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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457/2023
[2025] HKDC 1902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3年第45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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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士： |
黃榮智先生，為外聘檢控官，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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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超卓先生及邱治瑋先生，由鄧耀榮律師行延聘，代表被告人 |
| 控罪： |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Dealing with property known or believed to represent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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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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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人被控一項「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違反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及(3)條。
論點
2.2016年12月28日，被告人以「姚瑋君」的名字登記成立Asia Commerce Group Ltd亞洲商業集團有限公司（ACG）。被告人是ACG的唯一董事。2017年2月15日，被告人於中銀香港（中銀）開設了公司戶口。被告人是該戶口的唯一授權使用人，只有被告人有此戶口的網上理財代用名及密碼。2020年4月23日，被告人改名為「姚㦤哲」。
3.控方指2021年1月20日及21日，被告人以ACG的帳戶號碼012-616-9-217795-5（ACG的外幣戶口）接收兩筆來自電騙的款項，合共609,615.20美元。
4.控方指被告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匯進ACG外幣戶口的匯款全部或部份、直接或間接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但被告人仍處理該財產。
5.辯方不爭議上述兩筆匯款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亦同意兩筆款項匯進ACG外幣戶口。可是辯方指案發時被告人只是連同涉案戶口出售ACG。綜觀雙方的陳詞，本案的論點是：
(1) 辯方的證供是否可信；
(2) 被告人有否「處理」涉案款項；
(3) 考慮到被告人的情況、思維及成見等，他有否合理理由相信該戶口用作處理從可公訴罪的得益的財產；
(4) 法定辯解是否適用。
控方證供
承認事實
6.控方的整個案情不受爭議。控辯雙方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65C條承認的事實呈為控方證物P6，內容如下：
(1) 2016年12月28日，被告人用「姚瑋君」的名字登記成立了Asia Commerce Group Ltd亞洲商業集團有限公司（ACG）。被告人是唯一的董事。ACG的公司註冊處文件呈為控方證物P1。
(2) 2017年2月15日，被告人在中銀香港（中銀）開了公司戶口。被告人是該戶口的唯一授權使用人。該戶口的銀行家誓章呈為控方證物P2。只有被告人擁有該戶口的網上理財代用名及密碼。
(3) 2020年4月23日，被告人改名為「姚㦤哲」。就被告人改名的人事登記處記錄呈為控方證物P3。
匯款1
(4) 2021年1月20日，一間外國公司Valente Trucking Inc被騙，將202,472.30美元電匯到ACG的外幣戶口。該金額在少於5小時內經網上4次被轉走，直至剩下791.18美元。
匯款2
(5) 2021年1月21日，另一間外國公司Eppoo Enterprises Inc被騙，將407,216.60美元電匯到ACG的外幣戶口。警方及時通知中銀，該戶口被凍結。
拘捕
(6) 2022年7月11日，被告人被拘捕，罪名為「處理贓物」罪。
稅局紀錄
(7) 稅局紀錄顯示ACG只曾就2019/2020年提交周年申報表。而周年申報表記錄顯示其營業額為零。ACG呈交給稅務局的審計報告呈為控方證物P4。
(8) 稅局記錄的僱主申報顯示，被告人曾在不同餐廳受雇為燒味師傅：
| 年度 |
收入 |
| 2019/2020 |
87,643元 |
| 2020/2021 |
213,517元 |
| 2021/2022 |
9,600元 |
僱主報稅表呈為控方證物P5。
(9) 案發時，被告人沒有刑事定罪紀錄。
(10) 一份日期為2020年1月9日有關ACG的周年申報表呈為辯方證物D26。
辯方證供
被告人的證供
7.被告人原名是「姚瑋君」。他指於2019年4月改名為「姚懿哲」。
8.被告人現年58歲，已婚，兩人育有一名10歲的女兒。被告人曾接受高中程度教育。他於國內出生，2015年移居香港。
9.被告人稱於國內是一名商人，分別於4個省份（山東、山西、湖北及廣東）經營「名牌特賣場」，即售賣一些「過季」的名牌衣服及飾物，包括Coach、MK、Tory Burch、Furla、CK、Tommy James及EA等。
10.2005年，他從一間名為「離岸港」位於上海的秘書服務公司（離岸港）購買一間香港公司；該公司名為「Mega Honest International Limited益誠國際有限公司」。被告人是該公司的唯一股東及董事。該公司2005年的周年申報表（日期為2005年9月28日）呈為辯方證物D1。被告人指當時國外公司於國內營商，首3年可獲稅務優惠。購入該公司後，被告人用作於肇慶經營名牌特賣場。該業務十分成功。兩年後，被告人將該公司售予一間位於內地，名為浙江永健置業有限公司的發展商，並獲得300萬人民幣的利潤。
11.2008年，被告人再透過「離岸港」成立另一間名為「Mega Hones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Co Ltd益誠（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的香港公司。被告人是該公司的唯一股東及董事。該公司的首任秘書及董事通知書（日期為2008年6月12日）呈為辯方證物D2。該公司日期為2009年6月12日的周年申報表呈為辯方證物D3。購入該公司後，被告人用作於台州營運「名牌特賣場」。兩年後，被告人將該公司售予一間位於台州的房地產公司，獲得200萬人民幣的利潤。
12.2010年，被告人透過其前妻「梁雪香」成立「Fuleight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孚萊特（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該公司的法團成立表格呈為辯方證物D4。當時該公司由被告人出資約300萬元，用作於尖沙咀樂道6-9號經營「名牌特賣場」。該「名牌特賣場」的照片呈為辯方證物D5。該「名牌特賣場」的租金高昂，而且夫妻二人亦因營運發生爭拗，最終導致兩人離婚。因此該「名牌特賣場」經營三年後便結業。被告人與妻子離婚（婚姻訴訟編號11474/2015）的絕對離婚命令（日期為2016年6月27日）呈為辯方證物D6。孚萊特結業後，被告人返回內地，照顧患有癌症的母親，陳彩珍。母親於2016年10月離世，其死亡證明書呈為辯方證物D7。
13.2016年12月，被告人透過一名叫「陳志南」的人士在香港成立ACG，打算繼續在内地營運「名牌特賣場」。「陳志南」是一間秘書服務公司的負責人。
14.以香港公司於內地營商的程序是先購入或成立一間香港公司；之後再在內地成立「子公司」。因該「子公司」是港澳台外資公司，可獲稅務優惠，首3年不用支付稅款。一直以來，被告人都是以此方式用香港公司（包括益誠國際有限公司及益誠（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在內地經營「名牌特賣場」。被告人從上海的一間秘書服務公司購入益誠國際有限公司，在於內地成立「子公司」。該公司於內地的「子公司」名為「肇慶太平洋奧特萊斯有限公司」。因香港的公司沒有收入，因此亦沒有報稅。因已超過7年，被告人無法提供益誠國際有限公司及益誠（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的財務報表。經營2年後，被告人以300元人民幣將「子公司」出售予一個發展商。香港的「母公司」則交給秘書服務公司處理。
15.成立ACG後，被告人與國內的合伙人發生爭拗，因此沒有以ACG營運「名牌特賣場」。被告人有興趣在香港營商，對燒味餐廳特別有興趣，因此便於不同餐廳工作（包括大家樂、大快活、美心及位於新蒲崗的燒豬工場），爭取營運餐廳的經驗。2024年3月，被告人於旺角開設一間名為「阿壹叉燒皇」的燒臘店。該燒臘店的商業登記及照片分別呈為辯方證物D8及D9。
16.成立ACG 後，該公司一直沒有業務，但仍有營運成本。每年公司仍須支付秘書服務公司的費用、報稅及支付商業登記的費用，成本每年約1萬元。2020年出現疫情，對所有行業造成嚴重影響，被告人亦看不見有任何商機。2020年8月，被告人決定經香港的秘書服務公司及於內地互聯網上放售ACG。2020年10月，內地一間秘書服務公司的「梁先生」表示找到買家。被告人要求的售價為8萬港元；可是「梁先生」因為售價太高，買家需要時間考慮。2020年11月，「陳志南」表示找到買家，但該買家只願意出價最多17,000元購買ACG。因內地的「梁先生」沒有回覆，被告人接受以17,000元將ACG售予「陳志南」介紹的客戶。2020年11月19日，被告人簽署出售ACG的協議。該協議呈為辯方證物D10。協議的內容如下：
「甲方（轉讓方） ：Asia Commerce Group Limited
代理方（中間方） ：Apex Start Limited
乙方（接收方） ：Sze Tat Fai David
甲方Asia Commerce Group Limited於2016年12月28日，在香港註冊成立。
註冊證號：2469296
乙方公司董事Sze Tat Fai David授權代理方Apex Start Limited將此公司接收。
甲方保證所有的公司文件真實有效，轉讓前公司全套資料能用於銀行開戶，並承擔擁有此公司期間所有法律責任和債權債務問題，甲方承諾此前所產生任何費用及債權債務和法律責任，一概與乙方無關；乙方承諾，轉讓後公司所產生的任何債權債務關係與甲方無關。
1. 增發股份
甲方同意增發10,000股公司股份予乙方。
2. 協助銀行開戶
甲方同意協助乙方到銀行處理加入乙方為公司股東董事的事宜。
3. 股份轉讓
成功開戶後甲方會把股份全部轉給乙方及辭任董事。
4. 轉讓費用
總數$17,000，先付$5,000訂金，完成加入董事後再付現$12,000。
| 代理方：Apex Start Limited |
甲方：姚懿哲 YIU YEE CHIT |
| 簽署（蓋章）： |
簽署（蓋章）： |
| 2020年11月19日 |
2020年11月19日」 |
17.根據該指稱協議，被告人接獲5,000元訂金。被告人指，協議沒有訂明何時完成交易。被告人對12月下旬或1月初完成交易感到不滿。
18.等候完成交易期間，被告人於 2020年12月9日接獲內地「梁先生」的查詢。被告人向「梁先生」表示「在變更中」。12月18日，被告人問「梁先生」是否有人想購買ACG。同時，被告人向「陳志南」表示希望撤銷協議（D10）、退回訂金及賠款5,000元。
19.撤銷協議（D10）後，被告人開始和「梁先生」商討出售ACG。「梁先生」表示客戶願意以8萬元人民幣購買ACG，但要求被告人確認ACG的銀行帳戶可正常運作；完成交易後，買方會負責股份轉讓、更換董事及更改銀行帳戶簽署人的事宜。被告人特別要求，買方須完成股份轉讓及更改董事後才可使用ACG的銀行帳戶。雙方同意條款後，被告人 向「梁先生」提供一份由「陳志南」草擬的協議作樣本。
20.後來，被告人經微信接獲經買方修改的協議書（辯方證物D11），內容如下：
| 「轉讓方: |
受讓方: 郭江源 |
| 「以下簡稱甲方」 |
「以下簡稱乙方」 |
| 身份證： |
身份證: 441881199707065314 |
| 地址： |
地址: 吳州大道鴻達莊園南區9棟1201號 |
鑒於甲方在 亞洲商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合法擁有100%股權，現甲方有意轉讓其在公司擁有的全部股權，並且甲方轉讓其股權的要求已獲得公司股東會的批准。
鑒於乙方同意受讓甲方在公司擁有100%股權。
鑒於公司股東會也同意由乙方受讓甲方在該公司擁有的100%股權。
甲、乙雙方經友好協商，本着平等互利，協商一致的原則，就股權轉讓事宜達成如下協議：
第一條股權轉讓
1. 甲方同意將其在公司所持股權，即公司註冊資本的100%轉讓給乙方，乙方同意受讓。
2. 甲方同意出售而乙方同意購買的股權，包括該股權項下所有的附帶權益及權利，且上述股權未設定任何（包括但不限於）留置權、抵押權及其他第三者權益或主張。
3. 協議生效之後，甲方將對公司的經營管理及債權債務不承擔任何責任、義務。
第二條：甲方聲明
1. 甲方為本協議第一條所轉讓股權的唯一所有權人。
2. 甲方作為公司股東已完全履行了公司註冊資本的出資義務。
3. 自本協議生效之日起，甲方完全退出公司的經營，不再參與公司財產、利潤的分配。
第三條：乙方聲明
1. 乙方已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
2. 乙方承認並履行公司修改後的章程。
3. 在收到密碼器後乙方不得擅自利用甲方戶口進行轉賬使用，一旦使用甲方戶口，出現一切後果有乙方承擔，直到股東變更為乙方所有為止。
第四條：有關股東權利義務包括公司盈虧（含債權債務）的承受
1. 從本協議生效之日起，乙方實際行駛作為公司股東的權利，並履行相應的股東義務。必要時，甲方應協助乙方行駛股東權利、履行股東義務，包括以甲方名義簽署相關文件。
2. 從本協議生效之日起，乙方按其所持股權比例，依法分享利潤和分擔風險及虧損。
第五條：協議的變更和解除
發生下列情況之一時，可變更或解除本協議，但甲乙雙方須簽訂變更或解除協議書。
1. 由於不可抗力或由於一方當事人雖無過失但無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協議無法履行；
2. 一方當事人喪失實際履約能力；
3. 由於一方違約，嚴重影響了另一方的經濟利益，使合同履行成為不必要；
4. 因情況發生變化，當事人雙方經過協商同意；
5. 合同中約定的其他變更或解除協議的情況出現。
第六條：違約責任
1. 如協議一方不履行或嚴重違反本協議的任何條款，違約方須賠償守約方的一切經濟損失。除協議另有規定外，守約方亦有權要求解除本協議及向違約方索取賠償守約方因此蒙受的一切經濟損失。
第七條：保密條款
1. 未經對方書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向其他第三人洩漏在協議履行過程中知悉的商業秘密或相關訊息，也不得將本協議內容及相關檔案材料洩漏給任何第三方。但法律、法規規定必須披露的除外。
2. 保密條款為獨立條款，不論本協議是否簽署、變更、解除或終止等，本條款均有效。
第八條：爭議解決條款
甲乙雙方因履行本協議所發生的或與本協議有關的一切爭論，應當友好協商解決。如協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權按下列第 種方式解決：
1. 將爭議提交武漢仲裁委員會仲裁，按照提交總裁時該會現行有效的仲裁規則進行仲裁。仲裁裁決是終局的，對甲乙雙方均有約束力。
2. 各自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訴。
第九條：生效條款及其他
1. 本協議經甲、乙雙方簽紙蓋章之日起生效。
2. 本協議生效後，如一方需修改本協議的，須提前10個工作日以書面形式通知另一方，並經雙方書面協商一致後簽訂補充協議。補充協議與本協議具有同等效力。
3. 本協議執行過程中的未盡事宜，甲乙雙方應本着實事求是的友好協商態度加以解決。雙方協商一致的，簽訂補充協議。補充協議與本協議具有同等效力。
4. 本協議之訂立、效力、解釋、終止及爭議之解決均適用中國人民共和國法律諮相關規定。
5. 甲、乙雙方應配合公司盡快辦理有關股東變更的審批手續，並辦理相應的工商變更登記手續。
6. 本協議正本一式四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公司存檔一份，工商登記機關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020年12月31日」
21.被告人解釋，協議（D11）第3條第3段有關使用銀行戶口的條款是由他提出的。被告人聲稱認為該協議是正常及公平的協議。被告人稱收到該協議時他正於美心上班，沒有打印機；因此沒有打印及簽署該協議。雙方只於微信表示確認協議條款。買家向被告人提供其身份證，並支付2,000元人民幣訂金。買家郭江源的身份證及銀行就該2,000元人民幣的轉賬文件分別呈為辯方證物D12及D13。
22.收到訂金後，買家要求被告人提供公司印章、銀行編碼器、公司章程及商業登記。因當時受疫情影響，如被告人返回內地，須隔離28天。於是被告人將上述物品寄給他在深圳的朋友「黃祥先生」（黃先生），再由「黃先生」面交給買家。將上述物品交給買方的目的是讓買家到黃先生深圳的辦公室驗證公司銀行戶口。被告人亦要求買家郭江源親自到黃先生的辦公室，好讓黃先生確認買家與身份證（D12）脗合。
23.驗證公司銀行戶口的意思是確認銀行戶口可以正常運作。買家到達其辦公室後，黃先生將上述所有物品交給買家，讓買家登入公司銀行戶口。證實公司銀行戶口可正常操作後，買家便支付78,000元人民幣的餘款給被告人。有關餘款的轉賬文件呈為辯方證物D14。黃先生亦將上述所有物品交給買家。
24.被告人承認，將上述物品交給買家時，轉換股東、轉換董事及轉換銀行戶口簽署人的手續仍未辨妥。他聲稱相信買家會單方面處理轉名事宜。他只知道要轉名，但不熟悉有關手續。之前出售其他公司的手續均由秘書服務公司處理。
25.2021年1月20日，被告人獲悉秘書服務公司（即陳志南的秘書服務公司）收到中銀的信函，表示公司的電郵地址、電話號碼及密碼已被更改。該信件呈為辯方證物D15。被告人認為買家已違反協議（D11）。於是被告人立刻聯絡「梁先生」，通知買家在轉換股東、董事及銀行簽署人之前不可更改銀行資料，因被告人須查驗公司銀行戶口。「梁先生」表示會聯絡新董事，但後來指新董事正忙碌。
26.2021年1月27日，「梁先生」表示秘書服務公司已向公司註冊處作出申請。被告人質疑為何無須他簽署任何文件。「梁先生」表示秘書服務公司可代被告人處理。因「梁先生」亦經營秘書服務公司，被告人信以為真。
27.2021年1月28日，被告人接獲數封中銀的信件。銀行指有人誤將200,000美元轉賬至ACG的銀行戶口，要求被告人授權權逆轉該交易。該些信件呈為辯方證物D16。接獲該些信件後，被告人看見收款人的名稱，其中一個接獲最大額轉賬的收款人是「湖州創達進出口有限公司」，金額為100萬港元。被告人上網搜尋該公司的資料，看見該公司位於湖州市吳興高新區派出所的管轄範圍。2021年2月2日，被告人致電該派出所向公安報案，表示公司誤將超過100萬港元轉賬至湖州創達進出口有限公司的戶口，要求公安聯絡湖州的公司及交還款項。公安表示款項由香港的銀行戶口轉賬，被告人應向香港警方求助，內地的公安無法處理該事件。被告人與湖州吳興高新區派出所的電話記錄呈為辯方證物D17。被告人從百度截圖的吳興區高新園區派出所的資料呈為辯方證物D18。
28.同日，被告人前往旺角警署報案。被告人向警方表示他在香港有一間正被出售的公司，在被告人不知情的情況下有兩筆美金轉賬入公司的戶口內，其中20萬美元已被提取，銀行要求被告人支付該20萬美元；被告人對該些交易全無認知，是無辜的。警方表示被告人可備案，給予被告人一張「報案卡」及建議被告人聯絡中銀。「報案卡」呈為辯方證物D19。當時銀行已關門，於是2021年2月3日被告人才到中銀。被告人向銀行職員表示已報案，銀行職員建議被告人向律師求助。另外，銀行職員提供一份重新申請編碼器的表格給被告人。後來被告人接獲新的編碼器。銀行派送新編碼器的信件呈為辯方證物D20。
29.後來，被告人聯絡律師。2021年2月22日，一位「梁律師」代被告人發信予商業罪案調查科，表示被告人是一宗商業詐騙案的受害人，涉及20萬美元，並表示被告人願意報案及提供證人供詞。該信件呈為辯方證物D21；被告人與「梁律師」的微信記錄呈為辯方證物D24。後來「梁律師」表示商業罪案調查科將被告人的案件轉介往旺角警署跟進。
微信通訊
30.被告人將他與指稱秘書服務公司職員「梁先生」的微信訊息呈為辯方證物D22。被告人於微信的代號是「Jelo」。
31.兩人首次接觸訊息的主要內容如下：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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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 |
被告人 |
| 2020年10月23日 |
您好，我是香港公司售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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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梁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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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一家香港公司要轉讓是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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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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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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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有帶帳戶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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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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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16年註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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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開下來多久了，有走過賬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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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開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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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走過資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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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沒有運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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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邊打算多少錢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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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12月註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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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你只能出8萬，我意思最好能夠給10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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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維護費用都不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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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客戶需要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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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萬我都覺得很猶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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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運營的話一年維護費用大概是3千塊錢左右，要價80,000太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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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千怎麼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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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要報稅，要給秘書公司費用，差不多1萬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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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高就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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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銀行開戶都不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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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帳戶，指定和非指定的額度是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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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發送秘書服務公司收據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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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一下收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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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的挺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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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帳戶，指定和非指定的額度是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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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發送秘書服務公司收據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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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發送銀行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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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萬人民幣，過戶費用你們自己付，行就簽3方合同，讓我這邊秘書公司代辦變更，不行就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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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第三方合同是轉讓合同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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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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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和代辦變更的秘書公司3方合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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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您讓秘書公司把轉讓合同發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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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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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發送公司的商業登記及成立證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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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帳戶開下來，一共有走過多少賬，就是收過多少筆，一共是多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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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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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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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發一下帳戶的餘款截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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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發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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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還有50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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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您方便的話登陸網銀把餘額截圖發我一下就好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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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明天上午發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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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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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請問這個帳戶預留的電話都是你一個人的嗎，是個人持有，還是股東也能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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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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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也是我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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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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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公司，您是百分百占股，沒有其他股東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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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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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這邊要了這個帳戶，現在也過不去香港過戶，您這邊可以保障這個帳戶在三個月內我可以正常使用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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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能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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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秘書公司辦理過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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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戶要本人過港才行，秘書公司只能辦理公司改股改董，我這邊意思是改股改董後就要使用帳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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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戶口除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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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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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所有戶口資料給秘書公司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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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公司控股股東，你隨時有權可以到銀行做變更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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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之後你讓我做什麼都沒有權力處理了 |
32.「梁先生」指未能作出決定，被告人表示會將ACG賣給其他客戶。後來「梁先生」再次接觸被告人，短訊主要的內容如下：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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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 |
被告人 |
| 2020年12月9日 |
您好 您之前的香港公司已經轉讓出去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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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變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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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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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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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邊還有客戶要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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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邊他們要先加銀行比較麻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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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加銀行，是我們之前談論過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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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一下客戶，上一家是為什麼不要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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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要，他們要先加銀行戶口股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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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早點確定，我還沒有退訂金給他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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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發送他與香港陳董Frank的對話紀錄。該陳董表示：「我也聽說，有些人想要有流水的銀行戶口，若今年有跌數的話便可問政府借貸」
被告人答：「那之前不知道，否則每個月讓戶口進進出出就可以」
陳董回應：「要整年都做功夫，也不知政府有這樣的資助」
被告人答：「是的，比較麻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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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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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19日 |
早上好，可以發一下銀行指定和非指定的轉賬額度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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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邊找到客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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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的，晚上我發給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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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購入之後我給您打訂金然後您把資料寄過來，驗證帳戶之後支付全款，這個有問題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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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要簽合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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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主要寄哪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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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這個沒問題 香港公司整套資料，銀行編碼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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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把合同擬好發給我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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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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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搞好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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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可以用您上次那份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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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份為基礎，看看大家有沒有地方修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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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需要修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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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晚上修改後再發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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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沒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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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金，我這邊到時候先打5000，收到資料後一天內沒問題的話一天內支付尾款，這樣有問題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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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肯定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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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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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深圳或者內地有朋嗎，可以當面交易，驗證沒問題後支付存款給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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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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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什麼時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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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確定好時間，我把所有資料寄給朋友，讓他過來和你對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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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合同也要先簽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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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的，沒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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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登陸一下看一下帳戶來有多少錢，能正常操作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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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晚上合同修改好發給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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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發你一次過，餘額還有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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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再發給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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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發送銀行餘額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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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上次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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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再登陸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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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打200港幣進去，看能不能正常接收，加上到時候驗證帳戶需要有一點錢，方便驗證結匯轉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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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運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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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驗證結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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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注意是到時候客戶要驗證帳戶，要嘗試轉賬和結匯的功能，所以裏面要有一點資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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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客戶到時候打一點錢驗證一下就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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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了都沒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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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如果不能用，銀行就直接通知關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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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今年銀行對中小企業都有特別照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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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沒問題，我這邊今天確人時間，周日或者周一您就可以寄回國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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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發出截圖：
BOCHK
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中銀香港BO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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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簽訂後，我才寄過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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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訊息12月1號銀行發的，認購不能用銀行還發訊息給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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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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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用擔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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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網銀都用iGBT功能進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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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發截圖：
中銀香港：經本行申請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助您解決資金周轉需要，貸款金額高達1800萬，還款期長達7年，可享高達HK$100,000擔保費資助，更可享最多12個月利息補貼，補貼年利率高達3%。詳情可致電3988 2128。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查詢EN/取消UN 3988 2128。借定唔借？還得到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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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貸款訊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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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這樣可以嗎，因為寄資料也需要3天左右，您今明天安排寄出來，我們明天或者週一簽訂協議，因為客戶下周有別的事情要出深圳，想盡快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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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晚上把合同發給你，沒有問題先電子簽，然後訂金先付5000，我明後馬上寄給朋友，順豐一兩天就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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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你們就可以當面驗證，還有必須要股東過完戶才可以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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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我要承擔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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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訊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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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總訂金這個可以不用了吧，我們簽訂合同之後，您安排寄給你內地的朋友，到時候我們在深圳直接交易就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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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行的，萬一我幾過去你那邊又有變化呢，而且我這邊要退人家訂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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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協議後打2000訂金給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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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新董事要求，他自己這邊改股改董，完成後他會發資料給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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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完之後客戶才會使用帳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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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但是銀行密碼係必須在變更後給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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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姚總 香港公司的註冊資金是多少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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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萬港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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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器股東變更後他們也要重新更換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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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訊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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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總 那你今晚可以提供中銀，指定和非指定的轉賬截圖嗎，之前發的都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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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沒有用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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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賬紀錄沒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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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天轉賬的額度，不是轉賬紀錄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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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度有的，我晚上再看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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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是這種截圖，那您晚上有空的時候我們再溝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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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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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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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網銀登陸不了，要星期一我去銀行問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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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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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發出與「香港陳董Frank」對話的截圖：
陳董：要整年都做功夫，也不知政府有這樣的資助
被告人：是的，比較麻煩的
被告人：陳生，我可能等不到下個月了，要不把訂金退給他們
被告人：陳生在嗎
被告人：陳生，太麻煩了，星期一你通知對方吧，取消算了。不好意思。
陳董：股東和董事之前已加入了公司，現在他已是股東，只是等銀行更新資料。而且客人付了訂金，不是只取消，更要貼訂金，無理由白白浪費金錢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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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麻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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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訊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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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上一個客戶已經加入了你的香港公司成為了董事對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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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只能等週一 您去銀行看一下具體是什麼情況，怎麼解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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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沒有簽名，應該不能加入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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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去了一趟銀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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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上次登陸銀行是什麼時候，有沒有可能是帳戶密碼錯誤登陸不上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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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就是秘書公司現在想掙這個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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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錯誤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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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想白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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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去申請加入帳戶的股東，可能是銀行暫時凍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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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上沒有調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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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理由要扣錢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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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
| 2020年12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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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轉讓合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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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梁你好，合同你先看一下，明天我去銀行處理戶口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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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邊確定嗎，如果不能確定我就不折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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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的 客戶現在就等着資料驗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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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條款有沒有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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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沒發給新董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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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把合同條款確定好，這樣我這邊戶口沒有問題就馬上可以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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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董事在沒有收到密碼器情況下怎麼支付尾款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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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器是轉賬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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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天驗證帳戶，當天馬上改股改懂，改完後你這邊把資料密碼器給到新董，然後支付尾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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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當天能夠改完當天就可以交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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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就完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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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邊秘書公司早上交文件，當天能改好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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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你說帳戶驗證後付餘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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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不是很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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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當天沒有那麼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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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股改董你說自己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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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的情況是您吧所有資料給到新董的情況下，他才會支付全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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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密碼器一起給到時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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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您說要改董後才給他，只能驗證後，馬上改董，完成後開始交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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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合同修改下，我再看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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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價格不寫在合同上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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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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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總方便語音通話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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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等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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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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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訊息] |
