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廖冬益及另一人

DCCC 1434/2025

[2026] HKDC 154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5年第143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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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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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涉及2名被告人。他們共同被控1項「串謀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違反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  及 (3)  條和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及159C條（控罪 1）。另外，第一被告面對1項「串謀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違反相同的條例（控罪 2）。第二被告則另被控2項「使用虛假文書的副本」，違反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74條（控罪 3 及 4）。

2.第一被告現承認控罪1及2。第二被告承認控罪1、3及4。

案情撮要

3.兩名被告承認的「案情撮要」如下：

控罪1：串謀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

(1)  2024 年 11 月 28 日，偵緝警員20371（控方第一證人）被指派進行臥底行動，調查銀行帳戶的非法交易及社交媒體平台上的相關欺詐活動。2024年12月2日，控方第一證人在 Facebook 進行網絡巡查，尋找有關「搵快錢」的可疑帖文，期間遇到一個名為「陳偉」（通緝人士1）的Facebook用戶。通緝人士 1 回應一則題為「收渣打、中銀、滙豐、恒生月租或買斷都可以」的帖文。控方第一證人懷疑涉及非法出售銀行帳戶，便喬裝買家在Facebook發訊息給通緝人士1，詢問買銀行帳戶的事宜。

(2)  同日下午約4時48分，控方第一證人及通緝人士1同意於2024年12月3日下午見面，以港幣11,000元交易一個恒生銀行帳戶。通緝人士1其後提供電話號碼4637 3014，並指示控方第一證人經WhatsApp聯絡自己。

(3)  2024年12月3日，通緝人士1在WhatsApp通知控方第一證人，指正在上水開立帳戶，提議當日下午在元朗見面，完成交易。同日約中午約12時20分，通緝人士1將原先安排的會面延期至2024年12月5日。

(4)  2024年12月5日下午約1時38分，控方第一證人及通緝人士1同意在西鐵線元朗站G出口（見面地點）見面，以現金交易一個滙豐銀行帳戶。同日下午約1時50分，警方在見面地點埋伏，控方第一證人則喬裝買家。

(5)  同日下午約2時35分，控方第一證人到達見面地點並致電通緝人士1。通話期間，通緝人士1指示控方第一證人拍攝一張附近環境的相片，控方第一證人照辦。通緝人士1接着向控方第一證人提供第二被告人的一張相片，指出第二被告就是待售滙豐銀行帳戶的持有人。

(6)  同日下午約3時40分，第一及第二被告在見面地點行近控方第一證人。第一被告問控方第一證人是否就是來「收戶口」的人。控方第一證人說是，並索取銀行卡。第一被告隨後指示第二被告交出銀行卡。第二被告照辦，向控方第一證人提供號碼583860861833自動櫃員機卡（自動櫃員機卡），並確認他本人就是帳戶持有人。第二被告在控方第一證人要求下亦出示其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上面印有他的全名「何紅超」。當被問及銀行帳戶的價錢時，第一被告說：「萬一蚊囉」。

(7)  同日下午約3時42分，控方第一證人確認交易完成後，給隊員暗號，示意拘捕第一及第二被告。不久，偵緝警員18840（控方第二證人）及偵緝警員16225（控方第三證人）到達現場。控方第一證人認出第一被告是中間人，第二被告則是帳戶持有人。

拘捕和警誡第一及第二被告

(8)  同日下午3時43分，控方第二證人警誡及拘捕第一被告，罪名是「串謀詐騙」。第一被告在警誡下表示陪同他人開立和售賣帳戶，報酬500元，但沒有收到任何錢。第一被告在書面會面紀錄及警察記事冊上簽署，確認他的警誡陳述。

(9)  警方從第一被告檢獲兩部流動電話。

(10)  控方第三證人警誡及拘捕第二被告，罪名是「串謀詐騙」。第二被告在警誡下以普通話表示想賺些錢才把帳戶賣給他人去騙人錢。控方第三證人向第二被告搜身，檢獲以下物品：

