D4。片段播放時間02:03:53時候畫面被雨傘完全遮擋，而同一時間警員開始驅散人群，在畫面被遮蓋之前仍然可以見到該男子在繼續不斷點擊屏幕，而D4的右手繼續擺放自己胸前，點擊屏幕的只有該男子一隻手。」

28.縱觀以上所有細節，原審法官認為D4非但不是唯一接觸過手機的人，而且還對手機裡的資料並不關心，只關心X的安危[22]。至於X聲稱D4曾經和他搶奪手機，原審法官則認為，X這方面的證供不可靠。意思是，在警方進場的一刻，情況混亂，X作為當時的關鍵人物，自然會受到衝擊。另外，即使D4確曾緊握手機不放，那也可能是因為她不知道誰人在嘗試拿走[23]。

29.最終，原審法官裁定，D4只是想化解X的困局，沒有控罪2所須的不誠實意圖。錄影顯示她說刪除照片便可以解決問題，指的就是這個困局，另外她在拿到手機後亦先問過X是否可以讓她查看 -- 這些都一一顯示她沒有不誠實。就控罪3，原審法官則裁定，案中沒有足夠證據證明D4是刪除手機資料的人 -- 假設那些資料確曾存在及確實被刪掉[24]。

30.最後，原審法官也考慮到夥同犯罪和免責辯護的問題，及作出相關的裁決如下[25]：

「 118.  在這大前提之下，本席進一步考慮D4這樣容許他人瀏覽和點擊手機的行為是否等同她與刪除資料的人共同干犯了第三項控罪，並裁定D4有可能當時主觀並誠實地相信她已經獲得了證人X同意自己或別人從電話中刪除有關資料，足以構成《刑事罪行條例》第64(2)(a)條下的合法辯解答辯理據。根據片段內容，證人X不希望其他人查看他電話內容，但是由於相信社工是幫助他的人所以同意由社工查看。雖然X沒有言明，但言下之意必定是若社工找到有關照片，為了不被包圍者襲擊，社工可以刪除內容，從而讓證人可以離開現場。這也必定是D4當時的理解。

119.  因此，本席也裁定基於環境證據，D4容許兩名不知名男子瀏覽點擊手機的其中一個合理推論是D4當時相信她已經得到X的同意，足以構成第64條下的合法辯解。事實上，本席認為以當時的混亂及緊張情況而言，D4根本沒有不讓該包圍者瀏覽和點擊手機的能力或機會，因為若她拒絕，D4的自身安危也必存疑。此外，本席也裁定，D4容許不知名男子瀏覽點擊手機的唯一意圖是要釋除包圍者疑慮，從而達到讓證人X安全離開的目的，而這解救和保護證人X人身安全的意圖足以構成《刑事罪行條例》第64(5)條下容許自我保衛或保衛他人這免責辯護。」

31.原審法官裁定，D4控罪2和3都不成立。

案件呈述上訴

（法律問題）

32.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提出的兩個法律問題：

「

問題(1)

本席裁定D1及D3第一項控罪「作出傾向並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作為罪」罪名不成立時，本席是否錯誤理解控罪元素及／或沒有充分考慮針對D1及D3的證據而出錯，而當中涉及的問題如下：

(a) 本席是否法律上錯誤地理解控罪所要求涉案行為與實際或可能進行的法律程序之間有著「可予辨認的聯繫」;

(b) 本席是否錯誤地及／或沒有妥為考慮或充分考慮X就他的手機內的照片及影片內容的證供以及整體的片段證據，而因此認為X被要求刪除手機內的照片及影片等行為與仍然未開展的司法或調查程序之間沒有可予辨認的聯繫的裁定是有悖常理；

(c) 在D1沒有作供的情況下，本席認為D1案發前的行為與案發當時行為的意圖是相關及／或案發當時是調停、解困的角色等，而因此裁定控方不能證明他有關刪除照片的言論的背後意圖是要妨礙將來可能發生的刑事檢控，這是否屬於沒有證據基礎的裁定、混淆了動機和意圖及／或沒有充分考慮D1是否知道他的行為會妨礙將來可能發生的刑事檢控作為推論意圖的考慮，而本席認為D1沒有相關意圖的裁定無論如何也是否有悖常理；

(d) 在D3供詞中有關在他說話的時候意圖理解證人X想法及純粹在嘗試替他解困的部份並不是事實的基礎上，本席就D3第一項控罪的意圖的推論和整體考慮是否與本席在第四項控罪就D3供詞和意圖的考慮有所矛盾，而本席認為D3沒有相關意圖的裁定無論如何也是否有悖常理。

問題(2)

本席裁定D4第二項控罪「目的在於使其本人或他人不誠實地獲益而取用電腦」及第三項控罪「刑事損壞」罪名不成立時，本席是否錯誤理解控罪元素及／或沒有充分考慮針對D4的證據而出錯，而當中涉及的問題如下：

(a) 本席是否法律上錯誤地理解第二項控罪「目的在於使其本人或他人不誠實地獲益而取用電腦」所需使自己或他人不誠實地獲益的要求；

(b) 在D4沒有作供的情況下，本席認為D4案發當時是調停、解困的角色等，而因此裁定控方不能證明第二項控罪的所需意圖，這是否屬於沒有證據基礎的裁定、混淆了動機和意圖及／或沒有充分考慮D4是否知道她的行為是不誠實的，而本席認為D4沒有相關意圖的裁定無論如何也是否有悖常理；

(c) 即使不只是D4曾經接觸X的手機，本席裁定片段顯示D4沒有對人群宣佈她刪除了任何資料並認為刪除資料的人並非D4，從而裁定第三項控罪罪名不成立，這是否錯誤地及／或沒有妥為考慮或充分考慮片段證據中顯示D4曾經發出刪除資料的言詞而犯錯，而無論如何也是有悖常理的裁定；

(d) 在D4沒有作供的情況下，本席在考慮D4有否與其他人共同干犯第二項控罪時所採用的各項考慮是否屬於沒有證據基礎的分析、混淆了動機和意圖及／或沒有妥為考慮或充分考慮片段證據中顯示D4曾經發出刪除資料的言詞而犯錯，而無論如何也是有悖常理的裁定；

(e) 本席認為D4當時的行為足以法律上及事實上構成本席所裁定與第三項控罪相關的各項辯解，這些觀點是否犯錯及／或無論如何也是否有悖常理。」

（具體陳議）

33.律政司司長由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為主要代表，以下是他的關鍵陳詞。

34.問題1只和控罪1有關。

35.就問題1(a)和1(b)：

對於何謂可予辨認的連繫，原審法官的理解是過於狹窄。即使根據他本人援引的上訴法庭案例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劉夢熊 [2018] 2 HKLRD 967，如果相關的行為傾向打歪或阻撓可能會進行的刑事檢控，那麼就算執法機關仍未考慮提出檢控，這些行為都足以構成妨礙司法公正（判詞第97段）。終審法院在同一案件也指出（HKSAR v Lew Mon Hung (2019) 22 HKCFAR 159），有關的司法程序無需已經開始；只要這些程序即將進行（imminent）、很有機會進行（probable）甚或有可能進行（or even possible）便可（判詞第21段）。這點上訴法庭其實早已在HKSAR v Wong Shing Yim Peter [2003] 3 HKLRD 1046闡明（判詞第23段）。