| 2020年12月2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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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密碼錯誤，需要重發一次，要一個星期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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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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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要寄新密碼一封信到公司，比較麻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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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剛開早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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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到秘書公司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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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這個沒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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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晚上回去再試一下，銀行說5次才鎖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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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打開明天就可以全部搞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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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指定和非指定的轉賬額度順便也截圖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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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現在是重新改了，還是按原來的密碼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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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她們也查不到有沒有鎖住，就說超過5次會鎖，我可能沒有到5次，所以晚上再試一下。如果還是不行，只能等銀行把新的密碼寄過來再激活，才可以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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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戶口沒有其他問題，這樣我就放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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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有說寄到秘書公司要多久嗎，只能您回憶一下密碼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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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給你寄出的密碼信，是新密碼還是原密碼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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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總 您還說不是密碼記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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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一個星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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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應該沒有錯，可能是輸入的時候，或者大小寫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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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銀行寄新密碼，然後激活後再重新設置自己密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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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舊密碼還有效嗎，是不是只能等一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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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還是有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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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晚上再試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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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出去在外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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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今晚看看能不能登陸上去，假如被鎖了，新的密碼信到了也能解鎖吧，就怕到時候被鎖了，新的密碼到了也不能重新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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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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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會的，新密碼銀行寄的，肯定不會有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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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多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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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姚總您先忙，晚上聯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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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j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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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打開再看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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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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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糊塗了，換了新密碼，寫在老密碼下面，現在才看到，但是已經超過5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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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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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等密碼含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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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那一次不輸就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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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要下個星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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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銀行不能直接拿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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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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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封密碼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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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這邊只能讓新董事等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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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要確認後把回執交給他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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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只能盡量快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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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盡快吧 |
| 2020年12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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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
中銀香港
閣下已成功登記裝置。
查詢請電3988 2388
日期：2020/12/03 11:35
2020年12月23日星期三
中銀香港iGTB申請使用者密碼通知：新密碼已發出，但暫不可使用，代收到銀行啟用通知後方可使用。
查詢+852 3988 1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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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個密碼那麼複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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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收到新密碼信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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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今天銀行剛剛寄出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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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信件後再等銀行確認後才可以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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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信件不可以直接拿，一定要等他寄到秘書公司對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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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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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到香港秘書公司應該很快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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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後天聖誕休息了，本來應該明天就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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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最快也要下星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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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對戶口管理的還是比較謹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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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總現在登陸不上網銀，可以向銀行諮詢一下，帳號指定轉賬額度，和非指定轉賬額度分別是多少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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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沒問，要不等收到信我還要去一趟銀行做確認，那時再一起問一下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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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度我覺得不會很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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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金進出都比較寬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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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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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董事希望在元旦前完成交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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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星期一密碼確認了，我就可以寄過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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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要確保這個戶口能夠正常使用，自己至少能夠進入，否則寄過來也沒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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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如果週一能確認，應該還夠時間，資料寄過來兩天應該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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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差不多時間，就是比較緊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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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總 信件是寄到秘書公司，還是寄到您住址上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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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公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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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信件馬上會通知的，這個沒有問題 |
| 2020年12月28日 |
協議我刪減了，合作的過程和費用其他地方都沒修改，其實我們都是面對面交易的這些感覺沒必要加上去了，您認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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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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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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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再確認一下，哪裏需要修改，我們再商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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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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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把名字都填進去，還有身份證號碼，常住地址，另外，如果密碼器對方拿下，要添加：在收到密碼器後乙方不得擅自利用甲方戶口進行轉賬使用，一旦使用甲方戶口，出現一切後果有乙方承擔，直到股東變更為乙方所有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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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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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空白的都填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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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沒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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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是等密碼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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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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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也要下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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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應該會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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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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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到了秘書公司，再到您手上應該也很快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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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半個小時就可以去拿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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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後還要去一趟銀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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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要到銀行激活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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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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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把合同搞好，等密碼好了，我戶口截圖給你後，就可以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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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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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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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到，我現在就去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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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辛苦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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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總 如果您還要到銀行，順便確認幾個事情，1. 帳戶正常出入帳，2. 可以結匯，3轉賬額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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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今天可能來不及，銀行4點不對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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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的話，明天一早去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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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密碼含不是可以自己激活登陸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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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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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到銀行後才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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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要確認是我本人拿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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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銀行對這個管理很謹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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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都不能直接給您本人，現在又要本人去激活，確實挺嚴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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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總，看情況吧，如果時間來不及也沒辦法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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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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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試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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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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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晚上才有時間登陸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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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完能用回去就可以登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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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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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其他公司在上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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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總，到時候交易錢是打到您香港帳戶還是您有國內帳戶直接收人民幣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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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密碼比較簡單，換了iGBT後需要數字英文大小寫這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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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我個人戶口就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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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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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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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有勞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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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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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梁，還是要收到確認函後，然後銀行短訊通知啟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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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這個分行是發出此信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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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大概還要多長時間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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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寫的是2個工作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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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還是登陸不上去的是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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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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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也要元旦後了，沒辦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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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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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新董事說一下，只能元旦過後才能交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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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這兩天就算辦妥，我寄過來也要元旦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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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後安安穩穩辦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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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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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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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
2020年12月30日星期三
中銀香港iGTB使用者密碼啟用通知：使用者可使用新密碼登入系統。通知書編號：G0080343
查詢+ 852 3988 1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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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收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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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晚上回去試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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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 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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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合同都搞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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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給新董看了，他隨時可以填寫回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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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總 今晚您確認一下這三點
1. 帳戶正常出入帳，2. 可以結匯，3轉賬額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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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正常使用就OK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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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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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姚總我一下忘記了，晚上銀行下班，結回和轉賬功能測試不了，新董事說給他額度截圖就可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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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只能在網銀裏面進去查，然後截圖給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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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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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總，有時間登陸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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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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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陸了，不知道那個入口查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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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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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在這些裏面 |
|
[轉發的語音不可播放] |
|
|
|
[截圖] |
|
|
[截圖] |
|
|
應該是這個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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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點迷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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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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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截圖吧 |
|
|
這個是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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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
|
|
[圖片] |
|
|
[圖片] |
|
|
[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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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賬權限只查到這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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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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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你發給我的那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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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匯肯定是可以的，香港外匯是開放的，帳戶現在也是可以正常進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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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度查到的就是這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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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顯示已登記戶口或者非登記戶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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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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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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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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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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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回我裏面沒有餘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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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戶有外匯戶口肯定可以結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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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外匯寶 |
|
[轉發的語音不可播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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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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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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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試一下看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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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麻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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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就是外匯戶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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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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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買賣都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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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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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個功能，肯定可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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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港幣我去結匯應該不好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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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我個人戶口都可以隨便換外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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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況公司 |
|
[轉發的語音不可播放] |
|
|
[轉發的語音不可播放] |
|
|
|
是的，肯定不會有問題 |
|
好的 |
|
|
|
上次發給你的那些要加上去 |
|
|
你要把名字都填進去，還有身份證號碼，常住地址，另外，如果密碼器對方拿下，要添加：在收到密碼器後乙方不得擅自利用甲方戶口進行轉賬使用，一旦使用甲方戶口，出現一切後果有乙方承擔，直到股東變更為乙方所有為止。 |
|
|
就是這些 |
|
|
明天我10點就要出門的，如果來不及就1號或者2號我休息 |
|
明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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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門前夠時間安排寄件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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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豐要11點開門，我可以在上班附近去寄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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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的話，需要那些資料 |
|
明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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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就是一個密碼器，其他也沒什麼東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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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就是公司印章，公司BR, CR都是複印件，我個人身份證複印件這些微信可以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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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訊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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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3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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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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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梁，章程沒有找到，現在主要是這些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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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對方合同有沒有搞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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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其實沒有什麼大用的，這裏面有一份股權變更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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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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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董昨晚說了沒問題，今天早上回回合同給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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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檢查一下這些資料，如果可以的話，我收到合同和訂金後就寄過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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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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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商業集團原來我用的是Italian brand cooperation group董事也是我，所以兩個簽名都是一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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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的原因也是Italian brand這家公司需要年檢花錢，所以沒有續，所以轉為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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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戶口其他資料我寄出資料同時就直接發你微信吧，主要是戶口號碼，使用者名稱，密碼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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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 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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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總提供一下國內的銀行帳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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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給您發合同 |
|
|
|
你合同發過來吧 |
|
好稍等，剛才新董發的圖片，我讓他發掃描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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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的 |
|
|
交通銀行（姚㦤哲Yao Yizhe）
杭州九堡支行
帳號：6222 6201 7001 7053 9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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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合同] 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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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一下沒問題，我就打訂金過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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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沒什麼問題，我這邊現在簽不了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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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我們先在微信裏確認也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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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 我安排訂金，您先寄出快遞就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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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下午2、3點我會寄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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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寄出後，我把朋友一起拉個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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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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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放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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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遞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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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朋友 |
|
[特殊訊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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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上沒有的幾點，第一，轉讓總價80000元人民幣，第二，乙方先付訂金2000元人民幣，第三，乙方收到公司資料後，乙方在我朋友面前一起驗證公司銀行戶口，戶口沒有問題再付正下的餘額78000人民幣，第四，甲方收到餘額全數後，由甲方朋友把所有資料交給乙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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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思就是在微信裏你確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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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上就不寫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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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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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就這樣 |
|
確認按照以上四點進行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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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 |
|
|
乙方的身份證和港澳通行證複印件要發過來吧 |
|
我現在打訂金，稍後把水單給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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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上面只有後面地址，不知道是哪個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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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有他身份證照片，我先拍給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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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交易的時候資料會補上可以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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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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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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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家國內身份證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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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告人身份證圖片] |
|
[轉賬證明] |
|
|
|
好的 |
|
已轉 |
|
|
|
[影片] |
|
|
順豐說銀行密碼器不可以寄 |
|
|
[特殊訊息] |
|
[轉發的語音不可播放] |
|
|
|
不知道，應該順豐統一規定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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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讓朋友問一下藥店的人，他們可以寄藥，順豐也不可以 |
|
[轉發的語音不可播放] |
|
|
[轉發的語音不可播放] |
|
|
|
我現在去旁邊一間郵局問問能不能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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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不行的話，我明天去深圳灣香港關口讓人家大，你在深圳灣直接拿了，最後只能這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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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家一點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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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問一下另外一個郵局吧，因為我們以前也有寄過順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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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不會不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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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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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局很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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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也寄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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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現在是網路詐騙太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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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豐現在藥品不讓寄的 |
|
是的 藥品不能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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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
|
|
你看看這個是郵局的 |
|
|
[相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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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郵局說這個有電池的 |
|
[轉發的語音不可播放] |
|
|
|
我再問一下吧 |
|
|
先等下藥店朋友哪裡可以 |
|
好的 |
|
|
|
[特殊訊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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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貼圖] |
| 2021年1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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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銀密碼：grace0605
港元帳戶：012 616 1 030194 3
外匯帳戶：012 616 9 217795 5
往來帳戶：012 616 0 008080 5（HK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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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梁，上面那些是銀行戶口資料，不用密碼器也可以用基本登陸，等一下我和朋友喝完茶就去寄昨天那些資料。請放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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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銀號碼：01255068471518這個就是iGTB平臺號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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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 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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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樂 姚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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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邊在聯繫中港快遞的，今天都休息，基本上都要明天才可以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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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麻煩你盡快安排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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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盡快吧 |
| 2021年1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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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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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密碼器中港司機帶過來會給我朋友的，其他資料不願意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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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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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直接接夾裏面都沒有有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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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都安排寄過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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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都安排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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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器帶一下200港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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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 麻煩了，折騰了這麼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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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這麼一點事情，我第一次碰到那麼麻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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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說密碼器裏面是環保電池，都可以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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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郵局只是問一下，有沒有電池，另外有一張字條要簽名 |
| 2021年1月4日 |
姚總 資料和編碼器明天到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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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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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因為這邊要和新董事約一個時間，要提前通知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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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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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資料會慢一點，郵局說如果不用報稅，一個星期內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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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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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
香港浩華大藥房李生
深圳市福田區紅樹灣1號A座1010
黃祥
130 0667 7372
李生你好，我的密碼器有沒有帶去深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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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回，我讓朋友去他店裏問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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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辛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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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局那邊有快遞單號可以查嗎，可以看看具體到了哪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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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回去發給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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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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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
香港浩華大藥房李生
被告人：大概什麼時候開工
李先生：尚未知
被告人：這樣
這個星期可以嗎
深圳那邊催我，我都不知道怎麼和對方解釋
李生，如果司機拿走是不是當天就可送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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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星期五之前還沒拿走，我只能再去郵局寄了，夾一些文件裏面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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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這樣那天放裏面就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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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他們可以盡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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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最晚等到星期五上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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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星期四五有時間，郵局應該都可以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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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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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器已經帶去了，快的話明天早上可以拿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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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祥
