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CCC 144/2025
[2026] HKDC 1238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5年第144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出席人士: |
林澤民先生，律政司檢控官，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
| |
王耀輝先生，由法律援助署委派的鄧耀榮律師行延聘，代表被告人 |
| 控罪: |
[1] – [5]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Dealing with property known or believed to represent proceeds of indictable offenc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判刑理由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被告人承認共 5 項「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違反香港法例第 455 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25(1) 及 (3) 條（控罪 1 至 5）。
案情撮要
2.被告人承認的經修訂案情撮要如下：
(1) 案發所有期間，被告人是以下銀行帳戶的唯一帳戶持有人及簽署人：
(i)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號碼 043-482-1-043185-4 銀行帳戶（帳戶 1）；
(ii)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號碼 003-354-8-633437-1 銀行帳戶（帳戶 2）；
(iii)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號碼 004-143-859114-833 銀行帳戶（帳戶 3）；
(iv)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號碼 012-874-2-015367-1 銀行帳戶（帳戶 4）；及
(v)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號碼 012-797-1026796-0 銀行帳戶（帳戶 5）。
上游罪行
(2) 冒充中國內地官員騙案的兩名受害人被騙徒誘使交出銀行登入資料，之後他們銀行帳戶內的款項被人轉至帳戶 1、帳戶 2 及其他帳戶。受害人始終未能追回存款，於是向警方報案。他們的存款及損失概述如下：
| |
姓名 |
損失總額
(港幣/元) |
存入相關
帳戶的金額
(港幣/元) |
存入紙相關
帳戶的日期 |
| 控方第一證人 |
莫文婷女士 |
90,000 |
90,000
(帳戶 1) |
05/01/2021 |
| 控方第二證人 |
范文凱
Alex 先生 |
1,255,000 |
953,000
(帳戶 1) |
05/01/2021 -
08/01/2021 |
|
|
|
209,000
(帳戶 2) |
25/12/2020 |
(3) 兩位受害人總損失為港幣 1,345,000 元。其中，他們的帳戶向帳戶 1 總存款為港幣 1,043,000 元、向帳戶 2 存款為港幣 209,000 元；向帳戶 1 及 2 總存款為港幣 1,252,000 元。
涉案帳戶
帳戶 1
(4) 2020 年 11 月 23 日，被告人以個人名義開立帳戶 1。帳戶 1 於 2021 年 1 月 8 日結束。
(5) 根據帳戶 1 的交易紀錄，帳戶 1 僅於 2020 年 12 月 28日至 2021 年 1 月 8 日期間處於活躍狀態。在該段時間：
(i) 撇除帳戶 1 之內的內部轉賬，共有 15 筆總額港幣 2,340,060 元的存款存入帳戶 1；
(ii) 共有 14 筆總額港幣 2,343,022.89 元的提款從帳戶 1 提取；
(iii) 帳戶 1 於 2020 年 12 月 28 日的期初結餘為零，2021 年 1 月 8 日的期中結餘為零；
(iv) 帳戶 1 發現可疑交易模式，包括 (i) 存款存入帳戶 1 後迅即被提取；(ii) 帳戶 1 的日終結餘偏低；及 (iii) 帳戶 1 突然淡靜。
帳戶 2
(6) 2020 年 11月 24日，被告人以個人名義開立帳戶 2。帳戶 2 於 2021 年 3 月 8 日結束。
(7) 2020 年 11月 24 日至 2021 年 3 月 8 日期間：
(i) 共有 6 筆總額港幣 709,157.45 元的存款存入帳戶 2；
(ii) 共有 7 筆總額港幣 709,157.45 元的提款從帳戶 2 提取