(a)  兩份一模一樣的電費單副本（日期為2024年11月2日），號碼為413752103，收件人為何紅超，看來由「中国南方电网」發出（電費單）；

(b)  一份交易結單（日期為2024年12月3日，帳戶持有人為何紅超，看來由「中国建设銀行」發出（建行交易結單）；

(c)  兩部流動電話；及

(d)  滙豐銀行發給第二被告的一封信件。

第一與第二被告之間的「微信」聊天紀錄

(11)  2024 年 12 月 5 日，第一與第二被告經「微信」進行討論關於在香港開立銀行帳戶。第一被告向第二被告作出一些指示，當中包括以下各項：

(a)  開戶程序期間，第二被告應告訴銀行職員他任職經理或董事；

(b)  第二被告須帶同他的通行證及過關單據；

(c)  如果銀行職員問及開立帳戶目的時，第二被告只可回答「投資理財」；及

(d)  與銀行職員對準備存入帳戶的款項有任何查詢，第二被告應表示款項會在一個月內存入。

控罪2 - 串謀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

(12)  2024 年 12 月 5 日，第一被告在「微信」與一個身份不詳的人「伟少」（通緝人士 2）溝通，安排出售一個滙豐銀行帳戶。通緝人士 2 詢問能否開立中國銀行帳戶時，第一被告表示只能開立滙豐銀行帳戶。通緝人士 2 隨後指示第一被告於下午 3 時在西鐵綫元朗站與買家見面。通緝人士 2 提醒第一被告，帳戶持有人亦須在場。第一被告同意。

(13)  同日下午約 3 時 16 分，第一被告經「微信」通知通緝人士 2，指可在下午 4 時前到達元朗。通緝人士 2 接着指示第一被告前往元朗站 G1 出口和發送自拍照。第一被告照辦，發送了一張第二被告的相片。

控罪 3 - 使用虛假文書的副本

(14)  2024 年 12 月 5 日上午，第二被告來到中環皇后大道中 1 號滙豐總行大廈 3 樓銀行櫃檯開立銀行帳戶。第二被告就開戶申請向滙豐銀行職員林銘禧先生出示涉案電費單、建行交易結單及其往來港澳通行證。

(15)  第二被告成功開立號碼 583-860861-833 滙豐銀行帳戶，並其後獲發自動櫃員機卡及相關密碼。

控罪 4 - 使用虛假文書的副本

(16)  2024 年 12 月 5 日，第二被告去到九龍彌敦道 774 號中銀太子大廈地下中國銀行（香港）開立銀行帳戶。第二被告就申請出示了涉案電費單及建行交易結單。銀行職員拒絕為第二被告開立銀行帳戶，原因是第二被告提供的資料有出入。

(17)  在所有關鍵時刻，第二被告知道或相信涉案電費單及建行交易結單是虛假文書的副本，並用以開立或意圖開立滙豐及中國銀行（香港）的銀行帳戶。

第二被告的會面紀錄

(18)  2024 年 12 月 6 日，第二被告錄取會面紀錄，期間在警誡下作出一些陳述，包括以下各項：

(a)  2024 年 12 月 5 日上午，第二被告到達香港；

(b)  第二被告來港開立銀行帳戶；

(c)  一個陌生人把第二被告加進「微信」的聊天群組。第一被告（其「微信」帳戶名稱為「123」）指示第二被告如何在香港開立銀行帳戶；

(d)  第二被告向第一被告發送其身份證的一張相片；

(e)  2024 年 12 月 5 日上午 7 時，第二被告與第一被告在羅湖管制站見面，準備前往香港開立銀行帳戶。第一被告向第二被告提供涉案建行交易結單及電費單供申請用。經檢查，第二被告發現兩份文件上的所有資料（除他的全名外）都是虛假的。第一被告指示第二被告須用該些文件開戶；

(f)  第二被告按第一被告指示嘗試在中國銀行開立帳戶。可是，銀行職員拒絕他的申請，原因是他提供的資料有出入；

(g)  第二被告出示身份證及通行證，成功在滙豐銀行開立銀行帳戶。銀行職員向他發出一張自動櫃員機卡及一封相應密碼的信件。第二被告意外地撕破該封信件，因此銀行職員在信件上寫上密碼 「420660」；

(h)  開立帳戶後，第一被告陪同第二被告見某人。第二被告相信該人會幫忙啟動他的自動櫃員機卡。可是，第二及第一被告都在與該人見面時被警方拘捕；及

(i)  第二被告按第一被告指示刪除與第一被告之間的聊天記錄。

被告的背景

第一被告

4.第一被告現年 32 歲、內地居民、未婚，在香港沒有刑事定罪紀錄。大律師指 2014 年至 2018 年，第一被告於重慶修讀管理學，是大學畢業生；曾任職雜工。

第二被告

5.第二被告現年38歲、於內地中專畢業。他聲稱於2019年創立一間電腦軟件開發公司，但該公司於2021年倒閉。第二被告已婚，與妻子育有一名2歲的女兒。他在香港沒有刑事定罪紀錄。