130066773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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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是黃總電話，他這幾天公司開年會，可能有點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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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明白 現在就等郵局的資料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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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
| 2021年1月6日 |
姚總您看一下今天資料是不是都能到齊，明天是否可以交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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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稍晚點給黃總打電話，讓他安排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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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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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我夾了一些其他的沒什麼用的，本來想夾密碼器進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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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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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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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器到黃總那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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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局還沒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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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郵局的資料是昨天三點到深圳已經過關，我中午再查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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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經到了，我看看能不能和黃總，新懂，明天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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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關後還要到郵局中心，然後再到分區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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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給黃總約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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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也不少很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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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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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下午查一下，看今天會不會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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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到明天肯定也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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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千萬不要搞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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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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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驗證前會跟你確認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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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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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大小，沒有其他符號，這個簡單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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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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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總，新董事轉了200港幣到中銀帳戶，您收到帳短訊，麻煩發一個截圖給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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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開通短訊服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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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給你的戶口訊息，你可以上網查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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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明白 這個也不急，主要是為了方便到時候驗證帳號，現在提前匯款介意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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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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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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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Asia Commerce Group Limited
網銀號碼：01255068471518
使用者代碼：GRACE
網銀密碼：grace0605
港元帳戶：012 616 1 030194 3
外匯帳戶：012 616 9 217795 5
往來帳戶：012 616 0 008080 5（HK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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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銀號碼：01255068471518
使用者代碼：GRACE
網銀密碼：grace06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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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個可以查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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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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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總今天應該沒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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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總理先問一下，你那邊秘書公司改股改懂需要提供什麼資料，今天讓新董事準備一下，明天交易員可以直接給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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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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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證，通行證或者護照，電話號碼，大陸通信地址，郵箱號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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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證或者護照，改股應該是不需要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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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證件其中一個應該就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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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總在開會新董上今天交易，資料可以後寄給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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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不行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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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總開年會很多客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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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他明天不在深圳，我再和新董溝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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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可以五點過去羅湖黃總公司驗帳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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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具體和黃總商量一下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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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總您當時申請銀行帳戶的時候，有開通美金帳戶嗎，我剛才登陸看好像只有港幣帳戶，不知道是不是iGTB登陸看不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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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能一直催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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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新董溝通一下吧，盡量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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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 黃總也在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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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什麼幣都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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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有外匯寶 都是可能的，可能是基礎登陸查不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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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現在人民幣都可以，以前人民幣不可以 |
| 2021年1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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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驗證沒問題，讓他付款，我收到後，讓黃總侄子把密碼器給他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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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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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變更資料到時一起發給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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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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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梁，有沒有搞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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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驗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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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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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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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肯定沒有問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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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戶口進出幾百萬幾千萬都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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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但是新懂要驗證匯，和轉賬，美金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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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外匯是開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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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不可以存人民幣，其他所有貨幣都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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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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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都開通人民幣存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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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但是新董事還是需要驗證一下，這樣大家都比較放心不會說，之後有什麼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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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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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做過一次心裏踏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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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我查了一下，已經結過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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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可以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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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訊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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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讓他們一直進戶口，已經驗證完就可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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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美金只能進，不能出，現在在確認是不是這個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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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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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進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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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戶口沒有出不了外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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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外匯是開放的，不可能出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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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
企業網上銀行
透過「保安編碼器」作為雙重認證工具，就可隨時隨地輸入匯款交易及授權指示。
您可預先發出在指定日子的匯款，最多可提前50天設定指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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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是中銀香港網站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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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匯的金額都不夠交手續費，不合邏輯，肯定是不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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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等下把戶口給鎖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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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訊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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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是長時間沒使用，外匯寶被凍結，您先到樓下中銀問一下這種情況，可能要去開戶行解凍，解凍外匯寶這個很方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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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會去一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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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戶口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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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可以進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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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總，您到銀行問一下，帳戶美金能進，但是不能轉出，是什麼情況，還是帳戶外匯寶被凍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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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應該可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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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已登記收款人每日限額100萬港幣
至非登記收款人每日限額100萬港幣
目前帳戶的兩個額度都是0，只能中銀與中銀之間轉賬，我們只要把這兩個都提額到100萬港幣就可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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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您了 又到銀行走一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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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了，我明天可以幫他去處理股東變更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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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董事，說等下周提額成功後之前過去拿資料給我，您看可以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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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問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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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等額度下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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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器就放在黃總侄子那裏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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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自己還是不要操作，反正交上去了，應該沒問題的 |
| 2021年1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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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梁，銀行的信已經到了，我還沒去拿，應該可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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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明天和新股東可以交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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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那我現在上網銀查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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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查一下看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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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上有說提額成功了嗎，是不是還沒更新這麼快，現在還是顯示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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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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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進出和外幣這些肯定沒有問題了，現在是轉賬非登記戶口100萬，上個星期都申請交上去，一般都是可以通過的，自己都可以設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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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還是轉不出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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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已經激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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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非登記戶口是要等到100萬的申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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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他們轉哪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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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轉到其他的帳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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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要等到100萬的申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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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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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等銀行的通知才可以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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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轉IGBT同一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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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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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說本來自己也可以設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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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
2021年1月13日星期三
中銀香港iGBT成功調整帳戶額度通知至非登記收款人
每日限額：HKD3,000,000
IGBT參考號：010 5238 55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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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也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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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300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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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平台的限額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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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圖
調整帳戶額度通知至非登記收款人
每日限額：HKD3,000,000
iGBT參考號：010 5238 5533
查詢+852 3988 1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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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清楚，寫的是非登記收款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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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個編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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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300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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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匯款到哪裏都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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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沒有用過，不知道要開通哪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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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歐元匯到意大利都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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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確實有什麼問題的，我都會去銀行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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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他們再試試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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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金匯到滙豐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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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美金分別轉出東亞，滙豐兩個都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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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轉其他銀行可以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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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美金不行，轉不出去其他銀行，授權限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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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開業是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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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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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沒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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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股由您這邊操作，還是新董事去改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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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邊也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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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用原來的秘書公司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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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您這邊改，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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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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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董事改也可以，他會承諾改好後才會使用帳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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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 |
| 2021年1月1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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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銀行變更可能他們要親自過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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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他秘書公司可以全部幫他搞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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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我們不管他了，年審也讓他做就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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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最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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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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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變好我會第一時間發文件給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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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應該要我簽字的 |
| 2021年1月15日 |
姚總 是這樣的新董事那邊說他那邊秘書公司改不了，可以由您這邊進行改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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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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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身份證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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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的，是哪裏的身份證這個不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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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了，要先年審然後再轉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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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先年審嗎，可以先轉股再年審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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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年審可以給新董事去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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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同時處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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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新董事考慮到公司後期的發展，他決定換大股東去做這個公司的法人，持股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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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我現在發給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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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轉股）+2500（年審）+$1580（一年地址）=$58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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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
|
[轉讓合同 pdf] |
|
|
[張程的內地身份證照片] |
|
|
手機號碼：180 2850 3792
居住地址：湖北省應城市月園二村文昌路華廈瑞華一期13棟1806 |
|
|
|
我先發給秘書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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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總 您們香港這邊的秘書公司，收費真的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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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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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與陳志南短訊對話截圖] |
|
好的 新董事在考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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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的 |
| 2021年1月16日 |
|
小梁 他們是自己搞定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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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他們那邊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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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需要你提供一些公司的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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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您提供的資料不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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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的 |
|
施達輝：身份證
LTALIAN BRAND COOPERATION GROUP LIMITED：註冊證書
意達品牌合作集團有限公司：註冊證書
意達品牌合作集團有限公司公章：在A4紙上蓋一個公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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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已經不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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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個人的名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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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ght and sold note 及 Instrument of Transfer 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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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都變更了，意大利董事也是我，都是一個簽名 |
|
我讓新董事秘書公司再查清楚一點，因為不是我這邊對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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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秘書公司都不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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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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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邊秘書公司說做年審需要施達輝的身份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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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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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達輝是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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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公司是不是註冊資金是20,000，有10,000的是另外一個公司佔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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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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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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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清楚，那邊秘書公司是怎麼查的，真奇怪 |
|
|
|
要不這是讓原來秘書公司去做吧 |
33.買家更改銀行帳戶密碼後的主要短訊：
日期
|
「梁先生」 |
被告人 |
| 2021年1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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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梁，他們股東還沒有變更之前戶口密碼不可以更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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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們自己用過戶口賺錢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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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口轉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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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會把它鎖住的 |
|
明白，我有和新董事說的很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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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讓他們上午把變更的密碼發給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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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只能查驗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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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更變過密碼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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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變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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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發過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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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鎖上，到時我不負責的 |
|
可能在忙，還沒了聯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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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直接打電話 |
|
|
沒有回覆，我就讓他鎖上的 |
|
|
做生意都要講誠信 |
|
是的，已經打過電話，是他的員工接的，在開會 馬上開完了 |
|
|
正在和新董事溝通，稍等 |
|
|
|
OK emoji |
|
新董事沒有使用過帳戶，也承諾在沒有改股前不會使用，他在跟他秘書公司溝通 |
|
|
需要提供什麼資料，到時候可能麻煩您配合一下 |
|
|
|
但是密碼換了 |
|
|
戶口和秘書公司沒有關係的 |
|
|
他們不需要戶口 |
|
是那個密碼換了呢 |
|
|
|
我給的密碼 |
|
|
[截圖] |
|
|
這是第三次了 |
|
登陸網銀的密碼嗎 |
|
|
|
是的 |
|
|
我要查驗的 |
|
|
把股東和戶口全部變更之後，他們才可以更改 |
|
|
也才可以使用戶口 |
|
查驗有沒有轉賬對嗎 |
|
|
我現在問他拿 |
|
|
|
是的 |
|
他沒有使用帳戶，他的意思是，既然已經收到帳戶了，順便吧密碼改了 |
|
|
我在和他溝通，讓他把密碼給一下 |
|
|
|
密碼器在他那裏，我只能查驗的 |
|
新董事可能也是想改了會放心，因為之前的密碼包括我也知道 |
|
|
|
現在知道都無所謂 |
|
|
最終肯定要改 |
|
|
現在戶口不可以使用 |
|
|
香港有很多洗錢的 |
|
他一直都沒有使用過帳戶 |
|
|
|
但是我要查的到 |
|
|
萬一使用了呢 |
|
明白，我再問他要密碼 可能年底比較忙回覆比較慢 |
|
|
|
誰承擔責任 |
|
|
還不發過來 |
|
|
再不發過來就讓他鎖上了 |
|
|
到時我不會再處理的 |
|
再進行溝通，新董事在疑惑，為什麼還要把密碼告訴我們？ |
|
|
|
現在還不是他的 |
|
|
股東沒有更改完 |
|
|
不可以使用戶口也低於不可以變更密碼 |
|
|
除非他現在想使用 |
|
密碼這個我們前期沒有和他們商量過，但是確定是他們使用過帳戶 |
|
|
|
但是我怎麼知道他們沒有使用？ |
|
|
密碼隨時都可以更改的 |
|
|
現在戶口又不用，他為什麼不讓查驗 |
|
在溝通 |
|
|
|
那麼簡單的道理他們都不懂，到時我還要配合變更股東簽字，如果這樣我不配合他們會怎麼樣 |
|
|
包括銀行變更都要去出面的 |
|
[特殊訊息] |
|
|
|
他們發個截圖應該不難吧 |
|
[特殊訊息] |
|
|
姚總 新董事，在外面，最近可能比較忙，他下午找時候登陸發截圖 |
|
|
|
好的 |
|
|
小梁，他們還沒發過來 |
|
|
今天一定要發一份 |
|
還在外面，我5:30給他打電話還沒回去 |
|
|
明白 |
|
|
|
如果今天晚上12點前我看不到，那以後有什麼事情就不要再找我了 |
|
沒問題，董事說晚上會登陸發截圖 |
|
|
|
OK emoji |
|
姚總是這樣的，新董事還在外面可能喝了酒，他今晚應該沒辦法登陸截圖，新董事說如果您不放心，可以明天早上去銀行查流水，他沒有使用過帳戶，明天他一定可以登陸給截圖您 |
|
|
|
明天上午一旦要發一份過來 |
| 2021年1月21日 |
|
他還沒發過來 |
|
早上9點聯繫了，他可能不是很會操作，就發了一張截圖給我 |
|
|
|
上次不是很會的 |
|
驗證帳戶的時候不是他本人操作 |
|
|
[截圖] |
|
|
姚總，您如果直接到銀行可以查得到流水嗎 |
|
|
|
那不是麻煩嗎 |
|
|
網上操作一下很簡單的 |
|
他說轉賬紀錄就只有這些 |
|
|
|
他們是不是把電話郵箱都改了 |
|
|
現在股東都還沒有變更 |
|
|
這些都不可以先改 |
|
|
這樣的話，我會把它停掉的 |
|
|
他們一點都不配合的 |
|
姚總這個我們之前也沒說，新董事收了帳戶承諾沒變更前不會使用，他改了郵箱和電話，也是人之常情 |
|
|
|
那怎麼知道他不會使用戶口 |
|
|
便更後他就是想要使用 |
|
|
這些都不用說的 |
|
|
他們不用幹嘛現在變更 |
|
|
現在變更我都能知道，也可以停掉 |
|
為什麼更變拖了這麼長時間，因為您的香港公司之前有添加了註冊資金，然後把一萬的資金分到了另外一家公司 |
|
|
|
那也要等變更後 |
|
|
我都沒有簽字 |
|
|
他們就等不及嗎 |
|
|
他們這樣想沒關係的 |
|
不一定要您簽字的，我們是做這個服務行業的，這個我們清楚 |
|
|
|
不可能的 |
|
|
那你們自己去做吧 |
|
變更已經在加急進行中了，新董事也沒使用帳戶，他也在等 |
|
|
|
我怎麼能夠知道他不使用 |
|
他最近都在忙，早上他就說這有這些轉賬記錄，現在又不見回覆我了 |
|
|
|
不回沒關係，以後不要找我就行 |
|
姚總 如果是這樣，不如吧帳戶退回給你 |
|
|
|
這是他不配合 |
|
|
和我沒有關係 |
|
|
做生意要互相的 |
|
|
昨天一天一直沒發 |
|
新董事沒用過帳戶你就說要把它關了，要不現在我讓他拿回黃總公司，驗一下，如果沒動過帳戶就退回算了 |
|
|
|
所有資料都變更了，那也要讓我知道戶口沒有使用 |
|
他昨天一天都在外面 |
|
|
他這個截圖就是早上登陸截圖過來的 |
|
|
|
但是發一份截圖而已 |
|
|
有那麼難 |
|
他就發了這個，就這樣這些交易 |
|
|
[截圖] |
|
|
他也不是很懂中銀的操作 |
|
|
就這有這些交易 |
|
|
您又不放心，你到銀行查，您又說麻煩 |
|
|
|
大家都要理解對方的 |
|
明白，因為年末他真的太忙了，我打電話過去，都是連續打好多個才接的 |
|
|
他昨晚說了，他現在一天下來，上廁所吃飯的時間都沒有，太大事情做了 |
|
|
|
這些都是藉口 |
|
|
我人在上班，上次事情都要處理 |
|
明白 這個確實是，在這程度上來說，您做的太到位了 |
|
|
也理解一下，因為新董事也不怎麼懂，他轉讓協議也簽了，錢也給了，他也沒使用帳戶，後續還有這麼多事情要他每天跟進 |
|
|
|
只要不用就行 |
|
這個您可以放心，沒更變之前他也不敢使用的 |
|
|
|
[銀行信件截圖] |
|
|
港幣戶口要讓他動一下 |
|
什麼是動一下？ |
|
|
|
戶口22個月沒有轉過帳 |
|
|
就是進出轉一下 |
|
|
時間久了會被停用的 |
|
好的 我轉達給新董事 |
|
|
|
期限2月26日前 |
|
|
幾百進出就可以 |
|
明白 |
|
| 2021年1月27日 |
姚總 21號那天，通過他們秘書公司渠道，已經變更好了 |
|
|
[檔案] |
|
|
|
不用去簽字嗎 |
|
|
這要銀行還要去變更 |
|
不用簽字，他們的秘書公司可以全程代辦 |
|
|
|
以前都要簽字的 |
|
|
銀行使用人要變更 |
|
|
否則還是以我的名義在使用 |
|
是的，下一步就是安排這個 |
|
|
|
盡快吧，明天我休息，然後要一個星期之後 |
|
明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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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5號有時間，讓他們提前安排，否則要春節以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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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我和新董事溝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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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emoj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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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個變更名字都不是本人簽字，有效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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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這個已經是變更完成了，他們秘書公司已經解決這個問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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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也要變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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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只是一個簽字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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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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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要有這個才正式確定已經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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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辦理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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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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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正式文件下來就可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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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這個只是秘書公司提交的材料 |
| 2021年1月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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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訊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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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份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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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梁，我想你最好讓他們把202472.30這筆是對方銀行發出召回通知的，能夠退回去，否則等警方介入連40萬都補不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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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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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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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是聯繫一下，給你匯款的那個人應該是主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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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要新董事提供另外一個帳戶給銀行就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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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另外帳戶，是要求退回20萬那一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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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銀行發出通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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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中國銀行00 Na 012/616/9亞洲商業集團有限公司新界沙田火炭AU貝曼街33-35號世紀廣場4樓D室日期1E日期： 2021/01/21我們的參考資料： 12210121RIU00224 尊敬的姊妹們，我們的信用諮詢REF 12210120BKRO1074 日期為2021/01/20，價格為USD202,472.30。——-我們很樂意通知您，匯款銀行要求我們按照匯款人的要求取消上述付款，請授權我們通過簽名並退還您的帳戶另1261692177955的已付付款項（金額為202,472.30美元）立即發送給我們。您強烈建議您採取上述授權行動。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致電3988 1300與我們聯繫。謝謝您的合作，並希望能很快聽到您的聲音。無需簽名即可打印計算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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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過來，大概是這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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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他們都不退回，肯定會出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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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聯繫新董事，今天他在忙說晚上給它電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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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不是小事情，最終都能夠查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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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筆是回到浙江湖州創達進出口有限公司的，我都可以查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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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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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萬還沒有收到召回通知，就不去理他，20萬對方銀行發出召回，這個一定要退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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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回不退回，對方就會啟動報警和法律程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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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反正不是通過我轉的， IP地址也是在深圳，電話郵箱都是他們的，和我不會有直接關係，到時候只是配合調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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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2天內他們不退回，我只能先提前向香港警方報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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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要有僥倖心理，除非不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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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 在和新董事溝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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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辛苦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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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怎麼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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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溝通過，新董事說會處理，他約了明天和我面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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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