雖然控罪1的標的，是「2019年7月6日或之前可能干犯了任何刑事罪行的示威者的臉部外觀」，但根據X的證供，以及控方在結案時的立場，原審要處理的，其實很清楚，就是和7.1警總遊行示威有關的人臉影像紀錄，再者X也沒有否認拍到這些內容。所以，原審法官屢指X沒有明確說明手機被刪除了什麼（見上文第19段，《案件呈述》第84和86段），並以此否定刪除的行為和可能發生的檢控之間有可予辨認的關連，是不對的。

《案件呈述》第85段顯示（見上文第19段），原審法官全面認同D3提出的質疑，這也很有問題。根據案例，警方是否知道X管有有關的資料、是否有相關方面的蒐證機制，以及X本人的意願等等，都不是法庭應該考慮的因素。案例顯示，法庭要關注的，只是刪除行為本身和潛在司法程序之間有沒有清楚可見的關連。這與執法部門是否真可取得或如何取得被刪除的資料，根本無關。

36.就問題1(c)：

從D1說話的內容可見，他是清楚知道，X手機裡的照片是有機會成為刑事案件的證據的。〈附件〉裡有兩次提到「大家擔心警察攞到會追究」的紀錄，就是例子。在這些例子面前，原審法官對於X的個人感覺（認為議員是在幫他）、D1的語氣態度、派別定位（和理非），甚至是案發前一小時曾經幫助另一女子解困等（見上文第17至18段），是過度重視，給予了過多的比重。事實是，D1心裡可以有多種不同的動機或想法，但只要他有妨礙司法公正的意圖，他就有控罪所須的造意。

37.就問題1(d)：

從X被人包圍開始，D3便一直身處現場。他不可能不知道人群的目的是要消滅潛在的刑事調查或刑事起訴的證據。既然是這樣，而D3亦在停止錄影後連同其他人迫使X交出手機和刪除當中的照片（控罪4的裁決），原審法官便沒有理由認為D3是意圖保護遊行示威者的私隱（見上文第22段）而不是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相關兩個結論是有矛盾的，何況D3作供時也沒有聲稱自己是旨在保護任何人的私隱。

38.問題2分別和控罪2和3有關。

39.就問題2(a)和2(b)：

錄影未能顯示X是如何失去對手機的控制。錄影只拍到D4從她身邊的一名男子接過手機。這事是發生在人群開始推撞、襲擊和最終把X夾死在中間之後（見上文第10段，《案件呈述》第19段）。在上述的情況下，D4非但沒有物歸原主，而且還配合人群把手機打開來查看，這毫無疑問就是明理誠實者會認為不誠實，而D4本人亦知道明理誠實者會認為是不誠實的行為（經典案例Ghosh對不誠實的定義）。此外D4也確實獲得了查看手機的益處。所以，D4控罪2是沒有理由不成立的。

原審法官以D4是想化解X被包圍的困局來推論她沒有不誠實的意圖，不但缺乏證據，而且也混淆了動機和控罪2所指的意圖。D4心裡或許確實存在著不同的想法，但動機和意圖卻不能混淆。原審法官以D4先問過X是否可讓她查看手機來作同一推論，也是有問題的。意思是，D4的查詢，只發出於她在拿到手機之後，而且她在X沒有作答下便打開了手機，所以只可能被視為不誠實。X在當時的環境下不作聲，也不可能被理解為同意。當然，X曾經表示，他覺得D4是在幫他，但那是X個人的主觀感覺，法庭不能用來代入D4的意念。

40.就問題2(c)：

原審法官認為，如果D4真有刪除過照片，她便沒有理由不向人群宣布自己刪除了照片（見上文第27段，《案件呈述》第105段）。這句話的邏輯或許正確，但內容卻不是事實。錄影顯示，D4在檢查手機期間有講過「好好好，我delete咗佢」和「delete緊，delete緊」等話（見〈附件〉）。這些表述毫無疑問可顯示D4在干犯控罪3，即單獨或連同其他人在刪除手機內的資料。

原審法官在分析控罪3的過程當中表示會假設相關照片的存在和被人刪除（見上文第29段）。這顯示他對這批照片的真實性存疑。然而，就算X未能準確說出這些照片的內容 -- 是關乎7.1警總遊行示威者的面容與否（見上文第19段，《案件呈述》第84段）-- X始終是在手機被搶後失去了一批照片，這是他由始至終都堅守的說法，所以法庭亦應該沒有困難推論D4曾經單獨或連同其他人對X的手機進行某程度的清洗。

41.就問題2(d)和2(e)：

控罪2的指稱，是D4連同其他人一起犯案，但原審法官的分析卻沒有明顯觸及夥同犯案的議題（見上文第29段）。原審法官只是一面倒及錯誤地以D4是想保護X免受傷害為由來裁定她沒有不誠實（見上文第39段，第二分段）。事實上，如果原審法官沒有忽略D4實有向人群報告她正在刪除資料，以及報告時的用語（見上文第40段，第一分段），他便不難摸清D4想取讀X手機的真正用意。

對於控罪3，以及夥同犯案的同一問題，原審法官也是錯誤地把D4是想保護X的無關考慮帶進了他的分析當中（見上文第30段，《案件呈述》第119段）。另外，由於D4沒有作供，所以原審法官亦沒有任何證據基礎去認定D4確信自己已取得X的同意。在有關的各種情況下，原審法官認為D4已經符合《刑事罪行條例》裡的合法辯解，是不對的。

答辯方立場

（D1回應）

42.從原審已經開始參與本案的沈士文大律師繼續代表D1。他反對律政司司長的案件呈述上訴，認爲問題1(a)至1(c)的答案都是‘否’。他的關鍵陳詞如下。

43.就問題1(a)：

從《案件呈述》第85段可見（見上文第19段），原審法官對劉夢熊案並不陌生，他必然知道司長現在强調的法律原則。問題是，正如司長本身援引的Wong Shing Yim Peter顯示，光指警方會有調查是不夠的，控方必須「證明（實際或可能進行的）相關法律程序存在」，這樣才能構成‘可予辨認的連繫’（該案判詞第27段）。這是一個「基於證據的事實問題」（Lew Mon Hung（第27至30段））。即使被告的行爲「傾向引致某些不合法的結果，但若不會干預相關法律程序，也不構成 [妨礙司法公正]」（HKSAR v Wong Chi Wai (2013) 16 HKCFAR 539（第30段））。因適用有關法律原則而獲判妨礙司法公正罪無罪的英國案例有R v Selvage [1982] QB 372而該案在其後的R v Rafique [1993] QB 843也獲得跟隨；香港則有Wong Chi Wai和HKSAR v Tsui King Sing [2008] 3 HKLRD 213等。非常明顯，原審法官並無錯誤理解相關的法律原則。

