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凱恩

DCCC 37/2025

[2026] HKDC 1587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5年第3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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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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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人面對：

(i)  2 項「串謀詐騙」，違反普通法，並可根據香港法例第 200 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C(6)  條予以懲處（控罪 1及 3）；及

(ii)  2 項「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違反香港法例第 455 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25(1)  及 (3)  條（控罪 2和 4）。

2.控罪 2 和 4 分別是控罪 1 和 3 的交替控罪。

3.經雙方協商後，被告人現承認控罪 2 和 4；控罪 1 和 3 則留檔，除非獲法庭批准，否則不可繼續予以起訴。

案情撮要

4.被告人承認的「經修訂案情撮要」如下：

事件

事件1（控罪 1及 2）

(i)  2024 年 6 月 19 日約 1200 時，80 歲的朱榮順女士（朱婆婆）透過家中固網電話接到一名身份不詳女子（通緝人士 1） 的來電。通緝人士 1 聲稱是朱婆婆的女兒（林女士），並表示正被警方拘留，急需港幣 50,000 元作保釋金。朱婆婆擔心女兒安危，希望女兒盡快獲釋。她向通緝人士 1 說只有現金港幣 40,000 元。通緝人士 1 表示會安排朋友於同日 1430 時前往朱婆婆的住所拿取保釋金。朱婆婆向通緝人士 1 提供她於翠樂樓的住址。

(ii)  同日約 1450 時，被告人到達朱婆婆的住所外。她自稱是林女士的朋友，將電話遞給朱婆婆聽，並指通話中的人是林女士。朱婆婆將現金港幣 40,000 元（80 張 500 元紙幣）放入一個紅色膠袋交給被告人。被告人隨即離開。同日下午稍後時間，朱婆婆致電林女士，發現林女士並沒被拘捕。騙局被揭發，案件報警處理。

(iii)  林女士證實她並無被警方拘捕，亦無需任何保釋金。朱婆婆在事件 1 中損失港幣 40,000 元。

事件2（控罪 3 及 4）

(iv)  2024 年 6 月 19 日約 1330 時，74 歲的林仙帶女士（林婆婆）透過家中固網電話接到一名身份不詳男子（通緝人士 2）的來電。通緝人士 2 聲稱是林婆婆的兒子（蔡先生），並表示被警方拘捕，需要保釋金。通緝人士 2 沒有告訴林婆婆保釋金的實際金額，只叫她有多少現金便準備多少。林婆婆於是將港幣 800,000 元（8 疊 500 元紙幣，每疊 200 張）放入一個環保袋內。

(v)  同日約 1530 時，一名身份不詳的男子致電林婆婆，自稱是蔡先生的朋友「文仔」（通緝人士 3）。通緝人士 3 聲稱會協助蔡先生收取保釋金。林婆婆相約通緝人士 3 在她的住所樓下見面。林婆婆到達住所樓下時，被告人走近，並自稱是「文仔」的妹妹，前來幫忙收取保釋金。被告人亦將自己的電話遞給林婆婆，表示林婆婆可與蔡先生對話。之後，林婆婆將載有現金港幣 800,000 元的環保袋交給被告人，更給被告人一封港幣 500 元的利是，希望被告人盡快協助蔡先生獲釋。被告人答應，並說會嘗試協助蔡先生。

(vi)  同日約 1600 時，林婆婆再接到通緝人士 2 的來電。通緝人士 2 聲稱港幣 800,000 元並不足夠，要求更多款項。同日約 1710 時，林婆婆正在準備更多款項時，蔡先生回家，表示他從沒被拘捕。騙局被揭發，案件報警處理。

(vii)  蔡先生證實他並無被警方拘捕，無需任何保釋金，亦沒朋友叫「文仔」。林婆婆在事件 2 中因騙局而損失港幣 800,000 元。

拘捕及警誡

(viii)  警方分析閉路電視後揭露被告人身份。2024 年 7 月 3 日，警務人員在旺角通菜街進行另一行動期間截停被告人。被告人承認曾向朱婆婆和林婆婆收錢。之後被告人被偵緝警員 18774 （控方第 7 證人）拘捕。警誡下，被告人說出一些事情，當中包括：「係大耳窿叫我去收錢㗎咋，收完錢佢會俾返一千蚊報酬我，我知呃啲老人家錢唔啱」。控方第 7 證人將上述招認補錄於其警察記事冊，並由被告人簽署確認。