| 2021年1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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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梁，你現在不要太相信他說的，上次不是你幫他說話，就不會有這事情，你一定要讓他把20萬銀行召回的退回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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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我肯定會先保證我們兩個安全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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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小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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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他過來見面最好談話把它錄音了，然後拍一個正面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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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 這些方面都有在考慮範圍內，可以多留一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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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辛苦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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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總，帳戶現在已經關閉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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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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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沒有過來，你和他說20萬一定要退回的，他還有40萬，現在40萬還沒有追究，不要到時全部都吐出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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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董事，剛和我溝通了一下，他是因為不懂操作，匯款的金額因為超出了額度，而且太頻繁才會出現被銀行召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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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現在關注的點也不在到底他是什麼情況，關鍵是怎麼把這些錢解決，讓我們不牽扯在裏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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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把錢召回，錢回到中銀帳號，可以吧這些錢退回到匯款那個銀行嗎，否則錢留在中銀帳戶是對我們也是不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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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相信他說這些，這個是對方銀行發出取消這筆20萬交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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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中國銀行00 Na 012/616/9亞洲商業集團有限公司新界沙田火炭AU貝曼街33-35號世紀廣場4樓D室日期1E日期：2021/01/21我們的參考資料：12210121RIU00224 尊敬的姊妹們，我們的信用諮詢REF 12210120BKRO1074 日期為2021/01/20，價格為USD202,472.30。——-我們很樂意通知您，匯款銀行要求我們按照匯款人的要求取消上述付款，請授權我們通過簽名並退還您的帳戶另1261692177955的已付付款項（金額為202,472.30美元）立即發送給我們。您強烈建議您採取上述授權行動。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致電3988 1300與我們聯繫。謝謝您的合作，並希望能很快聽到您的聲音。無需簽名即可打印計算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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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寫的很清楚，匯款銀行按照匯款人的要求取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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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決定是做網絡貿易詐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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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說不會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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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千萬不要相信他說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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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對他也保留疑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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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有問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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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錢退回到中銀帳戶上，我們接着要怎麼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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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經常不用的，大進大出銀行就會被凍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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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根本不是要這個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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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到中銀後，我要先去中銀把這份文件簽了，讓20萬退回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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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看看銀行最終怎麼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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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這個是先禮後兵，召回不成就按照刑事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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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我覺得先讓新董事把錢召回，然後原路退回對我們是最安全的，但是現在帳戶關閉了，還能退回去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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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錢如果一直放在帳戶上也是不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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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可以進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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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召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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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入不要戶口，我去銀行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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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如果還要戶口，應該需要提供很多資料的，因為還有40萬，貿易往來的憑證之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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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讓他們原路退回是最好，這樣銀行還不會懷疑是詐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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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是昨天我輸錯密碼故意鎖上的，銀行有沒有關閉我還不是很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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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現在關閉，你還可以操作把錢退回匯款方對吧，我先了解清楚，等面談也好和他談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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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是銀行要求必須退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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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和銀行之間有這個合作義務，退回對銀行也是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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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先召回，再退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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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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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建議您採取上述授權行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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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說的很明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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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谷歌翻譯，意思應該很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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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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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騙公司資料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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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這兩家公司我都查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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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萬是這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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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間匯出的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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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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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家公司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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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是40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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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機械設備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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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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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現在關鍵是解決20萬發出召回的，如果40萬銀行不追究，那是他的大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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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300萬人民幣，不是小數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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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解決關鍵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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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會不會過來你公司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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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約的出去面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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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不要再上他的上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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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你去兩個人，一個旁邊錄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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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我和我老總一起過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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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你們辛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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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辛苦 應該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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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夠妥善處理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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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梁，你們有沒有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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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溝通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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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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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談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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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董事願意先召回，然後沿路退回，帳戶他之後也不會去使用了，等退回之後可以直接關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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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明天周六了，不知道能不能馬上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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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要確定什麼時候退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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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銀轉賬隨時都可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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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定要讓他原路退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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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把轉賬截圖發給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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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今晚去了解怎麼退回，如果網銀可以操作就馬上進行，不行只能等周一銀行上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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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匯香港是可以的，但是大陸應該匯不出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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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陸匯出只能匯到我個人戶口，然後我再轉過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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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梁，他有沒有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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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說現在處理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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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什麼時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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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銀行原路退不回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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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要周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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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和他敲定最晚禮拜一一定要處理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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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他說如果禮拜一不處理好，我這邊只能報警求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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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人公司資料截圖及地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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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錢都是匯到這家公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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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幾天把所有資料都收集好，如果星期一收不到，星期二我就直接報警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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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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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轉達給新董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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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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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銀哪天都可以轉，他就是在拖延時間，你要催緊他的，到時報案了對你那邊都不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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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剛諮詢律師了，他這個屬於欺詐加上盜竊公司財物，因為公司不是他的，戶口不是他的，這個是屬於盜竊罪，比欺詐洗錢還嚴重，差不多400多萬港幣，律師說至少要判10年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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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說現在網絡詐騙盜竊只要報案，香港警方都可以把案件傳遞到深圳警方，深圳警方隨時可以處理的，他是跑不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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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應該都在他，我已經轉達了，看他那邊也挺着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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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網銀轉賬都可以查到源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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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太相信這種人，我的忍耐最晚就是星期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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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讓我先把所有經過用文檔形式整理好，然後律師會幫我寫報案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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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絕對是一個老手了，轉賬路徑都非常熟悉，上次還說不會操作，其實就是那天20號到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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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只是要求銀行需要召回的20萬，而沒有讓他全部吐出來，已經仁至義盡，他還拖拖拉拉，都是是沒有後悔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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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 我理解您的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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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在打算怎麼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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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思，也是想召回然後原路退回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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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路大陸戶口賺不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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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對付款境外有控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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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銀行既然要求召回，應該沒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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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英文件，大陸是不認可的，還要做公證，沒有那麼簡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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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原路轉出是最好，如果轉不出到時就不要再找其他藉口，我也不可能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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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星期二不報案，到時銀行也要報案 |
| 2021年2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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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公安局關於打擊防範電訊網絡詐騙犯罪的通告 深圳新聞網連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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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截圖及公安部刑偵局微博文章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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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梁，今天你要催緊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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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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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跟進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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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可以直接打深圳反詐中心報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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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必須讓他處理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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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天都請好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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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對話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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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今天不轉出，那沒辦法了，只能讓警察來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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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時候他所有的全部都要吐出來，就在深圳可以判刑坐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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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處理嗎，現在銀行都上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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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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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影響性，他已經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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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只要把20退回，這件事情就算結束，否則我絕對不會放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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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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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給自己留一條後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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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做生意也不能全部吃獨食，這樣最終都會翻船，更何況這個性質已經非常嚴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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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 確實是這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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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一個小時了，還沒有搞定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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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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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根本都沒有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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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騙子不能相信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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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前表達的意思是他沒有違法，事情的利害他也清楚，我們就看看他今天怎麼處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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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到時候，都會水落石出，我們也沒涉及在裏面，都是不知情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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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他是不見棺材不流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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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個還沒有違法嗎，說的很輕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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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詐加上盜竊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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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思是，錢是正經來路，只是因為轉賬額度過大，才會被召回，但是事情的真實情況我們也不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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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美國那邊銀行召回，不用多解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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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客戶要求取消匯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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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亞洲商業集團也不是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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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以購買公司名義騙取香港公司銀行戶口資料，盜取公司戶口內資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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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坐牢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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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天就啟動香港深圳同步報案的，他逃不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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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錢已經進入帳戶了，再轉回國內，應該是大陸中轉行，不接受這筆款匯入，要求中銀召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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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地圖上把湖州公司刪除也沒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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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找藉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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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不7屬於中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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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回函不是大陸發的，是美國付款客戶發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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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不用掙這些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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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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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你的全名和手機號發給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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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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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意發給我也沒關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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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找不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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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姚種現在方便接通語音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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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訊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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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訊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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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董事可能弄錯了，以為是國內要求召回，他的說今天會盡快處理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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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最後限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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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信件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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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讓懂英文的翻譯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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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72.30美元，今天必須要收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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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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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騙子的話永遠都不能信，騙的了我，最後是騙不了法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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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他這麼不靠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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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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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下午會不會把事情處理好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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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願意配合就是最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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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再相信騙子說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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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他會在牢裏流淚後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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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的狐狸總有尾巴露出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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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他現在飛到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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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20萬美金應該不值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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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如果他們還不知悔改，遲早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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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還有40萬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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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開始追查的所有公司戶口轉出的資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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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梁，對方沒有處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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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沒回，電話也沒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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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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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總，剛和我們經理溝通過，我們這邊可能也去立個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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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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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和我都是無責不知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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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發新董事和你簽寫的轉讓協議，您方便發一份掃描件給我嗎，如果到時候需要提供，我們也好有個準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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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全名和手機號都發給我吧，包括對方的真實身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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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上次和他一起有沒有錄音和拍的照片一起發給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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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麼還要包庇他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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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拍照，錄音的內容沒什麼作用，在我宿舍電腦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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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名和手機號，微信號這些肯定有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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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怎麼會包庇他呢，對我們是白害無一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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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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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信件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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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信件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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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文件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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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梁，這個你讓新董事去處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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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總，當初因為這個事情我年前已經被公司解僱了，現在我也找不到新董事，公司最終給出的意見是，把帳戶直接關閉了，這樣對誰都不會造成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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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對某些證物的解釋
34.微信內的「小梁」是指「梁先生」，即中間人。香港的秘書公司是指「陳志南」的秘書公司「Apex Start Limited」。
35.被告人指要求買方退回20萬美元，否則銀行戶口會被凍結，警方亦會介入，到時更會失掉戶口外的另外40萬美元。被告人解釋當時以為該40萬美元來自正當生意。
36.被告人解釋，銀行的密碼器屬於個別公司董事。如公司更改董事，新董事須向銀行申領另一個密碼器。
37.根據公司註冊處的資料（P1），被告人於2021年1月22日辭去ACG董事的職位（第11頁），但記錄上的簽名（第12頁）並非被告人的簽名。同日，梁銀觀成為ACG的秘書及董事（第15頁）。
38.被告人稱，從沒想過公司戶口會被人用作開「洗黑錢」或進行非法勾當。
39.根據公司註冊處的紀錄，2020年11月27日，ACG增發了一萬股，並將其配發予「施達輝」。該紀錄呈為辯方證物D26。
辯方第二證人黃祥
40.辯方第二證人，黃祥先生現年46歲，曾接受大專程度教育，於內地居住及之前在內地經營半導體行業。他於2012年在福田圖書館的學習英語培訓中心認識被告人；當時兩人均為該中心的學員。兩人認識後，被告人自稱經營商場特賣場，出售名牌衣物。
41.2020至2021年發生疫情，王先生與被告人以微信通訊。2020年12月，被告人表示出售其公司，但受到疫情影響，無法返回內地。因此被告人會委託快遞公司將文件送到黃先生的公司，並要求黃先生代他「接待一下」買家。
42.後來，黃先生收到快遞包裹，內有公司章程及三個公司印章。之後，黃先生再經快遞收到被告人發出的另一個包裹，內有銀行編碼器。十多日後，被告人公司的買家，郭江源先生及另一名男子來到黃先生的辦公室「交接公司轉讓」。黃先生要求買家出示其身分證（D12）。確認買家身份之後，黃先生便將ACG的公司章程交給買家。之後，買家用黃先生辦公室的電腦確認ACG的銀行帳戶可以正常運作。買家成功登陸公司銀行帳戶，但無法確認該帳戶可用作轉賬。於是買家先行離去。
43.約一周後，買家再次到達黃先生的辦公室進行公司轉讓的交接，花了2至3小時用銀行戶口編碼器登陸公司的銀行帳戶及成功確認戶口可用作匯款後，買家表示可以完成交接。黃先生曾拍下買家郭江源的照片，即微信對話記錄（D22）第80頁的照片。該照片呈為辯方證物D23。黃先生亦通知被告人可收款（應該你能收到米了）。買家表示同日會將售價轉賬給被告人。黃先生承諾被告人確認收到售價後，他便會將公司章程及銀行編碼器交給買家。翌日，被告人確認收到買方的付款，黃先生的姪兒便按被告人指示，將公司章程及銀行編碼器交給買家。
證供的分析
原則
44.此乃刑事法庭，舉證責任在於控方，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案。如有任何合理疑點，疑點利益歸於被告人。
45.案發時，被告人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本席謹記，被告人犯案的機會較低，說出真相的機會較高。
控方證供
46.控方的全部證供均不受爭議。控辯雙方根據香港法例第 221 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65C 條承認的事實成為不可推翻的證供。
辯方的證供
被告人
47.本席不相信被告人。他的證供完全荒謬，自相矛盾、令人難以信服。例子太多，不能盡錄，最明顯例子如下：
(1) 被告人稱於2019年4月改名為「姚懿哲」。這與控方證物P3脗合，但與承認事實第3段不符；
(2) 被告人稱2005年從一間位於上海的秘書服務公司購入益誠國際有限公司。可是根據該公司的首份周年申報表（D1），被告人是該公司的首位股東及董事。被告人是成立該公司，而非購入該公司；
(3) 被告人指母親因癌病而離世。這與其母親的死亡證明書（辯方證物D7）不脗合。該證明書顯示母親並非因疾病而離世，而是正常死亡（指自然死亡）；
(4) 被告人稱2020年11月19日簽署出售ACG的協議（D10）。該指稱協議由職業秘書公司撰寫。可是該指稱協議簡直是胡言亂語：
(i) 被告人是ACG的唯一股東。出售ACG的話，被告人須轉讓其股權予買家。換言之，被告人才是出售股權的人，即「轉讓方」。可是該指稱協議中，被告人並非協議的任何一方。
(ii) ACG並非任何股份的持有人。法律根本不容許一間公司買賣本身的股權。可是協議卻指ACG為「轉讓方」，但於簽署位置卻稱被告人是甲方；
(iii) 指稱的買家是Sze Tat Fai David，但協議又指「乙方公司董事Sze Tat Fai David授權代理方Apex Start Limited⋯」。該人士的公司卻非指稱協議的任何一方，協議對乙方公司隻字不提。根據該指稱協議，Sze Tat Fai David是乙方，但他卻沒簽署該指稱協議；
(iv) 指稱協議聲稱Apex Start Limited為「代理方（中間方）」。協議只稱「乙方公司董事⋯授權代理方⋯將此公司接收」，沒有授權Apex Start Limited簽署協議；
(v) ACG並非出售股權的人，但卻指稱作出保證；
(vi) 當時ACG已有銀行戶口，但ACG卻保證公司文件能用於銀行開戶；
(vii) 買方被委任為ACG的股東及/或董事與銀行完全無關；但於協議中，甲方（即ACG）卻同意協助乙方（即買家）到銀行處理加入乙方為公司股東及董事的事宜；
(viii) 乙方購買的是被告人於ACG的股權，但協議指明要於銀行開戶後，甲方（即ACG）才會把股份轉給乙方（即買家）。首先，ACG根本並非持股人，完全沒有股份可以轉讓。另外，協議的條文顯示，買家其實是購買銀行帳戶；
(ix) 基於上述原因，聲稱上述協議由一名職業秘書公司的負責人撰寫令人難以信服；
(5) 被告人指，協議（D10）沒有訂明何時完成交易。被告人對12月下旬或1月初完成交易感到不滿。首先，被告人選擇不於協議內指明完成交易的日期。再者，根據協議，買方只需付款，所有其他程序，例如增發股份、協助銀行開戶及股份轉讓均由甲方負責。如有任何拖延，該拖延也是由甲方造成。
(6) 被告人稱不滿12月下旬或1月初才可完成協議（D10），但又於12月中撤銷協議，重新與「梁先生」商討；
(7) 被告人指「梁先生」的客戶願意以8萬元人民幣購買ACG。眾所周知，香港的律師樓及會計師樓有大量空殼公司出售，而且價錢遠遠低於8萬人民幣。ACG沒有業務，亦沒有任何信譽。根本沒有任何正常合理的人會願意以8萬元人民幣購買ACG。被告人聲稱曾先後購買及/或成立4間公司，定必知道購買或成立空殼公司的價格遠低於8萬元人民幣；
(8) 被告人聲稱兩份轉讓協議（D10及D11）均由「陳志南」草擬，但明顯地，兩份指稱協議無論格式、用語、賣方身份及條款均截然不同；
(9) 被告人聲稱認為該協議（D11）是正常及公平的協議。可是，該協議簡直是胡說八道，違反常理：
(i) 協議第九條第1段，該協議經甲乙雙方簽字蓋章之日起生效。根據協議第一條第3段及第二條第3段，自該協議生效之日起，甲方（即被告人）完全退出公司的經營。要將公司的管理權移交買家，被告人必須先召開董事會，委任買家的代表為董事，再辭退他本身作為董事的職位。如雙方簽署協議後被告人便完全失去管理權，他根本無法委任新董事；
(ii) 雖然協議第四條第1段訂明，甲方（即被告人）應協助乙方（即買家），包括簽署相關文件，但這只限於協助乙方行使股東的權利及義務，並不包括轉換董事的事宜；
(iii) 協議第四條第1段指，由該協議生效之日起，乙方（即買家）便可實際行使作為公司股東的權利。可是第三條第3段又指，直至股東變更為乙方所有為止，乙方不得擅自利用「甲方戶口」進行轉賬使用；條文自相矛盾；
(iv) 可是第三條第3段卻指直至股東變更為乙方所有為止，乙方不得擅自利用「甲方戶口」進行轉賬使用。該協議的甲方是被告人，乙方根本無法使用被告人的私人戶口；
(v) 該協議對轉換董事的事宜隻字不提。根據協議第九條第3段，該協議執行過程中的未盡事宜，甲乙雙方如協商一致，可簽訂補充協議。可是從沒有證供顯示雙方就移交管理權簽署任何補充協議；
(vi) 協議對股票的售價隻字不提。盤問下，被告人竟然稱售價並非關鍵（irrelevant）。該說法簡直荒謬。後來，被告人又指可能「梁先生」的秘書服務公司「報大數」賺取服務費。事實上，被告人提供的微信記錄顯示，「梁先生」及/或他指稱秘書服務公司根本不是指稱買家的秘書服務公司；
(10) 被告人稱收到該協議時他正於美心上班，沒有打印機；因此沒有打印及簽署該協議。雙方只於微信表示確認協議條款。可是根據協議（D11）第九條第1段，該協議是經甲乙雙方簽字及蓋章後才生效。況且，於微信中，被告人本人建議以電子簽署協議。被告人亦多次於微信強調須簽署協議。被告人聲稱的做法完全違反協議。根據協議第五條，在雙方的栛議下可更改協議條款，但必須簽訂變更協議書。從來沒有證供顯示被告人與買家簽訂任何更改協議的協議書。這做法又再次違約；
(11) 被告人指雙方確認協議條款後，買家支付2,000元人民幣的訂金。協議書從沒要求買家支付訂金；
(12) 被告人稱將公司印章、銀行編碼器、公司章程及商業登記交給買方的目的是讓買家到「黃先生」深圳的辦公室驗證公司銀行戶口。協議中（D11）根本沒有驗證銀行戶口的要求或條文；
(13) 被告人稱買家證實公司銀行戶口可正常操作後便支付餘款78,000元人民幣。買家的名字是郭江源，但支付餘款的卻是「王國」（見D14）；
(14) 被告人承認，將公司印章、銀行編碼器、公司章程及商業登記交給買家時，轉換股東、董事及銀行戶口簽署人的手續仍未辨妥。他聲稱相信買家會單方面或通過秘書服務公司處理轉名事宜。這說法簡直是匪夷所思，買家根本無法自行辦理上述事宜：
(a) 當時被告人相信他仍是公司的唯一股東及唯一董事。買家根本無法召開任何股東大會或董事會議；
(b) 要轉讓股份，被告人必須先簽署轉讓書（Instrument of Transfer）及通知公司登記處；
(c) 要轉換董事，被告人須先委任買家的董事，辭任董事及通知公司登記處；
(d) 當時被告人是公司銀行戶口的唯一使用人。買家及/或秘書服務公司根本無法自行轉名；
(e) 於庭上，被告人亦承認，除非他簽署某些文件，買家根本無法更改股東、董事及銀行簽署人；
(15) 被告人稱只知道要轉名，但不熟悉有關手續。之前出售公司的手續均由秘書服務公司處理，他只負責簽署文件。可是沒有任何證供顯示被告人就任何轉名程序簽署任何文件。被告人亦剛剛將「陳志南」介紹的買家加入股東及董事；不可能不知道有關手續。從微信記錄（D22）可見，被告人其實熟悉更改股東、董事及銀行戶口使用人的程序；
(16) 2021年1月20日，被告人獲悉秘書服務公司（即陳志南的秘書服務公司）收到中銀的2封信函，表示公司的電郵地址、電話號碼及密碼已被更改（見D15)。「陳志南」的秘書服務公司名為Apex Start Limited。根據ACG的法團成立表格（P1），Apex Start Limited的地址為「Rm C, 6/F, World Trust Tower, 50 Stanley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而ACG的註冊地址則為「Rm D, 8/F, Century Centre, 33-35 Au Pui Wan Street, Fo Tan, Shatin, N.T., Hong Kong」。該2封信函（D15）均是寄往ACG的註冊地址，而非秘書服務公司的地址；
(17) 被告人聲稱於協議中特別訂明，買家在轉換股東、董事及銀行簽署人之前不可使用銀行戶口作轉賬或更改銀行資料。協議（D11）只訂明買家須完成轉換股東程序才可使用公司戶口作轉賬，從沒指名買家不可更改銀行資料，亦沒提及轉換董事或銀行簽署人；
(18) 被告人指不容買家更改銀行資料的原因是他須查驗公司銀行戶口。更改資料並非違反協議，只有在轉換股東前使用公司戶口作轉賬才違反協議；
(19) 事實上被告人清楚知道更換股東、董事及銀行帳戶使用人需要他本人簽署文件。指稱相信「梁先生」的秘書服務公司可以代辦。秘書服務公司不可冒簽被告人的簽名，而且「梁先生」早已表明買家無法來港辦理手續。這說法簡直是荒謬；
(20) 被告人稱為了獲得稅務優惠，先從上海一間秘書服務公司購入香港一間名為「益誠國際有限公司」。之後「益誠國際有限公司」於內地成立一間名為「紹興太平洋奧特萊斯有限公司」。被告人承認「子公司」的股份由「益誠國際有限公司」持有。經營約兩年後，以300萬元人民幣出售該「子公司」。出售「子公司」的收入是「益誠國際有限公司」的利潤。可是被告人又指「益誠國際有限公司」沒有收入，因此沒有利潤。後來更竟然指出售「子公司」的收入是「子公司」的利潤。這說法簡直是天方夜譚；
(21) 後來被告人又改變說法，指他本人出售「子公司」，並因獲利而報稅。「子公司」的股份由「益誠國際有限公司」，而非被告人持有。這個說法荒謬；
(22) 最初被告人稱出售「益誠際有限公司」，後來又改變說法，只出售「子公司」，再將「益誠國際有限公司」撤銷；最後又指出售「子公司」的業務，說法自相矛盾。雖然指稱「子公司」出售業務，但售價卻由被告人（而非「子公司」）收取；
(23) 被告人聲稱認為「梁先生」是秘書服務公司的職員。事實上，微信訊息顯示，該名指稱秘書服務公司的職員於微信的名稱是“Faker”（即偽冒者）；微信中沒有任何公司的名稱，而該「梁先生」從沒自稱是秘書服務公司的職員，而是自稱為「香港公司售后」；
(24) 從微信對話（D22）可見，「梁先生」對ACG的業務性質、經營狀況及公司結構等全不關心，只專注公司的銀行戶口。顯然地，「梁先生」要購買的並非公司，而是公司的銀行帳戶。明顯地，被告人亦明白「梁先生」的來意，因此表示「現在銀行開戶都不批」。後來「梁先生」更開宗明義，說：「如果我這邊要了這個帳戶」；
(25) 被告人稱每年也有報稅。根據公司法例，公司每年須提交核數報告。可是指稱買家只要求被告人提供公司印章、公司章程、編碼器、商業登記、銀行戶口餘額及銀行帳戶運作，對ACG的財務報表毫不關心；
(26) 被告人稱向買家提供樣本協議，由買家進行修改。這與微信訊息完全相反。微信訊息顯示協議由被告人修改；
(27) 於微信短訊內「梁先生」表示買家要求由他自行「改股改董」，更改後才會使用戶口。可是「梁先生」早已表示，因疫情問題，買家根本不能來港辦理手續；
(28) 於微信內，被告人特別指明，須於股東變更後才將銀行密碼器交給買家；「梁先生」亦同意。可是後來被告人在「改股改董」前已將銀行編碼器及密碼交給買家，做法自相矛盾；
(29) 被告人一時稱沒有簽名，「陳志南」介紹的買家應該無法加入。一時又稱去過銀行，及因為曾到銀行將新股東加入帳戶，銀行可能將帳戶凍結；說法自相矛盾；
(30) 被告人一邊說買家須在更改股董後才可使用公司戶口。可是他於微信向「梁先生」表示，雙方確認協議條文後，戶口沒有問題就可以馬上操作。而且，被告人指銀行密碼器是轉賬用的，他卻於完成「改股改董」前將密碼器交給買家；
(31) 被告人指特別聲明買家在更改股東前不可擅自使用戶口作轉賬，但準備於「改股改董」前將銀行戶口號碼、使用者名稱及密碼給予「梁先生」（D22第39頁12月31日）；
(32) 連順豐快遞也指出不可以寄出銀行密碼器，但被告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被告人寄出編碼器之前，已知道該做法可能與網絡騙案有關；
(33) 被告人明知公司戶口設有「外匯寶」，而且香港沒有外匯管制。買家聲稱需要驗證戶口的結匯及轉賬等功能已是極度可疑；
(34) 聲稱驗證公司戶口及改變外滙金額後，買家突然指由另一名人士（張程）作為新股東及董事。該位「張先生」並非簽署轉讓協議的人，亦非協議的任何一方，不受協議的條款束縛。根據協議，雙方可同意撤銷協議或加簽補充協議，但被告人對此全不關心；
(35) 根據公司註冊資料，2020年11月27日，施達輝先生已成為ACG的秘書及董事。同日，「陳志南」的秘書公司「Apex Start Limited」亦停任ACG的秘書（見控方證物P1第8-10頁）。換言之，「Apex Start Limited」根本無法定地位（Locus Standi）再為ACG於公司註冊處存檔任何文件或更改股東、董事或秘書。被告人卻多次指「改股改董」可由「陳志南」的秘書公司處理；
(36) 2020年11月27日，「施達輝」已註冊成為ACG的秘書及董事（P1）。於約2020年12月19日，「陳志南」亦已通知被告人「施達輝」已成為ACG的股東及董事（D22第20頁）。可是當「梁先生」指做年審需要「施達輝」的身份證時，被告人竟詢問「施達輝」是誰（D22第90頁）；
(37) 被告人向「梁先生」聲稱，買家需將股東和戶口全部變更之後才可以更改銀行戶口密碼。事實上，不但協議中從沒這樣的條款，被告人更於更改股東、董事及銀行使用者前，將編碼器及有關密碼給予買家。於庭上，被告人更指銀行編碼器屬於個別董事；董事變更後，買家須向銀行申請另一個編碼器、密碼及使用者名稱。如被告人所言屬實，他根本沒有理由將編碼器交給買家。被告人亦承認，銀行有權決定是否讓買家繼續使用戶口；
(38) 起初「梁先生」自稱是秘書服務公司的職員，但從雙方的微信可見，指稱「買家」又牽涉另一家秘書服務公司。「梁先生」所述的情況已極度可疑；
(39) 被告人一面指不讓買家使用銀行帳戶，一面又要求買家以港幣戶口作轉賬（D22第99頁）；
(40) 被告人指要求買家退回20萬美元，並指退款可能可以保留另外40萬美元。被告人解釋以為該40萬來自正當的生意。這與微信對話完全不脗合。當時被告人已多次指出買家是騙子。另外，如被告人真心相信該40萬美元來自正當生意，就算警方介入，買家也不會失去整筆匯款（全部吐出來），更不會指退回20萬美元，「如果40萬銀行不追究，那是他的大幸」。況且，被告人指20萬美元是網上欺詐的得益，他根本沒有理由相信另外的40萬美元來自正當業務；
(41) 2021年1月23日，被告人聲稱2021年1月22日故意輸入錯誤密碼，將銀行戶口鎖上。可是根據同意事實第7段，該戶口是因及時接到警方通知後被凍結；
(42) 被告人稱與「梁先生」初接觸時，「梁先生」問了很多關於ACG的詳細資料，因此被告人相信「梁先生」是正當購買ACG。這說法與微信記錄完全不脗合。事實上，一開始「梁先生」已表明是購買銀行帳戶，而且兩人整個對話都是圍繞銀行帳戶，「梁先生」對ACG根本全無興趣；
(43) 被告人稱看見公司註冊處紀錄（P1第11-12頁），發現他已辭任ACG的董事，以為事件已解決。可是被告人又稱，公司註冊處文件上的簽署，並非他本人的簽署，但仍相信「梁先生」。有人偽冒被告人的簽名，被告人竟然說相信對方，該說法令人難以信服；
(44) 被告人承認知道銀行只授權被告人本人使用編碼器、使用者名稱及密碼。被告人無權授權他人使用編碼器、使用者名稱及密碼；
(45) 被告人聲稱於微信內確認轉讓協議條款。可是盤問下，他又承認無法於微信來找到確認的短訊；
(46) 盤問下，被告人承認轉讓協議書（D11）並沒證明出售股票的價格，並非正常的股票轉讓協議書；正常的股票轉讓中，賣方不會向買家提供銀行編碼器及密碼；
(47) 盤問下，被告人稱銀行向他追收20萬美元退款。後來，他卻承認銀行只是向ACG追收退款；
(48) 覆問下，被告人承認讓買家驗證密碼是確認其他人可以正常使用ACG的銀行戶口；
(49) 盤問下，被告人經常答非所問，態度迴避；
(50) 根據微信紀錄，2021年1月20日，被告人指戶口編碼器密碼被更改，買家違約。當時他仍是該戶口的唯一簽署人，隨時可以要求銀行撤銷網上服務。他不但沒有這樣做，還建議買家用港幣戶口作提存（D22第99頁）。
48.被告人簡直是胡說八道。本席裁定他並非誠實可靠的證人，拒納他的證供。
辯方第二證人
49.本席亦不相信辯方第二證人。他的證供與被告人的證供及辯方證物並不脗合：
(1) 辯方第二證人（黃先生）聲稱收到被告人的快遞包裹，內有公司章程及三個公司印章。這與被告人提供的微信記錄及被告人的證供完全不脗合。於微信紀錄中（D22），被告人告訴「梁先生」，他找不到ACG的公司章程；被告人更聲稱公司章程並不重要。於微信記錄中被告人指他將ACG的商業登記及被告人的改名契約快遞給黃先生；黃先生卻對此隻字不提；
(2) 黃先生稱經快遞公司接獲銀行編碼器。被告人則指快遞公司拒絕派送編碼器；編碼器是由一名藥房的中港司機帶給黃先生；
(3) 黃先生指，買家首次到其辦公室驗證銀行戶口時，由他本人接待。可是根據被告人與「梁先生」的微信紀錄（D22第61頁），這次是由黃先生的姪兒接待買家；
(4) 黃先生稱銀行戶口編碼器一直由他暫代被告人保管。可是根據被告人提供的微信通訊記錄，買家驗證銀行戶口後，銀行編碼器一直由黃先生的姪兒保管；
(5) 黃先生指買家花了2至3小時確認銀行戶口運作正常，可用作匯款。這與微信截圖不吻合（D22第80頁）。當時黃先生向被告人指出買家在他的辦公室花了一整天時間；
(6) 買家指稱購買公司，但最後黃先生連公司印章也沒交給買方，只交出公司章程及銀行編碼器；
50.本席裁定辯方第二證人並非誠實可靠的證人，拒納他的證供。
辯方呈遞的微訊紀錄
51.本席亦不接受辯方呈遞的微信紀錄：
(i) 盤問下，被告人承認被拘捕時，其電話被警方檢取，而指稱的微信紀錄並非從該電話擷取；
(ii) 被告人辯稱警方沒有找到上述微信紀錄是因為他曾更換手機。微信是香港常用的電腦應用程式。眾所周知，微信以電話號碼登記，更換電話並不會影響微信紀錄內容。更換電話時，舊手機的資料會轉載予新手機。就算沒有轉載舊資料，只要下載微信軟件及登入戶口，之前的微信記錄便會復原於新手機內；
(iii) 該指稱微信紀錄中有多個「特殊訊息」（包括被告所發的「特殊訊息」（D22第8、20、22、41、46、53、56、57、94、101頁）、語音訊息（D22第5、35、37、38 、44、45、46頁）及影片（D22第22、32、34、44、68、72頁）。微信紀錄中有多個表情符號（emoji）；因此「特殊訊息」並非表情符號。紀錄顯示語音訊息「不可播放」。可是被告人作供時從沒提及這些「特殊訊息」、語音訊息或影片的內容。D22根本並非完整的紀錄。
(iv) 大律師指，從D24的電郵截圖顯示，被告人早於2021年2月23日便將相關的微信記錄備份並發送給梁律師。D24只顯示被告人曾將一些指稱微信聊天記錄的pdf發送給梁律師，沒有內容。沒有任何證供顯示該些紀錄與D24脗合；
(v) 大律師指，被告人曾透過梁律師邀請警方錄取供詞。根據D21，代表被告人的黃律師事務所於2021年2月22日曾去信警方，指稱：
“Re: Asia Commerce Group Limited
亞洲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We act for Mr. Yiu Yee Chit 姚㦤哲, the director and shareholder of the above company.
We are instructed that Mr. Yiu is a victim of a commercial crime involving Valente Trucking Inc. and a PRC citizen named 郭江源. The sum involved in the deception/fraud was USD200,000. Mr. Yiu wishes to give a witness statement to report the crime and would make an appointment with your department at 2 p.m. on 24th February 2021.