44.就問題1(b)：

控罪1針對的數碼内容，是「2019年7月6 日或之前可能干犯了任何刑事罪行的示威者的臉部外觀」。隨著審訊的展開，這個内容則聚焦於7月1日的影像紀錄。對此辯方沒有問題。問題是，控方對「是否存在可能的相關法律程序可謂毫無立場」、「完全沒有就7月1日是否有任何人干犯刑事罪行一事提出證據」、沒有「識別任何法律程序（不論刑事調查或司法程序），指其與本案涉案行爲相關[及]就此舉證」；控方亦「從未要求法庭就相關法律程序行使司法認知」。同樣，控方盤問時的重心，是X被圍困的情況而「從未釐清X在7月1日進行拍攝的任何細節」，例如是拍攝的「時間、地點、所涉人物及可能之罪行等」。X在主問提到，他在奪回手機後發現7.1的照片不見了，是之前確實存在的（見《案件呈述》「附件二」54Q至55L），但也僅此而已。因此，對於‘可予辨認的連繫’這一點，原審法官的裁定並不有悖常理。

45.就問題1(c)

原審法官從開始就强調，他不能單憑錄影的謄本斷案；他需要考慮現場氣氛、各人説話時的語氣，以及當時的語境才能推論話者的意圖（見上文第15段）。事實上，原審法官是經過考慮上述各點，以及D1曾在較早時替另一女子脫困，才得出D1只是旨在替X解圍的結論。也就是説，那是一個基於證據的推論而非法庭在D1沒有作供下的猜測。司長反駁，認爲那是忽略了D1有關人群擔心警方取得照片便會追究的表述，但D1其實「剛到場」，「連電話内有什麽都不知道」，所以「邏輯上，他怎可能知道或預期任何於7月6日前與示威者相關的特定法律程序？並且X的電話内容與該法律程序有關係？他又怎可能進一步知悉或意圖其行爲會有妨礙司法公正的傾向？」最後，司長批評原審法官把動機誤作意圖，那只是因爲司長沒有考慮律政司司長 訴 羅健熙 [2025] HKCA 294在本案的適用。原審法官就意圖的裁定並不有悖常理。

（D3回應）

46.D3沒有律師代表，沒有任何書面回應；他對律政司司長提出的問題1(d)也沒有陳詞。經過本庭解釋，他知道任何由D1及/或D4提出並同時對他有利的論點都會對他適用。

（D4回應）

47.黃宇逸大律師是原審辯方大律師，他在是次案件呈述上訴繼續代表D4。由他提出的回應並沒有試圖逐項對標律政司司長的問題和分題。相反，他只是就著兩項相關控罪作出了概括性的回應。以下是當中的關鍵內容。

48.就控罪2：

錄影是客觀證據，當中的内容顯示D4在整個事發過程當中都是想保護X。司長批評原審法官不應在D4沒有作供下作出同一結論，因此是有欠公平的。D4以保護X為目的而查看他的手機根據，也不可能是不誠實。原審法官沒有錯誤理解控罪2所要求的「不誠實地獲益」。

控罪2針對的是對電腦的「取用」，在本案就是查看。它不包括把當中的資料刪除。就前一點，錄影顯示，D4曾多次禮貌地詢問X是否可以讓她查看手機裡的內容，例如是「我尊重你嘅 … 我尊重你嘅 … 你可以決定嘅，係嘞，唔一定要嘅」（證物P2A記項1385B、1387B、1389B）。錄影亦顯示，X在整個過程皆從未表示不願意讓D4查看手機甚至刪除當中的相片或影片。更甚者，X還說過「唔好影到手機，社工睇」（證物P2A記項1794A、1795A）。在上述的情況下，法庭實無法排除D4是真誠相信自己已取得X的授權。

49.就控罪3：

控罪3清楚寫明，被摧毀的是「儲存於一部紅米Note 6流動電話」的錄影片段。然而，警方的數碼法理鑑證專家卻未能在X的手機找到有關的證據。此外，根據現場的錄影（證物P2和P3），D4並沒有從他手機裡的Telegram、WeChat、WhatsApp或媒體庫找到任何有關的影像；只是後來有聲音提議檢查X的Instagram，才突然有人聲稱見到裡面有7.1事件的「相」或「片」。這點甚至連X本人也是接受的[26]。

上述情況帶出的問題有三個：一、現場錄影雖然如此，但X卻堅稱自己從無下載過Instagram；他說7.1事件的相片或片段「佢係 … 個相簿拉到好低嗰時先發現嘅」[27]，所以這些影像是否確實存在是有疑問的。二、假如這些影像確實存在，卻只能在Instagram找到，那就不是控罪3所指的「儲存於一部紅米Note 6流動電話」；Instagram只是一個社交平台而不是儲存於手機裡面的資料。三、由X上載至Instagram的影像不一定是屬於X的財產；這要視乎X和Instagram之間的使用條款（terms of use）但案中卻沒有這方面的證據。

另一些現場錄影顯示（證物D4(1)），D4身旁的白衣男子曾用手「撳」過X的手機，之後警方也不是立刻便到達現場救人。事實上，根據X的描述，由D4「剔相」至警方到達，要用上差不多一分鐘，而白衣男子「撳」手機的環節就發生在兩者之間[28]，所以相片或片段是否真的由D4刪走也不能肯定。司長批評原審法官忽略了「我delete晒佢，好好好，我delete咗佢」等語，但其實這話絕對可以發出於相片被「剔」而非實際被刪除之時。

即使假設有關的相片或片段確實存在，而D4又確實曾經把它們刪除，D4還是有「合法辯解」的，即‘目的為保護X的人身安全’及/或‘誠實相信X已予同意’。前者見《刑事罪行條例》第64(5)條的開放性條文及Smith Hogan and Ormerod’s Criminal Law第17版（2024年）第1142頁。後者見《刑事罪行條例》第64(2)(a)和64(3)條及Smith Hogan and Ormerod’s Criminal Law第17版（2024年）第1134頁。

分析討論

（意圖妨礙司法公正）

50.本庭在最近一宗案例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尹柏詩及另外三人[2026] HKCA 1296（判案書日期：2026年7月23日）回顧了有關方面的法律。以下是本庭在該案的部分觀察。觀察直接重申了何謂‘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的行為和造意[29]：

「 45. 回到Wong Shing Yim Peter，馬道立法官的另一些觀察也對本案有不少幫助。這些觀察分別對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的行爲（actus reus）和造意（mens rea）作出了更聚焦的闡釋（第28至29段）：

“ 28.  The second important feature of this offence is that the actus reus involves an act or conduct which has a tendency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public justice. Here, we agree with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tendency must be a clear or manifest one. That said, it is important to bear in mind that all that needs to be proved is a tendency. It is unnecessary to prove either that the relevant tribunal was or would actually have been misled.