判刑原則

控罪 1 及 2

6.「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俗稱「洗黑錢」）是嚴重罪行；一經循可公訴程序被定罪，最高刑期為罰款 500 萬元及監禁14 年。

7.這類控罪的案情千變萬化，因此沒有量刑指引：HKSAR v Mak Shing [2002] HKCU 1109 及 HKSAR v Boma Amaso [2012] 1 HKC 504。可是，這些控罪是嘗試將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變成合法的資金，因此須判處阻嚇性刑罰：HKSAR v Kamran [2005] HKCU 923。除非有極特殊的求情因素，就算初犯，也需判處即時監禁：HKSAR v Boma（同上）；Secretary for Justice v Siu Yun Yee [2017] 3 HKLRD 678。

8.涉案財產背後的可公訴罪行的性質並不重要。可是，如被告人知悉財產來自極嚴重的控罪是加刑因素：HKSAR v Xu Xia Li and Another [2004] 4 HKC 16、HKSAR v Yan Kong Lai [2008] 5 HKLRD 384 及 HKSAR v Chou Sui Hey [2008] 6 HKC 166。

9.判刑時，法庭需考慮被告人處理的金額，而非被告人本身的得益：HKSAR v Wu Jianbing [2011] HKCU 1861；律政司司長 對 雲國強 [2012] 1 HKLRD 201 及 HKSAR v Chen Zhen Chu [2007] 5 HKC 505。就算被告人全無得益也非減刑因素：Secretary for Justice v Ngai Fung Sin Apple [2013] 5 HKLRD 95。

10.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 [2010] 5 HKLRD 536，上訴法庭列出一些判刑時須考慮的因素：

「9. 由於處理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這類案件會涉及不同的案情，故此法庭沒有定下量刑指引。但以下各點是量刑的參考因素：

(a)  涉案的金額是重要的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本身在這次交易所獲得的利益。

(b)  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的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的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是有關連的因素。

(c)  處理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在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d)  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份，法庭可採用教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銀行中心的形象受損。

(e)  涉案的時間。」

11.於 Boma 案，上訴法庭指：

(1)  這類案件的案情千變萬化，因此不宜訂定量刑指引。可是量刑法庭須𧫴記最高刑期為 14 年監禁；

(2)  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的公訴罪行；判刑的要旨是阻嚇；

(3)  涉案金額是重要因素，但並非決定性的因素 (be-all and end-all)；

(4)  其他主要的量刑因素包括：

(a)  前置罪行的性質；

(b)  被告人對前置罪行的認知；

(c)  如行動 (operation)  涉及跨國元素是重要加刑因素；

(d)  案件是否精心策劃；

(e)  被告人是否為有組織的犯罪集團犯案；這是加刑因素；

(f)  犯案的次數及犯案時間的長短；

(g)  被告人是否知悉涉案金額源自嚴重罪行後仍繼續「洗黑錢」；

(h)  被告人的角色及行為。

12.於律政司司長 對 谢志健(CAAR 4/2024)  第51段，上訴法庭指量刑時可參考的因素包括：．

(1)  產生「黑錢」的前置罪行的性質及一般判罰；

(2)  被告人是否知悉相關的前置罪行；

(3)  有否國際元素；

(4)  是否涉及詳細步驟、計劃或詐騙手段；

(5)  有否犯罪集團的參與；

(6)  交易的次數及犯案時期的長短；

(7)  被告人是否知悉前置罪行的性質後仍繼續參與；

(8)  被告人的角色及報酬。

13.刑期視乎案情而定。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岑華擴 [2015] 2 HKLRD 945，上訴法庭指出：

「17. 在“洗黑錢”案件，某些被告人對和“洗黑錢”罪行有關的可公訴罪行不知情或只有一些偏面及粗略的理解，某些被告人即使沒有參與有關的可公訴罪行，但他們可能對該些罪行有詳細的認知及了解，亦知悉他們的“洗黑錢”行為會造成的不良後果。在考慮適當判刑時，法庭須將上述因素考慮在內。」

控罪3及4

14.「使用虛假文書的副本」是極嚴重的控罪，一經循可公訴程序被定罪，最高刑期為14年監禁，沒有量刑指引。

討論

控罪 1及2：串謀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

15.兩位大律師均援引律政司司長 對 雲國強 CAAR 13/2010 指上訴法庭參考過多宗案例後，得出以下量刑基準的參考：

(a)  100萬至200萬元，量刑基準約3年；

(b)  300萬至600萬元，量刑基準約4年；

(c)  1,000萬元以上，量刑基準可超過5年。

16.第一被告大律師指無數案例顯示涉案金額是判刑考慮因素之一。她續援引一些判刑案例，包括 HKSAR v Xu Xia Li CACC 395/200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楊金平 HCMA 136/2017、HKSAR v FONTE LEILAW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方志𨫎（Fong Chi Yam）CACC 411/2017。大律師列出該些案中的涉案金額和犯案時間的長短。他指本案案情屬於初期犯罪階段，未涉及任何洗錢的活動；因沒有量刑指引，法庭有更大的酌情權，量刑起點可低於1至2年（陳詞第7 - 11段）。

