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WAN PAK SZE

CACC 219/2024，[2026] HKCA 1296

原案件：[2024] HKDC 1520 及 [2024] HKDC 1762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不服定罪及刑罰上訴許可申請

刑事上訴案件2024年第219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21年第123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判 案 書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彭偉昌頒發上訴法庭判案書：

1.本案八名被告，案發時全為現職警務人員。他們單獨或以不同組合被控共十項罪名。經審訊後，D1和D2被判無罪，D3至D8則部分或全部罪名成立。區域法院原審法官（張潔宜法官）把他們分別判囚2年1個月（D3、D4）、3年5個月（D5）和3年1個月（D6、D7、D8）。當中四人不服，就定罪（D3、D4、D8）和刑罰（D3、D4、D7、D8）提出上訴許可申請，申請直接交由上訴法庭處理。

相關罪名

2.相關十項罪名和當中的有罪裁決如下：

控罪	罪名、日期、地點、具體行為	被告	有罪
1	‘意圖妨礙司法公正’[1] 2020年2月4日 涼亭：企圖遮蓋閉路電視（34號鏡頭）	D3、D4	✓
2	‘嚴重傷害’[2] 2020年2月4日 涼亭附近：對PW1身體加以嚴重傷害	D1、D3、D8
3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3] 2020年2月4日 涼亭附近：沒有阻止控罪2及或對D1、D3、D8進行拘捕或舉報	D2
4	‘意圖妨礙司法公正’ 2020年2月4日至5月21日 香港：在記事冊訛稱‘阿十’管有危險藥物	D5	✓
5	‘意圖妨礙司法公正’ 2020年2月4日至5月21日 香港：在筆錄和記事冊訛稱‘阿十’管有危險藥物	D6	✓
6	‘意圖妨礙司法公正’ 2020年2月4日至5月21日 香港：在筆錄和記事冊訛稱‘阿十’管有危險藥物	D7	✓
7	‘意圖妨礙司法公正’ 2020年2月4日 湖邊：遮蓋閉路電視（21號鏡頭）	D5、D8	✓
8	‘刑事損壞’[4] 2020年2月24日 涼亭：損壞PW1一個黑色膠箱	D1
9	‘刑事損壞’ 2020年2月24日 湖邊：損壞屬於他人的九個罐頭、兩個膠箱和一個膠櫃	D1
10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2020年2月24日 湖邊：沒有阻止刑事損壞的發生及或對D1進行拘捕或舉報。	D2

補充資料

3.上述一覽表所指的地方位於深水埗通州街163號的通州街公園（‘公園’）。公園裡有一個人工湖（‘湖’），湖中間是一個八角形的木涼亭（‘木亭’、‘涼亭’）。涼亭中間有一個八角形的花槽（‘花槽’），直立在花槽的圍邊上是數支長木樑（‘木樑’、‘花槽外圍的木樑’）[5]。距離涼亭約80米就是湖邊（‘湖邊’）。至於原審各方所指的「花槽石躉」和「花槽石躉後方」，其實就是用混凝土造成的花槽圍邊（‘花槽石躉’）和花槽後面34號鏡頭拍攝不到的地方（‘花槽石躉後方’）。

4.案發時所有被告都是深水埗特別職務隊第一隊的隊員。引發控罪1至7是他們一次在公園進行的反毒品巡邏，日期是2020年2月4日（見下），而控罪8至10就是發生於約兩星期後的另一次反毒品巡邏，日期是2020年2月24日（見下）。

5.PW1（阮文山）和‘阿十’（Le Van Muoi）都是越南籍的露宿者，他們長期在公園內紮營。PW1的帳幕在涼亭內，阿十的帳幕則位於湖邊。PW1和阿十都在上述第一次巡邏中遭到拘捕，罪名分別是‘管有攻擊性武器’和‘管有危險藥物’。警方最終在2020年5月21日撤銷阿十‘管有危險藥物’的控罪[6]。

第一次巡邏

（控罪1）

6.2020年2 月4 日傍晚約1754時[7]，同案八名被告和另外三名警員到達涼亭。十一人當中有五人留下（D2、D3、D4和另外兩人）而其餘的隊員則繼續走向湖邊。

7.涼亭入口的正上方裝有閉路電視，可拍攝到涼亭下面的情況，在案中簡稱為34號鏡頭。就著鏡頭所拍到的內容，控方描述如下[8]，被原審法官全盤採納[9]：

「207. 眾人到達涼亭後不久，[D2]及[D3]與在場一名女露宿者有對話，有一名警員行到花槽石躉後方PW1的帳幕位置，而其他警員則在場調查。調查期間，[D3]及[D4]曾經望向34號鏡頭的方向。[D2]及[D3]之後突然衝到花槽石躉後方，上述女露宿者亦不時望向該方向。約30秒後，[D3]衝出來，指着女露宿者，令對方立刻跑走。[D3]再次望向34號鏡頭方向，接著卸下背包，放在地上，拿出一個淺啡黑色膠袋，放在身後腰帶位置。此時，[D4]從該湖邊走回涼亭，望向34號鏡頭方向。

208. [D3]然後爬上花槽石躉望着34號鏡頭。此時，[D4]行近，與[D3]交談，同時指向上方，望着34號鏡頭。[D4]其後走到花槽石躉後方，超出鏡頭拍攝範圍。[D3]從花槽石躉下來，望着34號鏡頭，然後試圖攀爬34號鏡頭旁邊的外圍木樑，但不成功，下了來。[D3]在地上再次望着34號鏡頭，然後爬上花槽石躉，踏在植物之上，試圖攀爬34號鏡頭對面的木柱。此時，[D4]再次望向34號鏡頭。[D3]再次失敗，下了來，走到花槽石躉後方，超出鏡頭拍攝範圍。

209.  一分鐘後，[D4]從花槽石躉後方行出來，右手拿着一件類似濕紙巾的白色物件，並用地面的水浸濕紙巾，一邊望着34號鏡頭，一邊朝鏡頭行了三步。[D4]瞄向34號鏡頭，將濕紙巾朝上拋向34號鏡頭。濕紙巾越過鏡頭掉到地上。[D4]拾起濕紙巾，望着34號鏡頭，再次瞄向鏡頭拋擲，但未能擲中。[D4]其後放棄，走到花槽石躉後方，超出鏡頭拍攝範圍。」

8.另外要指出，在上述的同一時段內，即約1755時，警方在涼亭截查過兩名男子，其中一人叫‘李廣華’，他因為藏有一小包冰毒而被當場拘捕[10]。

9.簡單而言，控方的說法是D3、D4企圖遮閉34號鏡頭「以防止拍下警方調查進行時現場發生的事」[11]。

（控罪2）

10.同日較後，即約1828至1847時，34號鏡頭拍到PW1據稱被襲時的情況。控方對相關內容的描述及陳詞如下[12]：

「227. 2020年2月4日傍晚較後時份，通州街公園34號鏡頭拍攝到PW1被[D1]及[D8]帶到該涼亭下方的其中一張長椅，當時PW1雙手被反鎖在身後，其他警員在場調查。[D2]及後連同其他警員帶PW1到花槽石躉後方進行調查，然後帶他返回長椅，並替他解開手扣。[D3]及後從花槽石躉後方出來，手持一把長形的刀，向PW1展示。[D3]向PW1作出查問期間，[D1]、[D2]及[D8]均在現場。

228. 過了約兩分鐘，PW1仍然坐在長椅上，[D3]突然猛力抓住PW1的頸背，將PW1拉至涼亭後方的沙地位置。[D8]尾隨[D3]。大約20秒後，[D1]亦走入沙地位置。PW1指當時被三至四名人士拳打腳踢，他感到暈眩及左後腰、右前胸和左後頸疼痛。雖然有小樹阻擋，但34號鏡頭仍隱約拍攝到PW1在地上受襲。控方特別邀請法庭留意PW1被拖進沙地後，一排小竹左邊底部位置所顯示已進入沙地人士的腳部動作（包括踼及踩着一些東西），以及一個貼近沙地地面的身影的移動（見18:43:09及下方截圖）。約三分鐘後，PW1從沙地位置被[D1]及[D3]帶出來。

229.  不久後，[D1]、[D3]及[D8]再次帶PW1到花槽石躉後方的位置。約一分半鐘後，PW1從花槽石躉後方被[D1]及[D2]帶出來，不久後，PW1的上半身向下屈曲，姿勢一直維持至被警方帶離現場。」

11.PW1在庭審中解釋，他被襲擊是因為他拒絕把手按在一柄警方不知從哪裡找來的刀。事後在醫院他則被發現右下方胸壁觸痛和右邊第十根肋骨骨折。

（控罪3）

12.控方的立場是D2目睹控罪2的發生；作為警務人員，他蓄意不去履行職責，即沒有採取任何步驟阻止這次襲擊及對D1、D3和D8進行拘捕或舉報。

（控罪4、5、6）

13.2020年2月14日，PW15（蘇姓督察）在警署收到有關阿十的調查檔案，檔案內有D5、D6和D7的筆錄和記事冊。這些文件顯示三人在相關的行動中發現阿十正要吸毒及管有思疑毒品和一個冰壺，並因此而對阿十進行了拘捕，但三人對細節的描述卻出現了一定矛盾。