We would be obliged if you could reply to our Starky Man at (telephone number) to confirm the arrangement. …”
(vi) 首先於該信中，律師指被告人是一宗商業詐騙的受害人。根據被告人的說法，他是連同銀行戶口出售ACG。根據出售股權的協議（D11）第九條，雙方簽署蓋章後協議便生效。被告人指當時無法列印及簽署協議，但他已於2020年12月31日在微信中確認協議。換言之，對被告人而言，當天協議已生效；即ACG的所有權益，包括銀行戶口已屬指稱買家所有。根據協議的第二條，被告人已完全退出公司的經營。另外，被告人指他已於2021年1月14日接獲指稱的全數售價8萬元人民幣（D14及D15）。如被告人所言屬實，他根本不是「商業詐騙的受害人」；
(vii) 於上述信件中，律師要求商業罪案調查科會見被告人，讓被告人報案及錄取證人供詞。被告人稱，商業罪案調查科將被告人的案件轉介予旺角警署的刑事偵緝調查科第1隊跟進。可是沒有任何證供顯示被告人曾前往旺角警署的刑事調查科報案及錄取證人供詞；
(viii) 被告人稱於2021年1月20日收到銀行的信件後，獲悉買家已更改變碼器的用戶名稱、密碼、電郵及電話號碼（D15）。2021年1月28日，被告人再接獲銀行的信件，指ACG銀行戶口收到兩筆分別為20萬美元及40萬美元的存款。可是於律師信件中，被告人只提及20萬美元的存款。如被告人認為整個購買ACG股權的協議是一宗商業詐騙，他絕對不會對餘下的40萬元存款隻字不提。被告人及/或其律師不但沒有提及40萬美元的存款，被告人更曾建議買家退回20萬美元存款，以免銀行追收餘下的40萬美元存款及防止警方介入，令該40萬存款也不保。
法律原則
52.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條訂明：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
(i) 除第25A條另有規定外，如有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任何財產全部或部份、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即屬犯法。」
53.同一法例第2條訂明：
「… 處理（dealing），就第15(1)或25條所提述的財產而言，包括-
(i) 收受或取得該財產；
(ii) 隱藏或掩飾該財產（不論是隱藏或掩飾該財產的性質、來源、所在位置、處置、調動或擁有權或與其有關的任何權利或其他方面的事宜）；
(iii) 處置或轉換該財產；
(iv) 將該財產運入香港或調離香港；
(v) 以該財產借貸，或作保證（不論是藉押記、按揭或質押或其他方式）…」
54.Archbold Hong Kong 2025解釋：
“Mens Rea
41-73 The mens rea of s25(1) has two parts: “know” and “having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Know” include evidence of the person’s involvement with the commission of the indictable offence, or by admission that he or she knew that the property was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Seng Yuet Fong v HKSAR [1999] 2 HKC 833, 836D … Similarly, a person cannot turn a blind eye to the obvious as Lord Bridge had said in Westminster City Council v Croyalgrange Ltd [1986] 2 All ER 353: “… it is always open to the tribunal of fact, when knowledge on the part of a defendant is required to be proved, to base a finding of knowledge on evidence that the defendant had deliberately shut his eyes to the obvious or refrained from inquiry because he suspected the truth but did not want to have his suspicion confirmed. [p. 359c]”
In considering the mental element of ‘having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CFA in Yeung Ka Sing Carson said that the test to be adopted is propounded in Seng Yuet Fong v HKSAR [1999] 2 HKC 833, [8]:
“To convict, the jury had to find that the accused had grounds for believing, and there was the additional requirement that the grounds must be reasonable: That is, that anyone looking at those grounds objectively would so believe.”
CFA in HKSAR and Yeung Ka Ding Carson further held that “the Seng Yuet Fong formulation presents a true reflection of the mens rea analysis and … will be usually be all that is required.”: para 128. The phrase of “knew or ought to have known” set out in HKSAR v Pang Hung Fai (2014) 17 HKCFAR 778, at [56] is clarified. [128] The “reasonable grounds” also includes the “personal beliefs, perceptions, or prejudices of the defendant” while taking account of the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known to him. …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HKSAR v Harjani Haresh Murlidhar (2019) 22 HKCFAR 446 confirmed that the test of “having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propounded by the Appeal Committee in Seng Yuet Fong v HKSAR [1999] 2 HKC 833, 836E-F still represents the law as the test was also endorsed in HKSAR v Yeung Ka Sing Carson (2016) 19 HKCFAR 279, at [103]:
“To convict, the jury had to find that the accused had grounds for believing, and there was the additional requirement that the grounds must be reasonable: That is, that anyone looking at those grounds objectively would also believe.”
However, the CFA found that in the interests of clarity,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ulate the test as follows:
“(i) “What facts of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those personal to the defendant, were known to the defendant that may have affected his belief as to whether the property was the proceeds of crime (“tainted”)?) [126] For this question, the CFA said that what the judge or jury (the court) must address is “where the defendant gives evidence of facts and matters that affected his belief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property, the court has to decide whether he is, or may be,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the existence of these facts or matters.” [27]
(ii) “Would any reasonable person who shared the defendant’s knowledge be bound to believe that the property was tainted?” [26] The CFA said that “where the court finds that the defendant was, or may have been,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the existence of facts and matters that he claims affected his belief, the court must take those facts and matters into account when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ould any reasonable person with knowledge of those facts and matters have believed that the property was tainted?” [28]
(iii) If the answer to question (ii) is “yes”,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If it is “no”, the defendant is not guilty.“ [26]; [28]
In situations where the defendant does not give evidence or adduce evidence, the CFA said that “The court has first to find what relevant facts or circumstances were known to the defendant and then decide whether those facts or circumstances would have led any reasonable person to believe that the property in question was tainted. If the answer is “yes”, the defendant will be convicted. When the judge comes to sentence, he or she will be likely to do so on the basis that the defendant must also have believed the property was the proceeds of crime.” [29]
In considering the relevance of the defendant’s actual belief whether the statutory test is satisfied, the CFA was of the view that:
“30. … where the Defendant gives evidence that he did not believe that the property was tainted. Although the test in law is objective - “would any reasonable person believe the property was tainted? “ - in applying that test, the court must give due consideration to the evidence given by the defendant as to what he believed and why. The court has to consider two interrelated questions: (i) is the defendant telling the truth when he says that he did not believe that the property was tainted; and (ii) could a reasonable person in the position of the defendant have failed to believe that the property was tainted?
31. Normally the court will give the same answer to each question. If the court concludes that no reasonable person in the position of the defendant could have failed to believe that the property was tainted, the court is likely to reject the defendant’s assertion that he did not have this belief. Applying the statutory test, the defendant will be convicted.
32. Conversely, whether the court accepts that the defendant did not believe that the property was tainted, this is likely to be in circumstances where the court has concluded that a reasonable person in the position of the defendant would not necessarily have believed that the property was tainted. Applying the statutory test, the defendant will be acquitted.
33. A rare case may arise where the court concludes that any reasonable person in the position of the defendant would have believed that the property was tainted but nonetheless accepts the evidence of the defendant when he says that he did not have this belief. This is only likely to arise in circumstances where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defendant lacks the reasoning and abilities of the normal person. In such circumstances, applying the statutory test, the defendant should be convicted but the fact that he did not himself belief that the property was tainted may well be a mitigating factor when he is sentenced.”
That said, the CFA further said that “the defendant’s perceptions would not necessarily carry any weight, let alone determinative weight.“ [55] Therefore, “… the court has to weigh the matters of which the defendant had personal knowledge, which would incline a reasonable person to believe that the transaction was clean, against the particulars of the impugned transaction itself, which would incline a reasonable man to believe that the transaction was tainted. If on balancing all these matters, any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be bound to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transaction was tainted, the defendant will properly be convicted. If, on balance, a reasonable man might conclude that the transaction was clean, an acquittal must follow.” [58]
Relevance of wilful blindness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statutory test is satisfied
41-73A The CFA in HKSAR v Harjani Haresh Murlidhar (2019) 22 HKCFAR 446 held that the doctrine of “wilful blindness” maybe applied “as a basis, from which to infer actual knowledge that the property represents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provided:
(i) It is proved that the property was in fact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since one cannot know something to be so unless it is in fact so;
(ii) It is remembered that it is actual knowledge that must be proved;
(iii) It is remembered that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defendant should have made inquiries or whether the reasonable man would have made inquiries, although the latter issue may be relevant, though not conclusive, in deciding whether the defendant deliberately refrained from making inquiries; and
(iv) Knowledge is the only reasonable inference to be drawn from the fact of wilful blindness and the other evidence in the case.” [70]
The CFA further considered that “Where a person has been ‘willfully blind’ to the existence of a fact or of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he will almost always have had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fact or circumstances in question existed. Thus, it is better to concentrate on the statutory test of whether the defendant had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rather than to introduce the doctrine of ‘wilful blindness’. [71]
The court would not allow a person to turn “a blind eye” in dealing with property which might b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In HKSAR v Wan Yet Kwai (CACC 372/2008, [2009] HKEC 959) Hartmann JA said that “… if a person, although he cannot know for certain, nevertheless has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having regard to all the circumstances, he may well be dealing in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and if that person goes ahead and deals, then he commits an offence under s25(1). This is so even if there also exist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in some alternative scenario…. What cannot be ignored is that money laundering is Invariably a devious activity, its purpose being to appear what it is not. In our view, it would therefore undermine the purpose of the legislation if a person was able to ‘turn a blind eye’ to a reasonably held belief that certain property represents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se by being able to focus instead on some alternative reasonably held belief as to its provenance.”, at [32] & [33]. See also Cheung Kam Sing v HKSAR (CACC 380/2010, [2011] HKEC 1655) [23]
If a defendant testifies (or calls evidence) about their belief, and the court does not reject their evidence then if the evidence is true or might be true, then it cannot be concluded that the defendant had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property was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Even if the court rejects the defendant’s evidence or defence evidence, the court must go on to decide whether in the absence of credible explanation, the only reasonable inference was that the defendant had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property was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HKSAR v Yan Suiling (2012) 15 HKCFAR 146, [23].
In short, “It was the Judge and not the right-thinking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who had to be sure. The Judge had to be sure the right-thinking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would have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proceeds came from an indictable offence”: HKSAR v Ou Jiejing [2013] 2 HKLRD 258, 273.
Standard of proof of the mens rea “having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In HKSAR v Lung Ming Chu [2009] 3 HKCFAR 137 the applicant argued that the mere “belief” in the element of “having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was insufficient in law and that it had to be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 sure”. However, the Court of Appeal appreciated that difficulties in ascertaining the standard of the hypothetical “reasonable man”, but they employed the phrase used by Sir Anthony Mason NPJ in Shum Kwok Sher v HKSAR (2002) 5 HKCFAR 381, at [94], that “it is none the less a task which is not so imprecise or vague as to violate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Basic Law or the Bill of Rights. Nor can it be characterized as an arbitrary standard.”
Besides, the Court of Appeal considered that the concept could be “understood and sensibly and accurately applied”. The Court of Appeal was satisfied that “the test of ‘having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does not require to be given a more stringent meaning than the natural and ordinary meaning of the phrase allows.”
Actus Reus
In order to prove the actus reus of the offence, the court is of the view that “what must be proved is no more than the act of ‘dealing’ in the property that is the subject of the offence.”: HKSAR v Lung Yun Ngai (CACC 482/2010, [2011] HKEC 683). “Dealing” is broadly defined in section 2(1) of both Ordinances and includes receiving, concealing, disposing or converting property. In HKSAR v Lau Sui Hing (CACC 111/2008, [2008] HKEC 1740), 2 defendants, lent their bank accounts by giving their bank cards to their common friend for receiving some money. In less than 2 months, there were 33 deposits of $954,100 into one account of which $953,900 was withdrawn in 37 transactions after the deposits were made while in another account, there were 56 deposits of $1,554,000 in which all were withdrawn in 69 transactions. Both defendants denied they had knowledge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ir accounts nor had they had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monies in their accounts wer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Both defenders were each convicted of Dealing with property known or believed to represent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The trial judge concluded that “lending someone a bank account to deposit and withdraw money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money laundering and amounted to dealing with property.” The trial judge further found that the defendants “in allowing the monies from loan sharking business to be deposited and withdrawn from their accounts, they knew or ha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monies wer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Their appeal against convictions were dismissed in that Court of Appeal held that “Bank accounts are valuable personal properties’ and therefore ‘As the holders of the accounts in question and in the absence of any acceptable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the only reasonable and irresistible inference must be that the applicants knew the transactions in their accounts and had dealt with monies in those accounts. In the light of the transaction records of those accounts, anyone who dealt with the monies in those accounts must have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monies represented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It was an inference that no reasonable person could have failed to draw.”See also: HKSAR v Wong Chor Wo (CACC 314/2006, [2009] HKEC 763) and (CACC 314/2006, [2008] HKEC 1005). …
“Indictable offence”
41-76 By s 25(4), “Indictable offence” as a broad definition: it is an offence under s 25 to launder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committed in Hong Kong or of conduct taking place elsewhere which, if it had occurred in Hong Kong would amount to an indictable offence. Section 25(4) of OSCO was intended to provide a “single criminality” test: would the conduct in the foreign state amount to an indictable offence if committed in Hong Kong? The purpose of s 25, being wide enough to include the laundering of proceeds of a crime committed elsewhere, is to deter persons from using Hong Kong to launder proceeds of crime. Section 25 is aimed at criminalising “dealing” in Hong Kong of property derived from conduct that constitutes an indictable offence here, regardless of where that conduct occurred. Section 25(4) makes clear that the determining factor is the conduct complaint of, as judged by Hong Kong law, not whether that conduct is an offence in the foreign country where that conduct took place: Lok Kar Win Kevin v HKSAR [1999] 4 HKCFAR 796. See also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judgment: HKSAR v Lok Kar Win [2000] 1 HKLRD 733. Foreign tax evasion is an indictable offence: HKSAR v Li Ching [1997] 4 HKCFAR 108. …
Concerning overseas conduct,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HKSAR v Yang Sigai (2016) 19 HKCFAR 359 adopted the view in HKSAR v Yeung Ka Sing Carson (2016) 19 HKCFAR 279 and held that:
“Section 25(4) … is a provision that is of relevance to overseas conduct. This provision qualifies the reference to “an indictable offence” in s.25(1) (and s.25A) by stating that this includes a reference to conduct which would constitute an indictable offence if it had occurred in Hong Kong. So, for example, where it is shown that the relevant property came from some identifiable act or acts committed overseas, it will be caught by s.25(1) if such conduct constituted an indictable offence in Hong Kong, irrespective of the legal position in the jurisdiction where such conduct took place. As the provision itself clearly implies, the focus is on the position under the Hong Kong law, not on the legality of such conduct under any foreign law.” [15]”
55.於HKSAR v Yeung Ka Sing Carson (2016) 19 HKCFAR 279 一案中，終審法院澄清上述法例第25(1)條的犯罪元素：
「裁決 …
(1) 控方毋須證明被處理的財產事實上屬可公訴罪行的得益，以作為第25(1)條下的罪行元素。第25(1)條並非把相關犯罪行為界定為處理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是將之界定為處理被告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代表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因此有關物品屬於得益的本質，乃屬「犯罪意圖」元素而非「犯罪行為」元素。
(2) 假如被告人沒有就其信念或感知提供證據，或假如他就此作供或傳召證據，但完全不獲法庭相信，則法庭可根據控方的證據作出其認為恰當的任何推論。法庭仍需信納控方已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實針對被告人的案情。法律並無規定。法庭在拒絕接納被告人的證供後須對該人「在關鍵時間的信念、想法和意圖」作出裁斷。另一方面，假如被告人的證據和接納為屬實或可能屬實，而該等證據若然屬實便會與該人有合理理由相信有關財產代表罪行的得益的說法不吻合，則法庭須裁定該人無罪。假如被告人相信其所宣稱的感知或信念，但其他人會覺得該感知或信念過分天真、輕信或愚蠢，而被告人所知的客觀事實會令其他人容易地相信存在着合理理由相信有關財產受「沾污」，則在受到「仍需聚焦考慮被告人是否持有所需的合理理由以支持其信念」的原則支配下，即使在該種情況下，控罪仍不能成立⋯」
56.於HKSAR v Pang Hung Fai (2014) 17 HKCFAR 778:
(1) 該案的被告人及X是商人，也是份屬30多年的好友。X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C公司）的董事長兼大股東。X亦在中國內地及柬埔寨持有業務，並就內地業務向被告人租用處所作為辦事處。他們亦經常互相幫助，向對方提供免息貸款，以協助對方解決現金周轉困難。2008年7月，X向被告人表示，X在內地的朋友將會向X還款，並要求被告人提供其銀行戶口資料，以便有關款項能匯入被告人的戶口，由被告人代X管存。被告人一口答應，沒有詢問X為何他不使用自己的戶口而要使用被告人的戶口。2008年8月，被告人其中一個銀行戶口收到合共約1,400萬元的匯款（涉案款項），而被告人繼而安排將涉案款項滙往X在柬埔寨的公司。涉案款項後來被揭發是X及其他人藉詐騙C公司而得到的收益。下級法庭裁定被告人在知道或相信涉案款項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下仍處理涉案款項，觸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455章第25(1)及(3)條，因此罪名成立。被告人不服判決，提出上訴。
(2) 於終審法院上訴時，論點關乎「有合理理由相信」一詞的解釋。於HKSAR v Shing Siu Ming [1999] 2 HKC 818，上訴法庭曾經裁定，該詞「包含主觀及客觀元素」。終審法院認為，該詞要求證明一名社會上思想正直的人在運用常理時，將認為有關理由足以令某人相信。這是客觀元素。該詞亦要求證明被告人知悉該等理由。這是主觀元素。
(3) 終審法院裁定上訴人上訴得直，並就控罪原素之一，即「合理理由」（reasonable grounds）有以下的解釋：
(i) 「合理理由」一詞可以理解，亦可直接運用。如要判被控人罪成，法官或陪審團必須裁定被控人有理由相信有關財產代表重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另一要求是該等理由需為合理，意指任何從客觀角度看到該等理由的人都會如此相信。另一表述方式是，第 25(1)條的兩項心理元素應被理解為，猶如它們是指「知道或應知道」；
(ii) 與Shing Siu Ming等一系列案例典據不同（它們所表述的驗證標準，不必要地複雜），上述驗證標準 (a) 保留法例所用的「理由」一詞；(b) 避免使用「主觀」術語和將之與「客觀」術語對比。法例用語的目的是訂立一項刑事罪行的心理元素，而着眼於「主觀」與「客觀」的區別將令人忽略該目的；(c) 把焦點放在被控人身上，而非把注意力轉移到「明理的人」這個抽象法律概念之上；(d) 避免使用「步驟」的語言。先考慮目的、後考慮主觀元素的做法，把上述各種分散注意力的情況集於一身。
(iii) 上訴法庭錯誤地斷定適用於第25(1)條的驗證標準是「可能相信」而非「會相信」；
(iv) 在運用法例所表述的用語時，可顧及被控人的個人信念、觀感和成見。它們均輕易地融入某人可說是「有」的「理由」這一概念。這並不表示任何此等觀感或評價都必然會獲給予舉證份量，更遑論據決定性的舉證份量。法官或陪審團在考慮整體證據時，可向被控人的個人信念、觀感或成見給予法官或陪審團認為應得的舉證份量。在很多情況下，審裁者將完全不理會被控人在這方面的證據。
(v) 本案原審法官引用Shing Siu Ming一案所訂的兩步驗證標準，但這做法不可行，因它限制了被告人可以開「有」的理由。原審法官所考慮的各項理由過於狹窄。原審法官拒納被告人的證據。據時，相當着重涉案的1,400萬元金額，並將之形容為「龐大 … 即使對於像 [被告人] 般富有的人來說亦然」。原審法官把注意力放在被告人的財富而非X的財富之上，實屬錯誤。即使原審法官提述涉案金額在X的眼中微小，這也沒有顧及被告人與X於過往數十年間的緊密個人和商業關係以及他們之間的互相信任。
57.在HKSAR v Harjani Haresh Murlidhar [2019] 22 HKCFAR 446：
(1) 該案中的賣方X公司及買方Y公司藉着電郵往來，訂立跨國買賣一批肥料的合約。買家為10,788,000美元，Y公司須先支付當中5%作為訂金，並以信用狀（該信用狀）支付餘款。騙徒入侵及更改電郵。Y公司被騙，把539,375美元（該款項）存入Z公司的銀行帳戶以及提名Z公司為該信用狀的受益人。Z公司由D及B成立，兩人都是公司帳戶的簽署人。D在香港提取該款項後被拘捕，並被控與B、E和其他不知名騙徒明知或有合理理由相信該款項代表可公訴罪行的得益（黑錢）而串謀處理該款項（觸犯《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455章）第25(1)和(3)條及《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159A及159C條）。D聲稱受到知悉電郵詐騙一事的E欺騙而接收涉案得益。E曾要求D執行該信用狀及利用作為Y公司的指定帳戶的Z公司帳戶接收該款項和該信用狀的得益，以換取合約價的12%作為報酬。D宣稱他相信E是真確的代理人，以及涉案資金源自一宗真實的商業交易。D進一步宣稱，他從來沒有問E為何Z公司獲選從事上述工作，因為按照商業慣例，他既無必要也沒有職責如此問。原審法官裁定D罪名成立。法官裁定D不知道該款項是黑錢，但他「理應知道」其涉罪來源及蓄意對之視而不見。法官認為，D身為高學歷及富有經驗的商人，就E帶給他的高度可疑交易竟然安於只掌握些微資料，實在有欠合理。上訴法庭裁定，原審法官錯誤地要求D真誠地持有的任何信念亦必須是合理地持有，但在原審法官曾拒納D指自己相信交易合法的宣稱的基礎上，維持D的定罪。D不服定罪，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2) 終審法院一致駁回上訴，並對「有合理理由相信」一詞加以解釋：
「「有合理理由相信」的意思
(i) Seng Yuet Fong v HKSAR一案提出的驗證標準，正確地表達了《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條下「有合理理由相信」一詞的意思。不過，為清晰起見，本院現重新表述驗證標準如下：
(a) 有什麼事實或情況（包括被告人自身的情況）是他知道的，且可能影響他對於有關財產是否黑錢的信念？假如被告人就影響他對於相關財產性質的信念的事實和事宜作供，則法官必須考慮他是否或可能就該等事實和事宜的存在說真話；
(b) 任何得知被告人所知的明理人士，會否必然相信有關財產是黑錢（該問題）？假如法庭裁定被告人是或可能就他聲稱影響其信念的事實和事宜的存在說真話，則法庭回答該問題時必須將該等事實和事宜考慮在內；及
(c) 若然該問題的答案為「是」，被告人便有罪，否則被告人無罪…。
(ii) 假如被告人不作供或提出證據，則法庭須先裁定被告人知悉哪些相關事實或情況，然後回答該問題。若然答案為「是」，被告人將被判罪成，判刑時亦相當可能會以他亦必然相信有關財產是黑錢為量刑基礎。
在決定是否通過法定驗證標準時，被告人的確實信念的相關性
(iii) 假如被告人作供指他不相信有關財產是黑錢，則法庭回答該問題時，必須妥為考慮。被告人就他相信什麼及背後理由而作的證供。重要的是被告人指稱導致他持有某種信念或認知的事實和情況，而非該主觀信念或認知本身。法庭必須考慮兩個互有關連的問題：(a) 當被告人說他不相信有關財產是黑錢時，他是否說真話？；及 (b) 身處被告人境況的明理人士會否無法相信有關財產是黑錢？
(iv) 法庭通常會對每個問題給予相同答案。然而，在罕見情況下，法庭可能斷定任何身處被告人警方的明理人士都會相信有關財產是黑錢，但還是接納被告人指他不持有該信念的證供。這種情況相當可能只會在被告人顯然欠缺常人的理解能力時出現。在這種情況下，被告人應被判罪成，但在判刑時，他的信念可能構成減刑因素。
(v) 法庭必須衡量以下兩者：一是被告人本人知悉的事宜（而該等事宜會令明理人士傾向於相信有關交易清白，二是針對受質疑交易本身的詳情（而該等詳情會令明理人士傾向於相信有關交易受黑錢污染）。被告人的認知不一定帶有任何比重，更遑論具決定性的比重。假如經衡量所有此等事宜後，任何明理人士都必將斷定有關交易受黑錢污染，則裁定被告人罪成並無不妥。假如經衡量所有上述事宜後，命令人士可能斷定有關交易清白，則被告人必須獲判無罪。
在決定是否通過法定驗證標準時，「故意視而不見」的相關性
(vi) 原則上，「故意視而不見」這規條可用作推斷被告人確實知悉有關財產是黑錢的基礎，條件是：(a) 有關財產被證明確實是黑錢，因為若然某東西事實上並非如此，便談不上某人知道該東西如此；(b) 謹記必須被證明的是確實知悉；(c) 謹記問題並非被告人是否應作出查詢或明理人士是否會作出查詢，縱使在決定被告人是否蓄意不作出查詢時，後者可能是相關因素（雖然不起決定作用）；及 (d) 從故意視而不見這一事實及案中其他證據，可作出的唯一合理推論是被告人有着所需知識。
(vii) 不過，鑒於法例提供了交替的犯罪基礎，即被告人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因此「故意視而不見」規條通常對確立知悉沒有必要或幫助。當某人對一項事實或特定情況的存在「故意視而不見」時，該人幾乎未必會有合理理由相信有關事實或情況存在。…」
借出銀行帳戶
58.就借出銀行帳戶給他人使用，控辯雙方均援引HKSAR v Lau Sui Hing CACC 111/2008及HKSAR v Salim CACC 184/2013:
HKSAR v Lau Sui Hing
59.該案的案情如下：
(1) 2005年3月18日，該案的其中一名受害人，溫先生到澳門的賭場賭博，並輸掉所有金錢。這時有人表示願意借出20萬籌碼給溫先生。溫再輸掉該20萬籌碼後，有人陪同他返回香港及要求他還款25萬元。換言之，20萬元借款的利息遠超法律容許的利率。數日後，溫先生及其家人根據這款人的指示，分別將12萬元及13萬元存入兩個指定銀行帳戶（戶口A及戶口B）。
(a) 2005年4月12日，另一名受害人鄧先生於澳門的賭場輸掉金錢後，被邀請加入貴賓會及獲取3萬元借款。鄧先生輸掉該3萬元後有人陪同他返回香港及要求他還款6萬元。該借款的利息亦遠超法律容許的利率。2005年4月12日至5月4日期間，鄧先生將最少6萬元存入户口A及戶口B。
(b) 第一及第二上訴人是兄弟。他們分別於1996年及2004年開設戶口A及戶口B。銀行月結單顯示2005年3月17日至5月11日期間，戶口A共有33項合共954,100元的存款，其中953,900元於存款不久後分37次被提取。2005年3月12日至5月期間，戶口B共有56項合共1,544,000元的存款，所有存款均於存款後瞬即分69次被提取。因上述可疑交易，銀行於2005年5月18日結束該兩個戶口。兩名上訴人均沒有向銀行查詢關閉戶口的原因。
(c) 2003年至2005年期間，兩名上訴人均沒有登記任何業務或報稅。他們於2006年6月7日被拘捕。他們均各被控一項「處理已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
(d) 警誡會面下，第一上訴人稱2005年初，一名叫「阿池」的朋友表示急需戶口接收一筆借款，於是第一上訴人將戶口A借給「阿池」兩日，並將該戶口的銀行咭及密碼給予「阿池」。第一上訴人指他只是一心協助朋友，沒有詢問借用户口的原因。後來他要求「阿池」歸還銀行咭，但不果，「阿池」最後更失踪。戶口A被撤銷後，他因不想支付手續費而沒有向銀行索取銀行月結單。他否認知道2005年3月12日至5月17日發生的事情。
(e) 第二上訴人於警誡下聲稱於2004年認識「阿池」。「阿池」表示急需借用兩名上訴人的銀行戶口，但之後沒有歸還第二上訴人的銀行咭，更失了踪。第二上訴人聲稱沒有任何合理理由懷疑「阿池」會使用其戶口犯案，亦否認知悉2005年3月12日至5月17日發生的事情。
(f) 辯方證人何先生聲稱目睹兩名上訴人將銀行卡交給「阿池」，並於列隊認人中認出「阿池」。
(g) 審訊期間，兩名上訴人均不爭議兩名受害人借款及還款的事實，但否認曾「處理」涉案金額及有合理理由相信該金額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經審訊後，原審法官拒納兩名上訴人及何先生的證供，裁定兩名上訴人罪名成立。
60.兩名上訴人不服判決，提出上訴許可申請。上訴法庭指：
“47. The judge concluded that lending someone a bank account to deposit and withdraw monies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money laundering and amounted to dealing with property.