29.  The third feature to which we draw attention is the requisite mens rea of the offence. It is insufficient for the prosecution merely to prove the intention to do the act or embark on the conduct complained of: see R v Selvage [1982] QB 372 at p.383F. There has to be an intention to pervert. This means that when doing the act or embarking on the course of conduct complained of, the accused must also have known or contemplated the possibility of curial proceedings so that in doing what he did, he would have realised that such act or conduct would have the manifest or clear tendency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public justice or that he intended this to be the effect. See here: The Queen v Rogerson (1992) 174 CLR 268 at p.278 (Col.1), p.280 (Col.1), p.282 (Col.1); R v Rafique [1993] QB 843 at pp.850–851.”

46.  對於造意，Hong Kong Archbold 2026 第30-17段亦指出，控方要麽證明被告‘意圖妨礙司法公正’，要麽就證明被告‘意圖做出一件若然成功便會妨礙司法公正的事’，並援引R v Lalani [1999] 1 Cr App R 481 (CA) 作為支持。該案第491頁D至G的原文如下：

“ In Meissener (1995) 130 A.LR. 547 the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was concerned with a case in which a defendant had been convicted of attempting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by improperly endeavouring to influence a lady we will call P to plead guilty to a charge of making a false statutory declaration. Most of the judgments were concerned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requisite actus reus on the facts of that case, but the requirement for mens rea was briefly touched on. Thus Brennan, Toohey and McHugh JJ. said at para. 28 of their judgment:

‘ ... the conduct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n intention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a person cannot be guilty of attempting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unless he or she has the concepts of “perverting” and “the course of justice” in mind while engaging in the conduct. It is sufficient proof of intention that the person intended to engage in conduct for a purpose that in law constitutes the actus reus of an attempt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Thus, a person commits that offence if he or she pays money to an accused to plead guilty to a charge for the purpose and with the intention of protecting the reputation of others who might be damaged by the publicity arising from a trial of the charge even though the payer has never heard of the phrase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

第493頁C至D則爲Hong Kong Archbold依賴的内容：

“  It appears from the authorities that the prosecution must either prove an intent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or, as in Meissener, an intent to do something which, if achieved, would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The course of justice may be perverted if it is obstructed, interfered with, defeated, or changed.”

47.  作為小結，馬道立法官指出，相關的行爲要有妨礙司法公正的傾向，而且是‘清楚或明顯’的傾向，但‘也只是傾向而已’；這些行爲 ‘無須確曾損害有關的法院司法程序’或‘本來確會損害有關的法院司法程序’。至於造意，就是除了‘意圖’之外，只要被告‘知道或預期會有相關的法院司法程序發生’，並‘意識到自己的行爲帶有明顯或清楚的妨礙司法公正傾向’便可。這個表述和Hong Kong Archbold及其引用的澳洲典據沒有本質分別。」

51.至於相關罪行的整體構成，以及干預警方調查和構成罪行之間的關係[30]，本庭亦有根據案例說明如下[31]：

「 41. …. 他們的上訴理由都涉及一個問題，即何謂法院司法程序（curial proceedings）和與之一併解釋的法院司法執行工作（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curial proceedings）。這個問題不是新問題，不同及極具權威的案例已有充分討論和給出了清晰的答案，上文提到的典據就有不少包括在内。以下是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當時官階）在Wong Shing Yim Peter的相關觀察（第21至24段）：

“ 21. First, the phrase “the course of justice”, just like phrases such as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the ends of justice”, is one that is directed to courts of law and other tribunals (whether created or perhaps recognized by statute) which have the function of adjudicating on or determining dispute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t is the determination (whether by the court itself or by a jury) of guilt or innocence ….

22. Put another way, the “course of public justice” is a reference to curial proceedings ….

23. Accordingly,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n act or conduct tends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public justice, one must inevitably have regard to the effect of such act or conduct to curial proceedings.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such curial proceedings are actually in existence at the time of the relevant act or conduct or whether such curial proceedings ever take place at all. It is sufficient if such proceedings are imminent, probable or even possible at the time of the relevant act or conduct: see The Queen v Rogerson (1992) 174 CLR 268 at p.277 (Col.2) per Mason CJ. Therefore, it is no bar to a charge of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public justice that the relevant curial proceedings have not yet begun. From the authorities that exist in this area of the law, it can be seen that as far as criminal proceedings are concerned, the charge is often appropriate where there has been some act committed during the course of police investigations. In The Queen v Rogerson, in the joint judgment of Brennan J and Toohey J, reference is made to attempts to mislead the police in the course of their investigations: see p.281 (Col.2). Even where police investigations have not yet begun, it is possible that acts or conduct may pervert the course of public justice: see R v Rafique [1993] QB 843 ….

24. Though, as a matter of timing,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the relevant act or conduct under scrutiny be perpetrated at a time when curial proceedings are in existence, there must nevertheless be a discernible link between the act or conduct and any possible or actual curial proceedings. In the context, for example, of police inquiries, Deane J said this in The Queen v Rogerson (1992) 174 CLR 268 at p.293 (Col.2) to p.294 (Col.1):

‘ Police inquiries do not, of themselves, constitute “the course of justice”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offence of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It is necessary, in a case involving alleged conduct to divert or frustrate police inquiries, to identify some actual or pot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lleged conduct and some pending, probable or possible curial proceedings whose course the accused intended to pervert.’ ”

42. 從上述的觀察可見，雖然執法機關的調查本身不屬於法院司法程序（curial proceedings）, 但這並不代表妨礙或干預執法機關的調查不能構成妨礙司法公正。終審法院在Egan 䅁解釋（第124、126和127段）：

“ 124. Conduct has a tendency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if it has a tendency to cause a miscarriage of justice or, put another way, a tendency towards “impairing (or preventing the exercise of) the capacity of a court or competent judicial authority to do justice”.

……

126. For an act to have a tendency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it must have a tendency to bring about a miscarriage of justice in curial proceedings. A conspiracy to effect some other unlawfulness but which has no tendency to cause a miscarriage of justice in curial proceedings, is not a conspiracy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It is unnecessary for such proceedings to have been instituted at the time of the acts in question but the relevant acts must “have a tendency and be intended to frustrate or deflect the course of curial or tribunal proceedings which are imminent, probable or even possible …” And the accused must know of or contemplate the possible institution of such curial proceedings and realise that the proposed conduct has the manifest or intended tendency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in relation thereto. It matters not that the relevant law enforcement agency has not itself considered bringing proceedings at the time of the accused’s act or agreement in question.

127. Investigations by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do not themselves form part of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 expression synonymous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so that acts which hinder or interfere with their investigations are not sufficient in themselves to constitute a perversion of the course of justice. However, if such acts of interference carry a tendency and are intended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in relation to curial proceedings which may result from the investigations, they are capable of founding the offence.”