14.與此同時，安裝在湖邊一支燈柱上的閉路電視，即21號鏡頭，亦拍攝到阿十的帳幕和當時發生的事，相關的時段是1756至1807時[13]，而且內容也和D5、D6和D7的筆錄及/或記事冊有出入[14]：

「203. … 面向湖前方有兩個帳幕。右邊的帳幕佔據湖邊圍欄旁邊的長椅，頂部有「維他奶」雨傘，並以綠色帆布遮蓋（下稱「維他奶帳幕」）。左邊的帳幕頂部有「Lenovo」雨傘，同樣位處湖邊圍欄旁邊（下稱「Lenovo帳幕」）。

204. 21號鏡頭拍攝到[D1]及[D5]至[D8]與警員22548到達湖邊。[D5]直接走到維他奶帳幕，用力把阿十拉出來。[D6]與警員22548緊貼[D5]身後。[D5]把阿十交給[D6]及[D7]。[D6]及[D7]把阿十推倒，令他俯伏地上，然後把阿十雙手拉到背部，[D1]上前協助，[D8]把手銬遞給[D6]，[D6]然後在[D1]及[D7]協助下給阿十戴上手銬。當時阿十雙手並沒有任何東西。

205. [D6]與警員22548看守阿十，其他警員在現場搜查。[D7]搜查維他奶帳幕範圍。不久後，[D7]舉起一個連着一支飲管的玻璃瓶。

206. [D7]繼續搜查維他奶帳幕範圍，[D8]搜查Lenovo帳幕範圍的組合櫃抽屜。於阿十被截停後約9分鐘，[D8]在組合櫃中層抽屜發現一件白色物件，叫眾人留意。[D5]一邊行向[D8]，一邊用右手指着[D7]。[D8]其後把上述白色物件包裹的物品（下稱「思疑毒品」）放入[D7]手持的一個黑色圓形容器內。[D7]蓋上蓋後，有再一次拿開蓋讓[D5]及警長51004檢視容器內的東西，然後從斜肩袋內取出透明膠袋，把黑色圓形容器放入膠袋內。[D6]在整個過程亦有望向[D7]及[D8]的方向。

207. 控方的立場是上述片段顯示載有毒品的黑色圓形容器並非於阿十身上檢獲。控方指上述片段顯示[D7]在維他奶帳幕範圍搜查並找到一個黑色圓形容器是證物P38(4)。[D8]則在Lenovo帳幕範圍的組合櫃抽屜發現白色物件，並把思疑毒品放入[D7]手上的黑色圓形容器。控方指[D5]至[D7]在其警員記事冊及/或證人供詞內指證物P38(4)於被檢獲時已載有數包毒品的說法屬虛假陳述。[D5]至[D7]沒有在其警員記事冊及/或證人供詞內記錄真正搜獲毒品的位置及情況。」

15.簡單而言，控方的說法是D5、D6和D7在各自的筆錄及/或記事冊「作出虛假指稱以誣告[PW1]干犯管有危險藥物罪」[15]。

（控罪7）

16.除了上述所指，21號鏡頭還拍到同日1806至1807時的情況如下[16]：

「252. 21號鏡頭拍攝到[D7]把黑色圓形容器放入膠袋後，[D5]緊接着四處張望，並望向21號鏡頭。[D5]望着鏡頭約兩秒，然後舉起右手指向鏡頭，[D7]及[D8]接着分別望向21號鏡頭。[D5]接着行向21號鏡頭，在鏡頭下消失。緊接着有手指從21號鏡頭下方伸了出來。[D8]然後拿着從抽屜發現的紅色袋行向21號鏡頭，並在鏡頭右下角消失。21號鏡頭很快便被紅色袋遮蓋。約40分鐘後，有人把遮蓋21號鏡頭的紅色袋移除。[D6]其後把阿十押離現場。[D7]與警員22548把一個紅色袋放在手推車上，然後離開現場。」

17.簡單而言，控方的說法是D5和D8實際遮閉了21號鏡頭「以防止拍下警方調查進行時現場發生的事」[17]。

第二次巡邏

（控罪8、9）

18.2020年2月24日下午，深水埗特別職務隊第一隊再度去到涼亭進行反毒品巡邏[18]。根據PW1的供述，當時一班警察從他和阿十的帳幕及或周邊位置翻出各種包括醬油、罐頭、膠椅和膠箱等物品來加以破壞[19]。有關的情況也被21號鏡頭拍下，但當中的畫面卻只顯示D1一人在揮動高爾夫球桿[20]。

（控罪10）

19.上述的片段同時顯示D2目擊D1用球桿敲打和損毀部分物品[21]。控方的立場是，作為警務人員，D2蓄意不去履行職責，即沒有採取任何步驟阻止這次刑事損壞及對D1進行拘捕或舉報。

辯方案情

20.所有被告皆選擇不作供。他們只依賴各自的警誡會面紀錄（如有）。光就針對定罪提出上訴的三位被告而言，他們的會面紀錄內容如下：

D3確曾嘗試攀爬涼亭的直樑，但目的只是想檢查涼亭是否有違法品。由於爬不上去，他便改為搜查涼亭內的花槽。他從背包拿出膠袋是要裝載可能找到的違法品。他沒有參與毆打PW1，也沒有看見別人襲擊PW1。

D4有在案發當日執勤但她不知道其他隊員在做什麼。她向34號鏡頭投擲濕紙巾是因為看見鏡頭上有昆蟲；她希望把昆蟲趕走。

D8承認案發當日在公園內執勤。他拒絕回答任何有關那次巡邏的問題。

原審裁決

（控罪1）

21.原審法官拒絕接納D3在警誡會面的解釋[22]：嘗試觀察涼亭上方是否有違法品，這個說法本身並非不合理，但片段顯示D3關注的主要是34號鏡頭。例如，他三次走向涼亭後方之前都望向鏡頭，他指著女露宿者時也是如此。即使他有望向其他地方，他也顯然是在思考可以如何爬上木樑。他最終嘗試攀爬的也只是最近鏡頭的兩條木樑。及至攀爬失敗，他又立即把膠袋放回背包 – 雖然現場的調查工作還在進行；這個動作也和他聲稱要用膠袋盛載搜出的違法品相悖。

22.原審法官拒絕接納D4在警誡會面的解釋[23]：公園內必然有昆蟲，但D4並無第一時間採取行動。她是四處張望，和在涼亭及湖邊來回折返過後，才首次望向34號鏡頭，而當時D3又正好在觀察可如何攀上木樑。及至D3爬上花槽石躉，D4又邊走向D3邊望向鏡頭及揮動手指和向D3說話。再後來，D3攀爬失敗，把膠袋放回背包，D4就從涼亭後面走出，把紙巾弄濕，及拋向鏡頭。以上的所有動作都和驅趕昆蟲的說法不吻合。

23.至於D3和D4的意圖，原審法官則有以下的分析並裁定有關二人罪名成立[24]：

「189. 當[D3]已踏上木亭的花槽石躉時，[D4]已望向鏡頭方向，並向[D3]的方向前行及揮動手指。她的舉動顯然是正與[D3]溝通 。其後，[D3]未能成功攀上木亭的木樑，他便走到木亭後方的位置，並看似有與隊員溝通，之後才收拾背囊 。當他收拾物品時，他顯然放棄攀爬木樑的計劃。與此同時，[D4]隨即從木亭後方位置走出來，準備濕紙巾，並把濕紙巾拋向鏡頭方向。本席不認為這是巧合的情況。再者，二人的舉動顯然是針對閉路電視鏡頭而作出。本席認為二人的行為及行為的時序支持唯一合理的推論，即二人夥同犯案意圖遮蓋閉路電視鏡頭，而非辯方所指二人互不知悉對方的行為。因為[D3]攀爬失敗，[D4]於是嘗試以濕紙巾遮蓋閉路電視鏡頭。

190. 警方當天到公園是進行反毒品行動。按常理而言，警方在現場行動或調查時理應沒有需要要遮蓋閉路電視鏡頭。事實上，警方往往在調查時需要觀看相關閉路電視錄影片段以作進一步搜證。

191.  根據上述片段，在[D3]嘗試攀爬木樑前，他曾衝入木亭後方。[D3]在警誡錄影會面也確認他到場不久便衝到木亭後方，協助同事進行一個拘捕行動 ，相關罪名為管有危險藥物。[D4]則在警誡錄影會面中確認她知道有拘捕行動，與毒品有關，而她的職責為確保現場環境安全 。既然二人知悉隊員已作出拘捕，他們必然會預計其他隊員仍會在現場繼續作出調查，過程中可能會發現與案相關的證據，甚至有可能作進一步的拘捕行動。事實上，上述片段顯示他們與其他隊員並沒有因拘捕了一名人士而即時離開現場。作為警務人員，[D3]及[D4]必然知道在現場的閉路電視鏡頭拍攝到的片段，均有可能用於日後的刑事檢控。若果鏡頭被遮蓋，便不能拍攝到在現場進行調查時發生的事情。在現場發生的事情的記錄往往可用作加強或削弱控方或辯方的案情，也可能影響證據的呈堂性。在這前提下，遮蓋鏡頭的作為，顯然有傾向打歪或阻撓可能會進行的刑事檢控，影響法院行使其司法管轄權以作出有罪或無罪的裁決。[D3]及[D4]明知閉路電視錄影片段的重要性，卻公然選擇作出行動意圖遮蓋閉路電視鏡頭，本席認為唯一合理的推論是他們預料隊員會有機會在現場作出不當、甚至不法行為，才會選擇嘗試遮蓋閉路電視鏡頭。[D3]及[D4]明知閉路電視錄影片段的重要性，卻選擇試圖遮蓋閉路電視鏡頭，他們當時的意圖必然是令閉路電視鏡頭不能拍攝警方在現場調查時發生的事情，意圖影響法院行使其司法管轄權。因此，本席裁定控方已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D3]及[D4]共同干犯了第一項控罪，本席裁定[D3]及[D4]第一項控罪罪名成立。」