48. The judge also concluded that both applicants believed (as any reasonable man would believe) that their bank accounts would be used to launder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when they both gave their account numbers and their bankcards to Ah Chi.
49. The judge found that even if Ah Chi did tell the applicants that he needed their accounts for use by his company, such explanation would still lead a reasonable man to conclude that the accounts would be used to launder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when the request was made in a restaurant and when the applicants knew little about Ah Chi and did not even know the name of his company.
50. In the end, the judge found that when allowing monies from loan sharking business to be deposited and withdrawn from their accounts, the applicants knew or ha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monies wer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The judge therefore convicted both applicants. …
52. Mr Tong further suggests that even if the applicants’ explanations were rejected, the prosecution evidence, as accepted by the judge, should not have led to the only reasonable inference that the applicant had dealt with monies in their accounts, believing that they wer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
54. Mr Tong further suggests that lending a bank account to someone else does not lead a reasonable man to the only reasonable conclusion that the lender knows or believes that the bank account would be used to launder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
57. Mr Tong suggests that there was no evidence that the applicants ever exercised any personal control over their accounts nor was there any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y knew what as going on with their accounts.
58. Mr Tong suggests that the applicants’ behaviour, albeit suspicious, did not lead to the only irresistible inference that they were dealing with the monies in their accounts, believing that they wer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as the subjective element.
Discussion
59. There were two issues, both issues of facts, namely (1) whether the applicants had dealt with the monies in their accounts and, (2) whether they had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monies wer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60. The prosecution must prove both issues against the applicants before they could be convicted of the charge.
61. If the defence, that the applicants had lent their accounts to Ah Chi and thereafter had paid no attention to them, and therefore had no knowledge about them, was true or could be true, the applicants could not be guilty of the charge as they had not dealt with the monies in their accounts and they could have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monies wer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when they were not even awar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monies.
62. However, the judge had completely rejected the applicants’ explanations, both in their statements to the police and in the 1st applicant’s evidence.
63. As the holders of the accounts in question and in the absence of any acceptable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the only reasonable and irresistible inference must be that the applicants knew the transactions in their accounts and had dealt with monies in those accounts.
64. As the holders of the account in question, and in the absence of any acceptable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the only reasonable and irresistible inference must be that the applicants knew the transactions in their accounts and had dealt with monies in those accounts.
65. In the light of the transaction records of those accounts, anyone who dealt with the monies in those accounts must have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monies represented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It was an inference that no reasonable person could have failed to draw. …
69. Bank accounts are valuable personal properties. Irrespective of one’s background, cogent evidence and persuasive reasoning are required to support a story of the lending of one’s account to another in the manner as the applicants had suggested.
70. We do not find the applicants’ explantation convincing. …
74. In our view, the only explanation for such inactivity was because they were aware of the nature of the abnormal transactions. …
79. … In our view, the judge had given adequate reasons for rejecting the applicants’ explanation and we cannot find any good reason to say that the judge erred in doing so.
80. Once the applicants’ explanation that they knew nothing about their accounts was rejected, and in our view, rightly rejected, convicting them as charged was inevitable.
81. As the Court of Appeal said in HKSAR v Wong Chor Wo & Another (unreported CACC 314/2006) at para 108 onwards of the judgment: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events, if a man allows another person to use his bank accounts to deposit and withdraw funds, in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the inevitable inference will arise that the holder of the bank account has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funds passing through the account represent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The judge was quite right to rely upon this proposition, …
That the account is used to conceal the transactions is an inference which inevitably arises from the fact that a person uses another’s bank account to undertake transactions without any explanation to the holder of the bank account.
From the fact that the transactions are concealed, in the absence to the contrary, the inference inevitably arises that some offence has been committed in relation to the transactions that requires to be concealed. When the funds are of the magnitude as in this case, the inference is that that offence will be an indictable offence.”
82. With respect, we fully adopt the aforesaid approach. We do not find the conviction against the applicants unsafe or unsatisfactory. The application for leave to appeal against conviction is dismissed.”
HKSAR v Salim & Another
61.該案的案情如下：
(1) 兩名上訴人分別原審時的第2及第3被告。他們與另一人一同被控共10項控罪，包括每名上訴人各自被控的數項「處理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俗稱「洗黑錢」。
(2) 原審的第1被告承認一項「串謀處理已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但控方所指的串謀者並非兩名上訴人。經審訊後，原審法官裁定第1上訴人控罪4至7罪名成立，第2上訴人則控罪8至10罪名成立。兩名上訴人不服判決，提出上訴申請許可。
(3) 第1上訴人面對的控罪4至7均涉及一間名為Day Leader Limited（Day Leader）的銀行戶口，而控罪8至10則涉及一間名為Charmsky Rich Limited （Charmsky）的銀行戶口。控罪只針對存款，而不包括提款：
“10. As part of its case the prosecution adduced evidence by bankers’ affirmations not just of the deposits but of all the transactions involving the various accounts. This was done in order to show the activity in the accounts and that the accounts were being used for a money laundering purpose. But, and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he charges were drafted to cover a period of time, the amounts particularized in the charges were aggregate amounts representing a number of different transactions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and finally the different transactions they represented were all deposits into the accounts. The applicants were not charged in respect of any withdrawal of monies from the account.”
(4) 第1上訴人是伊拉克人士，但持有荷蘭護照。第2上訴人是敘利亞人，但持有英國護照。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3日，兩名上訴人來港。2011年11月29日，兩名上訴人各自成為Day Leader及Charmsky的唯一股東及董事。Day Leader的所有銀行戶口均於2011年12月1或2日開設，而第1上訴人是該些銀行戶口的唯一簽署人。Charmsky的所有銀行戶口均於2011年12月1或2日開設，而第2上訴人是該些銀行戶口的唯一簽署人。於開戶文件中，兩間公司的註冊地址位於上環，而營業地址則位於倫敦。開設銀行戶口後，兩名上訴人將所有與銀行戶口運作有關的物品交給另一人，讓該人或其他人士運作戶口，包括網上理財。兩名上訴人亦知悉所有銀行的書信均會寄往上環的地址。
(5) 控方傳召4名銀行職員作供。中國銀行的賴小姐指每個涉案的銀行戶口包括獨有的網上理財的個人密碼（PIN）。銀行以掛號信件將網上理財的資料、個人密碼及登入密碼寄往上環的公司地址；後來銀行亦接獲Day Leader及Charmsky的收條。可是銀行發現收條上的簽名與戶口簽署人的簽名不脗合，於是沒有開通該兩間公司的網上理財服務。
(6) 恆生銀行的郭先生確認兩名上訴人曾開設Day Leader及Charmsky的戶口。郭先生將該些戶口的一張提款咭（ATM card）、一張轉賬咭（debit card）、網上理財密碼、電話理財密碼、提款咭密碼及網上理財密碼器（device for e-banking）交給兩名上訴人。
(7) 滙豐銀行的李小姐指2011年12月1日，兩名上訴人分別為Day Leader及Charmsky開設戶口後，她將該些戶口的提款咭、密碼及密碼器交給兩名上訴人。
(8) 上述3名銀行職員均指有另一人陪同兩名上訴人到銀行開設戶口。中國銀行的賴小姐指接獲一間秘書公司的Rainbow Wong的電話，安排時間為Day Leader及Charmsky開設戶口；該Rainbow Wong向賴小姐提供兩間公司的文件及陪同兩名上訴人到銀行。Rainbow Wong向賴小姐聲稱她與其男友共事。辯方提供一名東亞男子的相片。賴小姐稱該名男子與Rainbow Wong的男友相似。恆生銀行的李先生指相片的男子與陪同兩名上訴人開設戶口及自稱Yaser先生相似。滙豐銀行的李小姐指相中男子與自稱名叫「阿成」的秘書公司職員相似。李小姐之前亦曾目睹Rainbow Wong與該名男子協助他人開設銀行戶口。
(9) 2012年2月21日，兩名上訴人再次來港，並前往上該銀行提款。第1上訴人從第1個中銀戶口提取8,000元、從恒生戶口提取26萬元及從滙豐銀行戶口提取14萬元。控方指第1上訴人來港提取案中的得益。
(10) 2012年2月21及22日，第2上訴人從Charmsky 的中銀戶口提取2,000元、從恆生戶口分別提取港幣1,548.80元及1,000美元和從滙豐銀行戶口提取900美元（即合共港幣19,117.60元）。
(11) 2012年2月22日，警方進入朗豪坊酒店的一個房間以「串謀詐騙」拘捕兩名上訴人。當時兩名上訴人身上均有不同金額的錢幣。第2上訴人亦管有一些Charmsky的中銀、恒生及滙豐的銀行文件。
(12) 銀行家誓章顯示於案發期間，Day Leader的3個銀行戶口共有810萬元的存款，而Charmsky的戶口則共有320萬元存款。
(13) 控方指兩名上訴人並非真正想在內地營商的商人；他們根本從沒打算自己使用涉案戶口，亦知道不會收到該些戶口的任何物品或書信。事實上，兩名上訴人是收取報酬為他人開設戶口作非法用途，即容許他人使用該些户口收取由電騙所獲的得益。
(14) 兩名上訴人均選擇作供。他們均自稱是正當商人，為了營商而在香港開設公司及戶口。他們都被協助他們開設公司及戶口的秘書公司職員Yaser 先生及其妻子Rainbow Wong矇騙。後來他們無法聯絡Yaser先生及Rainbow Wong；於是他們便再次來港。
(15) 第1上訴人的大律師承認，第1上訴人於銀行櫃檯提取現金已構成「處理已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為從可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但堅稱第1上訴人沒接獲任何銀行文件，對其他的銀行交易毫不知情。第2上訴人則指他只是提取他本人存入Charmsky戶口的金錢。
(16) 上訴法庭指：
“The Reasons for Verdict
54. The judge reminded himself that the prosecution had to prove that each of the applicants dealt with the property the subject of the charge and that at the time they dealt with it they knew or had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property represented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55. The judged noted that it was not in dispute that the 1stapplicant dealt in property amounting to HK$408,000 and the 2ndapplicant in property amounting to HK$19,116.60. The 1stapplicant admitted that his dealings were in breach of section 25(1) of OSCO but the 2nd applicant denied that his dealings breached the law.
56. However, apart from these dealings the applicants denied ever being a party to any transaction involving these accounts and thus denied having dealt with the monies deposited into and transferred out of these accounts. On the actus reus of dealings, it was the prosecution case that by allowing others to use the accounts with their permission, they had dealt with the proceeds when the accounts were used to receive monies, including those from the victims of the e-mail fraud that were PW1-7.
57. On the mens rea element of the offence, it was the prosecution case that, based on the conduct of the applicants, it was proven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that they had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property represented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or that the applicants had ‘shut their eyes to the obvious’.
58. The judge accepted the evidence of all the bank officials to be credible and reliable. He found that Mr Yaser existed and had a role to play in the laundering activities. He accepted the evidence of PW10 of HSB who said he gave all bank account materials to the 1st and 2nd applicants and that he subsequently saw Mr Yaser carrying the bag used to contain all these materials. From this the judge inferred that the applicants had given them to Mr Yaser.
59. The judge analysed the evidence of both applicants and found them to be dishonest and unreliable witnesses and rejected their evidence.
60. The judge found that each of the withdrawals by them, to which they admitted, constituted a dealing with property and then went on to consider whether they could be liable for the other dealings that took place by others with respect to the accounts.
61. On this question the judge found that the applicants came from the UK to Hong Kong for the primary purpose of opening bank accounts, and that setting up companies was no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ir visit. In this regard they were assisted by Mr Yaser, Rainbow and others. He said the only irresistible inference was that before they left Hong Kong the applicants handed over the bank account operating materials, including the controlling devices, PINs and passwords of the accounts, to Mr Yaser and/or Rainbow Wong so that they could be operated by others.
62. The judge found that the only irresistible inference he could draw from evidence was that the first trip to Hong Kong made by the applicants must have been paid for by others as they would not use their own monies to fly to Hong Kong to set up companies that they did not intend to use and to open bank accounts that they intended to allow others to operate. He further inferred from the evidence that they must have been remunerated for their actions or been promised some form of monetary reward.
63. Having found that the applicants were recruited to fly to Hong Kong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to open bank accounts, and given the expense involved in so doing and the number of accounts that were opened, the judge went on to infer that both applicants were aware that the bank accounts should be used to deal with substantial sums of monies.
64. The prosecution relied on the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Appeal in HKSAR v Lau Sui Hing & Anor CACC 111/2008; unreported, 21 October 2008, to argue that it was authority for the proposition that lending one’s account to others was itself a dealing with property. The judge said that this was a misreading of that judgment and said that it involved defendants whom the prosecution had proved knew of the transactions in the accounts in question and had themselves dealt with the monies in the accounts.
65. The judge then referred to section 89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 Cap 221 which makes aiders, abettors, counsellors and procurers guilty of the offence to whose commission they have lent their support. The judge said that the conduct of these applicants amounted to aiding and abetting another person to deal with the monies in the bank accounts, ie the transactions by third parties during the charge period, as opposed to the cash withdrawals made by the applicants on 21 February 2012, albeit they were not the persons who conducted these transactions. In this way the judge found the actus reus of dealing with property proven by the prosecution.
66. He then turned to the mens rea of the offence and said that the way Day Leader and Charmsky was set up, the nature and method of opening the bank accounts, the handing over and permitting all controlling devices of the accounts to be used by a third party, making withdrawals from the accounts of monies that they knew were not theirs, were grounds that a commonsense, right-thinking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would consider sufficient to lead a person to believe that the cash withdrawals made by them on 21 February 2011 and other transactions conducted by others in whole or in part represented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67. The judge found that on Charge 4, the 1st applicant dealt with HK$8,000 himself but that he had aided and abetted another to deal with the rest of the property that was particularized in this charge. In respect of Charge 5 he said that the 1stapplicant aided and abetted another person to deal with the particularized property and in respect of Charge 6 that the 1stapplicant dealt with HK$260,000 himself and that he aided and abetted another to deal with the rest of the property particularized. He said that in respect of Charge 7 the 1stapplicant dealt with HK$140,000 himself and that he had aided and abetted another person to deal with the rest of the particularized property. Thus, in respect of all of the 1stapplicant’s charges his convictions were based on accessorial liability and in respect of Charges 4, 6 and 7 this basis for conviction was supplemented by his withdrawals from the accounts of Day Leader.
68. In respect of the charges faced by the 2ndapplicant the judge said that in Charge 8 the 2ndapplicant dealt with the whole sum of HK$2,000 but on Charge 9 he dealt with HK$1,548.80 and US$1,000 himself and that he aided and abetted another person to deal with the rest of the particularized property. As to Charge 10 he said that the 2ndapplicant dealt with US$900 himself but he aided and abetted another person to deal with the rest of the property that had been particularized in the charge. In respect of the 2ndapplicant’s charges, his convictions on Charges 9 and 10 were based on accessorial liability, supplemented by his withdrawals from the Charmsky accounts. Charge 8 was based entirely on an act of withdrawal by the 2nd applicant on 21 February 2012.
69. The judge thereupon convicted both applicants of their respective charges. …
77. The second ground of appeal is that the judge erred in convicting the 1stapplicant of Charges 4, 5, 6 and 7 by virtue of aiding and abetting another person to deal with property when there was insufficient evidence that the 1stapplicant was present at the time that the person dealt with the property. …
78. The 2ndapplicant advances four grounds of appeal. …
80. The third ground of appeal also relates to only Charges 9 and 10 and is the same as the 1stapplicant’s second ground of appeal.
86. The point that the judge could not convict of the withdrawals is a stand-alone point and can be quickly dealt with.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applicants were not charged with any withdrawal of monies as a dealing with property. This is not disputed by counsel for the respondent who accepts that evidence of their non-charged transactions was adduc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activity in the accounts in this period and of the conduct of the applicants on their return to Hong Kong so as to enable adverse inferences to be drawn in respect of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se bank accounts were set up, the use which was made of them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applicants.
87. However, notwithstanding this error by the judge counsel for the respondent invites us to apply the proviso. That, it seems to us would not be an appropriate course in respect of conduct for which a defendant has not been charged. The only way a conviction for these transactions could he upheld would be for the charges to be amended and for this Court to substitute a conviction for the amended charges in place of the existing convictions. The problem with such a course is that the substituted conviction would not reflect the basis upon which the applicants were tried and would, therefore, unfairly prejudice them. The amendment could not be made without injustice.
88. Consequently, those parts of the convictions relating to the withdrawals cannot stand. This is sufficient to cause us to quash the conviction of the 2ndapplicant on Charge 8 which is based solely upon an act of withdrawal as constituting the requisite dealing with property. …
89. All the other grounds of appeal require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prosecution presented its case, the issues it identified as arising from the evidence and how it sought to prove those issues. …
91. Though describing the issue as one of knowledge, the prosecuting counsel is really describing two issues. The first is the purpose or reason for the applicants opening the accounts. Assuming the prosecution was able to prove that the purpose was to allow others to operate the accounts then the second issue arises of whether the prosecution has proven that the applicants knew what use those others would make of the accounts. Thus, the prosecution case was, factually, based upon asking the Court to find that the applicants had come to Hong Kong to set up bank accounts for the purpose of enabling others to use them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proceeds of indictable offences.
92. But, of course, this factual scenario had to be brought within the legal elements of the section 25(1) offence. In terms of proof of the actus reus of this offence the prosecution contended that each time money was deposited into the bank accounts, as proven by the banker’s affirmations, a separate act of dealing with property took place for part of the definition of “dealing”, in relation to property, in section 2(1) of OSCO is “receiving or acquiring the property”.
93. The only legal problem with this factual scenario was that it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rosecution case that every deposit of monies into these accounts must necessarily have been by victims, such as PW1-7, or by these others to whom the applicants had lent their accounts. How do the applicants, as a matter of law, become criminally liable for the acts of dealing with property by these other persons?
94. For the prosecution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lay in the decision of this Court in HKSAR v Lau Sui Hing & Anor CACC 111/2008; unreported, 21 October 2008. It was the prosecution’s submission that in this judgment the Court of Appeal endorsed the proposition of the trial judge that “lending someone a bank account to deposit and withdraw money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money laundering and amounted to dealing with property”. Thus, from the prosecution’s point of view, proof of the actus reus of the offence depended entirely upon the legal validity of this proposition.
95. The prosecution submitted that the Court of Appeal endorsed this proposition when, in the course of its judgment it noted that bank accounts are valuable personal properties and then went on to say:
“64. As the holders of the accounts in question and in the absence of any acceptable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the only reasonably and irresistible inference must be that the applicants knew the transactions in their accounts and had dealt with monies in those accounts.
65. In the light of the transaction records of those accounts, anyone who dealt with the monies in those accounts must have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monies represented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It was an inference that no reasonable person could have failed to draw.”
96. Thus, it is quite apparent from the prosecution’s written closing submission that it relied for proof of the actus reus of the offence on its perceived endorsement by the Court of Appeal in Lau Sui Hing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lending someone a bank account to enable that person to use it for a money laundering purpose is itself an act of dealing with property. As we have mentioned the judge rejected this submission and, in our view, he was undoubtedly right to do so. He readily demonstrated the fallacy of the prosecution’s submission when he quoted a further part of the Court of Appeal’s judgment which placed the Court’s comments in their proper context and more accurately revealed their reasoning in upholding the conviction. We can do no better than allow the judge to speak for us. He said:
“189. …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judgment is different from the view of Mr. Parry.
190. It is true that the trial judge in Lau Sui Hing concluded that lending someone a bank account to deposit and withdraw monies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money laundering and amounted to dealing with property (see paragraph 47 of the judgment).
191. Paragraph 61 to paragraph 64 of the judgment are relevant:
“61. If the defence that the applicants had lent their accounts to Ah Chi and thereafter had paid no attention to them and, therefore, had no knowledge about them, was true or could be true, the applicants could not be guilty of the charge as they had not dealt with the monies in their accounts and they could have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monies wer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when they were not even awar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monies.
62. However, the judge had completely rejected the applicant’s explanations, both in their statements to the police and in the first applicant’s evidence.
63. What was left was the undisputed or indisputable evidence that the applicants were respectively the holders of account A and account B and that large sums of monies from a loansharking business were deposited into and withdrawn from their accounts.