(iii) 帳戶 2 於 2020 年 11月 24 日的期初結餘為零， 2021 年 3 月 8 日的其終結餘為零；
(iv) 帳戶 2 發現可疑交易模式，包括 (i) 存款存入帳戶 2 後迅即被提取；(ii) 帳戶 2 的日終結餘偏低；及 (iii) 帳戶 2 突然淡靜。
帳戶 3
(8) 2020 年 5 月 18 日，被告人以個人名義開立帳戶 3。
(9) 根據帳戶 3 的可查交易紀錄，撇除 8 筆小額交易（每筆金額少於港幣 500 元），帳戶 3 僅於 2020 年 12 月 9 日處於活躍狀態。當天：
(i) 有一筆 29,980.50 歐羅的存款存入帳戶 3（從法國的一間銀行的帳戶所匯入）。沒有提款紀錄；
(ii) 2020 年 12 月 9 日，帳戶 3 的期初結餘為港幣 40 元及人民幣 53.9 元，期終結餘為港幣 40 元、人民幣 53.9 元及 29,980.5 歐羅；
(iii) 帳戶 3 發現可疑交易模式，因為該筆歐羅存款屬於突發性大額外幣存款，偏離帳戶 3 的慣常交易模式
帳戶 4
(10) 2020 年 12 月 28 日，被告人以個人名義開立帳戶 4；
(11) 根據可查交易紀錄，帳戶 4 僅於 2021 年 1 月 5 日至2021 年 1 月 7 日期間處於活躍狀態。在該段期間：
(i) 撇除帳戶內轉賬及兩筆總額美金 12.88 元的小額美金存款，共有兩筆總額新加坡幣 98,106 元的存款存入帳戶 4（從新加坡的一間銀行的帳戶所匯入）；
(ii) 2021 年 1 月 6 日，一筆新加坡幣 48,106 元的款項兌換為港幣後透過提款轉至帳戶 5。另有新加坡幣 50,000 元兌換為美金 37,823.2 元後保留於帳戶 4；
(iii) 帳戶 4 於 2021 年 1 月 5 日的期初結餘為零，2021年1月7日的期終結餘為美金 37,823.2 元；
(iv) 帳戶 4 發現可疑交易模式，包括 (i) 存款存入帳戶 4 後迅即被提取；(ii) 帳戶 4 突然淡靜。
帳戶 5
(12) 2012 年 5 月 7 日，被告人以個人名義開立帳戶 5。
(13) 根據可查交易紀錄，撇除每筆金額少於港幣 1,000 元的小額轉賬及 5 筆來自社會福利署的存款，帳戶 5 僅於 2021 年 1 月 6 日處於活躍狀態。當天：
(i) 一筆港幣 281,634.23 元的款項從帳戶 4 轉入帳戶 5；
(ii) 上述款項存入後不久，一筆港幣 281,584.71 元的款項從帳戶 5 提取；
(iii) 2021 年 1 月 6 日，帳戶 5 的期初結餘為港幣 50.48 元，期終結餘為港幣 100 元；
(iv) 帳戶 5 發現可疑交易模式，包括 (i) 存款存入帳戶 5 後迅即被提取；及 (ii) 帳戶 5 突然淡靜。
拘捕被告人
(14) 2022 年 9 月 14 日，被告人被拘捕。同日，警員 15809 （控方第三證人）與被告人進行錄影會面。被告人說出一些事情，當中包括以下各項：
(i) 被告人曾在酒店工作，一個名叫阿杰的同事唆使他出售銀行帳戶，承諾會有港幣 5,000 元報酬；
(ii) 被告人出售中國銀行及滙豐銀行帳戶，該帳戶於出售前已開立。被告人亦在南洋商業銀行及渣打銀行開立新帳戶再出售；
(iii) 過程中，阿杰介紹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陪同，被告人在旺角買預付 SIM 卡，以開立新的銀行帳戶。被告人開戶後將全部文件交給該名身份不明的男子，並收下港幣 500 元報酬；
(iv) 被告人承認曾懷疑該些帳戶可能會用於非法用途。
(15) 2022 年 11 月 10 日，控方第三證人與被告人進行另一次錄影會面。被告人說出一些事情，當中包括以下各項：
(i) 被告人重申，他將銀行帳戶賣給一名由阿杰介紹的身份不明男子；
(ii) 開立和出售帳戶後一星期左右，阿杰致電被告人，要求他協助提取一筆存入帳戶 3 的款項。被告人嘗試提款，但不成功；
(iii) 又過了一星期，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叫被告人開立一個外幣帳戶，即帳戶 4。他們在旺角會面，被告人在某銀行分行開立帳戶 4。被告人將全部帳戶資料交給該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該名男子叫被告人聯絡阿杰領取尚未支付的報酬。阿杰沒有向被告人付款，其後離職。
控罪
(16) 案發所有期間，被告人連同一個稱為「阿傑」的人及其他身份不詳的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些財產，即存入帳戶 1 至 5 的款額（總額港幣 3,333,852 元及歐羅 29,980.50 及新加坡元 98,106 元），全部或部份、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等財產。
關於被告人的補充資料
(17) 被告人的出入境紀錄顯示他於案發所有期間身處香港。
(18) 稅務局紀錄顯示，被告人於 2020/21 及 2021/22 財政年度分別申報年薪港幣 600 元及港幣 6,164 元。