(ix)  警方其後與被告人進行 4 次錄影會面，期間被告人在提醒警誡下說出一些事情，包括以下各項：

背景

(i)  被告人於 2016 年後前往台灣任職髮型師， 2019 年返港，之後一直無業，依靠母親接濟；

(ii)  被告人返港後一直在通菜街的賭博場所流連，玩「打魚遊戲」，用錢買遊戲積分；

(iii)  被告人玩「打魚遊戲」耗盡金錢，一個叫「阿糖」的本地男子將價值港幣 30,000 元的遊戲積分借給被告人。她須於每月的 19 日向「阿糖」償還港幣 10,000 元；

事件1

(iv)  2024 年 6 月 19 日，被告人再到該賭博場所，「阿糖」叫被告人還錢。被告人沒有錢，於是「阿糖」叫被告人幫他「做嘢」；

(v)  「阿糖」、另一名男子（男子 1）和被告人在通菜街乘搭的士前往翠樂樓；

(vi)  「阿糖」告訴被告人，他會假扮朱婆婆的家人，聲稱自己被拘留和要求保釋金。被告人則負責向朱婆婆收取保釋金。「阿糖」有給被告人一部流動電話，以便朱婆婆與「阿糖」對話；

(vii)  三人抵達翠樂樓後，「阿糖」和男子 1 在樓下等候；被告人則前往朱婆婆的住所，將該部流動電話遞給朱婆婆聽。朱婆婆聽電話後將一個紅色膠袋交給被告人；

(viii)  被告人下樓後，將紅色膠袋內的錢交給「阿糖」。三人乘搭的士離開；

(ix)  在事件 1 中，「阿糖」會給被告人港幣 2,000 元作報酬，其中港幣 1,000 元給被告人作生活費，餘款 1,000 元則在被告人債項中扣除；

(x)  被告人向朱婆婆收錢時的衣着與她在首次錄影會面中的衣着相同；

(xi)  事件 1 整個過程由「阿糖」主導；「阿糖」負責打電話，被告人負責收錢；及

(xii)  被告人看過朱婆婆住所及翠樂樓的閉路電視截圖後，確認自己就是閉路電視所拍攝到的人；

事件2

(xiii)  被告人、「阿糖」及男子 1 前往觀塘後，乘搭的士到青衣。他們抵達青衣後，被告人用「阿糖」提供的流動電話撥打電話。一名身份不詳的男子（男子 2）接聽，並指示被告人前往康豐樓附近找一名身穿藍色衣服的女子（即林婆婆）；

(xiv)  被告人找到林婆婆後，將流動電話遞給她聽。之後，林婆婆將一個載有現金的環保袋及一封利是交給被告人；

(xv)  被告人將該環保袋交給「阿糖」。「阿糖」給被告人兩張 500 元紙幣作報酬，但被告人已將錢花光；

(xvi)  被告人看過閉路電視截圖後，確認她本人、「阿糖」和男子 1 被事發地點附近的閉路電視拍攝到；及

(xvii)  被告人知道什麼是詐騙，但她欠債纍纍，無力償還債務，因而犯案。

進一步調查

閉路電視片

(i)  關於事件 1，朱婆婆住所內的閉路電視拍攝到被告人於 2024 年 6 月 19 日 1451 時至 1453 時向朱婆婆收錢。此外，翠樂樓的閉路電視亦於 2024 年 6 月 19 日拍攝到被告人（沒戴口罩）於 1431 時進入翠樂樓，1456 時手持朱婆婆載有現金的紅色膠袋離開翠樂樓。