17.第二被告的大律師亦以沒有涉案金額為由，要求法庭採納最輕微的量刑。

18.首先，如上文所述，一般而言，涉案金額是重要的量刑因素。雲國強 案所述的數據並非量刑指引：谢志健 案第47段。該些數據只是基於涉案金額。可是涉案金額並非唯一的量刑因素。上訴法庭已多次指出，就算控罪相同，案情有別，刑期也會不同。這類案件的案情千變萬化，任何單純對案件判刑作出比較的做法，都不能協助法庭處理恰當量刑的問題。歸根究底，控罪要旨 (gravamen of the offence)  及適用的量刑因素才是重點所在，而非個別案件的判刑：律政司司長 對 唐健帮及另二人 [2023] HKCA 896。

19.於第一被告大律師援引的谢志健 案中，上訴法庭亦指明：

「50. 正如司徒敬副庭長（當時官階）在 Boma 案指出，基於「洗黑錢」這罪行可在各種不同情況下發生，為有關罪行設定量刑指引既困難亦不可取。就這類罪行判刑時，量刑法官應牢記有關法例所針對的禍害，並應結合自己的量刑經驗和對有待判刑的案件的整體「觀感」而考慮適當的刑期。 …

52. 較易被忽略的，是司徒敬副庭長在Boma案列出以上的判刑考慮前，其實首先是要求量刑法官要留意有關罪行的最高判罰及此類案件所需的阻嚇性判刑。雖然涉案金額的多少也是重要考慮，但卻並非唯一考慮。

53. 量刑法官也應注意，上訴法庭在拒絕為這罪行設下量刑指引時，除了指出因犯案情況可千變萬化外，亦認為定下指引會帶來進一步風險，即或會變相鼓勵採用僵化的純數學計算方式作出判刑，而沒有適當考慮其他個別相關因素。

54. 本庭指出以上各點，是為使量刑法官在處理「洗黑錢」的判刑時，能準確掌握各相關考慮：一方面是控罪的最高刑期及必須的阻嚇性判罰，另一方面則是個別案件的案情及量刑法官對案件的整體「觀感」，而非僅依賴單是根據金額而列出的概括量刑幅度。…」

20.明顯地，本案沒有任何金額可作判刑基礎。控罪1是警方的測試購買 (test buy)；警方根本不會用購得的銀行帳戶洗黑錢。警方是從第一被告的「微信」揭發控罪2。「微信」中，第一被告和買家只提及銀行名稱，沒有任何帳戶持有人的資料或帳戶號碼。況且，第一被告安排於控罪1後才往元朗完成控罪2的交易。因此控罪2亦沒有涉案金額。可是，這並不代表罪責比較低，更不代表法庭應採納最輕微的量刑基準。

21.涉案金額並非唯一的量刑因素。雖然本案沒有涉案金額，但有其他極嚴重的情節，包括：

(1)  兩名被告並非獨自犯案，而是與其他人串謀犯案。就控罪1，第一被告最起碼與通緝人士1（陳偉） 和第二被告串謀。就控罪2，第一被告與通緝人士2和第二被告串謀。第二被告亦是兩項控罪所涉的銀行帳戶持有人；