（控罪2）

24.原審法官指出[25]：PW1聲稱被警方毆打致骨折，這說法和醫生的檢查結果不吻合（表面沒有紅腫瘀傷 – 可能是舊患），法庭不能肯定PW1是否有被襲擊。即使PW1確曾被襲擊，PW1又因為面向地下而未能看見行兇者是誰。從閉路電視的片段可見，PW1據稱被人襲擊的地方，最少有七個人，法庭根本無法斷定他們的身份。原審法官因此裁定有關三名被告罪名不成立。

（控罪4、5、6）

25.原審法官表示[26]：她曾經反覆查看過有關的片段多次，確認控方的指稱是對的。有關的黑色圓形容器，即證物P38(4)，是D7在阿十被截停後九分鐘才從維他奶帳幕找出來的，之後D8則從Lenovo帳幕拿出有關的白色物件，把它放進D7手上的黑色圓形容器。上述的情況跟D5至D7的紀錄完全相悖。根據他們的筆錄及或記事冊，毒品是D6從阿十手中的黑膠盒發現的，之後則交給了D7。至於D5至D7就上述錯誤所給出的解釋，即過度省略、忘記及或誤會等等，則全部不能成立。毒品從何人和何處搜出，是極重要的證據，三人沒可能輕率至此。

26.原審法官最後作結，並裁定D5至D7三項相關控罪罪名成立如下[27]：

「248. 辯方曾指出若果三人打算誣蔑阿十，他們的書面記錄不會有分歧。如本席在上文提及，他們的書面記錄與事實有關鍵性的分歧，但他們之間的書面記錄的分歧卻相對輕微。本席認為唯一合理的推論是他們三人決定誣告阿十，才會作出相關的書面記錄。無論阿十有否在警誡下承認管有毒品，若果第五至第七被告捏造案情，而被捏造的部分是針對毒品被檢獲的位置及/或情況，是毒品案的關鍵議題，這些虛假的指稱必然有可能誤導警方及法庭有關毒品管有者的身分，他們的行為必然傾向妨礙司法公正。正如本席在上文分析，他們的書面記錄與事實有關鍵性的分歧，他們並非一時記錯。他們作為警務人員，理應清楚知道毒品被檢獲的位置及/或情況是毒品案件的關鍵議題。他們故意作出虛假的指稱，誣告阿十管有毒品，必然預料阿十有可能被檢控，他們當時的意圖必然是妨礙司法公正。本席不知道他們誣告阿十的原因（可能是基於私怨、想立功、或其他原因、或沒有特別理由），但這並非罪行元素。即使他們沒有特別理由要誣告阿十，這也不影響本席在上文的分析。」

（控罪7）

27.原審法官裁定[28]：21號鏡頭被遮蓋前，D5曾指向鏡頭而D7和D8亦跟著望向鏡頭，這顯示他們是在談及鏡頭。接著，D5走向鏡頭，又從鏡頭下方消失，而D8則緊接地拿出一個紅色膠袋遞向明顯是D5的手。由於普通市民不會在警方面前這樣做，而D5又是現場級別最高的警務人員，所以用紅色膠袋遮蓋鏡頭的必然是D5和D8。

28.最後，原審法官肯定D5和D8在遮蓋鏡頭時懷有妨礙司法公正的意圖，並裁定他們的相關控罪罪名成立[29]：

「263. 考慮到[D5]及[D8]於作出涉案行為前的互動，二人均曾望向21號鏡頭，以及事情發生的連貫性，本席接納控方陳詞，即唯一合理的推論是[D5]及[D8]當時同意並在執行一個共同犯罪計劃去遮蓋21號鏡頭，以防止拍下警方調查進行時現場發生的事情。根據本席在上文的裁斷，在鏡頭未被遮蓋前，[D7]及[D8]在現場曾作出不當及不法行為，即把在Lenovo帳幕下檢獲的毒品放入[D7]在維他奶帳幕下檢獲的黑色容器內，並訛稱該些物品是在阿十手上找到，而[D5]有看到這個情況，並於[D7]收起容器前檢視該容器。本席在上文已裁定該行為傾向妨礙司法公正，而該行為與其他控罪有關。鑒於該隊人員在較早前就阿十的案件作出的不法行為，本席認為[D5]及[D8]隨即遮蓋閉路電視鏡頭，唯一合理的推論是他們必然預期該隊人員會繼續就阿十的案件作出其他不當或不合法的行為（例如揑造證據、銷毀證據等）。因此，本案的情況與辯方援引的兩宗案例的情況截然不同。

264. 正如控方所指，[D5]及[D8]作為警務人員，理應知道在刑事案件中搜證為重要的一環，而證據是否充分會直接影響案件最終達致有罪或無罪的裁決。影像片段往往會比證人口述更為可靠準確，任何在案發現場拍攝到違法行為的閉路電視片段必然會是警方及控方於可能展開的的檢控程序中所依賴的關鍵證據。另外，若然警方在調查過程中有作出不當行為，這將會影響部分證據的呈堂性及法庭對其給予的比重，自然亦會影響可能會進行的刑事檢控。[D5]及[D8]必然明白干擾及遮蓋閉路電視鏡頭可能會令案中失去關鍵證據，他們的行為顯然有傾向打歪或阻撓可能會進行的刑事檢控。因此，本席可因而推論二人有妨礙司法公正的意圖。

265.  [D5]及[D8]於案發時正在通州街公園進行反毒品行動。在二人作出涉案行為前，與阿十相關的調查工作及拘捕行動經已展開。該些調查工作及拘捕行動與即將進行、預計進行或可能進行的刑事訴訟相關，而[D5]及[D8]的行為與該些法律程序有着可予辨認的連繫，他們這樣做必然意圖妨礙司法公正。」

（控罪8、9）

29.就控罪8，原審法官指出[30]：PW1承認沒有目睹有人損壞涉案三個膠箱；涼亭露宿的位置經常有其他人出入；如果案發前有人把其他黑膠箱放到有關位置他也不會知道；他不知道警方當日有沒有搜查其他人的物品；有關位置也有由露宿者棄置的東西；他說他每天檢查自己的膠箱不可信。

30.就控罪9，原審法官指出[31]：PW1聲稱物品屬於阿十，唯一的理由就是阿十曾在有關的位置出現；除了自己的東西，PW1根本無法分辨其他物品的物主究竟是誰；公園有由其他露宿者棄置的物品。

31.原審法官的結論，是她根本無法肯定兩項控罪所指的物品究竟誰屬，又或只是棄置物品。

（控罪10）

32.鑑於控罪8和控罪9的裁決及裁決理由，原審法官裁定[32]：她無法肯定D2知道或相信D1的行為違法，D2未加當場制止或在事後檢舉也不構成行為失當。

定罪上訴

（D3、D4）

33.代表D3和D4的郭莎樂資深大律師（Charlotte Draycott SC）不是原審的辯方大律師，她在江小菁大律師的協助下就控罪1提出一項上訴理由：

「申請人的行為並不具有妨礙司法公正的傾向。」

34.郭資深大律師書面陳詞第18段是這樣寫的：

“ There was no evidence that the CCTV footage might be used in the course of investigating the cases against PW1 and Li, neither of whom were charged. Indeed, the Judge’s query came too late for the relevant senior officers who gave evidence to be asked if this was likely; we submit that it was not. The CCTV footage was only obtained on 11 March 2020 as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se Applicants’ conduct. The focus must therefore be influencing the hypothetical court to exercise its jurisdiction in relation to possible misconduct by the police in relation to the arrests that had been made. The Judge’s finding was not that the attempt to cover the camera was intended [to] hamper the investigation of PW1 and Li, absent police misconduct.”