被告人的背景
3.被告人現年 57 歲，曾接受至中五程度教育，曾任職信差、文員等工作，但案發時無業。他於 2003 年結婚，與妻子育有兩名女兒，現分別 18 和 19 歲；兩名女兒居於寶血兒童村。被告人於 2013 年離婚，現與女友同住。大律師指被告人是一名精神病康復者，現仍需食藥和覆診。
4.被告人有一次刑事定罪紀錄，涉及兩項盜竊控罪，並於 2026 年 3 月 12 日（即本案後）被判處 3 個月監禁。
原則
5.「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供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是嚴重控罪，一經循公訴程序被定罪，最高刑期為監禁 10 年及罰款 5,000,000 元，沒有量刑指引：HKSAR v Shing Siu Ming and Ors [1999] 2 HKC 818；HKSAR v Hui Kam [2000] 3 HKLRD 211；HKSAR v Javid Kamran [2005] HKCU 923；HKSAR v Mak Shing [2002] HKCU 1109；HKSAR v Boma Amaso [2012] 1 HKC 504。
6.可是，上訴法院已多次重申，清洗黑錢是嚴重罪行，予以阻嚇是判刑的首要宗旨：HKSAR v Hui Kam （同上）；HKSAR v Javid Kamran（同上）；Secretary for Justice v Jerome Yuval Arnold Herzberg [2010] 1 HKC 531；HKSAR v Boma Amoso（同上）；HKSAR v Ng Man Yee [2014] 4 HKC 241。除非有極特殊的因素，就算是初犯，也須判處即時監禁：Secretary for Justice v Siu Yun Yee [2017] 3 HKLRD 678；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 雲國強 [2012] 1 HKLRD 197。
7.判刑主要反映涉案「黑錢」的金額，而非被告人或其他人的得益或受害人的損失：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 雲國強（同上）；HKSAR v Chen Zhen Chu [2007] 5 HKC 505；HKSAR v Wu Jianbing [2012] 1 HKLRD 781。就算被告人沒有任何得益也非減刑因素：Secretary for Justice v Ngai Fung Sin, Apple [2013] 5 HKLRD 104。
8.上游罪行的性質對判刑並不重要。可是如有證供顯示「黑錢」源自嚴重和有組織罪行，刑期應上調：HKSAR v Yam Kong Lai [2008] 5 HKC 454；Secretary for Justice v Choi Sui Hey [2008] 6 HKC 166；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 雲國強（同上）。被告人不知悉是處理何種犯罪得益並非減刑因素：Secretary for Justice v Lau Man Ying [2012] 4 HKLRD 435。
9.其他與判刑有關的因素包括犯案次數、犯案時間的長短、被告人參與的程度、罪行是否有組織或精心策劃、涉案人數及案情是否涉及國際跨境成份：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 雲國強（同上）；HKSAR v Yeung Kin Chai [2009] 3 HKC 35;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 [2010] 5 HKLRD 536（同上）。被告人知悉財產是從可供訴罪行的得益後仍繼續犯案，亦是加刑因素：HKSAR v Boma Amaso（同上）。
10.於 雲國強 案中，上訴法庭張澤佑法官援引 許有益 案，並列出多宗「洗黑錢」案件所涉金額及判刑。當涉案「黑錢」是 100 至 200 萬元，量刑基準約為 3 年；300 萬元至 600 萬元約為 4 年；1,000 萬元以上則可超過 5 年。
11.雲國強 案和許有益 案列出的金額和刑期並非量刑指引，涉案金額亦非唯一判刑因素。每宗案件均有其獨特之處；法庭必須考慮整體案情衡量量刑基準。於律政司司長 訴 谢志建 CAAR 4/2024，上訴法庭提及張澤佑法官於 雲國強 案所述的判刑後指：
「50. 正如司徒敬副庭長（當時官階）在 Boma 案指出，基於「洗黑錢」這罪行可在各種不同情況下發生，為有關罪行設定量刑指引既困難亦不可取。就這類罪行判刑時，法官應牢記有關法例所針對的禍害，並應結合自己的量刑經驗和對有待判刑的案件的整體「觀感」而考慮適當的刑期。
51. 至於這罪行的相關判刑考慮，則以被廣為引述，當中包括：
(1) 產生「黑錢」的前置罪行的性質及一般判罰；