(2)  串謀者（通緝人士1）在社交平台 (Facebook)  上明目張膽地回應「搵快錢…收渣打、中銀、滙豐、恆生 月租或買斷都可以」的帖文；

(3)  該社交平台 (Facebook)  流量極高，帳戶持有人遍佈世界各地；

(4)  這是公開的帖文，任何 Facebook 帳戶持有人均可參閱；

(5)  這類犯案模式簡單，容易模仿；

(6)  現今網上理財極普遍；就算不在香港，任何租用或購入銀行帳戶的人均可操作帳戶；

(7)  與信用卡有別，銀行帳戶沒有提存上限。租出或售出的銀行帳戶可涉及極高的金額；

(8)  銀行帳戶並非玩物、沒收藏價值，亦並非可用作買賣或租賃的貨品。明顯地，租用或購入銀行帳戶的人是打算用作為非作歹；

(9)  香港是國際金融及銀行中心。上述因素嚴重影響香港聲譽的可能性極高；

(10)  兩名被告一同前往銀行開設帳戶，期間行使假文件（印有第二被告名字的虛假電費單及建行交易結單）。警方於第二被告身上檢獲：

(a)  兩份一模一樣的虛假「中國南方電网」的電費單副本（日期為2024年11月2日，號碼為413752103，收件人為第二被告；

(b)  一份交易虛假的建行交易結單，日期為2024年12月3日，指稱帳戶持有人為第二被告。

這顯示該串謀是早有預謀，精心策劃。這是嚴重的加刑因素：HKSAR v Lai Kam-tong [2005] 1 HKC 232,238；

(11)  兩名被告特地從國內來港犯案；來港後便即時犯案。這是加刑因素：R v Ambas and Tiomzon CACC 441/1994 及 HKSAR v Chau Chun-Yee [2001] 3 HKC 605, 608 等案。

22.第一被告大律師承認，沒有第一被告的參與及開立一個帳戶，幕後指使被告人開立戶口的人士將來便不能收取非法得來的款項。這根本不是本案的案情。

23.首先，於控罪1，沒有證供顯示準買家是幕後指使人，指使兩名被告開設銀行戶口。證供顯示有人在Facebook「收戶口」；通緝人士1回應帖文後，兩名被告與通緝人士1串謀開設及出售戶口。明顯地，出售戶口後，通緝人士1亦非使用户口的人。另外，於兩項控罪中，串謀人士並非只開立一個銀行戶口，而是2個銀行戶口。

24.第一被告大律師續指本案性質屬於所謂「洗黑錢」的初期，即開始設立一個本地銀行帳戶的階段，不涉及任何金錢損失，屬於準備下一步干犯其他罪行。而第一被告人的角色是中間人，陪同、聯絡、充當翻譯，不是主謀，仍沒有任何得益，也不涉及其他銀行交易或詐騙，案情可視為較輕的一類（陳詞第15 -16 段）。

25.本席不敢苟同。除了陪同第二被告往銀行開設戶口外，第一被告還指示第二被告向銀行職員提供虛假資料（案情撮要第 11 段），包括：

(a)  聲稱第二被告任職經理或董事；

(b)  聲稱開設帳戶作「投資理財」之用；

(c)  款項會在一個月內存入。

26.除此之外，於控罪1中，第一被告亦負責陪同第二被告與準買家完成交易（案情撮要第6段），包括：

(a)  與準買家（臥底警員）對話，核實準買家的身份（收戶口的人）；

(b)  指示第二被告向準買家交出涉案銀行戶口的自動櫃員機卡；

(c)  指示第二被告向準買家確認他是涉案銀行帳戶的持有人；

(d)  指示第二被告向準買家出示其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以核實第二被告的身份；

(e)  向準買家確認銀行帳戶的售價。

27.就控罪2，第一被告完全不是「中間人」。證供顯示第一被告負責與買家「伟少」商談整個交易（案情撮要第12段）：

(1)  於「微信」與通緝人士2溝通，安排出售一個滙豐銀行帳戶；

(2)  當通緝人士2詢問能否開設中國銀行帳戶時，第一被告表示只能開立滙豐銀行帳戶；

(3)  通緝人士2同意購買戶口後，與第一被告安排見面交收；

(4)  第一被告承諾帶同帳戶持有人（即第二被告）進行交收；

(5)  第一被告以「微信」通知通緝人士2可在同日下午4時於元朗完成交易；

(6)  第一被告與通緝人士2溝通，安排見面地點及如何核實身份；

(7)  第一被告向通緝人士2發送第二被告的相片。

28.明顯地，於控罪1及2中，第一被告扮演極重要角色。

29.第二被告的大律師指，就控罪1，帳戶成功開設後仍未被使用便已由中介或招攬者預先安排出售。根據案情撮要，第二被告知道來港開設戶口是出售給他人去「騙人錢」。

30.第二被告的大律師指第二被告犯案手法簡單，扮演的角色較低微；他是因為想賺快錢而受到犯罪團夥的招攬從而誤入歧途。首先，經濟困難並非減刑因素：R v Kwok Yau-fat CACC 537/1996、Attorney General v Yan Chun-fong [1993] 1 HKCLR 42, 45、Attorney General v Shek Sui-tai [1989] 1 HKLR 178, 179 及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Nones Carmelita Galay [2023] 1 HKC 139 等案。另外，第二被告是負責到銀行開設戶口，期間行使他明知是虛假的文件，之後再去完成交易，核實身份及交出櫃員機卡。控罪 1 是串謀，第二被告是整個串謀不可或缺的一份子，與第一被告各司其職。