35.郭資深大律師在口述聆訊中開展她的理據，重點如下：

控罪1指稱，「身為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D3和D4意圖妨礙司法公正，企圖遮蓋34號鏡頭 --「以防止拍下警方調查進行時現場發生的事」。這個罪行詳情在控方《開案陳詞》第15段亦被如實複述。

然而，遮蓋鏡頭是為了防止拍下警方的不當行為，卻是原審時的整個基礎，跟當時正在進行的反毒品調查沒有關係。事實上，不讓有關的調查留下影像紀錄，對調查本身沒有好處，所以不可能是D3和D4的意圖，尤其是當時的調查全屬一切正常。

D3和D4企圖遮蓋鏡頭，是要防止拍下警方的潛在不當行為，這是最合符邏輯的結論。再者有關的錄影也確實是取證於警方上層開始懷疑涉案各被告之後，可見兩者的直接關連而和反毒品調查則沒有關係。

D3和D4意圖損害的法院司法程序（curial proceedings），就是以警員作為針對對象的刑事檢控。控方，甚或原審法官，都不可以因為遮蓋鏡頭會損害任何衍生自反毒品調查的刑事檢控而把D3和D4定罪。理由是，即使那是事實，但由於D3和D4都沒有相關的意圖，所以仍然不能夠被定罪。

退一萬步說，無論D3和D4的真正意圖是什麼，是想損害上述兩種法院司法程序中的哪一種，但由於他們嘗試遮蓋鏡頭那一刻，反毒品調查和警員的行為都全屬正常，所以都不會構成相關的控罪。案例見R v Moore [2023] 4 WLR 490。

英國上訴庭也在R v Kenny [2013] EWCA Crim 1發出提醒，什麼行為會構成‘意圖妨礙司法公正’，雖然沒有既定和牢不可破的框框，但法庭也需小心，不要輕率地把罪名的覆蓋範圍隨意擴大。

其他具參考價值的案例還包括HKSAR v Wong Shing Yim Peter & Others [2003] 3 HKLRD 1046、R v Selvage [1982] QB 372、R v Murray (1982) 75 Cr App R 58、R v Clark [2003] EWCA Crim 991、HKSAR v Kevin Egan (2010) 13 HKCFAR 314。

（D8）

36.原審時蔡一鳴資深大律師代表D6，在是次申請則代表D8。他在江小菁大律師的協助下就控罪7提出兩項上訴理由。

37.理由1：原審法官錯誤依賴同案被告的‘事後犯罪行為’（ex post facto criminal conduct）來裁定D8有妨礙司法公正的意圖。

38.關鍵内容：

相關的錯誤見原審《裁決理由書》第263段（上文第28段）。原審法官犯錯是因為，D5至D7在筆錄等文件捏造案情，誣告阿十，是後來的事。在現場，特別是搜出毒品的過程，卻沒有警員違法或違規。他們的動作都是中性的。以D8為例，他只是把他搜獲的毒品放進D7手中的容器。他是否知道容器從何而來，又或D5至D7將會虛報事實，在證據上都是一片空白的。原審法官因為D5至D7事後造假，而倒推D8遮蓋鏡頭是為了隱瞞當時將要「繼續」發生的「其他」不當甚至違法行為，並因此而裁定D8有妨礙司法公正的意圖，是不能成立的，兩者在邏輯上根本連接不上。

39.理由2：D8的行為並無妨礙司法公正的傾向。

40.關鍵内容：

粗略而言，傾向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就是傾向損害法院司法執行工作的行為（conduct having a tendency to impai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curial proceedings）：HKSAR v Wong Chi Wai (2013) 16 HKCFAR 539（§31(b)）。也就是說，行為傾向造成司法不公（have a tendency to bring about a miscarriage of justice）：HKSAR v Kevin Egan (2010) 13 HKCFAR 314（§126）。

上述的傾向，必須是清楚和顯而易見的（clear and manifest）：Wong Shing Yim Peter（同上）（§28）。是否這樣要視乎兩點。第一點是時間：HKSAR v Tsui King Sing [2008] 3 HKLRD 213（§19）。其次是實質客觀效果：R v Rogerson (1992) 174 CLR 268（§107）；Meissner v R (1995) 130 ALR 547（§557）。意思是，行為在作出時要有傾向損害法院司法執行工作的實質客觀效果。

把有關原則適用到本案，警方的整個搜查過程，包括毒品和容器的發現，以及它們的接續處理，已被現場的閉路電視全程拍下。這是有關阿十毒品案的全部所需證據。換言之，D8遮蓋鏡頭的行為，根本就不會影響到阿十毒品案的檢控，亦即沒有傾向損害有關的法院司法執行工作，甚至是機會。原審法官裁定D8的行為會損害閉路電視錄影的「呈堂性」和「比重」（見上文第28段，原審《裁決理由書》第264段），只是受到她之前的另一錯誤所影響，即理由1針對的投訴。

若然原審法官的邏輯成立，那麼任何阻止第三方對警方行動進行拍攝的行為，都會構成‘妨礙司法公正’罪。警員刻意把嫌疑人帶到鏡頭拍攝不到的位置才進行搜查也是。這是極其危險的先例，尤其當證據未能顯示接續有警員違法或違規的情況發生。相關的案例見Moore（同上）、Selvage（同上）、Clark（同上）。

分析討論

（相關法律）

41.無論是D3、D4，抑或D8，他們的上訴理由都涉及一個問題，即何爲法院司法程序（curial proceedings）和與之一併解釋的法院司法執行工作（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curial proceedings）。這個問題不是新問題，不同及極具權威的案例已有充分討論和給出了清晰的答案，上文提到的典據就有不少包括在内。以下是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當時官階）在Wong Shing Yim Peter的相關觀察（第21至24段）：

“  21.  First, the phrase “the course of justice”, just like phrases such as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the ends of justice”, is one that is directed to courts of law and other tribunals (whether created or perhaps recognized by statute) which have the function of adjudicating on or determining dispute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t is the determination (whether by the court itself or by a jury) of guilt or innocence. In civil proceedings, it is the determination (again whether by the court itself or by a jury) of civil disputes between private parties. Disputes of course also arise for determination in the public law sphere.

22.  Put another way, the “course of public justice” is a reference to curial proceedings. While the reference to curial proceedings is usually a reference to courts of law, it is not restricted to courts. It can equally apply to arbitrations (see, for example, R v Vreones [1891] 1 QB 360) which are, on the whole,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edings brought about by contract between private persons, albeit recognised by statute (eg the Arbitration Ordinance (Cap.341)).

23.  Accordingly,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n act or conduct tends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public justice, one must inevitably have regard to the effect of such act or conduct to curial proceedings.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such curial proceedings are actually in existence at the time of the relevant act or conduct or whether such curial proceedings ever take place at all. It is sufficient if such proceedings are imminent, probable or even possible at the time of the relevant act or conduct: see The Queen v Rogerson (1992) 174 CLR 268 at p.277 (Col.2) per Mason CJ. Therefore, it is no bar to a charge of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public justice that the relevant curial proceedings have not yet begun. From the authorities that exist in this area of the law, it can be seen that as far as criminal proceedings are concerned, the charge is often appropriate where there has been some act committed during the course of police investigations. In The Queen v Rogerson, in the joint judgment of Brennan J and Toohey J, reference is made to attempts to mislead the police in the course of their investigations: see p.281 (Col.2). Even where police investigations have not yet begun, it is possible that acts or conduct may pervert the course of public justice: see R v Rafique [1993] QB 843. In the civil sphere, where there was an attempt to mislead by the certification of a higher quality for a shipment of wheat than was actually the case, the offence was committed even though the relevant curial proceedings (arbitration) had not yet commenced: see R v Vreones [1891] 1 QB 360.

24.  Though, as a matter of timing,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the relevant act or conduct under scrutiny be perpetrated at a time when curial proceedings are in existence, there must nevertheless be a discernible link between the act or conduct and any possible or actual curial proceedings. In the context, for example, of police inquiries, Deane J said this in The Queen v Rogerson (1992) 174 CLR 268 at p.293 (Col.2) to p.294 (Col.1):

‘ Police inquiries do not, of themselves, constitute “the course of justice”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offence of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It is necessary, in a case involving alleged conduct to divert or frustrate police inquiries, to identify some actual or pot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lleged conduct and some pending, probable or possible curial proceedings whose course the accused intended to pervert.’ ”

42.從上述的觀察可見，雖然執法機關的調查本身不屬於法院司法程序（curial proceedings）, 但這並不代表妨礙或干預執法機關的調查不能構成妨礙司法公正。終審法院在Egan案的解釋（第124、126和127段）：

“ 124.  Conduct has a tendency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if it has a tendency to cause a miscarriage of justice or, put another way, a tendency towards “impairing (or preventing the exercise of) the capacity of a court or competent judicial authority to do justice”.

……

126.  For an act to have a tendency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it must have a tendency to bring about a miscarriage of justice in curial proceedings. A conspiracy to effect some other unlawfulness but which has no tendency to cause a miscarriage of justice in curial proceedings, is not a conspiracy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It is unnecessary for such proceedings to have been instituted at the time of the acts in question but the relevant acts must “have a tendency and be intended to frustrate or deflect the course of curial or tribunal proceedings which are imminent, probable or even possible …” And the accused must know of or contemplate the possible institution of such curial proceedings and realise that the proposed conduct has the manifest or intended tendency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in relation thereto. It matters not that the relevant law enforcement agency has not itself considered bringing proceedings at the time of the accused’s act or agreement in question.

127.  Investigations by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do not themselves form part of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 expression synonymous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so that acts which hinder or interfere with their investigations are not sufficient in themselves to constitute a perversion of the course of justice.However, if such acts of interference carry a tendency and are intended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in relation to curial proceedings which may result from the investigations, they are capable of founding the offence.”