(2) 被告人是否知悉相關的前置罪行；
(3) 有否國際元素；
(4) 是否涉及詳細步驟、計劃或詐騙手段；
(5) 有否犯罪集團的參與；
(6) 交易的次數及犯案時期的長短；
(7) 被告人是否知悉前置罪行的性質後仍繼續參與；
(8) 被告人的角色及報酬。
52. 較易被忽略的，是司徒敬副庭長在 Boma 案中列出以上的判刑考慮前，其實首先是要求量刑法官要留意有關罪行的最高判罰及此類案件所需的阻嚇性判刑。雖然涉案金額的多少也是重要考慮，但卻並非唯一考慮。
53. 量刑法官也應注意，上訴法庭在拒絕為此罪行設下量刑指引時，除了指出因犯案情況可千變萬化外，亦認為定下指引會帶來進一步風險，即或會變相鼓勵採用僵化的純數學計算方式作出判刑，而沒有適當考慮其他個別相關因素。
54. 本庭指出以上各點，是為使量刑法官在處理「洗黑錢」的判刑時，能準確掌握各相關考慮：一方面使控罪的最高刑期及必須的阻嚇性判罰，另一方面則是個別案件的案情及量刑法官對案件的整體「觀感」，而非僅依賴單是根據金額而列出的概括量型幅度。」
討論
12.大律師指本案 5 項控罪於 2020 年 11 月 23 日至 2021 年 3 月 8 日，即只歷時約 3 個半月，沒有牽涉國際元素，被告人完全不清楚前置罪行，並只收取了 500 元酬勞；5 項控罪牽涉總金額約為 3,915,964.40 元。大律師要求法庭採納下列量刑基準：
(i) 控罪1： 2 年 6 個月監禁；
(ii) 控罪2： 2 年監禁；
(iii) 控罪3： 12 個月監禁；
(iv) 控罪4： 18 個月監禁；
(v) 控罪5： 12 個月監禁。
13.另外，大律師要求法庭採納 3 年 6 個月作為總刑期的基準。
14.本席對大律師的陳述不盡苟同。
控罪 1
15.被告人於 2020 年 11 月 23 日設立帳戶 1，期初結餘為零。2020 年 12 月 28 日，該帳戶才開始活躍；提存顯示暫托模式。明顯地，該帳戶是設立作「洗黑錢」之用。
16.控罪 1 涉及共 2,343,060 港元，金額可觀。其中的 1,043,000 元是來自控方第一及第二證人的騙款。雖然約一半的「黑錢」源自詐騙，但沒有證供顯示被告人知悉上游罪行的性質。帳戶 1 只於 2020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1 年 1 月 8 日活躍（即共 12 天）。可是期閒共有 15 筆存款及 14 筆提款。所有存款均為港元，沒有證供顯示該控罪涉及國際或跨境原素。
控罪 2
17.如上文所述，被告人於 2020 年 11 月 23 設立帳戶 1。翌日（即 2020 年 11 月 24 日），被告人再開設帳戶 2；當時的期初結餘為零。開設帳戶後，該帳戶便隨即用作「洗黑錢」。2020 年 11 月 24 日至 2021 年 3 月 8 日期間，該帳戶用作處理共 709,157.45 元。明顯地，開設該帳戶是用作「洗黑錢」。控罪 2 歷時 3 個多月，涉及 6 筆存款及 7 筆提款。所有存款均為港元，沒有證供顯示該控罪涉及國際或跨境原素。
控罪 3
18.2020 年 5 月 18 日，被告人開立帳戶 3。撇除 8 項小額交易，帳戶 3 僅於 2020 年 12 月 9 日期間處於活躍狀態。當日該帳戶用作接收 29,980.50 歐羅的存款。被告人承認該筆存款是從法國的一間銀行的帳戶匯入（案情撮要第 9(a) 段）。換句話說，控罪 3 涉及跨國元素。後來大律師徹回沒有跨境元素的說法。
19.另外，被告人承認，他曾按「阿杰」的要求，嘗試從帳戶 3 提款，但不果（案情撮要第 15(b)段）。換言之，被告人的角色並不止於出售帳戶；他亦知悉帳戶存有外幣。
控罪 4
20.被告人於 2020 年 12 月 28 日開設帳戶 4。當時他已開設了帳戶 1、2 及 3，而帳戶 1、2 及 3 已經被用作「洗黑錢」。該戶口僅於 2021 年 1 月 5 日至 2021 年 1 月 7 日期間處於活躍狀態，用作處理 2 筆總額 98,106 元新加坡幣的存款；該存款從新加坡的一間銀行帳戶匯入。被告人𠄘認無法從帳戶 3 提款才開設帳戶 4，他亦𠄘認帳戶 4 是外幣帳戶。大律師亦徹回沒有國際元素的說法。
控罪 5
21.被告人於 2012 年 5 月 7 日開設帳戶 5。2021 年 1 月 6 日前，該帳戶並不活躍。2021 年 1 月 6 日，帳戶 4 內的 48,106 元新加坡幣被轉換成港幣。同日，被兌換的 281,634.23 元港幣轉賬往 帳戶 5。帳戶 4 內餘下的 37,823.20 元則留在帳戶 4 內。而存入帳戶 5 的 28 萬多元則迅即被提取。
整體案情
22.銀行帳戶是重要個人財物，並非玩具或收集物品。今時今日，開設一個銀行戶口輕而易舉；有人要求被告人出售銀行帳戶，並承諾支付 5,000 元報酬已是極不尋常。開設帳戶的過程中，「阿杰」更介紹一名身分不明的男子陪同被告人於旺角購買預付 SIM 卡，用作開戶。他不只出售一個戶口，而是 5 個戶口。 任何一個正常合理的人都會知道該些戶口是用作非法用途。這亦是唯一及不可抗拒的推論。被告人聲稱曾懷疑該五個帳戶會用於非法用途，只是他故意視而不睹（deliberately turned a blind eye）。基於本案案情，本席認為被告人是知道涉案帳戶用作「洗黑」、除了設立帳戶外，他還嘗試協助提款、他亦知悉本案涉及外匯，明知帳戶 1、2、3 及 5 用作「洗黑錢」仍開設帳戶 4 協助提款。