43. 對於干預執法機關的調查和妨礙司法公正之間的關係，被終審法院引用於Egan案的澳大利亞高等法院案例Rogerson也有詳細論述。以下是Brennan 和Toohey 兩位法官在該案的聯合判詞（第283至284頁）（强調後加）：

“ Although police investigations into possible offences against the criminal law or a disciplinary code do not form part of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 act calculated to mislead the police during investigations may amount to an attempt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 act which has a tendency to deflect the police from prosecuting a criminal offence or instituting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before a judicial tribunal or from adducing evidence of the true facts is an act which tends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d, if done with intent to achieve that result, amounts to an attempt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It impairs the court's capacity to do justice in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In Kalick v The King, a bribe to a policeman to induce him not to prosecute for an offence against the Saskatchewan Temperance Act was held to be a corrupt interference with the du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for the purposes of s. 157 of the Canadian Criminal Code. Anglin J. said:

‘ It is quite immaterial whether the police officer actually intended or contemplated instituting a prosecution. It suffices that the appellant gave the bribe with intent to head off such a proceeding. The du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s interfered with quite as much by improperly preventing the institution of a prosecution as by corruptly burking one already begun.’

We respectfully agree. The gravamen of the offence of an attempt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is an interference with the due exercise of jurisdiction by courts and other competent judicial authorities. As the courts exercise their necessary and salutary jurisdiction to hear and determine charges of offences against the criminal law only when their jurisdiction is invoked, an act which has a tendency to deflect the police from invoking that jurisdiction when it is their duty to do so is an act which tends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Subject to a limited discretion not to prosecute, it is the duty of the police to prosecute when offences are committed.”

接著是Mason 法官的認可（第278頁）（强調後加）：

“ I agree with Brennan and Toohey JJ that an act which has a tendency to deflect the police from prosecuting a criminal offence or instituting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before a judicial tribunal, or from adducing evidence of the true facts, is an act which tends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d, if done with intent to achieve that result, constitutes an attempt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d can ground the offence of conspiring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44.  總括而言，即使執法部門的調查本身不屬於司法，和法院沒有關係，但妨礙或干預這類調查卻仍然可以構成妨礙司法公正，例如是影響到證據的真偽與呈遞。條件是：被告的行為，‘傾向及意圖妨礙調查所可能產生的法院司法程序的公正’；行為期間，相關的法院司法程序‘即將發生’、‘有較大可能發生’，甚或只是‘有可能發生’；行爲和相關的法院司法程序有‘可供識別的關連’。」

52.把上述的法律原則適用到本案，原審法官以D1只是想「化解紛爭」和「保護被包圍者」等理由，裁定他沒有控罪1的造意，便明顯有錯。假設那些都是事實，但法庭還是不可忽略，D1在所謂的調停期間，先後向X和他的包圍者表示：「你涉及示威者容貌嗰啲係咪仲要keep住，因為佢好擔心警方會攞呢啲相去追究佢哋嘅刑事責任嘛，你都明白大家擔心係咪？」及「各位我哋而家最緊要係刪咗有示威者容貌嘅相片，唔好畀警察攞到去追究大家係咪？我哋最緊要處理呢樣嘢係咪？」（見《案件呈述》第35段01:26:33和01:28:28兩個時段的記項）。這明白顯示D1預期會有相關的法院司法程序發生，並同時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帶有明顯的妨礙司法公正傾向，亦即完全滿足了造意在Wong Shing Yim Peter的定義。由於律政司司長 訴 羅健熙 涉及非法集結，而非法集結又為一參與性的罪行（participatory offence），造意的構成必然較為狹窄[32]，所以對D1也沒有幫助。

53.至於D3，原審法官不相信他，不接受他是想幫助X脫困，那誠然是原審法官權限內的事，但他繼而拋出D3是想保護示威人士的私隱，卻很難不令人疑惑這個想法究竟是從何而來？原審法官說，社會當時「黃藍」嚴重撕裂，那固然是事實，但D3既然沒有在證供中提到撕裂和對私隱的關注，原審法官就很難越俎代庖。還有，所謂保護私隱，原審法官必然是指一個陣營的成員害怕遭到另一陣營的‘起底’，但如果D3當時真的在擔心曝光問題，他又怎會停留於陣營間的互揭身份而沒有想到警方的同類調查？原審法官是基於什麼理由排除後者？最後，司長強調，D3一直身處現場，應該知道圍堵者其實是要給刑事起訴滅證，但原審法官卻隻字未提，這個觀察也沒有錯。原審法官似乎是忽略了這方面的環境證據。總括而言，針對D3的造意，原審法官是既墮進了主觀臆測的錯誤，同時又沒有考慮應該考慮的證據。

54.接著要討論的是干預警方調查和法院司法程序的關係。從之前的法律回顧可見，干預警方的調查工作，可以構成妨礙司法公正。構成罪行的條件，案例亦已經解釋得很清楚，特別是相關的法院司法程序[33]，甚或警方調查[34]，都無需已經展開這一點。在Wong Shing Yim Peter第23段末端提到的Rafique（見上文第51段），涉及誤殺和在警方接報前丟掉兇器，結果被告因棄置兇器一事被裁定意圖妨礙司法公正，之後的上訴亦告失敗，就是例子。一旦弄清以上的原則，原審法官接納D3的結案陳詞，認為案中沒有證據支持「警方知道七一片段的存在」、「X願意交出」或「不會刪除片段」，及/或「警方有任何機制向普通市民尋求證據」等等[35]，便明顯只是一些只會帶偏議題的無關考慮（red herring）。干預警方調查和法院司法程序之間是否有著可予辨認的連繫，並不取決於警方的認知和證據的實際取得與否。這個問題只取決於邏輯上是否可予辨認。丟掉兇器會影響兇案的調查，就是一例。在本案，消滅相片令警方無法認人，當中的連繫亦顯而易見。

55.把問題轉向法院司法程序本身，由於涉案案情可以千變萬化，無可盡錄，所以只要案中有足夠證據顯示某些人士、於某段時間、曾經干犯或可能曾經干犯某類罪行，便可構成（其他條件不贅）。至於什麼是足夠證據，那只能因案而異，無需也無法強加定義。如果可以把範圍縮窄至某時、某日、某人和某個特定罪行，那就更無問題。以上的進路和McHugh法官在Rogerson的觀察應該是一致和沒有抵觸的（判詞第307頁）：

“ Unless the prosecution proves that the course of justice as a continuing process has been perverted or proves facts which show that an identifiable person has committed an identifiable crime, it is difficult to see how the prosecution can prove that the conduct of the accused interfered with the course of justice. Vreones, White, Kane and Kalick are each authority for the proposition that an attempt to prevent a prosecution being instituted or to interfere with the evidence which might be given in a prosecution, if it was instituted, can constitute an attempt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But, in each of these cases, it was possible to identify the proceedings which would have been instituted. Leaving aside the continuous process cases, proof of the offence will require evidence that the accused has engaged in conduct which prevented or might have prevented the prosecution of a particular offence or that the accused has engaged in conduct which had the tendency to change or did change evidence which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put before a judicial tribunal or which had the tendency to prevent or did prevent evidence from being put before that tribunal. If the evidence does not establish what proceedings would have been commenced or what proceedings were interfered with, the conduct of the accused cannot be shown to have the tendency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which, ex hypothesi, is undefined. It is not enough that the conduct of the accused has misl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whether a person has committed any offence against the law.”