64. As the holders of the accounts in question and, in the absence of any acceptable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the only reasonable and irresistible inference must be that the applicants knew the transactions in their accounts and had dealt with monies in those accounts.’
192. From the above, one can see that the convictions in Lau Sui Hing were upheld on the basis that the Court of Appeal had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only inference was that the applicants had dealt with the monies in the accounts themselves, not that they had lent the accounts to Ah Chi.
193. In paragraph 61 of the judgment the Court of Appeal pointed out that if a person had lent his account to another person, he had not dealt with the monies in the account, proof of mens rea apart.”
97. In a nutshell the Court of Appeal in Lau Sui Hing said:
(i) The defence was that they lent their accounts to another and had no knowledge of what that other had done with them.
(ii) If this was true then the defendants could not be guilty as they did not deal with the monies in the accounts:
BUT
(iii) Once the defence evidence of the lending of their accounts was rejected, then the evidence was that the defendants were the account holders and, in the absence of any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that fact would allow certain adverse inferences to be drawn that they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transactions in the accounts.
98. However, this was not the factual situation in the present case. In respect of these applicants it was actually the prosecution case that there was in fact a lending of the accounts to persons in Hong Kong and that the applicants were out of the jurisdiction and back in the United Kingdom when the money laundering dealings involving these accounts took place. Thus, from the very start, the prosecution case was based on a flawed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relating to the actus reus of the offence.
…
100. The respondent’s position on appeal, as at trial, was that the mere allowing of others to use the account satisfied the actus reus element of the offence and there was no need for the judge to have recourse to accessorial liability. In support of this submission the respondent relied not just on Lau Sui Hing but also on another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Appeal, namely the decision in HKSAR v Wong Chor Wo and anor CACC 314/2006; unreported, 16 June 2008. At paragraph 108 of its judgment in the case the Court said:
‘108.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events, if a man allows another person to use his bank accounts to deposit and withdraw funds, in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the inevitable inference will arise that the holder of the bank account has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funds passing through the account represent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101. But, this passage should not be read on its own. In context, it is clear that it is not authority for the proposition advanced by counsel for the respondent. In a nutshell the prosecution in this case alleged that Wong Chor-wo stole HK$20.8 million from the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a publicly listed company, Wealthmark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Wealthmark”) of which he was chairman and majority shareholder. Subsequently, in order to cover up the theft, Wong Chor-wo used a number of false documents. His co-accused Wong Chun-ping faced two charges of dealing with the property known or believed to represent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being the monies stolen from Wealthmark by Wong Chor-wo. Wong Chun-ping is Wong Chor-wo’s paternal cousin and was the sole proprietor of C K Trading Company (“CKTC”). Wong Chor Wo had physical possession of the cheque books of both CKTC and Wong Chun-ping’s personal account.
102. Of the HK$20.8 million stolen, HK$4 million was deposited into CKTC’s bank account and HK$16.8 million into Wong Chun-ping’s personal bank account. These monies were subsequently withdrawn from these accounts by means of cheques signed by Wong Chun-ping. Thus, in terms of the actus reus of the offence the prosecution had evidence of dealings with property by Wong Chun-ping in the form of his signing the cheques.
103. The only issues were whether the prosecution had proven firstly that Wong Chun-ping must have known of the fact of the transactions through his accounts and secondly that he must have known or had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sums were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It was in relation to these two issues of knowledge that the court went on to discuss what inferences could be drawn from Wong Chun-ping’s conduct, especially 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 he did not give evidence.
104. Paragraph 108, quoted above, is preceded at paragraph 107 in which the Court of Appeal by way of introductory observations on Wong Chun-ping’s appeal made the following comment:
“107. The two charges against Wong Chun-ping relied upon an assertion by the prosecution that he must have known of,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transactions through the bank account of C K Trading Company, and his personal account, and that he knew or had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funds passing through his account represented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105. In understanding this case it is most important to recognise that this is not a case where an account holder completely surrendered to a third party the operation of his bank account. Wong Chun-ping had to have a continued involvement with his account as his signature was needed on cheques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criminal proceeds deposited into his account. That is why the Court of Appeal at paragraph 107 referred two aspects of Wong Chun-ping’s knowledge, the first of which went to his know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dealings with property (the actus reus) and the second which went to proof of the mens rea of the offence.
106. But, at paragraph 108 the Court was focusing on the mens rea element of the offence, rather than the actus reus act of dealing and this is quite apparent from the discussion by the Court in the paragraphs which followed where the Court said:
“109. The judge was quite right to rely upon this proposition, as she did in paragraph 490 of the reasons for verdict.
110. That the account is used to conceal the transactions is an inference which inevitably arises from the fact that a person uses another’s bank account to undertake transactions without any explanation to the holder of the bank account.
111. From the fact that the transactions are concealed, in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the inference inevitably arises that some offence has been committed in relation to the transactions that requires to be concealed. When the funds are of the magnitude as in this case, the inference is that that offence will be an indictable offence.
112. It may well be that an innocent explanation may also arise, when a bank account holder permits another person to conduct transactions, quite unrelated to the account holder, through his bank account, but for the reasons set out in paragraphs 110 and 111, at the same time the inference will arise that the transactions involved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
117. In the present case it is clear that, objectively, reasonable grounds existed for the belief. Those grounds arose from the mere fact that Wong Chun-ping had given unlimited access to the two bank accounts to Wong Chor-wo. Equally clearly, Wong Chun-ping knew of the existence of those facts, and consequently, the reasonable grounds which existed for the belief that money transacted through the accounts by Wong Chor-wo may be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118. That was where the evidence stood. There was nothing in the evidence to dispel those inferences, and the fact that an inference of innocent transactions also arose, in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does not assist Wong Chun-ping to say that he could not have believed that the transactions were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119. That must be all the more so in the absence of any evidence from Wong Chun-ping. If there were some innocent explanation for the transactions, Wong Chun-ping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provide the reasons, but none emerged at the trial. The Judge was, in such circumstances, as the Court said in Li Defan and Anor v HKSAR [2002] 1 HKLRD 527, at 540:
‘… perfectly entitled to regard the failure of the accused to give any explanation on oath as strengthening the inference to be drawn from the prosecution case.’”
107. Nowhere in this judgment does the Court say that the lending by an account holder of the use of his account to a third party constitutes, by itself, a dealing with property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25(1) of OSCO. Nor would it be required, on the facts of this case, to ever consider such a legal issue as this case was not about the actus reus of the section 25 offence but only about the mens rea element of it.
108. We do not dissent from any of the comments in these two cases. That a person lends the use of their account to another is clearly a very important primary fact from which inferences may be drawn, both as to the account holder’s joint participation with the third party in any subsequent criminal use of the account and as to his state of mind in respect of the transactions involved in that subsequent use. However, what inferences can be drawn, and what inferences should be drawn will always be a fact sensitive matter which will vary from case to case.
109. It follows from what we have said that we reject the proposition of the respondent that simply lending one’s bank account to another to use is itself a dealing with property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25(1) of OSCO. The judge was right to reject this proposition and was right to conclude that it could not form a basis of criminal liability. Consequently, we are not surprised that he looked to an alternative basis of criminal liability or that he settled upon accessorial liability as providing this basis.
110. However, at no stage prior to the delivery by the judge of his Reasons for Verdict did he ever reveal to the parties that he was contemplating convicting the applicants on a different form of criminal liability from that on which the prosecution was seeking their conviction. The first the parties ever heard of the use of the principles of accessorial liability to found the conviction of the applicants was when the judge delivered his Reasons for Verdict. Consequently, they never had an opportunity to address the judge on this basis of criminal liability.”
62.除了上述兩宗案例，辯方亦援引HKSAR v Wong Chor Wo & Anor CACC 314/2006，本席已於上文引述辯方依賴的段落。除此之外，大律師亦援引該案例的第115段：
“115. We adop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Archbold Hong Kong 2007, at paragraph 41-73:
‘The Court of Appeal in HKSAR v Yam Ho Keung, unreported, CACC 555/2001, affirmed the reasoning of the trial judge that where there are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in a range of scenarios which might have given rise to the property being dealt with, the defendant holds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in them all. If one of those scenarios is related to an indictable offence, that is a sufficient basis to convict. The essential point is whether the defendant was aware of those reasonable grounds, not the actual belief he had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ose reasonable grounds’.
63.最後，辯方亦援引HKSAR v Pang Hung Fai（見上文）。
案例的觀察
64.本席先處理上述案例。首先，本席當然同意上述案例的原則，但本席有以下的觀察：
(1) Lau Sui Hing及Salim兩宗案例內的論點均為控罪的犯罪行為（actus reus）；而Wong Chor Wo及Pang Hung Fai案中的論點則為犯罪意圖（mens rea）。因此，該些案例不應混為一談；
本席將以上述案例訂明的原則考慮本案。雖然原則不變，但本案的案情與上述案例的案情截然不同。法庭須必根據本案的案情作出裁決。
討論
65.本席現逐一考慮本案的論點。
辯方的證供是否可信
66.辯方大律師指被告人於庭上的證供清晰直接，盤問下沒有任何動搖，要求法庭接納其證供。如上文所述，本席認為被告人簡直是胡說八道，亦已詳細解釋拒納被告人及辯方證人證供的原因，現不再重覆。
67.大律師續指被告人出售ACG是真有其事，不是故弄玄虛；買賣公司是一項正常的交易（陳詞第77-84段）。大律師指，雖然控方認為出售ACG一事並不存在，但控方並沒有批評過出售ACG的交易不尋常或售價不合理。大律師指出售公司股權是非常平常的商業活動，情況就如被告人過往由秘書公司購入不同的香港公司營運自己的業務一樣，沒有任何值得批評的地方。本席不敢苟同。事實上，被告人所述的交易極度不尋常：
(i) 香港的律師樓、會計師樓及秘書公司都有大量的空殼公司出售，而且價格遠遠低於8萬元人民幣。被告人之前曾開設及購買數間空殼公司，定必知道有關價格。根本沒有一個正常合理的人會願意支付8萬元人民幣購買一間空殼公司；
(ii) 梁先生自稱是轉售香港公司的專業人士（「香港售后」），定必知道可從香港的律師樓、會計師樓及/或秘書公司購入空殼公司。沒有一個轉售香港公司的專業人士會從網上，以遠超合理的價格購入一間空殼公司；
68.大律師指本案的當時背景有其特異之處，正值疫情高峰期，中港兩地實施嚴謹的防疫措施，旅客往返中港兩地均要接受時間不短的隔離，使時間成本及費用大增。故此對來港不便，但又急於在港設立公司及開立本地銀行戶口的內地人士而言，ACG必然具有一定的商業價值。因此，任何人都未必會即時意識到或合理地相信出售公司連銀行戶口可能帶來本案的風險。本席不同意。首先，大律師的說法自相矛盾，一時聲稱被告人以為買家更改銀行戶口簽署人後才會使用戶口，一時又稱因為買家無法來港設立銀行戶口而願意支付遠超正常的價格購買ACG。就算根據被告人提供的微信紀錄（D22），買方一早已表明無法來港處理銀行更改簽署人的手續。於是協議對更改銀行戶口簽署人一事才隻字不提。
69.大律師指梁先生表示有人有興趣購買ACG時被告人並沒有立即答應，而是等了好一段時間，見陳先生的客戶仍未能完成交易才再聯絡梁先生。大律師力陳，如被告人的說法純屬虛構，很難想像被告人要為了釐清責任而在案發之前做這麼多的準備功夫，而不是想方法盡力避免自己成為調查的目標。大律師的說法並不準確。就算根據從微信紀錄，梁先生一聯絡被告人，被告人已表示有興趣。2020年10月23日，被告人已立即向梁先生開價8萬元人民幣及發送轉讓合約的草稿（D22第5-8頁）。
70.大律師指，被告人並沒有認為私下交密碼及編碼器給買家是不正規的做法。相反，被告人認為將編碼器和密碼交給第三者，情況就如公司的財務亦會有公司的編碼器和密碼處理公司支薪的事宜，是正常不過的事情。被告人連同戶口出售公司的想法是，公司沒有銀行戶口根本不能營業。所以出售公司和出售該戶口是一個捆綁的交易，因此作為交易的一部份，被告人認為他亦有責任將編碼器及密碼交給買家。
71.大律師的陳述完全漠視被告人的證供。銀行戶口並非可作買賣的貨物。被告人承認知道銀行戶口編碼器只供他一人使用，正常程序是完成「改股改董」後，買方再向銀行申領新的編碼器；是否讓買家繼續使用銀行戶口是由銀行決定。因此，指稱驗證編碼器全無意義，被告人更沒有理由將編碼器交給買方。編碼器密碼隨時可以更改，如買方在銀行戶口簽署人變更前不可使用銀行戶口，被告人根本不應交出編碼器。就算要交出編碼器，被告人可於驗證編碼器後將密碼更改，於完成銀行程序後才提供密碼給買家。基於上述種種原因，唯一及不可抗拒的推論是被告人知道買方會立即使用銀行戶口作外匯轉賬及提存。整個買賣股權的交易，包括「協議書」的條款極度不尋常。被告人絕對有合理理由相信涉案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