23.大律師援引許有益 及雲國強 案，指該 2 件案件的被告人分別涉及清洗 2,500,000 元及 1,400 多萬元，上訴法庭分別採納 3 年 6 個月和 3 年 9 個月作為量刑基準。如上文所述，刑期視乎案情而定；上訴法庭亦已多次重申，就算控罪相同，純粹以不同案情的判刑作出比較並不合適。
24.基於上述因素，本席裁定適當的量刑基準為：
(1) 控罪1： 3 年 6 個月監禁（即 42 個月監禁）；
(2) 控罪2： 2 年監禁；
(3) 控罪3： 2 年監禁；
(4) 控罪4： 2 年 6 個月監禁；
(5) 控罪5： 18 個月監禁。
減刑
25.被告人適時認罪，可獲三份一的扣減；刑期減為：
(i) 控罪1： 28 個月監禁；
(ii) 控罪2： 16 個月監禁；
(iii) 控罪3： 16 個月監禁；
(iv) 控罪4： 20 個月監禁；
(v) 控罪5： 12 個月監禁。
26.大律師指 2022 年 9 月被告人首次被捕，2022 年尾或 2023 年頭被釋放；2024 年 11 月才再被拘捕。因此，控方在調查和檢控中，有一定程度的延誤，要求額外扣減。本案涉及共 5 個銀行帳戶及外匯，調查涉及26個戶口，另有其他人被捕及檢控，調查明顯需時。本席不認為有不合理的延誤。
27.被告人於單親家庭長大、以前生活清苦、曾是精神病康復者、只收到 500 元酬勞等均非減刑因素。被告人失去「保安」牌照亦是他咎由自取。簡而言之，除了認罪外，本案並無其他減刑因素。另外，上訴法庭已於 HKSAR v Ngo Van Nam [2016] 5 HKC 231 清晰指出，認罪折扣已涵蓋悔意、良好記錄及所有其他求情因素，除非有極特殊的求情因素，否則不應予以額外折扣。
總刑期
28.於 HKSAR v Ngai Yiu Ching（倪耀偵）[2011] 6 HKC 238，上訴法庭裁定：
“(i) When a judge was faced with the task of sentencing for multiple offences, he was required as an initial step to identify the appropriate sentence for each offence and as the final step to achieve a total sentence appropriate to the culpability of the offender. In the case of several offences committed in the course of a single episode, the prosecuting authority might choose to proffer only one charge, where one charge embraced all the criminal conduct reflected by the evidence, or separate charges for each criminal act. If it chose the former course, the instances of proved conduct embraced by the single charge but which could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separate charges were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ciding what penalty reflected the true overall criminality. If it elected the latter course, namely, to charge two or more offences arising from an episode of criminal activity, the objective was still the same; that is to say, the ultimate overall sentence must still reflect the overall and true culpability, although the sentencing judge must take care, first, to pass a sentence for each individual offence that was appropriate to that offence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its commission and, second, not to punish the offender twice for the same conduct.