56.適用上述的進路，再加上控罪1指明針對「2019年7月6日或之前可能干犯了任何刑事罪行的示威者」的片段，原審法官對是否有可供被告打歪的法院司法程序持否定態度，便很有問題。事實上，從《案件呈述》第83至86段可見，原審法官並沒有分開處理法院司法程序的議題；相反，他還似乎認為這個議題和有無可予辨認的連繫是同一概念[36]。無論如何，他批評案中缺乏有關簡稱‘七一片段’的資料，並依賴上文第54段提到的各種理由把有關兩個罪行元素當成一個去否定，是不能成立的。正如司長指出，隨著審訊的展開，各人的注意力都已集中到七一片段之上[37]，而根據本案的具體案情，那實際是指7月1日的警總遊行示威，所以可供被告干預的警方調查，以至其後的法院司法程序，其實已相當清楚。即日期、地點、人物（圍堵警總的示威者）和罪行（違反公共秩序和相關類別）都已齊全。

57.作為小結，對於控罪1的分析，原審法官的確有幾方面出錯。不過，本庭並不認為那是事情的終結。本庭認為，行為是否‘傾向妨礙司法公正’（carry a tendency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是控罪1需要探討的最後一個問題。就這個問題，張舉能常任法官（當時官階）在終審法院案例 Lew Mon Hung (劉夢熊) 有以下幾段觀察（第27至30段）：

“ 27. I agree that it is a question of fact in each case whether the defendant’s act had the tendency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If the act is not proven to have such a tendency, no offence has been committed. Bribing a witness to give false evidence when the witness has already completed his evidence in court may well be one such example. Threatening a juror with unpleasant consequences if he should find the accused guilty when the jury has already returned a verdict and been discharged is another such, perhaps extreme, example. In both these examples, and also in HKSAR v Tsui King Sing as regards the offer to drop the case, the relevant act of the defendant may, as a matter of fact, simply have come too late to have any tendency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28. Lack of a tendency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could also arise in other situations. The offer not to give evidence as a witness in HKSAR v Tsui King Sing when the defendant was not and was never intended to be a witness in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provides another example of the lack of a tendency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McMahon J essentially found that the defendant was simply not relevantly connected with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such that his offer had no bearing on the proceedings. A variation of the same theme may be where the person in question, though not totally unrelated in some sense to the proceedings, is simply, say, too junior or too remotely connected to have any possible effect on the proceedings. Thus, to bribe a security guard of the court building where the Court of Appeal sits to influence the outcome of a pending appeal before the court would be one example.

29. However, contrast that last example with the situation where the offer of a bribe is made to one of the appeal judges hearing the appeal. The tendency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in this latter example would be manifest and plain.

30. Vary this example slightly. What about a bribe or a threat made to the spouse of the judge hearing the case? In my view, while again depending on all the facts, it is obviously highly likely that the bribery of or threat to the spouse would be found to have a tendency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58.正如張法官指出，涉案行為是否具有有關的傾向，是事實問題（question of fact）。而事實問題，就必然會牽涉到證據。那麼，在本案，有關七一片段的證據是什麼呢？就是人群中有人聲稱在7月1日的警總遊行示威見過X，質疑他有沒有拍攝過當天的‘大頭相’；X不願意交出手機，但同時又沒有否認人群的指控和質疑；及至本案的庭審，X更堅稱自己曾經拍下有關的「相」和「片」（其後多被混稱為「片」）；現場錄影顯示有人聲稱相和片是從Instagram 找到，X亦拒絕接受；X指自己從沒下載過Instagram，相和片是人們刷他手機的相簿刷到最底時發現的，警察把他救出時已全部被清走；然而，警方專家卻未能從X的手機發現或恢復據稱是拍攝於7月1日的數碼內容，所以亦未能斷定這批相或片確曾存在於X的手機，Instagram的技術操作則不是警方專家的檢查範圍。這就是警方專家簡單的證供。

59.還有，專家未能在X的手機發現簡稱七一片段的痕跡，其中一個可能當然是因為X沒有用過那部手機去拍攝，不過就算人群中有人聲稱在Instagram找到，那非但是傳聞，而且本身也不是一個毫無懸念的講法。根據日常生活經驗，不是該平台的賬戶持有人，便沒有權限去增加或減少賬戶裡的內容，所以除非X曾經利用其他電子產品拍攝及上載有關片段至Instagram，否則取得X手機的人群也應該無法利用該部手機去清除，但X又矢口否認下載過Instagram軟件而警方又沒有作出相應的調查和提供相關的專家證據。因此，案發時X的手機究竟藏著什麼，人群又究竟發現和刪除了什麼資料（如果在混亂和倉促間確曾刪除了某些資料），都仍然是一些不無疑問的問題。相關被告的行為是否‘傾向’打歪7月1日警總遊行示威的調查和檢控，因而也無法肯定。

60.作為總結，如果D3的情況還不算絕對明顯，那麼D1則遊說的行動和相關的意圖俱在，他所針對的警方調查和相關的法院司法程序亦清楚可見，所以若非七一片段是否存在這點存疑，D1便毫無疑問應該被判罪成。

（不誠實取用電腦）

61.裁判法院上訴案HKSAR v Tsun Shui Lun [1999] 3 HKLRD 215是‘不誠實取用電腦’罪的權威案例。該案上訴人是一名公立醫院放射科醫生的技術助理，只獲授權從醫院的資訊系統取用病人資料以協助他的上司進行研究，在得知一名女官員要入院接受掃描和手術後，卻超越他的個人權限從系統下載打印和傳真有關的報告至兩間報社駁斥政府一項並不完全準確的通告，結果被裁定‘不誠實取用電腦’罪成立。代表他提出定罪上訴的大律師主張，《刑事罪行條例》第161(1)(c)條只針對為求犯罪或欺詐而作出的預備行為；及為了揭發政府誤導而取讀和下載資料也不致構成「不誠實地獲益」。

62.主審和駁回是次上訴的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陳兆愷法官（當時官階）就包括上述主張在內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極其詳細的分析。對於直接和本案有關的議題，即何謂不誠實地獲益，陳法官指出適用的案例仍然是R v Ghosh [1982] QB 1053。他說（判詞第225頁G至226頁F；及227頁B至C）：

“ The first question to decide is: would ordinary, reasonable and honest people regard what was done in the present case as dishonest? A number of matters have to be considered.

The appellant was given a password to access the computer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ie to assist in Dr Ooi’s research. Dr Ooi said that she had told the appellant about the restriction as to the access to the RIS using the password, but the appellant denied that she had done so. However, I should think that even if Dr Ooi had not informed the appellant of the restriction, it would be clear to any ordinary and reasonable person who has use of a computer that the need to have a password to gain access to a computer would necessarily indicate that there must be a certain amount of confidentiality in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computer and that such information should not be disclosed to others. The appellant admitted in evidence that he knew this.

Second, any ordinary and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realise the importance of privacy. He would know that no one would like his private affairs to be made known to other persons, let alone the public.