(ii)  關於事件 2， 長康邨停車場的閉路電視（比實際時間快 12 分鐘）拍攝到被告人與「阿糖」和男子 1 於 2024 年 6 月 19 日 1532 時（閉路電視時間 1544 時）抵達長康邨。之後，青盛苑外面的閉路電視拍攝到被告人於同日 1534 時（閉路電視時間 1555 時）向林婆婆收錢，而「阿糖」和男子 1 則在停車場閘口附近等候。片段可見，被告人收錢後，手持林婆婆的環保袋與「阿糖」和男子 1 於 1551 時乘搭的士離開長康邨。

檢獲證物

(iii)  警方在被告人的住所檢獲一件 T 恤、一條短褲及一對籃球鞋。該些衣物是被告人在事件 1 和 2 犯案時所穿的衣物。警方亦檢獲被告人的流動電話。

被告人的背景

5.被告人現年 33 歲、曾接受大學程度教育、無業、已婚，但無子女。她與母親同住。被告人沒有刑事定罪紀錄。

原則

6.「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俗稱「洗黑錢」）是嚴重罪行，一經循可公訴程序被定罪，最高刑期為罰款 500 萬元及監禁 14 年。

7.這類控罪的案情千變萬化，因此沒有量刑指引：HKSAR v Boma [2012] 1 HKC 504。可是，這些控罪是嘗試將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變成合法的資金，因此需判處阻嚇性刑罰：HKSAR v Kamran [2005] HKCU 923。除非有極特殊的求情因素，就算初犯也需判處即時監禁：HKSAR v Boma（同上）、Secretary for Justice v Siu Yun Yee[2017] 3 HKLRD 678。

8.涉案財產背後的可公訴罪行的性質並不重要。可是，如被告人知悉財產來自嚴重的控罪是加刑因素：HKSAR v Xu Xia Li and Another [2004] 4 HKC 16、HKSAR v Yam Kong Lai[2008] 5 HKLRD 384 及 HKSAR v Choi Sui Hey [2008] 6 HKC 166。

9.判刑時，法庭須考慮被告人處理的金額，而非被告人本身的得益：HKSAR v Wu Jianbing[2011] HKCU 1861、律政司司長 對 雲國強 [2012] 1 HKLRD 201 及 HKSAR v Chen Zhen Chu [2007] 5 HKC 505。就算被告人全無得益也非減刑因素：Secretary for Justice v Ngai Fung Sin Apple [2013] 5 HKLRD 95。

10.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 [2010] 5 HKLRD 536，上訴法庭列出一些判刑時可考慮的因素：

「9. 由於處理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這類案件會涉及不同的案情，故此法庭沒有定下量刑指引。但以下各點是量刑的參考因素：

(a)  涉案的金額是重要的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本身在這次交易所獲得的利益。

(b)  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的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的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是有關連的因素。

(c)  處理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在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d)  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份，法庭可採用較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銀行中心的形象受損。

(e)  涉案的時間。」

11.於Boma案，上訴法庭指：

(i)  這類案件的案情千變萬化，因此不宜訂定量刑指引。可是量刑法庭須謹記最高刑期為 14 年監禁；

(ii)  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的公訴罪行；判刑的要旨是阻嚇；

(iii)  涉案金額是重要因素，但並非決定性的因素（be-all and end-all）；

(iv)  其他主要的量刑因素，包括：

(a)  前置罪行的性質；

(b)  被告人對前置罪行的認知；

(c)  如行動（operation）涉及跨國元素是重要加刑因素；

(d)  案件是否精心策劃；

(e)  被告人是否為有組織的犯罪集團犯案；這是加刑因素；

(f)  犯案的次數及犯案時間的長短；

(g)  被告人是否知悉涉案金額源自嚴重罪行後仍繼續「洗黑錢」；

(h)  被告人的角色及行為。

12.對於一些針對公眾的無良、令人討厭及不恥的詐騙案件，例如街頭騙案、電話騙案等，涉案金額並不一定很大，但即使被告人沒有犯案前科，法庭亦會採納高達 3 至 4 年監禁為量刑基準，希望能阻嚇該等罪行，避免無辜大眾受害：律政司司長 訴 陳皓傑 CAAR 1/2024、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耀輝CACC 100/2014。

13.刑期視乎案情而定。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岑華擴 [2015] 2 HKLRD 945，上訴法庭指出：