31.Sentencing in Hong Kong 11th edition 指出：

“[30-191] In R v Roche (2005)  188 FLR 336, 355 … , McKechnie J, having noted that ‘conspiracy is an inchoate offence’, said that ‘although the penalty is the same for commission of the principal offence, nevertheless in assessing the gravity of particular facts, the focus must be on what was actually done, the intention with which it was done, and the harm that occurred’. In R v Vy Van-kien and Anor [1991] 1 HKLR 422, 427 … Penlington JA described as ‘irrelevant to sentence’ the fact that an accused had been convicted of attempted theft, rather than theft itself …

[30-194] Although, in Verrier v DPP (1966)  50 Cr App R 315, it was said that it is not normally appropriate to pass a higher sentence for a conspiracy that would be passed for the substantive offense, the possibility of exception was acknowledged, by reference to comments made by Lord Goddard in R v Morris [1951] 1 KB 394, 399. Just such an exception arose in HKSAR v Tsui Chung-wang [2006] 1 HKC 482, 496, a case involving a conspiracy to defraud, Stock JA said:

This was a case in which people came together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substantive offences, and where only a conspiracy charge could adequately reflect the true criminality and scale of the extensive operation that was undertaken by these applicants.

[30-195] Conspirators will not infrequently be punished in the same way as if they have completed the offence: R v Yip Moon-Kwan and Ors [1995] 2 HKCLR 24, 28 … In HKSAR v Cheung Kwong-Chung and Ors [2002] HKCU 980 … it was said in relation to sentencing that it ‘would, of course, be illogical to take a different view just because conspiracies were charged’. If a criminal conspiracy is seriously mounted and steps are taken to implement it, not much distinction can realistically be drawn between the conspiracy and the attempt in the assessment of sentence,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offence falls short of an attempt in the legal sense: R v Fok Kwong-Yee [1997] HKCU 760 …

[30-196] However, circumstances may arise in which a conspiracy will attract a lesser sentence than will the substantive offence … If, however, a criminal enterprise is impossible of completion, this may be reflected in a discounted sentence: R v Wu Man-Hon and Ors [1993] 2 HKC 267, 270.

[30-197] That a crime is in its infancy at the time when it is detected, aborted or frustrated, may mean that it can be treated less seriously than would have been possible at the substantive offence being completed.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Poon Yang-wai [2021] 6 HKC 179 … it was said not to be a mitigating factor that unlawful assembly the accused had sought to incite through Facebook posts did not eventuate.”

[30-204] In HKSAR v Muhammad Rizwan and Ors [2019] HKCU 2180 …, it was said that:

The sentencing principle for joint enterprise crimes is that participants knowingly lending their assistance to advancing the criminal enterprise do not receive a lesser sentence simply because their role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ther participants.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about the others, such as being the ringleaders, or themselves and their conduct, that lessens their culpability. Those who participate in the commission of an offence will, therefore,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invariably share an equal culpability: HKSAR v Lai Kam-tong and Anor [2005] 1 HKC 232, 240.

[30-205] Without each offender playing his part, the crime will often be impossible to complete: R v Kam Chun-pang CACC 504/1991 … The lookout is no less culpable than his confederates: HKSAR v Chu Sau-chi and Ors [2002] HKCU 1408 …

[30-207]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Tso Tsz-kin [2004] 2 HKC 139, 144, Stuart-Moore VP said:

It is trite that where two people set out to commit a crime together, each taking a different role, but with an awareness of what the other is proposing to do, there should be no distinction made between their sentences based on the roles they have played. Examples of this kind are commonly to be found in cases where a lookout is used at the scene of a crime or where the driver of a vehicle knowingly conveys the participants to and from the scene of the crime. Each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joint venture and each is liable to be sentenced on an equal footing with the others engaged in the enterprise. If the mastermind of a sophisticated and serious criminal enterprise is revealed, he will, by reason of this additional factor, sometimes receive a heavier sentence than his accomplices.…

[30-209] … Those who have ‘managerial or decision-making functions are seen to occupy a more senior position, and, accordingly, to be more culpable: Tyler v The Queen (2007)  173 A Crim R 458, 471.