Third, it would be clear to any ordinary and reasonable person working in a hospital environment, whether he is employed by a hospital or not, and whether he is provided with a set of hospital rules or not,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maintain confidentiality between a patient and the hospital. That is the right of a patient. The appellant denied that he had been provided with the hospital rules. That, in my view, i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Then, there is the undisputed conversation at around 1:30 pm on 2 April between Dr Ooi and the appellant in the presence of the two secretaries. It is not denied that Dr Ooi had concluded the conversation by saying that the matter was confidential and that they should not discuss the matter further. To any ordinary and reasonable person, that was clearly a reminder of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confidential the identity and/or information of the person described as the VIP lady. Those data should not be disclosed. This was particularly so when that VIP was not Dr Ooi’s patient.

Next, the access to the computer on 3 April was not the first unauthorised access. It was not to satisfy one’s curiosity. It was done with the specific purpose of leaking whatever information which could be obtained to the press. The probable consequence of this is that such information would be made known to the public.

Finally, before he faxed the copy report to the newspapers, the sender’s identity and fax number had been concealed. Whatever was the reason for this, it must be clear that the sender knew it was wrong to do what he was doing and that it could bring unpleasant consequences to him.

……

I am satisfied that any ordinary and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have considered such conduct as not only discreditable, dishonourable or inappropriate, but also dishonest and reprehensible. It is not only conduct which people would dislike or detest but conduct which they would regard as wrong and totally unacceptable.”

63.他接著表示（判詞第227頁C至228頁C）：

“ The second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appellant knew or must have realised that what he did was dishonest in the eyes of ordinary, reasonable and honest people. He is an intelligent and educated person. He had a first degree and was doing a master degre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a diploma in law. He knew the information was confidential and was reminded by Dr Ooi that it was confidential. He took the precaution to conceal his identity. He must b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privacy, particularly in a hospital setting. What was his reason for doing what he did?

In his interview with the police, he said that he did it because he thought the public have the right to know the truth since the Government had lied. In evidence, he confirmed what he said in his statement to the police but added that he felt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give false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conceal from the public what really happened and to cheat them. He also expressed his anger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learned Magistrate entertained some doubt as to his explanation. Having examined the evidence, I too share that view. The Government’s press release was clearly inaccurate. There might be some reasons for that but they were not made known. It may be that the Government may not find it easy to explain the inaccuracy and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know what they may say. But it is not for the court in this case to find out why the press release was inaccurate. Nor is it necessary in this case for the court to rule whether the public have the right to know the truth. The court is concerned with whether the appellant was dishonest when he accessed the computer with a view to leak the CT scan report to the press. What is clear from the evidence is that the appellant did not raise the matter of correcting the Government with Dr Ooi or indeed any person. He did not say whether he had raised it with Mr Cheung or Mr Ho to whom he had shown a copy. Mr Cheung could not recall whether he did or not. However in his statement to the police, he admitted that after having faxed the report to the newspapers, he began to regret because he felt he should not have done what he had done. When he was cross-examined, he further accepted that the public do not have a right to know exactly what is wrong with a patient in the hospital unless the patient chooses to release that information. The learned Magistrat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ppellant did it for the thrill and excitement of showing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wrong rather than because he thought the public had a right to know the truth. It may be that in the process, that had also come to his mind. Having examined all the evidence, I have no reason to disagree with the learned Magistrate’s views. In any event, even if the appellant had genuinely believed that he was morally justified to do what he did, it would still, on the authority of R v Ghosh [1982] QB 1053, be dishonesty.

Counsel relies on the case of R v Hung Hak Sing & Another [1995] 3 HKC 327 which held that the prosecution had failed to prove that the accused in that case was dishonest. That case is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present: there was other evidence tending to show that there was no dishonesty on the part of the accused.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is cas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draw the inference, which is the only reasonable inference, that the appellant knew and must have realised that it was dishonest conduct to have access into the computer, print out a copy and leak it to the press.”

64.就同一議題，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也在較後期的Alistair Charles Currie v HKSAR FAMC 57/2004作出同一進路的判決如下（判詞第2段）：

“ 2. The charge is based on the sad fact that, while he was a Chief Inspector of Police attached to the Marine Regional Command and Control Centre, he accessed that centre’s computer system and obtained therefrom a certain person’s address. He pretended that he was doing so in connection with a police inquiry in relation to a vessel. In fact, that person was a former tenant of his. Why he wanted his former tenant’s address is unknown. It is also plainly irrelevant. He obtained the information for his private purposes by pretending that the information was required in connection with his police duties. Not only was his conduct unauthorised. The pretence rendered the information gained by such pretence a dishonest gain. That suffices to establish his guilt. What matters is that his purpose was private and not, as he pretended, connected with his police duties. Beyond that, it does not matter why he wanted the information. So his leave application - which is based on the untenable contention that his precise purpose in obtaining the information had to be established and shown to be dishonest independently of how the information was obtained - is dismissed.”

65.基於上述兩個案例，原審法官以D4是想化解X被包圍的困境而推論她沒有不誠實，是明顯有錯的。正如司長投訴，那是對作案動機和犯罪造意的錯誤混淆。在大多數情況下，就第161(1)(c)條而言，一名被告是否不誠實地獲益，首先要問的還是他有權取用相關的電腦與否，又或取用的範圍是否已超出他的個人權限。如果答案一為‘否’而二為‘是’，被告便應該很難通得過Ghosh的兩個測試。

66.然而，正如司長本身觀察，希望為X解圍，並不是原審法官裁定D4沒有不誠實的唯一基礎。原審法官裁定，在關鍵時刻，D4確信自己已經取得X的同意（亦即授權）。司長不接受這個裁決，認為經考慮整體證據後並不合理（見上文第38段），本庭則另有看法。本庭認為，考慮到包括黃大律師特別強調的證據（見上文第48段；上文第10段、《案件呈述》第17至22段；及上文第27段、《案件呈述》第104至105段），原審法官實有權作出他現有的裁決。始終當時人群經已起哄，出現暴力，跟逐點逐格地進行事後分析完全是兩回事。雖然D4沒有作供，但現場的錄影卻是客觀的存在，法庭可以根據當中的畫面和對答作有關的推論。

（刑事損壞）

67.就電腦而言，‘刑事損壞’罪的標的和何謂損壞是由法律條文去定義的。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59(1)條的條文如下：