43.對於干預執法機關的調查和妨礙司法公正之間的關係，被終審法院引用於Egan案的澳大利亞高等法院案例Rogerson也有詳細論述。以下是Brennan 和Toohey 兩位法官在該案的聯合判詞（第283至284頁）（强調後加）：

“ Although police investigations into possible offences against the criminal law or a disciplinary code do not form part of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 act calculated to mislead the police during investigations may amount to an attempt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 act which has a tendency to deflect the police from prosecuting a criminal offence or instituting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before a judicial tribunal or from adducing evidence of the true facts is an act which tends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d, if done with intent to achieve that result, amounts to an attempt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It impairs the court's capacity to do justice in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In Kalick v The King, a bribe to a policeman to induce him not to prosecute for an offence against the Saskatchewan Temperance Act was held to be a corrupt interference with the du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for the purposes of s. 157 of the Canadian Criminal Code. Anglin J. said:

‘It is quite immaterial whether the police officer actually intended or contemplated instituting a prosecution. It suffices that the appellant gave the bribe with intent to head off such a proceeding. The du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s interfered with quite as much by improperly preventing the institution of a prosecution as by corruptly burking one already begun.’

We respectfully agree. The gravamen of the offence of an attempt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is an interference with the due exercise of jurisdiction by courts and other competent judicial authorities. As the courts exercise their necessary and salutary jurisdiction to hear and determine charges of offences against the criminal law only when their jurisdiction is invoked, an act which has a tendency to deflect the police from invoking that jurisdiction when it is their duty to do so is an act which tends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Subject to a limited discretion not to prosecute, it is the duty of the police to prosecute when offences are committed.”

接著是Mason 法官的認可（第278頁）（强調後加）：

“ I agree with Brennan and Toohey JJ that an act which has a tendency to deflect the police from prosecuting a criminal offence or instituting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before a judicial tribunal, or from adducing evidence of the true facts, is an act which tends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d, if done with intent to achieve that result, constitutes an attempt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d can ground the offence of conspiring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44.總括而言，即使執法部門的調查本身不屬於司法，和法院沒有關係，但妨礙或干預這類調查卻仍然可以構成妨礙司法公正，例如是影響到證據的真偽與呈遞。條件是：被告的行為，‘傾向及意圖妨礙調查所可能產生的法院司法程序的公正’；行為期間，相關的法院司法程序‘即將發生’、‘有較大可能發生’，甚或只是‘有可能發生’；行爲和相關的法院司法程序有‘可供識別的關連’。

45.回到Wong Shing Yim Peter，馬道立法官的另一些觀察也對本案有不少幫助。這些觀察分別對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的行爲（actus reus）和造意（mens rea）作出了更聚焦的闡釋（第28至29段）：

“28. The second important feature of this offence is that the actus reus involves an act or conduct which has a tendency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public justice. Here, we agree with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tendency must be a clear or manifest one. That said, it is important to bear in mind that all that needs to be proved is a tendency. It is unnecessary to prove either that the relevant tribunal was or would actually have been misled.

29.  The third feature to which we draw attention is the requisite mens rea of the offence. It is insufficient for the prosecution merely to prove the intention to do the act or embark on the conduct complained of: see R v Selvage [1982] QB 372 at p.383F. There has to be an intention to pervert. This means that when doing the act or embarking on the course of conduct complained of, the accused must also have known or contemplated the possibility of curial proceedings so that in doing what he did, he would have realised that such act or conduct would have the manifest or clear tendency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public justice or that he intended this to be the effect. See here: The Queen v Rogerson (1992) 174 CLR 268 at p.278 (Col.1), p.280 (Col.1), p.282 (Col.1); R v Rafique [1993] QB 843 at pp.850–851.”

46.對於造意，Hong Kong Archbold 2026 第30-17段亦指出，控方要麽證明被告‘意圖妨礙司法公正’，要麽就證明被告‘意圖做出一件若然成功便會妨礙司法公正的事’，並援引R v Lalani [1999] 1 Cr App R 481 (CA) 作為支持。該案第491頁D至G的原文如下：

“ In Meissener (1995) 130 A.LR. 547 the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was concerned with a case in which a defendant had been convicted of attempting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by improperly endeavouring to influence a lady we will call P to plead guilty to a charge of making a false statutory declaration. Most of the judgments were concerned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requisite actus reus on the facts of that case, but the requirement for mens rea was briefly touched on. Thus Brennan, Toohey and McHugh JJ. said at para. 28 of their judgment:

‘ ... the conduct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n intention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a person cannot be guilty of attempting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unless he or she has the concepts of “perverting” and “the course of justice” in mind while engaging in the conduct. It is sufficient proof of intention that the person intended to engage in conduct for a purpose that in law constitutes the actus reus of an attempt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Thus, a person commits that offence if he or she pays money to an accused to plead guilty to a charge for the purpose and with the intention of protecting the reputation of others who might be damaged by the publicity arising from a trial of the charge even though the payer has never heard of the phrase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

第493頁C至D則爲Hong Kong Archbold依賴的内容：

“ It appears from the authorities that the prosecution must either prove an intent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or, as in Meissener, an intent to do something which, if achieved, would per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The course of justice may be perverted if it is obstructed, interfered with, defeated, or changed.”

47.作為小結，馬道立法官指出，相關的行爲要有妨礙司法公正的傾向，而且是‘清楚或明顯’的傾向，但‘也只是傾向而已’；這些行爲 ‘無須確曾損害有關的法院司法程序’或‘本來確會損害有關的法院司法程序’。至於造意，就是除了‘意圖’之外，只要被告‘知道或預期會有相關的法院司法程序發生’，並‘意識到自己的行爲帶有明顯或清楚的妨礙司法公正傾向’便可。這個表述和Hong Kong Archbold及其引用的澳洲典據沒有本質分別。

（控罪標的）

48.控罪1和7所指的，傾向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 是 「身為在執行職責的香港警務處人員，（企圖）遮蓋閉路電視鏡頭以防止拍下警方調查進行時現場發生的事情」；案發地點是「九龍深水埗通州街163 號通州街公園涼亭」。換言之，控方以上述第一次反毒品巡邏所可能產生的法院司法程序為控罪1和7的標的法院司法程序，是清楚不過的。辯方亦沒有對這個説法表示異議或要求澄清。以D3和D4爲例，他們在警誡下聲稱自己爬涼亭和扔紙巾是要搜查違法品和驅趕昆蟲，並把相關的錄影會面交由法庭去考慮，就是要否定有關的罪行詳情，是對準指控而作出的辯護。

49.控方以第一次反毒品巡邏所可能產生的法院司法程序為有關兩罪的標的法院司法程序，在法理上也有充分支持。基於所有有關情況，包括負責管理通州街公園的康文署職員（PW4）表示「知悉公園是毒品黑點」和「曾於公園内見過毒品及針筒」[33]，這次巡邏會導致某些法院司法程序的‘即將發生’、‘有較大可能發生’，或只是‘有可能發生’，都是無可置疑的。這些程序不一定要和毒品有關，而是包括任何在巡邏或搜查期間發現的思疑違法行爲。這個情況不但是基於常識，而且也是香港法例第232章《警隊條例》第10條的要求：

「10. 警隊的責任

警隊的職責是採取合法措施以 ——

(a) 維持公安；

(b) 防止刑事罪及犯法行為的發生和偵查刑事罪及犯法行為；

(c) 防止損害生命及損毀財產；

(d) 拘捕一切可合法拘捕而又有足夠理由予以拘捕的人；

……」

（D3、D4的主張）

50.本庭無意冒犯，但也必需指出，在上述的法律原則和控方案論面前，D3和D4的主張是完全站不住腳的。這些主張的底層邏輯，全為人工堆砌的產物，其中所援引的案例，因此亦對本案毫無幫助。在本案，控方依賴的刑事法院司法程序只有一個。至於現場的閉路電視錄影，它是一個獨立的客觀存在。它的價值在於拍下鏡頭前的所有情況。這些畫面可能對警方有利，但亦可能削弱警方的指控，又或者只是中性。無論如何，這些錄影既為一項有關的證據，人們去干擾它，便必然會有妨礙司法公正的傾向 -- 至少是‘傾向致使警方偏離提出有關事實真相的證據’（has a tendency to deflect the police from … adducing evidence of the true facts）（見Rogerson被節錄於上文第43段的強調部分）或‘傾向損害（或阻礙）法院或主管司法機關秉行公義的能力’（impairing (or preventing the exercise of) the capacity of a court or competent judicial authority to do justice）（見上文第42段，Egan第124段）。 這點是顯而易見和毋容爭辯的。

51.作爲最後防綫，郭資深大律師力稱，D3和D4嘗試遮蓋鏡頭，針對的只是警方的潛在不當行爲；也就是説，沒有想到要（或者會）損害任何引發自這次巡邏的刑事檢控。但這樣的主張是既無任何證據支持，又完全違反常理的 -- 除非警方當時的目的純粹是胡作非為而完全無心執行當下的任務。另外這個主張亦難逃Wong Shing Yim Peter和Hong Kong Archbold對造意的寬廣解釋。總括而言，有關控罪1的分析（原審《裁決理由書》第189至191段），原審法官的進路是正確的，他的各項推論也是相關議題下的唯一合理推論，這是本庭的裁決。

52.最後要一提，答辯方援引原審控方《結案陳詞》第224段，强調控方一直以PW1和李廣華案（見上文第8段）為本案的標的刑事法院司法程序，這點和本庭的分析是基本一致的，只是焦點略有不同，所以得出的結論也只會一樣；針對PW1和李廣華的指控就是這次反毒品巡邏的其中兩個具體結果。本庭拒絕D3和D4的定罪上訴許可申請，並同時駁回有關的上訴。