「17. 在“洗黑錢”案件，某些被告人對和“洗黑錢”罪行有關的可公訴罪行不知情或只有一些偏面及粗略的理解，某些被告人即使沒有參與有關的可公訴罪行，但他們可能對該些罪有詳細的認知及了解，亦知悉他們的“洗黑錢”行為會做成的不良後果。在考慮適當判刑時，法庭須將上述因素考慮在內。」

討論

14.大律師援引Boma、雲國強、洪永俊、梁耀輝、陳皓𠎀、吳建兵和岑華擴 等案件。可是，他並沒有根據案例訂明的判刑原則作分析，只是指出辯方相信本案值得法庭採納較輕的量刑基準：

(i)  被告人初犯，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陳詞第 27段）；

(ii)  被告人只是出於好心幫助朋友，在不了解情況下受人擺佈，因愚蠢及法律無知而犯錯（陳詞第 29及 34段）；

(iii)  被告人並非主謀，只是按指示行事，屬被動的角色，沒主動策劃或參與任何犯罪計劃（陳詞第 30段）；

(iv)  被告人的「洗黑錢」活動只持續一天，並非長期或系統性的犯罪。辯方相信案件的短暫顯示被告人並無長期從事非法活動的企圖（陳詞第 32段）；

(v)  本案屬單一事件，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相對有限（陳詞第 32段）。

15.如上文所述，「洗黑錢」是極嚴重的罪行，除非有極特殊的求情因素，就算初犯也須判處阻嚇性刑罰。

16.控罪 2 及 4 的前置罪行是電話詐騙。這是針對公衆的無良、令人討厭及不恥的案件。雖然涉案金額不一定很大，但已可能是受害人的畢生積蓄；就算被告人沒有犯案前科，上訴法庭已述明法庭會採納高達 3 至 4 年監禁作為量刑基準，希望能阻嚇該等罪行，避免無辜大眾受害。大律師指本案屬單一事件，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相對有限。該說法違反上訴法庭的多項裁決，令人咋舌。

17.面對嚴重控罪時，被告人的個人背景（包括良好紀錄）變得微不足道：HKSAR v Law Num Chun [2014] 6 HKC 606, 617。另外，於 HKSAR v Dos Passos Anthony Joseph [2002] HKCU 1202，上訴法庭指：

“… in offences of this type where criminal acts are repeatedly being committed, it is wholly artificial to describe an offender as having a clear record even though technically this may be correct.”

18.本席亦不接受被告人只是出於好心幫助朋友，在不了解情況下受人擺佈，因愚蠢及法律無知而犯錯。該說法與被告人承認的案情撮要簡直是南轅北轍。

19.根據案情撮要：

(i)  於事件 1 中，騙徒訛稱 朱婆婆 的女兒被警方拘留，急需港幣 50,000 元作保䆁金，並指其「朋友」會到 朱婆婆的住所取款。被告人到達 朱婆婆 住所後，自稱是 朱婆婆 女兒的朋友，並將電話遞給 朱婆婆，聲稱電話中人是朱婆婆的女兒（案情撮要第 1至 2段）；

(ii)  於事件 2，騙徒訛稱 林婆婆 的兒子被警方拘捕，需要保釋金，並指林婆婆兒子的朋友「文仔」 會來取款。後來被告人出現，自稱是文仔的妹妹，並將電話遞給 林婆婆，訛稱電話中人是林婆婆的兒子。林婆婆 付款後更給予被告人 500 元利是，指希望被告人協助兒子盡快保釋，被告人答應林婆婆的要求（案情撮要第 4至 5段）；