「	第VIII部 對財產的刑事損壞

59. 釋義

(1) 在本部中，財產 (property) 指

(a) ……. 或

(b) 電腦內或電腦儲存媒體內的任何程式或資料，不論該程式或資料是否屬實體性的財產。

……

(1A) 在本部中，摧毀或損壞財產 (to destroy or damage any property)，就電腦而言，包括誤用電腦。

在本款中，誤用電腦 (misuse of a computer) 指

(a) 導致電腦並非如其擁有人或其擁有人代表對其所設定的運作方式運作，即使如此誤用不會令該電腦的操作、該電腦內的程式或該電腦內的資料的可靠性減損亦然；

(b) 更改或刪抺電腦內或電腦儲存媒體內的程式或資料；

(c) 在電腦或電腦儲存媒體所收納的內容上增加程式或資料，

……..」

68.把上述的定義適用到本案的指稱，就是「刪抹電腦或電腦儲存媒體內的資料」（第59(1)(b)及59(1A)(b)條）；之後再以一般的語言表達就是「摧毀或損毀 … 於2019年7月1日拍攝」並「儲存於[X手機]的一些錄影片段」（控罪3的罪行詳情）。問題是，正如本庭在早前指出，警方專家根本就未能在X的手機發現或恢復任何拍攝於當日的相片或片段，所以控方何以認為控罪3有足夠證據可以支持，是較難理解的。事實上，直到上訴階段，對於D4就同一點的質疑，以及他強調Instagram是社交平台而非電腦資料的立場，司長都未能有效反駁，只是聚焦於X的説法本身作陳詞。控方可以在預備審訊甚至庭審期間向專家澄清，何謂「無法恢復」有關的相片或片段，但控方沒有。

69.以上的問題一旦被攤開，並讓人得出無法迴避的結論，其他例如是合法辯解和夥同犯案等議題，便再無實際意義。它們都不是可獨立地用作質疑原審法官錯判控罪3的理由。

（答覆司長的問題）

70.這是本案件呈述上訴最難處理的部分。意思是，司長提出的問題（包括大題目下的分題），每每都有前設（loaded），以致每條問題其實不是一條而是兩條甚至三條問題，但本庭又未必一定同意司長希望藉著每條問題所帶出的論點，又或同意這些論點和論點之間的關係；本庭甚至可能認為這些論點根本無關本案的核心議題。但顧及到案件呈述上訴的性質，本庭唯有盡量就每條可行的問題作答‘是’或‘否’，對於實在無法簡單作答或無需作答的問題則一律回覆以‘不作答’，並在旁邊加註包含相關討論的段落以作解釋：

問題1(a) ：‘是’（見上文第54段）

問題1(b) ：不作答（但見上文第54、55和58至60段）

問題1(c) ：‘是’（見上文第52段）

問題1(d) ：不作答（但見上文第53段）

問題2(a) ：‘是’（見上文第61至64段）

問題2(b) ：不作答（但見上文第65至66段）

問題2(c) ：不作答（但見上文第68至69段）

問題2(d) ：不作答（但見上文第65至66段）

問題2(e) ：不作答（但見上文第68至69段）

無論如何，基於本庭對各項有關議題的分析，由律政司司長提出的案件呈述上訴無法成立，須予駁回，這就是本庭的裁決。

訴費上訴

（原審情況）

71.原審法官在剛宣布過D1和D4無罪後，兩人的大律師便立即申請取回訟費。申請的理由，是控方無法證明控罪1至3的罪行元素，特別是造意，同時D1和D4亦沒有‘自招嫌疑’。至於控方外判大律師，她則一律以簡單一句「希望法庭睇番整個案件嘅情況嚟決定」作回應[38]。之後，原審法官亦即時作出裁決如下[39]：

「 官： 唔該妳。就住第一同埋第四被告人嘅訟費申請嘅嗰方面，我係認為佢哋應該得到佢哋各自嘅訟費嘅，理由就係首先佢哋嘅罪名不成立並非基於一個技術上嘅因素，亦都睇唔到案件裡面佢哋有將佢哋自己 - - 令到控方以為佢哋嘅案件更強或者係將佢哋擺喺一個令人懷疑嘅位置嘅，正如好似第四被告嘅代表大律師所講，喺所有嘅錄影片段如果係正確咁樣去覆核過之後，似乎嗰個佢哋嘅意圖係非常之咁明顯，有可能根本就係唔應該對於佢哋提出檢控嘅，所以咁嘅情形之下，我冇得選擇，惟有命令呢一個嘅第一同埋第四被告人係必須要得到訟費。」

（上訴理由）

72.上訴方就推翻有關的訟費命令陳詞如下。

73.若然上訴法庭裁定律政司司長的案件呈述上訴得直，有關的命令便自然應該擱置。但假若司長的案件呈述上訴失敗，上訴法庭也應批准訟費命令的上訴，原因是D1和D4自招嫌疑。

74.根據HKSAR v Rahman Md Sheikh Mojibur [2020] HKCA 53（第26段）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黃淑珍 [2022] HKCA 335（第12段），被告是否自招嫌疑，跟他個人的心態無關，法庭要檢視的是客觀效果。在本案，D1和D4的行為和圍堵者一致，壯大了圍堵者的聲勢，而如果他們真的想替X解圍，最直接的方法反而是報警，這就是法庭要注意的客觀效果。

（辯方回應）

75.D1和D4反駁控方的申請如下。

76.D1：控方指他和D4的行為和圍堵者一致，以致構成自招嫌疑，這跟有關方面的權威典據Tong Cun Lin v HKSAR (1999) 2 HKCFAR 531和Ting James Henry (No 2) v HKSAR (2007) 10 HKCFAR 730，是完全相悖的。對於事實，法庭不能夠採納和無罪裁決相違背的看法，是上述兩案的原則；而在本案，原審法官已清楚認定，圍堵者沒有把D1看作一份子，D1只是旨在幫助X解圍。至於Rahman Md Sheikh Mojibur和黃淑珍，此兩案的上訴人是確有自招嫌疑；上訴法庭只是表明，他們的主觀心態並不能構成消除嫌疑的理由。

77.除了批評控方於現階段才提出D1和D4可直接報警，認為是不公平，D4的陳詞和D1無大分別。

（分析討論）

78.D1和D4可以但沒有報警，是重要的。這點不但直接挑戰到D1和D4只是希望幫助X脫困的說法，而且還強烈暗示D1和D4有某些既定立場。簡單講就是偏袒圍堵人群和他們提出的要求。D4認為這點提出得太遲，對她（和D1）不公平，是不成立的。D1和D4跟其後到場的警察沒有關係，他們沒有報警，是人們一直持有及沒有遭到任何證據抵觸的認知，只是控方外判大律師和原審法官都忽略了，但這並不代表現階段不可以考慮。

79.基於以上的理由，起碼就控罪2（不誠實取用電腦）而言，訟費的命令是有問題的。D4沒有報警，跟她是否有所須的造意有關而又和控罪2的無罪裁決互不抵觸，可以構成自招嫌疑，所以不應該批出有關的訟費。至於控罪1（意圖妨礙司法公正），沒有報警同樣構成自招嫌疑，但這點實和七一片段的問題無關。由於控方從開始便沒有足夠證據可證明七一片段的存在，卻仍然展開、繼續及沒有撤回相關的檢控，所以必須承擔D1和D4的訟費。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D4的控罪3（刑事損壞）。舉證的責任在控方，這始終是刑事審訊制度中的基本原則。控方有責任確保有足夠證據才提出任何檢控。

兩案總結

80.律政司司長的案件呈述上訴（CACC 12/2023）駁回：各有關被告的無罪裁決維持。控方的訟費上訴（CACC 29/2023）部分成立：有關D4控罪2的訟費命令撤銷，其餘部分的訟費命令維持。

CACC 12/2023

CACC 29/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