（D8的主張）

53.跟郭資深大律師不同，蔡資深大律師對控方框定的標的刑事法院司法程序沒有爭議。就控罪7，蔡資深大律師的主張，是毒品和容器的發現及檢取一經被拍下，阿十毒品案的證據便已齊全，之後再把鏡頭遮蓋也不致妨礙該案的檢控和審理（上訴理由2）。正如答辯方指出，這個主張實在是過於狹窄。意思是，只要整個行動尚未結束，新的證據便可能繼續出現。這些證據可能和另一嫌疑人有關，但也可能和原本已被拘捕的嫌疑人有關，所以根本沒有所謂的證據齊全。事實上，這些證據既可能幫到警方，但也可能削弱他們的指控，一切都是未知之數。以阿十爲例，根據答辯方沒有受到爭議的分析[34]，他曾經在被捕現場作過招認，此外警方也在現場拍過照，這些都是進一步的證據。如果當時鏡頭沒有被拉黑，所拍到的畫面便有助法庭判斷它們是否可以呈堂和應該佔有多少比重等等。事實上，原審法官在《判刑理由書》第54段就指出過，相關的鏡頭被遮蓋了約40分鐘，以致她無法得知期間所發生的事，及經此途徑嘗試理解阿十爲何會作出虛假招認。

54.蔡資深大律師的另一投訴，是原審法官錯用其他被告事後造假來推論D8有妨礙司法公正的意圖（上訴理由1）。他同時强調，在現場，D8和其他相關被告的動作或行爲都是中性的，無助於作任何推論。上述兩項陳詞，本庭認爲都是無法成立的，相反還相當牽強，尤其是後一點。正如本庭在聆訊中指出，對於D5、D7和D8這三位當時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來說，他們的行爲絕對是呼之欲出，飽含負面含義的。常識告訴我們，在蒐證過程當中，把兩個地點搜獲的證物，二合為一，還蓋上蓋子，然後用一個袋子袋上，期間所有人若無其事，這本身就很不正常。光是這個行為，法庭便有足夠基礎推論警員在捏造證據，及遮蓋鏡頭是為了防止其他任何可能發生的不當行為留下紀錄。事實上，如果之前的程序合法合規，之後的程序亦將合法合規，警員又有什麼理由要把鏡頭遮蓋？而且還這麼突然？對於這個無法迴避的推論問題，蔡資深大律師唯一想到的答案，就是防止第三者拍攝；其他例如是防止拍攝的理由，他就無法提供協助（we simply don’t know）。

55.回到上訴理由1本身，本庭也不認為原審法官有錯。原審法官並沒有單純依賴其他被告的‘事後犯罪行為’。原審法官是從開始便注意到遮蓋鏡頭和剛發生過的事情有關，或可能有關。她注意到，當D7把裝有毒品的容器袋好之後，D5便即時四處張望，及舉起手指指向鏡頭（《裁決理由書》第252段（上文第16段））。同樣，對於控罪7的分析，原審法官也是把時間推到最前的：「考慮到[D5]和[D8]於作出涉案行為前的互動 … 以及事情發生的連貫性，本席接納 … 唯一合理推論是 …」（原審《裁決理由書》第263段（上文第28段））。當然，原審法官隨即便提到她在控罪4、5、6的裁決（仍見原審《裁決理由書》第263段）。不過，警員在筆錄等文件聲稱毒品是從阿十手中的黑膠盒找到（上文第25段）；這些聲稱被鏡頭拍到的實況捅破；實況顯示毒品和黑色容器是警員刻意放在一起的，和阿十沒有可見的關係：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這些事實顯示，事情的後續發展和現場的操作有明顯和不可分割的關係。在這個情況下，原審法官就當然可以甚至應該根據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來作推論。簡單講，就是根據所有有關的環境證據來斷案。

56.最後，蔡資深大律師認為，如果本案成立，便會成為惡例，以致任何阻礙對警方執法的拍攝，都會構成妨礙司法公正。這無疑是過慮了，也缺乏討論所需的背景。例如，警員擔心拍攝會引來騷動，和警員擔心不當行為被留下紀錄，就是兩個完全不同性質的事。一切要視乎事實和意圖。本庭拒絕D8的定罪上訴許可申請，並同時駁回有關的上訴。

原審判刑

57.原審法官首先指出，‘妨礙司法公正’是嚴重的罪行。它「打擊社會中執行法律及維持秩序制度的核心，摧毀公眾對該制度的信心」，是「一種危害公眾利益的罪行」[35]。

58.原審法官明白，‘妨礙司法公正’罪的情節千變萬化，再者上訴法庭亦沒有就此罪定下相關的量刑指引。不過，根據AG v Chan Siu Wai CAAR 11/1996、Yuen Man Chiu v The Queen CACC 399/1980、AG v Poon Ping Kwok & Another CAAR 6/1991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胡詠東CACC 132/2015等案例，法庭則可得出以下的判刑原則[36]：

「47. …… ：

(1) 妨礙司法公正是嚴重的罪行，一般的判刑均是即時監禁。法庭只會在不尋常(abnormal)及例外(exceptional) 情況下，才會考慮非即時監禁的刑罰。初犯、有良好家庭背景、重犯機會不大等求情理由可能在其他較輕微的罪行足以支持緩刑的選擇，但這些情況並不能被視為不尋常。被誤導/錯誤的忠誠、經驗不足、甚至是被其他被告影響下犯案均不是支持緩刑的理由；

(2) 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若涉及虛假指控無辜的人、捏造證據或賄賂證人以作出假證供等，是極嚴重的罪行以致即時監禁是唯一的適當判刑；

(3) 若果警員涉及妨礙司法公正的罪行，警員的行為會令整個制度崩潰，破壞警方的聲譽，令罪行變得更嚴重，法庭在判刑時視這情況為一個個別的類別，更應嚴厲處理；及

(4)  法庭在量刑時應考慮的因素，包括妨礙司法公正者所針對的實質罪行有多嚴重、犯案者的堅持程度和有關行為對妨礙司法公正本身的實質影響。」

59.原審法官亦考慮了Chan Siu Wai（同上）、AG v Yeung Kwong Chi CAAR 23/1987、Yeung Kwok Fai & Another v The Queen CACC 784/1980和SJ v Lee Ying Tung [2023] 3 HKLRD 667等案的案情和判刑[37]。

60.回到本案，原審法官表明會把以下的因素納入考慮[38]：

「53. …… ：

(1) 本案所涉及的罪行性質嚴重；

(2) 就第四至第六項控罪，各被告為警員，並在各自的警員記事冊及/或證人供詞記錄虛假陳述。由於警方、控方及法庭往往在刑事案件中會考慮及/或依賴警員的證供，因此本案的情節較其他同類罪行嚴重；

(3) 就第一及第七項控罪，各被告並非單獨行事，此乃加刑因素。至於第四至第六項控罪，即使各被告(即第五至第七被告)各自被檢控，三人同時犯案顯然是朝着同一目標；

(4) 警方的職責是保護市民的生命及財產、防止、偵查及撲滅罪行。他們在司法制度下亦擔當重要的角色。市民大眾對警隊有一定的期望及信任。然而，身為警員的各被告不但沒有履行他們的職責，反而濫用他們的職權，誣告無辜的市民，及/或遮蓋或意圖遮蓋閉路電視鏡頭，以防止鏡頭拍下警方在現場調查期間所作出的不當或不法行為。他們的作為令警隊蒙羞，令公眾對警隊的公正性失去信心，也打擊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

(5) 本案沒有證據顯示相關罪行涉及精心策劃，但從各被告互相配合的行為可見，他們必定在某階段已就該些行為達成共識；

(6) 本案部分控罪涉及警員捏造證據以誣告他人管有毒品，情節嚴重；

(7) 就與阿十相關的事件，本案沒有證據顯示誰人是主謀或究竟有否主謀。無論事件是如何引發，第五被告在案發現場作為最高級的警務人員，理應有權限及責任監督隊員依法行事。然而，他不但沒有履行職責，更給予指示並參與其中，本席認為他的刑責較其他被告重；

(8) 辯方認為關於阿十的藏毒案的判刑理應輕。本席不認同這說法。涉及的毒品為冰毒，冰毒的毒性較其他毒品嚴重，即使份量不多，判刑仍會較其他性質的毒品為重，並有可能因阿十有多項與毒品相關的定罪紀錄而被上調；

(9) 本席接納就第一及第七項控罪而言，堅持程度相對較短，約幾分鐘至幾十分鐘。至於第四至第六項控罪，第五至第七被告在現場清楚事發經過，卻揑造案情誣告阿十，並於稍後時間在各自的警員記事冊及/或證人供詞記錄捏造的版本，他們的堅持程度較第一及第七項控罪長；及

(10)  第一項控罪涉及的事件中，閉路電視鏡頭最終沒有被遮蓋。至於第四至第七項控罪涉及的事件，針對阿十的檢控最終被撤銷。因此，本案沒有證據顯示司法公正最終有被妨礙。」

61.最後是涉案各被告的判刑。

62.首先是D3和D4[39]：

「56. 第三及第四被告共同被裁定第一項控罪罪名成立。考慮了相關的案情、判刑原則、及上述判刑考慮事項，本席認為適當的量刑起點為2年監禁，基於二人夥同犯案，量刑起點上調3個月至2年3個月監禁。由於第三及第四被告是經審訊後被定罪，他們不能獲得一般的認罪扣減。考慮了第三及第四被告均背景良好，過往在警隊工作服務市民，及即使本案的檢控不涉及不合理的延誤，兩名被告在四年多的候審期間必然承受一定的壓力，本席酌情給予兩個月的扣減。因此，就第一項控罪，第三及第四被告的判刑均為2年1個月監禁。」