72.大律師續指，案中沒有任何證據指出何謂正常公司買賣的做法，這亦非一般人於日常生活中的經驗及認知。被告人的做法即使未必完美，但亦不代表他的做法有違常理。本席不敢苟同。這並非被告人首次出售公司股權；他聲稱案發前已有數次買賣公司股權的經驗，亦與專業秘書服務公司的「陳志南」合作多年。本席於上文已指出被告人所指出售股權程序多種不尋常之處，在此不再重複。
73.大律師另指，買家要求驗證銀行戶口的目的，顯然是要確保銀行戶口能夠正常運作，而這亦合乎被告人庭上的證供，他認為買家購入ACG的目的是做生意。如果購入公司，但沒有銀行戶口，買家根本不能營運。再者，ACG是銀行戶口持有人，被告人不可能在出售ACG時選擇性不將戶口同時出售。這說法簡直荒謬。要驗證ACG的財務狀況，買家應要求被告人提供公司的核數報告、財務報表、稅務文件，甚至銀聯欠債報告及訴訟報告。況且，根據被告人的證供及微信紀錄，買家要求驗證的並非銀行戶口可以運作正常，而是戶口可作大額的外匯轉賬。正常的買家購入公司後可到任何一間銀行開設戶口作營運。ACG從來沒有任何業務，戶口內亦沒有任何重大資產；出售ACG前，被告人可以關閉該戶口。
74.大律師力陳，本案中驗證編碼器的方法是兩全其美、一舉兩得的方案。被告人將密碼和編碼器交給對方的契機是由於對方已經將餘款轉賬，而被告人手上掌握「協議書」和對方的身份證信息；沒有正常人會懷疑在這個情況下對方仍會膽敢胡作非為，以身試法。相反而言，如被告人不將編碼器及密碼交給對方，買家可能會擔心被告人收款後會繼續使用銀行戶口，甚至盜取當中的資金。這個說法亦完全荒謬。如上文所述，被告人承認編碼器指供他一人使用，正常情況下買方是於「改股改董」之後再自行向銀行申請新的編碼器；驗證編碼的說法完全不合理。如買方不打算立即使用銀行戶口，根本不需要編碼器及密碼。況且，除非買方立即存款，戶口內根本沒有資金。大律師一邊說被告人不知道買方會用銀行戶口作外匯轉賬及提存，一邊又說買方可能憂慮被告人會盜取存入戶口的資金；說法自相矛盾。另外，當時被告人仍是銀行戶口的唯一簽署人，就算沒有編碼器，也可隨時當銀行提款。
75.大律師續指，案發後被告人於2月3日向銀行申請新的編碼器。事實上，2021年1月21日銀行已發現存款有問題（D16第10頁）。根據承認事實，2021年1月21日，收到40萬美元存款後，銀行及時經警方通知後已將戶口凍結。被告人是戶口的唯一簽署人；只要作出查詢便會知道戶口已被凍結。申請新的編碼器只是故弄玄虛。
76.大律師指，如被告人存心弄虛作假，他並不需要迂迴地處理出售ACG。本席不敢苟同。被告人是ACG的唯一股東及董事，亦是涉案銀行戶口的唯一簽署人。如他直接使用ACG的戶口「洗黑錢」，案件被揭發的話，被告人便要負上刑事責任。
辯方的證物
77.大律師指被告人的說法有物證支持。本席已拒納被告人的微信紀錄（D22）。況且，該些微信紀錄亦不支持被告的說法。被告人顯然知道買方打算立即使用ACG的銀行戶口作外匯轉賬及提存：
(i) 大律師力陳公司註冊處文件顯示2020年11月27日，一位施達輝先生曾成為ACG的股東及董事。這與被告人稱經「陳志南」的秘書公司出售ACG的說法脗合；由此可見，被告人早已有意放售ACG，而並非虛構故事。本席不同意。微信紀錄顯示，該位施先生也是購買銀行戶口。於D22第12頁，被告人向梁先生表示：「你這邊還有客戶要嗎？我這邊他們要先加銀行比較麻煩 … 不是不要，他們要先加銀行戶口股東」；
(ii) 就算根據被告人提供的微信紀錄，指稱的買家從一開始便已表明是購買賬戶（D22第1至11頁）。梁先生也表示：「請問有帶帳戶嗎」。被告人確認ACG於中國銀行開設了戶口後，梁先生便詢問：「帳戶開下來多久了，有走過帳嗎」（D22第4-5頁）。梁先生詢問戶口的轉帳額度及表示：「好的帳戶開下來一共有走過多少帳，就是收過多少筆，一共是多錢」、「如果我這邊要了這個帳戶，現在也過不去香港過戶，你這邊可以保障這個帳戶在三個月內我可以正常使用嗎」及「他需要國內和香港公司都有半年以上的流水」（D22第5-13頁）。事實上，整個對話只環繞銀行戶口的運作，買家對公司完全沒有興趣。被告人亦深明買家是購買戶口，更指出「現在銀行開戶都不批」。另外，被告人亦對「陳志南」說：「我也聽說，有些人想要有流水的銀行戶口…」（D22第13頁）。顯然地，被告人知悉梁先生要買的銀行戶口使用權，而非公司。銀行帳戶是重要的個人財物，而非可用作買賣的貨品；
(iii) 另外，就算根據微信紀錄，被告人是明知買家會在購入股權後立即用ACG的銀行戶口進行外匯轉賬及提存：
(1) 於微信對話中，梁先生確認ACG設有銀行帳戶和指定及非指定額度（D22第4-9頁）後表示「如果我這邊要了這個帳戶，現在也過不去香港過戶，您這邊可以保障這個帳戶在三個月內我可以正常使用嗎」。被告人稱「肯定能使用讓秘書公司辦理過戶」。梁先生立即指出「過戶要本人過港才行，秘書公司只能辦理公司改股改董，我這邊意思是改股改董後就要使用帳戶」。換言之，梁先生已說明在更改銀行戶口簽署人前會使用ACG的銀行帳戶作外匯轉賬及提存；
(2) 被告人亦明顯同意上述安排。被告人提供的「轉讓協議」第三條第3段訂明「在收到密碼器後乙方不得擅自利用甲方戶口進行轉賬使用，一旦使用甲方戶口，出現一切後果由乙方承擔，直到股東變更為乙方所有為止」。該條款與上述安排完全脗合；
(3) 盤問下，被告人承認根據銀行的正常程序，戶口編碼器其實只供他一個人使用。如買方要使用編碼器，應於更改戶口簽署人後，再向銀行申領新的編碼器。因此，所謂以編碼器驗證銀行戶口的運作簡直荒謬；
(4) 被告人稱以為買方在更改銀行簽署人之前不會使用ACG的銀行帳戶作轉賬匯款及提存。可是他不但讓買方使用編碼器作「驗證戶口」，還將編碼器、其使用人名稱及密碼提供給買家，行為與他的說法完全相反；
(5) 盤問下，被告人承認出售公司後，買家應向銀行申請新的編碼器。在此情況下，被告人根本完全沒有理由將編碼器、使用人名稱及密碼提供給買家；
(6) ACG的銀行戶口原本沒有外匯轉賬的設定。被告人卻大費周章協助買家設定大金額的外匯轉賬額度（D22第62-83頁），而且梁先生表示買家急需外匯轉賬額度（D22第75頁）；
(7) 梁先生詢問：「好的帳戶開下來一共有走過多少帳，就是收過多少筆，一共是多錢」、「如果我這邊要了這個帳戶，現在也過不去香港過戶，你這邊可以保障這個帳戶在三個月內我可以正常使用嗎」及「他需要國內和香港公司都有半年以上的流水」（D22第5-13頁）。梁先生關乎「走數」的問題極度不尋常。另外，倘若買家是進行正常的商業活動，不會只使用ACG戶口3個月。
78.大律師指，被告人對梁先生充滿信心。從微信紀錄（D22）可見，被告人與梁先生的交涉歷時3個多月，而梁先生在對話中亦有很多令人感到安心的說法，使被告人不虞有詐，例如：
(i) 和被告人就ACG的轉讓價格討價還價，並認為被告人要求的8萬元人民幣令他猶豫；
(ii) 查詢ACG子公司及是否擁有商標，令被告人相信這是一宗買賣公司「為主體」的交易；
(iii) 梁先生一方並不是一開始便馬上購入ACG，而是曾表示需暫緩作考慮；
(iv) 提議以被告人提供的轉讓協議範本作為合約；
(v) 提出可以在內地由雙方代表當面進行交易；
(vi) 在合約上向被告人提供了買家的身份資料及身份證；
(vii) 願意在合約加上被告人提議的條款；
(viii) 向被告人全數支付購買ACG的8萬元人民幣；
(ix) 提議被告人可安排代表往梁先生的公司完成交易。
79.本席完全不同意大律師的陳述：
(i) 梁先生從沒自稱是秘書服務公司的職員，只是說他是「香港公司售后」（D22第4頁）。從微信紀錄可見，梁先生多次提及買家的秘書服務公司及聲稱不明白該秘書服務公司處理購買ACG時為何會出現問題。明顯地，梁先生並非秘書服務公司的職員；
(ii) 被告人與梁先生素未謀面，是一個陌生人。梁先生自稱是「香港公司售后」；被告人連梁先生的全名及所屬公司的名字也沒詢問，亦從沒核實；
(iii) 如上文所述，梁先生一開始便表明是購買公司的銀行帳戶；
(iv) 梁先生與被告人討價還價根本沒有任何意思，亦不會令梁先生的說法可信。就算是購買銀行戶口作非法用途，也希望以最低價錢獲得該戶口；
(v) 最初，梁先生指稱買家是郭江源先生，並提供其身份證。雖然被告人稱有要求其朋友查看郭先生的身份證，但從沒核實身份證的真偽。後來，梁先生突然指要改變買家的身份（張程）。被告人不但沒有與新買家簽署協議，被告人和他的朋友也從沒見過新買家；
(vi) 梁先生願意在合約中加上被告人提議的條款。可是協議指買方在「改股」後才使用銀行戶口，從沒要求買方更改戶口簽署人後才使用户口；
(vii) 當面交收只可保證被告人可收到「售價」，根本對更改股東、董事及銀行簽署人全無關係；
(viii) 被告人提議的協議條款根本就是讓買方在沒有更改銀行戶口簽署人之前使用銀行戶口作外匯轉賬及提存
(ix) 買家建議被告人可親身到其辦公室作當面交易。當時正值疫情，雙方明知被告人不會到內地親身進行交易。
80.大律師進一步指，被告人於出售 ACG 的過程中相信自己已有充份保障。被告人沒想過，亦沒有擔心過對方會透過該戶口作出非法勾當；原因是在交易之前已經獲得買家的身份證、由買家簽署確認的合約、對方亦親身到黃先生的辦公室，並由黃先生當面核實對方的身份。這樣，即使對方惡意違約，被告人亦可以輕易讓對方承擔責任。再者，買方已提供身份證及親自交易，正常人都不會想到買方會公然如此作出違法的勾當。大律師續指被告人從梁先生獲得一份由郭江源簽署的協議（D11）。協議上有買家的全名、身份證號碼及地址。協議第三條第3段是被告人建議的條款，規定買方要在更改股東之後才可以使用ACG的銀行戶口。協議的第八條亦訂明，如發生任何法律爭拗，被告人可根據協議的條款向買家作出申索。大律師承認，協議有不完善的地方，不似專業的協議，但考慮到被告人本身沒有任何法律的背景，加上內地的協議亦未必有香港的協議般嚴謹，該份協議無疑已達到令被告人安心的效果。無論如何，這份協議的雙方也有內地背景，雙方使用內地協議條款無可厚非。
81.本席完全不同意大律師的陳述：
(i) 被告人提供的轉讓協議內容荒謬；連售價也沒有提及；
(ii) 如上文所述，協議訂明，買家更改股東後便可使用ACG的銀行戶口作外匯轉賬。協議從沒訂明買家須更改銀行戶口簽署人後才可使用戶口。換言之，只要股東變更，被告人同意買家於未更改銀行戶口簽署人前便可使用銀行戶口作外匯轉賬；
(iii) 協議訂明，雙方簽署及蓋章後，協議便即時生效。可是被告人從沒簽署協議。被告人辯稱當時在美心工作，無法列印及簽署協議。被告人與梁先生已指稱商談3個多月，一天半天根本無關宏旨；被告人其實可於當日休班後列印及簽署協議。況且，之後買家一直要求驗證銀行戶口的外匯轉賬額度。被告人有極充裕的時間簽署有關協議；
(iv) 梁先生突然指買家要求讓另一名叫「張程」的人作為ACG的股東。被告人及其朋友黃先生與該人素未謀面，亦從沒核實其身份。該人亦並非協議的任何一方，不受協議的約束。根據協議，雙方同意下可更改協議條款，但需簽訂變更協議書（第五條），但雙方從沒簽訂變更協議書；
(v) 被告人聲稱出售ACG的全部股權。可是協議書訂明，由協議生效之日起，買方按其所持股權比例，依法分享利潤和分擔風險及虧損。如果被告人真的出售ACG的全部股權，根本不會有這樣的條款；
(vi) 協議條款由被告人撰寫。如雙方發生民事爭議，法庭會以不利於條文提出者的解釋（verba chartarum fortium accipiuntur contra preferendem）的原則詮譯該協議；
(vii) 被告人稱「陳志南」是專業的公司秘書；他與「陳志南」合作多年，而且被告人聲稱曾出售數間香港公司；出售公司股權的經驗豐富。就算根據被告人的證供，本案的「協議書」初稿由「陳志南」提供。協議書「不完善」之處根本與被告人法律知識無關；
(viii) 本案中從沒有內地法律專家的證供指「協議書」的內容符合内地的法律或內地法律對「協議書」條文的要求比香港寬鬆。大律師不可於陳詞時代被告作供。
82.大律師力陳被告人的行為足以顯示他無辜。大律師指：
(i) 案發後，被告人對梁先生仍然沒有任何懷疑，不但提醒梁先生不要相信買家，還着他拍下買家的相片及將他們之間的對話錄音，保留作證據（D22第106頁）。由此可見，被告人由始至終都對梁先生充滿信心；
(ii) 雖然被告人收到中銀的信件，要求退還20萬美元的滙款。可是當時被告人從沒想到該匯款涉及洗黑錢，反而認為是變更手續尚未完成，只擔心銀行要求他對該筆匯款負責任，才着緊地要求買家退款，根本不是擔心自己犯法。
(iii) 盤問下，控方質疑被告人既然已獲合約條款的保障，根本不用擔心銀行會向他作追討。被告人解釋即使協議提供充分保障，他仍認為退款是最便捷解決問題的途徑，不想以訴訟解決問題。大律師指，被告人的心態完全合乎常理。整個交易之中被告人只獲得8萬元人民幣，訴訟的開支會令被告人得不償失；
(iv) 2021年1月20日被告人已經收到中銀的來信，指有人將ACG戶口的資料作出更改。2021年1月27日，梁先生向被告人發出公司註冊處文件證明，顯示公司的董事已經變更；被告人已辭任董事，由一名叫梁銀冠的人接任。公司註冊處的文件是官方文件，加上梁先生表示整個更改股東及董事的過程已由秘書公司代辦，足以令被告人合理地相信對方購入ACG作商業目的是真有其事，而非是騙徒單純使用戶口作洗黑錢用途；
(v) 本案的「黑錢」早於2021年1月20日及1月21日已轉賬至ACG的銀行戶口。故此，當時騙徒已成功利用該戶口達到洗黑錢的目的。可是對方仍然「負責任」地於約一星期後向被告人展示公司註冊處的轉戶文件。在這情況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合理地聯想到這是騙局的一部份。
83.本席不認同大律師的說法：
(i) 2021年1月20日被告人已經收到中銀的來信，指有人將ACG戶口的資料作出更改。可是當時被告人只向梁先生投訴買家在股東變更前更改戶口的密碼（D22第90-91頁）。換言之，他根本不介意買家在銀行戶口簽署人變更前更改密碼；
(ii) 被告人不滿買家更改密碼的原因是買家用ACG戶口賺錢，而被告人需要查看戶口。被告人亦再次明確地指出股東變更後才可使用户口，當時從沒要求買方更改銀行戶口簽署人（D22第90-93頁）；
(iii) 2021年1月20日，被告人已向梁先生指出「香港有很多洗黑錢」（D22第93-94頁）；
(iv) 被告人稱認為買家在股東變更前更改密碼已是違約，又已想及「洗黑錢」。倘若被告人認為「協議書」有法律效力，他可根據「協議書」第六條第1段要求解約（D11）。當時被告人身在香港，亦是戶口的唯一簽署人；如只想知道有否外匯轉賬，可隨時到銀行查詢，甚至要求銀行撤銷網上理財服務，但被告人從沒作出上述行動；
(v) 被告人不但沒有採取以上任何行動，2021年1月21日（即發現買家更改密碼後翌日），還建議買家以港幣戶口作轉賬「進出一下」（D22第99頁）；
(vi) 2021年1月27日，梁先生以微信發送ACG的公司註冊處股東及董事變更文件。被告人知道文件必須由他簽署，又指從沒簽署變更的文件。換言之，文件上被告人的簽署是有人假冒的；他亦看見公司註冊處文件，並非由買家親身簽署，但被告人仍聲稱接受梁先生的說法（D22第99頁）。
84.大律師指，雖然案中的款項在2021年1月20日及21日已經存入該戶口，但直到被告人1月28日收到中銀向ACG發出的信件，他都沒有想到該些款項涉及犯罪得益，一直以為案中的款項，乃買家收取的貿易款。大律師的陳述自相矛盾，一時指被告人不知道，也不同意用戶口作外匯轉賬，一時又指以為存款是正當商業收入。
85.大律師續指，事實上，在D16/1-9之中，這些信件僅顯示了有美元存入及匯出該戶口，而這符合了買家提出買公司用來做生意的說法。即使是D16/10，銀行亦僅僅要求ACG授權退款，從沒提及存款與任何罪行或懷疑罪行有關，被告人於庭上作供指，當時認為20餘萬是誤存入ACG的戶口，餘下的40萬元則是買家從客戶收取的款項；因此被告人一直要求梁先生着買家退款，否則餘下的40萬美元也不能取回（D22/106）。被告人亦向梁先生提出如果買家想保留戶口，就要向銀行提供貿易往來的憑證（D22/109）。故此，案中沒有任何特意的地方或資訊使被告人懷疑涉案款項的性質或來源；他甚至在收到中銀信件時，仍然相信案中的款項是買家收取的貿易款項。大律師亦指，在D22/93 微信紀錄中，被告人曾經因為買家在轉股轉董之前更改網上登入資料，向梁先生表達「香港有很多洗黑錢的」。辯方認為，單憑這句說話根本難以支持被告人有合理理由相信該戶口有洗黑錢的行為或有合理理由相信他出售該戶口會被人用作洗黑錢之用。正如被告人於庭上的解釋，他雖然這樣說，但根本沒有想過這樣的情況會實際發生，只是因為小心謹慎而提醒梁先生一句。情況就如某母親在過馬路時叫自己的小孩「睇車啊」，難道她合理地相信孩子會發生交通意外嗎？明顯地，這句說話只是想提醒對方要小心謹慎，不應被過分解讀為相信洗黑錢的理由。無論如何，辯方認為在理解D22時，不應單獨地看待及理解每一句說話，應以整體的情況去解讀整個對話內容，才能避免以偏概全、斷章取義的不良效果。
86.大律師完全扭曲被告人提供的微信紀錄：
(i) 2021年1月20日，被告人已提及「洗黑錢」；
(ii) 被告人並非只是說了一句「香港有很多洗黑錢的」。2021年1月28日，被告人向梁先生發送銀行戶口月結單及銀行信件。文件顯示分別有20萬美元及40萬美元外匯轉賬，其中20萬的轉賬已被瞬即提取及銀行要求退款（D22第101-106頁）。2021年1月29日，被告人的反應是「小梁，我想你最好讓他們把202,472.30這筆是對方銀行發出召回通知的，能夠退回去，否則等警方介入連40萬都保不住的 … 如果這他們都不退回，肯定會出事 … 這個不是小事情，最終都能查到 … 40萬還沒有收到召回通知，就不去理他，20萬對方銀行發出召回，這個一定要退回的 … 召回不退回，對方就會啟動報警和法律程序的 … 錢，反正不是通過我轉的，IP地址也是在深圳，電話郵箱都是他們的，和我不會有直接關係，到時候只是配合調查 … 他們不要有僥倖心理，除非不查 …他有沒有過來，你和他說20萬一定要退回的，他還有40萬，現在40萬還沒有追究，不要到時全部都吐出來 … 他決定是做網絡貿易詐騙的… 人家這個是先禮後兵，召回不成就按照刑事處理 … 你先讓他們原路退回是最好，這樣銀行還不會懷疑是詐騙… 所以現在關鍵是解決20萬發出召回的，如果40萬銀行不追究，那是他的大幸 … 也要給自己留一條後路 … 就算是做生意也不能全部吃獨食，這樣最終都會翻船，更何況這個性質已經非常嚴重」（D22第106-117頁）。被告人顯然有理由相信上述存款有問題及只想防止警方介入。
案例
87.大律師援引Pang Hung Fai案。該案的被告人借出戶口予一名他相識當年的朋友郭先生，因此終審法庭認為即使被告人沒有質疑郭先生都不會產生任何令人懷疑的地方。大律師續指，本案中雖然被告人與梁先生素不相識，但鑒於被告人在出售公司連戶口之前，與梁先生對話，對方的態度及各項合情合理的建議都會合理地釋除這是一個涉及犯罪行為交易的疑慮；被告人只會認為梁先生作為代理人的身份為被告人找到一名合適的買家，並為雙方協定條款完成交易。大律師續指，本案與其他借出戶口或單純將戶口出售予他人使用處理款項的情況有所不同。該些案件的被告人士明知他人會使用戶口，而且會有款項進出。本案中，被告人出售ACG連同戶口時並不存在這個想法或認知，亦沒有任何令他產生這個想法的情況。事實上被告人亦是在戶口出現黑錢約一周後 才從中銀的信函得悉戶口曾經收取款項。辯方認為，將被告人當時的認知、處境納入考慮，並設身處地考慮到被告人當時與梁先生的對話，任何明理的人都不會對於案發時對方購入ACG連同戶口有絲毫懷疑或產生任何疑慮，更不會想到對方光明正大用真實身份購入公司、在公司註冊處進行一連串的登記，目的竟然是為了使用ACG的戶口處理黑錢。
88.本席完全不同意大律師的說法。本案的案情與Pang Hung Fai的案情截然不同。Pang Hung Fai中的被告人與郭先生有數十年的交情，感情深厚；期間兩人在經濟上一直互相幫助；被告人亦知道郭先生在柬埔寨有正當的生意。本案中，就算根據被告人提供的微信紀錄：
(i) 被告人與梁先生素未謀面，連梁先生的全名及公司名稱也不知道；
(ii) 經「陳志南」接洽的買家只出價萬多元聲稱購買ACG及其銀行戶口，而梁先生則願意以遠超合理的價格購買ACG及其銀行戶口；
(iii) 被告人聲稱曾購入及開設數間公司，明顯知道購入一間空殼公司的價格；
(iv) 梁先生一開始便表明是購買ACG的銀行帳戶；
(v) 被告人亦顯然知道買家是購買ACG的戶口；
(vi) 銀行戶口並非可用作買賣的貨物；
(vii) 梁先生詢問被告人ACG用戶口走了多少筆數及其金額，問題極不尋常；
(viii) 買方購買ACG的唯一條件是ACG的銀行戶口可以在3個月內正常運作及可進行外匯轉賬。如買方打算用ACG作合法經營，絕對不會只在 3 個月內使用户口；
(ix) 「協議書」連售價也隻字不提；
(x) 梁先生突然將股東改為張程。該張程從沒出現；被告人及其朋友亦從沒核實張程的身份；
(xi) 張程並非協議的一方。根本不受協議條款的約束；
(xii) 被告人承認銀行戶口編碼器只供他一人使用，買方要求以編碼器驗證銀行戶口外匯轉賬的額度根本完全不合理。被告人不但將編碼器送到內地給買方驗證，還在股東、董事及銀行簽署人變更前將編碼器、使用人名稱及密碼交給聲稱的買家，行為更不合理；
(xiii) 梁先生早已表明買方急需使用户口，但無法來港處理更換銀行戶口簽署人。顯然地，被告人同意股東變更後（即沒有辦妥銀行戶口簽署人變更程序前），買方便可使用ACG的銀行帳戶作外匯轉賬及提存。「協議書」（D11）由被告人提供。根據協議買家只是於更改股東前不可使用ACG的銀行戶口作外匯轉賬。換言之，被告人同意股東變更後，戶口簽署人變更前讓買方使用ACG的銀行戶口作外匯轉賬及提存。被告人明顯知道會有外匯轉賬及提存。沒有一個正常合理的人會在購入一間公司的全部股權後容許第三者作為公司銀行戶口的唯一簽署人；
(xiv) 2021年1月20日被告人知道買方更換密碼後作投訴。事實上，當時被告人是公司銀行戶口的唯一簽署人，可隨時向銀行查詢戶口的交易，亦可隨時撤銷網上銀行服務。當時被告人只仍是要求買方於股東變更後才使用戶口（D22第90-92、94、96頁）；
(xv) 後來被告人才突然指要股東及戶口全部變更後才可以使用户口（D22第93、99頁）。首先，這與「協議書」的條款完全不符。另外，被告人投訴的原因是不想買家用銀行戶口賺錢及「獨食」；
(xvi) 2021年1月21日被告人一邊說不可使用戶口，一邊又提議買家用戶口作港幣提存（D22第99頁）；
(xvii) 2021年1月27日，梁先生向被告人發送股東變更的資料。被告人知道有人在公司註冊處文件冒簽他的名字，亦發現該文件並非由買家本人簽署（D22第99-100頁）。被告人根本沒有原因相信梁先生。
89.大律師承認銀行戶口是重要的資產，一般不可能出售或轉讓，除非有足以令人信服的反證，否則唯一不可抗拒的推論是戶口持有人必然知道戶口之中出現的款項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辯方指雖然Lau Sui Hing、Wong Chor Wo、Pang Hung Fai等案所述有關將戶口借出的原則適用於本案，但該些案例中的案情與本案的案情不同。辯方指法庭特別考慮本案中被告人打算出售的是ACG的股權，而不是獨立地出售銀行戶口；銀行戶口只是因為買家向被告人表示要購入ACG時，要求同一時間購入銀行戶口作為營運業務的附屬品，與其他案件中單純出售或借出銀行戶口作出入帳的情況截然不同。公司的轉讓本身是一個合情合理的商業舉動，出售公司而不將屬於公司的戶口轉給新買家反而不合邏輯。故此，被告人連同銀行戶口出售ACG是令人信服的反證，顯示被告人對戶口被用作「洗黑錢」沒有認知。
90.本席完全不同意大律師的說法。首先，本席以拒納被告人提供的文件。法庭接納的證供顯示，ACG的戶口用作接收涉案的「黑錢」。案發時被告人是ACG的唯一股東和董事，亦是ACG銀行戶口的唯一簽署人。ACG並無任何業務；被告人絕對有合理理由相信涉案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
91.另外，如上文所述，縱觀種種因素，被告人提供的文件根本完全不支持他的說法。
92.就算本席接受「協議書」（D11）及微信紀錄（D22），結論也不會改變。該些文件顯示出售ACG股權只是一個幌子，事實上被告人是出售 ACG 銀行戶口的使用權。一開始，梁先生已表明購買的是銀行帳戶；被告人亦知道梁先生是購買銀行帳戶。本案的案情與雙方援引的案例（Lau Sui Hing及Salim）不同。梁先生一早已表明買家急需使用戶口，更要求被告人保證出售股權後的三個月內，戶口可以正常運作。ACG銀行戶口本來沒有外匯轉賬的設定。被告人卻大費周章為買家完成外匯轉賬的決定。本案中，就算根據「協議書」（D11），只要買方轉換股權，即被告人樂於作為銀行戶口唯一簽署人，讓買方使用戶口。
93.大律師指，如被告人存心弄虛作假，他並不需要迂迴地處理出售ACG。本席不敢苟同。被告人是ACG的唯一股東及董事，亦是涉案銀行戶口的唯一簽署人。如他直接使用ACG的戶口「洗黑錢」，案件被揭發的話，被告人便要負上刑事責任。
法定辯護理由
94.大律師指：
(i) 根據被告人的證供，他最早在2021年1月28日才從中銀信件得悉銀行要求ACG退回20多萬美元。雖然被告人於2021年2月2日才到警署報案，但辯方認為這仍然是在合理的範圍內，由被告人盡快報案，原因如下：
(a) 梁先生在2021年1月27日向被告人發出文件證明公司的董事已經變更，令被告人相信「改股改董」的事宜有實際進行，即整個ACG的交易是正在進行中；
(b) 2021年1月28日的中銀信函中完全沒有提及，該些款項是與犯罪活動有關，只是要求ACG退回其中的20萬美元。因此被告人當時沒有意會到這是跟「黑錢」有關；
(c) 看到中銀信件之後，被告人馬上與梁先生接洽，而梁先生一直向被告人聲稱有和買家溝通，並表示買家會處理有關的情況，又表示買家願意將錢沿路退回銀行，並同意不再使用戶口。因此被告人給予時間買家處理；
(d) 被告人初時仍相信買家是會退回款項，但在時間慢慢過去之後，被告人發現買家根本沒有作出任何補救行動，才令被告人意識到該筆款項與罪案有關，他亦馬上接觸公安及香港警察。
由此可見，被告人當時並不是故意不去報案，整個事件發生後所呈現的情況就是一個正常的交易，而買家亦表示願意配合退款給銀行解決事情。當時根本未有任何跡象，促使被告人有懷疑及需要報案。被告人，雖然是等了幾天時間，但這不應被視為不是在「合理的範圍內盡快」報案。
95.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A條訂明：
「對財產是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知悉或懷疑的披露
(1) 凡任何人知道或懷疑任何財產是-
(a) 全部或部份、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
(b) 曾在與可公訴罪行有關的情況下使用；或
(c) 擬在與可公訴罪行有關的情況使用，
該人須在合理範圍內盡快將該知悉或懷疑，連同上述知悉或懷疑所根據的任何事宜，向獲授權人披露。
(2) 已作出第 (1) 款所指的披露的人如作出（不論是在作出該項披露之前或之後）違反第25(1)條的作為，而該行披露與該作為有關，則只要已符合以下條件，該人並沒有犯該條所訂的罪行 –
(a) 該項披露是在他作出該作為之前作出的，而且他作出該作為是得到獲授權人的同意的；或
(b) 該項披露 –
(i) 是在他作出該作為之後作出的；
(ii) 是由他主動作出的；及
(iii) 是他在合理範圍內盡快作出的。」
96.大律師的陳詞只著眼於指稱「披露」的時間，完全是錯重點。問題是被告人有否作出法例訂明的「披露」。首先，本席已拒納辯方的證供；根本沒有可接納的證供支持法定辯護理由。
97.就算根據辯方的證供：
(1) 2021年1月20日，被告人已指出「香港有很多洗錢的」（D22第93頁）；
(2) 2021年1月27日，被告人指知道有人在公司註冊處文件上冒簽他的簽名，買方的簽名亦不是由他本人簽署（D22第99-100頁）；
(3) 2021年1月28日，被告人知道銀行要求退款後，指「我想你最好讓他們把202472.30這不是對方銀行發出召回通知的，能夠退回去，否則等警方介入連40萬都保不住的 …如果這他們都不退回，肯定會出事 … 這個不是小事情，最終都能夠查到 … 他們不要有僥倖心理，除非不查 … 他有沒有過來，你和他說20萬一定要退回的，他還有40萬，現在40萬還沒有追究，不要到時全部都吐出來」（D22第106-108頁）。後來，被告人更直指「他決定是做網絡貿易詐騙的 … 你先讓他們原路退回是最好，這樣銀行還不會懷疑是詐騙 … 所以現在關鍵是解決20萬發出召回的，如果40萬銀行不追究，那是他的大幸」（D22第108-112頁）。
98.換言之，就算根據微信紀錄，被告人早已有合理理由懷疑是「洗黑錢」及「網絡貿易詐騙」。就算根據微信紀錄，被告人於2021年1月30日已諮詢律師，但於2021年2月1日，仍著買方「不能獨食」。
99.要倚賴法定辯護理由，法例要求被告人向獲授權人披露知悉或懷疑財產是全部或部份、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大律師指案發後，被告人分別向內地公安及香港警方備案。可是報案收據（D19）只顯示有人曾到旺角警署報案，報案人士、日期及案件性質均欠奉。被告人稱向旺角警署表示持有香港一家公司，在出售公司期間及在他不知情下，公司銀行戶口接獲2筆美金存款，後來其中20萬美金被提取，而銀行要求被告人退款。被告人對懷疑存款可能是「黑錢」和電騙收益，卻對警方隻字不提。沒有任何證供顯示被告人曾向旺角警署作出法定的披露。
100.被告人亦稱曾向內地的公安報案。首先，法例第2條就「獲授權人」的定義，是指：
(a) 任何警務人員；
(b) 根據《香港海關條例》（第342章）第3條設立的海關的任何成員；及
(c) 任何為施行本條例而獲律政司司長書面授權的人 …
101.雖然內地公安屬警務人員，但內地公安不可在香港執法。法例明顯是指香港的警務人員。ACG是香港的公司，涉案戶口是香港銀行的戶口，案件亦於香港發生。再者，被告人沒有就報案內容作供；沒有任何證供顯示被告人向內地公安作出法例所指的披露。
102.2021年2月22日，被告人的律師向有組織及嚴重罪案科發信（D21）。可是：
(i) 被告人指2021年1月27日已知道於2021年1月21日ACG股東及董事已變更。可是於信內，梁律師仍稱被告人是ACG的股東及董事；
(ii) 梁律師聲稱被告人是一宗商業罪案的受害人。被告人聲稱以8萬元人民幣出售ACG的股權，而他亦早已全數收取售價。梁律師不但沒有指出被告人如何受騙，更從沒提及有理由懷疑涉案存款是「黑錢」；
(iii) 被告人稱當時有組織及嚴重罪案調查科將被告人的案件轉介予旺角警署跟進。可是沒有任何證供顯示，2021年2月22日至2022年7月11日（被告人被捕時）的17個月期間，被告人曾向警方作出法定的披露。
103.基於上述的原因，本席裁定本案中法定的辯護理由並不適用。
結論
104.基於上述所有理由，本席裁定控方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案，被告人罪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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