32.本案中，本席接受第一被告負責溝通、安排及向第二被告作指示；因此第一被告的角色是領導及安排，比第二被告的角色重要。可是本席亦要考慮第二被告負責行使虛假文件的副本。

控罪 3及4：使用虛假文書的副本

33.第二被告的大律師指近年區域法院在同類或類似案件所採納的判刑起點介乎兩年至四年監禁不等。他要求法庭以兩年至兩年半之間的監禁作為控罪3和4的量刑起點。首先，大律師連案件名稱也沒提及。更重要的是，上訴法庭已多次指出，同級法院的判刑從來沒有經過上訴而被肯定，也沒有什麼量刑原則可言，對量刑既沒有約束力也沒有參考價值，根本起不了任何指導作用。控罪要旨及適用的量刑因素才是重點所在，而非個別案件的判刑：律政司司長 訴 溫達揚[2022] HKCA 1328、律政司司長 對 唐健帮及另二人 [2023] HKCA 896 及 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 劉晉旭及其他人 [2023] HKCA 1098。

量刑

34.本案並非一個犯案者獨自設立戶口、將其借出或出售去協助他人「洗黑錢」，而是一個有計劃的團夥，專門來港設立户口作租賃或售賣之用，比一般「傀儡戶口」的案件嚴重得多。使用國內居民開設戶口亦令警方偵破案件更加困難。

35.面對嚴重控罪，被告人的個人背景，包括以往的良好記錄變得微不足道：HKSAR v Law Num-chun [2014] 6 HKC 606, 607。

36.考慮到上述種種因素，本席認為適當的量刑基準為：

第一被告

控罪1：3年6個月監禁；

控罪2：3年6個月監禁。

第二被告

控罪1：3年監禁；

控罪3：2年6個月監禁；

控罪4：2年6個月監禁。

減刑

第一被告

37.第一被告於訂定審期前認罪，可獲三份一的扣減。

38.第一被告大律師指第一被告於案發當日到港，被朋友誘使犯案。他力陳第一被告的角色是中間人、幫助第二被告翻譯和陪伴第二被告到銀行辦理開戶手續。如上文所述，本席不接受大律師對第一被告角色的描述，現不再重複。大律師強調第一被告沒有收到任何得益。上訴法庭已多次指出這並非減刑原因。

39.大律師續指第一被告初犯及有悔意。上訴法庭已清楚述明，認罪折扣已是最高分水線 (high water mark)，涵蓋良好記錄 (clear record)、悔意 (remorse)、與警方合作及所有其他求情因素；除非有極特殊的求情因素，否則法庭不應予以額外扣減：HKSAR v Ngo Van Nam [2016] 5 HKC 231。本案中除了適時認罪外，根本沒有其他減刑因素。因此，第一被告的刑期減為：

控罪1：28個月監禁；

控罪2：28個月監禁。

第二被告

40.第二被告亦於訂定審期前承認控罪，可獲三份一的扣減。

41.大律師指第二被告經營的公司倒閉，欠下債項，加上幼女初生，案發時段正值年關將至。第二被告是因想賺快錢而受到犯罪團夥招攬，誤入歧途。大律師力陳第二被告犯案的時間短，亦只是擔當最前線及最低層的執行者。如上文所述，財政困難並非減刑原因。衡量量刑起點時，本席已考慮了第二被告的角色。第二被告在一日內連環犯案，不但並非減刑原因，反而是加刑因素。

42.大律師力陳，第二被告被捕後與警方合作，將事情始末和盤托出，現已十分悔疚。認罪折扣已涵蓋悔意及與警方合作等因素。大律師續指第二被告從沒獲得報酬。如上文所述，這並非減刑原因。簡而言之，除了適時認罪外，並無其他減刑因素。第二被告面對三項控罪的刑期減為：

控罪1：24 個月監禁；

控罪3：20 個月監禁；

控罪4：20個月監禁。

總刑期

43.第一被告大律師指控罪1和2均於同一日發生，是同一次交易。臥底警員稱為「陳偉」的人便是第一被告標籤為「伟少」的人；各人相約的交易地點相同（元朗站G出口）、相約時間是同一日、兩項控罪都是出售第二被告名下的銀行戶口。因此他要求法庭考慮將兩項控罪的刑期同期執行。

44.首先，大律師的說法與案情撮要有嚴重分歧：

(1)  根據控罪1的案情，控方第一證人（臥底警員）於 Facebook遇到一個名為「陳偉」（通緝人士 1）的用戶。控方第一證人懷疑有人非法出售銀行帳戶，於是喬裝買家，於Facebook發訊息給「陳偉」，詢問購買銀行帳戶的事宜。後來雙方同意於 2024年12月3日下午見面，以11,000元購買一個恒生銀行帳戶。該「陳偉」明顯是與兩名被告出售戶口的賣家（案情撮要第1至7段）；