63.然後是沒有上訴的D5和D6[40]：

「57. 第五被告被裁定第四及第七項控罪罪名成立。就這兩項控罪而言，考慮了相關的案情、判刑原則、及上述判刑考慮事項，本席認為每項控罪的適當量刑起點為3年監禁。此外，涉及第五被告的控罪有加刑因素，分別為（1）就第四項控罪，第五被告的行為的目標與第六及第七被告一致，等同夥同他人犯案；（2）就第七項控罪，第五被告夥同他人犯案；及（3）在兩項控罪中，他均是隊中較高級的警務人員，他沒有履行職責監督隊員，反而容許甚至示意/指示隊員作出不當及不法行為，並親身參與。基於這些加刑因素，每項控罪的量刑起點應上調6個月至3年6個月監禁。由於第五被告是經審訊後被定罪，他不能獲得一般的認罪扣減。考慮了第五被告背景良好，多年在警隊工作服務市民，並會因本案的定罪而極大可能喪失因多年工作而應得的長俸，及即使本案的檢控不涉及不合理的延誤，被告在四年多的候審期間必然承受一定的壓力，本席酌情給予4個月的扣減。因此，就第四及第七項控罪，每項控罪的判刑均為3年2個月監禁。

58. 考慮了整體量刑原則，雖然兩項控罪均與誣告阿十管有毒品的事件有關，但涉及個別的及不同的行為，兩項控罪的刑期不應全數同期執行。本席認為第七項控罪刑期中3個月應與第四項控罪的刑期分期執行，總刑期為3年5個月監禁。

59.  第六被告被裁定第五項控罪罪名成立。考慮了相關的案情、判刑原則、及上述判刑考慮事項，本席認為適當的量刑起點為3年監禁。此外，第六被告的犯案也等同夥同他人犯案，量刑起點應上調至3年3個月監禁。由於第六被告是經審訊後被定罪，他不能獲得一般的認罪扣減。考慮了第六被告背景良好，過往在警隊工作服務市民，及即使本案的檢控不涉及不合理的延誤，被告在四年多的候審期間必然承受一定的壓力，本席酌情給予兩個月的扣減。因此，就第五項控罪，第六被告的判刑為3年1個月監禁。」

64.之後是D7[41]：

「60. 第七被告被裁定第六項控罪罪名成立。考慮了相關的案情、判刑原則、及上述判刑考慮事項，本席認為適當的量刑起點為3年監禁。此外，第七被告的犯案也等同夥同他人犯案，量刑起點應上調至3年3個月監禁。由於第七被告是經審訊後被定罪，他不能獲得一般的認罪扣減。考慮了第七被告背景良好，過往在警隊工作服務市民，及即使本案的檢控不涉及不合理的延誤，被告在四年多的候審期間必然承受一定的壓力，本席酌情給予兩個月的扣減。因此，就第六項控罪，第七被告的判刑為3年1個月監禁。」

65.最後是D8[42]：

「61. 第八被告被裁定第七項控罪罪名成立。考慮了相關的案情、判刑原則、及上述判刑考慮事項，本席認為適當的量刑起點為3年監禁。此外，第八被告夥同他人犯案，是加刑因素，量刑起點應上調至3年3個月監禁。由於第八被告是經審訊後被定罪，他不能獲得一般的認罪扣減。考慮了第八被告背景良好，過往在警隊工作服務市民，及即使本案的檢控不涉及不合理的延誤，被告在四年多的候審期間必然承受一定的壓力，本席酌情給予兩個月的扣減。因此，就第七項控罪，第八被告的判刑為3年1個月監禁。」

刑罰上訴

（D3、D4）

66.郭資深大律師和江小菁大律師繼續代表D3和D4就刑罰提出上訴。她們提出的上訴理由是判刑明顯過重。

67.關鍵內容：

由於警隊架構鮮明，有清楚的指揮鏈，而D4則為肇事警員當中職級和資歷都較低的一個，所以罪責也應該較少，但這個事實卻沒有被反映到原審量刑之上。再者D4只是扔過紙巾，為時極短，但這點同樣被原審法官所忽視。

D3攀爬和D4扔紙巾，是不同的獨立行為。他們不是同時做出同一動作。無論如何，兩人同時被控一罪並不一定令到罪行變得更加嚴重。事實是，案中並無證據顯示D3和D4夥同犯案會加劇罪行的損害。原審法官不應以夥同犯案的理由把量刑基準上調。

如前述，D3和D4嘗試遮蓋鏡頭的一刻，反毒品調查和警員的行為都尚未有異常的情況發生，所以根本沒有可損害的法院司法執行工作。

以上各情況令D3和D4的判刑明顯過重。

（D7）

68.同樣在上訴階段才接辦本案的黃佩琪資深大律師和劉穎欣大律師為D7提出兩項上訴理由。

69.理由1：原審法官未有充分顧及本案的整體及實質情況，以致量刑基準過高。

70.關鍵內容：

英國的量刑委員會（Sentencing Council）在2023年就‘妨礙司法公正’罪頒布了最新的量刑指引。把當中的判刑考慮，即罪責（culpability）與損害（harm）的釐定和權衡應用到本案，本案當被歸類為‘中’至‘低’嚴重程度（Category 2B或Category 3）而適當的量刑基準就是9個月至2年。

臚列於指引之內，並因而得出上述結果的判刑考慮包括（a）D7犯案缺乏預謀及/或犯案時間短暫；（b）D7僅於上級在場和在上級指示下犯案；（c）本案的底層罪行（underlying offence）（‘管有危險藥物’ ）相對輕微；（d）D7犯案最終也沒有造成實質影響（阿十被撤控）。以上的因素其實已包括在案例胡詠東（見上文第58段，原審《判刑理由書》第47(4)段），但原審法官卻未有認真考慮。

71.理由2：原審法官未有充分考慮D7的罪責較其他同案被告為低，以致判刑明顯過重。

72.關鍵內容：

涉案被告當中以D5的職級最高，是警長。相關的錄影顯示，他指令D8將搜獲的毒品放進D7手中的容器，期間有另一名警長51004目擊整個過程。另外，D7在記事冊杜撰案情，警長51004也有在相關的段落核實加簽。

然而，警長51004從未被起訴。至於D5，他雖然被原審法官批評沒有依法履責，反而容許甚至示意或指示隊員作出有關的栽贓行為，刑責較其他被告重（見原審《判刑理由書》第53(7)和57段），但及至判刑，同樣就文件造假一事，他的刑期（控罪4）卻比D7（控罪6）僅多出一個月。整體而言，兩項定罪的D5也只比一項定罪的D7多判4個月。

73.理由3：原審法官未有充分考慮D7的個人求情理由和正面品格。

74.關鍵內容：

D7判刑時只有29歲，入職警隊為警員只有6年，但已經多次獲得總警司、高級警司、警司，以至公眾人士的嘉許和讚賞。

D7自幼立志成為警務人員，卻因本案的單一事件前途盡毀，夢想完全破滅，甚至為人生帶來無可逆轉的陰影，所以已經是付出了極沉重的代價。

基於以上的資料，原審法官因應D7的個人背景、工作紀錄，以及候審期間所承受的壓力，只給出2個月的刑期扣減，是明顯不足的。

申請方動議入證的誓章顯示，作為警員，D7獲得的嘉許，實高達38次，發出的人還包括助理警務處長和總督察。另外，D7在候審和申請上訴期間努力學習，並獲得了某些物業管理和市場及客服課程的證書。

（D8）

75.蔡一鳴資深大律師和江小菁大律師代表D8，投訴他的判刑明顯過重。

76.關鍵内容：

根據R v Tunney (Reynolds) [2007] 1 Cr App R (S) 91，‘妨礙司法公正’的量刑受三個因素影響，即（a）和該罪有關的實質罪行（substantive offence）有多嚴重？（b）被告對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有多堅持？（c）被告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爲對相關的司法程序有多大影響？

D8的個案有幾點值得注意，即（a）D6和D7在記事冊和筆錄造假，D8沒有；（b）D8遮蓋閉路電視的鏡頭，只是一次性的行為，不像例如D6那樣堅持和重複地作造假去誣陷阿十（包括在記事冊、筆錄和阿十的警誡會面紀錄捏造案情）；（c）跟D6和D7等人不同，D8遮蓋鏡頭的行為本身沒有導致阿十被錯誤檢控；（d）相反，案中並無證據顯示（i）D8的行為曾損害任何法庭需要進行的司法程序及（ii）鏡頭被遮蓋後有進一步的違法或違規行為發生；（e）D8只是聽從職級較高的D5行事，所以實非如原審法官所認為，只是D5的簡單一個共犯。

基於以上的分析，D8的量刑基準實在不應該和D5一樣（見HKSAR v Hui Sze Ping CACC 426/2002；HKSAR v Law King-yip & Others CACC 369/2003；Tyler v R (2007) 173 A Crim R 458, §471）。他的量刑基準和最終刑期也不應該和D6和D7一樣。

綜合上述所有因素，D8的刑期就是明顯過重。

分析討論

（上級指示）

77.這是不服刑罰的四名申請人都依賴的上訴理由。

78.受上級指示犯案，是上訴法庭在地鐵站短樁案Secretary for Justice v Li Che Hing & Others [2001] 2 HKLRD 229要處理的其中一個議題。以下是署理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梅賢玉的相關觀察和判斷。簡單講，就是作爲量刑考慮，案件的整體嚴重性要遠比被告之間的不同角色重要，而且該案的角色差異也確實較小（第233頁D至234頁B）：

“ It is evident from reading the reasons for sentence as a whole that besides adopting too low a starting point the Judge fell into error in two ways.