(ii) The ‘one transaction’ rule that concurrent sentences should be imposed for offences arising from one transaction or course of criminal conduct was not developed as an inflexible rule of law. It was never intended as anything more than a practical rule of thumb to guide judges in the exercise of the power to impose consecutive sentences so that the final sentence was not one that was unfair to an offender. Departure from such practical working rule did not inevitably mean that the sentence imposed on the accused was excessive. The real point was not whether two or more offences were committed at about the same time, but whether the second or other further offences added to the culpability or criminality of the first. Whatever sentence was arrived at after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was still subject to the totality principle.
(iii) The importance of the totality principle could not be overstated. It was there to ensure not only fairness to the offender, in the sense that he was not punished twice for the same offence and that the sentence was not an unduly crushing punishment but it was also a tool by which to ensure that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sentences is sufficient having regard to the usual principles of deterrence, rehabilitation and denunciation … The emphasis therefore should be on a reflection in the sentence of true culpability disclosed by the offences of which the accused had been convicted. It was likely to be a more effective approach in reflecting an offender’s overall culpability than one which became overly concerned with the one transaction rule, although in the case of more than one offence, the court must guard carefully against punishing twice for the same act. If the second offence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course of the suggested single episode added to the culpability of the first offence, it would normally follow that the sentence for the second offence would run wholly or partially consecutive to that for the first; to what extent, if at all, would depend upon an assessment of the totality appropriate for the conduct as a whole …”
29.本案嚴重之處是被告人連環開設戶口作「洗黑錢」用途。他不只開設及 / 或利用一個戶口，而是 5 個戶口。被告人於 2012 年 5 月 7 日開設帳戶 5。該帳戶僅於 2021 年 1 月 6 日處於活躍狀態。 2020 年 5 月 18 日開設帳戶 3，但直至 2020 年 12 月 9 日前，該戶口並不活躍。2020 年 11 月 23 設立帳戶 1。翌日（即 2020 年 11 月 24 日），被告人再開設帳戶 2。數日後（即 2020 年 12 月 28 日）又再開設帳戶 4。 換句話說，案發的短短 3 個多月期間，被告人使用 5 個不同帳戶「洗黑錢」；這令他的罪責更嚴重。
30.大律師指控罪 5 的存款來自控罪 4，要求兩項控罪的刑期同期執行。首先，控罪 1 至 4 涉及不同的金錢及銀行帳戶，刑期理應分期執行。被告人開設帳戶 4 是為了協助提取外匯，令其罪責更嚴重。
31.考慮過整體案情，本席認為適當的總量刑基準為 5 年監禁（即 60 個月監禁；扣除認罪折扣後，總刑期為 40 個月監禁。
加刑申請
32.控方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申請加刑。辯方對此並無異議，但要求法庭參考 HKSAR v Bashir Zahid DCCC 976 & 583/2025，加刑百分之 20。
33.首先，這是同級法院的判刑。上訴法庭已多次重申，這些判刑，從來就沒有經過上訴而被肯定，也沒有什麼量刑原則可言，對量刑既沒有約束力也沒有參考價值。根本起不了任何指導作用。見律政司司長 訴 溫達揚 [2022] HKCA 1328；律政司司長對唐健帮及另二人[2023] HKCA 896：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劉晉旭及其他人 [2023] HKCA 1098；。可是，於谢志建 案中，控方指就傀儡戶口，百分之 20 加刑不足。上訴法庭沒有干預或批評加刑幅度。因此，本席加刑百分之 20。各控罪的刑期上調為：
(i) 控罪1： 33.6 個月監禁（即 33 個月監禁）；
(ii) 控罪2： 19.2 個月監禁（即 19 個月監禁）；
(iii) 控罪3： 19.2 個月監禁（即 19 個月監禁）；
(iv) 控罪4： 24 個月監禁；
(v) 控罪5： 14.4 個月監禁（即 14 個月監禁）。
34.本席亦將總刑期上調百分之 20 至 48 個月。本席下令判處被告人：
(i) 控罪1： 33 個月監禁；
(ii) 控罪2： 19 個月監禁；
(iii) 控罪3： 19 個月監禁；
(iv) 控罪4： 24 個月監禁；
(v) 控罪5： 14 個月監禁。
35.控罪 1、2、3 及 5 的刑期同期執行。控罪 4 的 15 個月與其他控罪分期執行，即共 48 個月監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