(iii)  被告人被拘捕及警誡下，承認「係大耳窿叫我去收錢㗎咋，收完錢佢會俾翻一千蚊報酬我，我知呃啲老人家錢唔啱」（案情撮要第 8段）；

(iv)  於警誡錄影會面中，被告人承認：

(a)  2019 年返港後一直無業，終日於通菜街的賭博場所流連，玩「打魚遊戲」，用錢購買遊戲積分。因玩「打魚遊戲」，耗盡金錢，一名叫「阿糖」的男子將價值港幣 30,000 元的遊戲積分借給被告人，她須於每月 19 日向「阿糖」償還港幣 10,000 元。2024 年 6 月 19 日，被告人再到賭博場所時，「阿糖」要求被告人還錢。被告人無法還款，於是「阿糖」叫被告人幫他「做嘢」。之後被告人、「阿糖」及男子 1 使乘的士前往 朱婆婆 住所。「阿糖」告訴被告人，他會扮作朱婆婆的家人，聲稱自己被拘留及要求保釋金；被告人則負責向朱婆婆收取保釋金。「阿糖」亦將一部流動電話交給被告人，以便「阿糖」與朱婆婆對話。被告人將收到的款項交給「阿糖」。「阿糖」會給被告人港幣 2,000 元報酬，其中 1,000 元用作還款（案情撮要第 9(i)  - (ix)段）；

(b)  被告人於約 1450 時到達 朱婆婆位於藍田的住所收款。同日約 1530 時再與「阿糖」及男子 1 乘的士到達青衣向 林婆婆 收款。被告人將收得的款項交給「阿糖」，之後獲得 1,000 元作報酬（案情撮要第 9(xiii)  - (xvi)  段）；

(c)  被告人承認知道什麼是「詐騙」，但她欠債纍纍，無法償還，因而犯案（案情撮要第 9(xvii)  段）。

20.明顯地，被告人並非在不了解情況下受人擺佈。雖然她並非主謀，可是她不但知道控罪 2 和 4 的前置罪行的性質是針對老人家的電話詐騙，還知悉全盤詐騙計劃的細節。被告人也不是為了協助朋友而犯案。她從台灣返港後，終日於賭博場所流連，引致欠債纍纍，但仍不悔改，繼續賭博。最終因無法還款而以身試法。

21.換言之：

(i)  本案控罪 2 和 4 的前置罪行均為電話詐騙；

(ii)  被告人完全知悉前置罪行的性質及細節；

(iii)  本案的策劃並不複雜，但這類案件的案情都偏向簡單，而且容易模仿；

(iv)  被告人並非獨自犯案，而最少知道是與「阿糖」及男子 1 共同犯案；

(v)  被告人於 1 小時內連環干犯 2 項嚴重控罪。這是加刑因素；

(vi)  被告人知道全盤詐騙計劃的細節；她冒認 朱婆婆 女兒的朋友和 林婆婆 兒子朋友「文仔」的妹妹；向 朱婆婆遞上流動電話，訛稱電話中人是 朱婆婆的女兒；向 林婆婆 表示前來幫忙收取保釋金，向 林婆婆遞上流動電話，指電話中的人是林婆婆的兒子，更答應 林婆婆 會盡快協助 林婆婆 的兒子保釋。被告人的角色並非只是「跑腿」。她明顯亦有參與詐騙行動；

(vii)  控罪 2 的涉案金額於這類案件是常見的金額，但控罪 4 的涉案金額則甚可觀。

22.考慮到上述種種因素，本案認為適當的量刑基準為：

控罪2： 4年監禁（即48個月監禁）

控罪4： 4年6個月監禁（即54個監禁）

減刑因素

23.被告人適時認罪，可獲三份一的扣減。該折扣是最高分水線（high watermark），涵蓋初犯、悔意、與警方合作和其他所有的求情因素；除非有極特殊的求情因素，否則法庭不應予以額外折扣：HKSAR v Ngo Van Nam [2016] 5 HKC 231。

24.大律師指被告人的親友異口同聲表示被告人為人正直善良、有愛心、從不貪心和孝順長輩。如上文所述，面對嚴重控罪，被告人的個人及家庭背景變得微不足道；對被告人寬大處理，只會向社會發出錯誤信息。

25.大律師指被告人最迫切的需要是早日回家照顧年邁的外婆，讓外婆安享晚年。眾所周知，判刑對被告人家庭的影響並非減刑因素：HKSAR v Li Kwok Ching [2005] HKCU 1702、HKSAR v Chan Kin Chung [2002] 4 HKC 314, 321、HKSAR v To Yiu Cho [2009] 5 HKLRD 309、HKSAR v Shum Chung Wai [2002] 2 HKLRD 81, 87 及 HKSAR v Thapa Krishna Kumar [2023] HKCU 5053 等案。