The first was that the Judge attached much too much weight to the submissions which were made to him in mitigation to the effect that these men were simply doing what their superiors ordered them to do. It had been said in mitigation that they had obtained no financial benefit themselves for what they had done. They had only acted in the way they had to avoid being dismissed.

Mr McWalters accepted that the culpability of these respondents was less than that of the superior officers in their employers I-P Foundations Ltd.

However he submitted that in arriving at an appropriate sentence it was essential to have regard to the overall seriousness of the offence. He contended that this was of much greater significance than the actual roles assumed by the individual conspirators which on account of their different duties would vary. They were all endeavouring to achieve the same end.

In this connection he placed reliance upon Keith JA’s acceptance of the view of the Trial Judge in HKSAR v Kwok Chi Hung (unrep., CACC No 261 of 1999, [2000] HKEC 757):

… where he unhesitatingly rejected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defendants’ conduct was in any way excused by their vulnerable position as employees whose employment would have been put at risk if they had declined to go along with the scheme.

In considering the roles which were exercised by these respondents in this conspiracy it is not, on the material which was before the Judge, possible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respondents in any significant way their involvement.

There were of course some differences. For example R1 ceased being a conspirator at an earlier stage than the other respondents. However as against this he had been the person who had relayed the instructions to R2 and R3. We consider that the most just course to adopt is to find each of these respondents equally culpable and to adopt a similar starting point for them all.

As has been indicated earlier in this judgment the respondents were fully aware of what this conspiracy involved and the Judge should have adopted a starting point of 6 years’ imprisonment.”

79.該案在後來的港珠澳大橋劣質混凝土案律政司司長 訴 謝德禮和其他十一人[2021] HKCA 909，被不同組合的上訴法庭採納和引用（第132至134段）。上訴法庭副庭長楊振權接著表示（第135段）：

「135. … 本庭亦認為原審法官給予各答辯人是受上司壓力而犯案，及各答辯人品格良好等減刑因素過大的比重，而忽視了本案的串謀詐騙罪行的嚴重性，導致各答辯人的刑罰過輕，是一名法官在考慮過全部有關因素後，不會合理地認為是屬於恰當的判刑範圍之內。」

80.在本案，D5的職級確實最高，而且現場亦有另一名同級警長51004沒有被起訴。不過，跟Li Che Hing和謝德禮 的被告不同（見前案第233頁E和後案第130段），本案四名申請人都沒有以受上級指示為求情理由（見原審《判刑理由書》第18至43段）。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分別。說白了就是沒有這方面的證據或基礎。反過來，根據本案的整體案情，涉案各被告的行為其實是相當接近的。即使是現場的錄影，人們也可以清楚見到，包括D5在內的所有涉案人員，都是神態自若，沒有半點猶豫或不自在的。綜合上述各點，再加上本案自身的嚴重性，原審法官有權不因為這個理由而調低個別被告的刑期。這是本庭的裁決。

（英國指引）

81.黃資深大律師為D7要求本庭借鑒英國量刑委員會（Sentencing Council）的指引。如果這個要求成立，這套指引也自然會對其他三位申請人起作用。

82.就該套指引的地位和作用，上訴法庭曾在律政司司長 訴 龔逸勤 [2020] HKCA 907指出（第37段）：

「37.  李大律師指上訴法庭曾屢次參考英國量刑委員會的指引，這話正確但不全面。例如，上訴法庭在Chu Wing Yin Christine參考英國和澳洲的做法，目的是要借鑒它們判罰‘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的原則而非刑種和刑期。上訴法庭在Ngo Van Nam參考的，也是及早認罪在不同普通法法域的減刑機制而非實質扣減額。當然，麥機智副庭長在Chu Wing Yin Christine表示，外地的資料，對拿捏同類控罪的量刑幅度「或許」有幫助，但他亦提醒大家要小心，注意不同法域的特有情況和各種分別。就這一點，本庭注意到，英國的‘意圖抗拒拘捕而襲擊’罪，並不以公職人員為唯一標的，它涵蓋因抗拒公民逮捕而使用的武力，這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分別。本庭亦注意到，臚列於指引內的加重罪責因素，部分用詞含糊卻可能適用，令人很懷疑能否單看指引表面便可界定本案為較低的級別。本庭不認為這方面的陳詞對本案有幫助。」

83.一言蔽之：由於各種地域上的差異，包括在該套指引內的判刑選項和刑期幅度，並不普遍適用，在香港的參考價值非常有限。至於當中提到的判刑考慮，或說量刑因素，正如黃資深大律師承認，它們和香港的案例其實有很大重疊。所以，真正的問題只是某些對被告有利的因素是否被忽略，或沒有從原審法官拿到該有的比重（見下文第91段）。

（相對罪責）

84.郭資深大律師認為，D4的職級和資歷較低，具體的犯罪行為也較輕，所以罪責也較為輕微。類似的主張也見於黃資深大律師和蔡資深大律師的陳詞 -- 他們是明確地把D5拿來和D7及D8相比。另外蔡資深大律師亦把D6及D7拿來和D8相比。

85.對於以上的陳詞，本庭有下述觀察。

86.作爲求情理由，受上級指示雖然並不適用，但D5有較高罪責，卻是原審法官接納的（見上文第58段，原審《判刑理由書》第53(7)段），而且也反映到實際的量刑當中。例如，D5的控罪4（虛構案情）和控罪7（遮蓋鏡頭），它們的量刑基準就要上調得比其他被告的相應甚或同一罪行為高（見上文第60至63段，原審《判刑理由書》第56至61段）。

87.D6控罪5和D7控罪6（虛構案情）的犯案堅持程度較高，原審法官是知道的（見上文第58段，原審《判刑理由書》第53(10)段），但原審法官卻同樣以3年為控罪5、控罪6和D8控罪7（遮蓋鏡頭）的量刑基準（見上文第63至65段，原審《判刑理由書》第57至61段）。這個表面矛盾，其實不難解釋，尤其當原審法官只是以2年為D3、D4控罪1（遮蓋鏡頭）的量刑基準（見上文第60段，原審《判刑理由書》第56段）。非常明顯，那就是因為控罪7成功拉黑鏡頭40分鐘而控罪1則嘗試遮蓋鏡頭失敗。同理，相對於成功的控罪7，控罪5和6也是失敗的。

88.總括而言，原審法官對被告之間的相對罪責並不缺乏敏感，而且也有反映到具體的量刑之中。至於反映得是否足夠，就是關乎斟酌權衡的另一判斷（見下文第91段）。

（夥同犯罪）

89.郭資深大律師認爲，D3和D4行爲各異，不構成夥同犯罪；又或即使構成夥同犯罪，相關的罪行也不會變得更加嚴重。蔡資深大律師亦認爲，D8只是聽命於D5，所以不是真正意義的夥同犯罪，不應該以夥同犯罪論處。以上這些主張，要麽是沒有典據支持，要麽就是已經處理，無需本庭另花篇幅。

（個人情況）

90.有上進心，認定自己的方向一直努力，在過程中不斷贏得上司的嘉許，這應該是D7的真實寫照。然而，在嚴重罪行面前，個人的正面品格，比重會變得較輕，甚至微不足道，也是確立已久的判刑原則。另外，警務人員積極打擊罪惡，當然是社會大眾的期望，但如果過於熱衷，在缺乏相關證據下仍然因為認定某人有罪而不惜栽贓，那就會變成另一種罪惡，造成更大的禍害，即背離法治。

（全案縱覽）

91.即使按照英國量刑委員會的指引去分析，本案都是相當嚴重的。例如，指引提到的濫用職權（abuse of position or office）、經過計劃（planned nature of conduct）、底層罪行嚴重（underlying offence serious）、為無辜者帶來嚴重後果（serious consequences for an innocent party (for example arrest)），及嚴重影響司法執行工作（serious impact o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原審法官都注意到了。另外就是其它會增加罪行嚴重性的一般因素。原審法官全部拿捏得宜（泛見上文第58段，原審《判刑理由書》第53(1)至53(10)段）。上述所有這些因素，部分會推高被告的罪責（culpability），部分則加劇所造成的損害（harm），所以就算按照英國的指引來分類，本案也可以定義為‘高’嚴重程度。這是一個縱觀全局的結論，不會因為個別被告的行為相對簡單和阿十最終也被撤控等零星甚至隨機的理由而遭到否定。原審各項量刑基準，以及因應不同罪責和輕判請求而作出的調整，都是合理和原審法官有權作出的，沒有干預的理由。這是本庭的判斷和裁決。

全案判決

92.所有許可申請和相關的上訴駁回，原審各項定罪和判刑維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