26.大律師續指被告人於還押期間積極參與更新課程，透過信仰學習反省己過、建立正確價值觀，追求簡單有意義的生活，有真誠改過自新的決心。這並不足以構成減刑因素。

27.簡而言之，本案中除了適時認罪外並無其他減刑因素。扣除認罪折扣後，刑期減為：

控罪2： 32個月監禁

控罪4： 36個月監禁

加刑申請

28.控方根據香港法例第 455 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27 條申請加刑。辯方對該申請並無異議，但指 2024 年至 2025 年間，電話騙案及有關損失已有回落趨勢，要求法庭從輕發落。

29.大律師所指的數據是所有電話騙案的數據。根據曾總督察的供詞，這類電話騙案歸類為「猜猜我是誰」騙案。這類騙案於 2024 年共有 1,153 宗（每月超過 96 宗）、2025 年有 2,048 宗（每月超過 170 宗）；2026 年 首 4 個月有 1,071 宗（每月超過 267 宗）。明顯地，這類案件有嚴重的上升趨勢。

30.這類案件的加刑幅度一般為三份一。事實上，以現時的猖獗程度，加刑幅度理應上調。本席打算以最寬大的方式處理本案，採納三份一的加刑幅度，刑期上調為：

控罪2： 42個月監禁

控罪4： 48個月監禁

總刑期

31.雖然 2 項控罪於同一日發生，但時間、地點、受害人和涉案金錢均有別。兩項控罪是完全獨立的控罪，刑期理應分期執行。可是本席須考慮總刑期的原則。大律師沒有就總刑期作任何陳述。

32.於 HKSAR v Ngai Yiu Ching（倪耀偵）[2011] 6 HKC 238，上訴法庭指：

(i)  When a judge was faced with the task of sentencing for multiple offences, he was required as an initial step to identify the appropriate sentence for each offence and as the final step to achieve a total sentence appropriate to the culpability of the offender. In the case of several offences committed in the course of a single episode, the prosecuting authority might choose to proffer only one charge, where one charge embraced all the criminal conduct reflected by the evidence, or separate charges for each criminal act … If it elected the latter course, namely, to charge two or more offences arising from an episode of criminal activity, the objective was still the same; that is to say, the ultimate overall sentence must still reflect the overall and true culpability, although the sentencing judge must take care, first, to pass a sentence for each individual offence that was appropriate to that offence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its commission and, second, not to punish the offender twice for the same conduct.

(ii)  The ‘one transaction’ rule that concurrent sentences should be imposed for offences arising from one transaction or course of criminal conduct was not developed as an inflexible rule of law. It was never intended as anything more than a practical rule of thumb to guide judges in the exercise of the power to impose consecutive sentences so that the final sentence was not one that was unfair to an offender. Departure from such practical working rule did not inevitably mean that the sentence imposed on the accused was excessive. The real point was not whether two or more offences were committed at about the same time, but whether the second or other further offences added to the culpability or criminality of the first. Whatever sentence was arrived at after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was still subject to the totality principle.

(iii)  The emphasis therefore should be on a reflection in the sentence of true culpability disclosed by the offences of which the accused had been convicted. It was likely to be a more effective approach in reflecting an offender’s overall culpability than one which became overly concerned with the one transaction rule, although in the case of more than one offence, the court must guard carefully against punishing twice for the same act. If the second offence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course of the suggested single episode added to the culpability of the first offence, it would normally follow that the sentence for the second offence would run wholly or partially consecutive to that for the first; to what extent, if at all, would depend upon an assessment of the totality appropriate for the conduct as a whole…

33.被告人在短時間內連環犯案。這不但不是求情因素，反而是加刑因素。顯而易見，控罪 4 令被告人的罪責更加嚴重。考慮到整體案情，本席認為認罪後適當的總刑期為 54 個月監禁，下令判處被告人：

控罪4： 48個月監禁

控罪2： 42個月監禁，其中 6 個月刑期與控罪 4 的刑期分期執行

即總刑期為 54 個月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