(2)  根據控罪2的案情，2024年12月5日，第一被告在「微信」與一名叫「伟少」的人（通緝人士2）溝通，安排出售一個滙豐銀行帳戶。「伟少」詢問能否開立中國銀行帳戶，第一被告表示只能開立滙豐銀行帳戶。控罪2的「伟少」是向兩名被告購買戶口的買家（案情撮要第12至13段）。

45.「陳偉」和「伟少」跟本不可能是同一個人。控罪1的戶口是售給臥底警員，而控罪2的戶口則是售予「伟少」，兩項控罪沒有可能是同一項交易。

46.更重要的是，如兩項控罪均針對售給同一個人的同一個戶口，控方便是一罪兩告 (autrefois convict)。一罪兩告是完整的辯解，大律師根本不應讓第一被告承認控罪2。

47.可能是本席對大律師的陳述有所誤解；她所述的「同一次交易」意指同一個犯罪活動 (in the course of one criminal activity)；因此要求本席根據「同一事件規則」(one transaction rule）下令兩項控罪同期執行。

48.第二被告大律師亦依賴相同「規則」要求3項控罪的刑期同期執行。

49.於HKSAR v Ngai Yiu Ching（倪耀偵）[2011] 6 HKC 238，上訴法庭指：

(1)  When a judge was faced with the task of sentencing for multiple offences, he was required as an initial step to identify the appropriate sentence for each offence and as the final step to achieve a total sentence appropriate to the culpability of the offender. In the case of several offences committed in the course of a single episode, the prosecuting authority might choose to proffer only one charge, where one charge embraced all the criminal conduct reflected by the evidence, or separate charges for each criminal act. If it chose the former course, the instances of proved conduct embraced by the single charge but which could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separate charges were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ciding what penalty reflected the true overall criminality. If it elected the latter course, namely, to charge two or more offences arising from an episode of criminal activity, the objective was still the same; that is to say, the ultimate overall sentence must still reflect the overall and true culpability, although the sentencing judge must take care, first, to pass a sentence for each individual offence that was appropriate to that offence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its commission and, second, not to punish the offender twice for the same conduct;

(2)  The ‘one transaction’ rule that concurrent sentences should be imposed for offences arising from one transaction or course of criminal conduct was not developed as an inflexible rule of law. It was never intended as anything more than a practical rule of thumb to guide judges in the exercise of the power to impose consecutive sentences so that the final sentence was not one that was unfair to an offender. Departure from such practical working rule did not inevitably mean that the sentence imposed on the accused was excessive. The real point was not whether two or more offences were committed at about the same time, but whether the second or other further offences added to the culpability or criminality of the first. Whatever sentence was arrived at after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was still subject to the totality principle;

(3)  The emphasis therefore should be on a reflection in the sentence of true culpability disclosed by the offences of which the accused had been convicted. It was likely to be a more effective approach in reflecting an offender’s overall culpability than one which became overly concerned with the one transaction rule, although in the case of more than one offence, the court must guard carefully against punishing twice for the same act. If the second offence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course of the suggested single episode added to the culpability of the first offence, it would normally follow that the sentence for the second offence would run wholly or partially consecutive to that for the first; to what extent, if at all, would depend upon an assessment of the totality appropriate for the conduct as a whole …

50.就算日期、時間及地點相若，控罪1及控罪2涉及兩個不同的買家及兩個不同銀行戶口。兩項控罪的刑期理應分期執行。

51.可是，本席須考慮總刑期的原則。 第一被告於一日內連環犯案是加刑因素，亦令第一被告的罪責更嚴重。本席衡量控罪1及2的量刑基準時亦沒有考慮到第一被告連環犯案的情節。本席認為4年3個月的總刑期起點才可反映第一被告的罪責；認罪後減為34個月監禁。

52.至於第二被告，本席於衡量量刑基準時已考慮了他於控罪1行使控罪3的虛假文書的副本。因此，控罪1和3的刑期理應同期執行。可是考慮到總刑期原則，本席認為適當的總量刑起點為4年監禁，扣除認罪折扣後下調至32個月。

加刑申請

53.控方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要求就控罪1和2加刑。辯方對該申請沒有異議，只要求盡量採納較低的加刑幅度，即百份之20至25。

54.第一被告大律師指，根據控方專家報告，「洗黑錢」的「被捕傀儡」有下降趨勢；損失金額更急促回落或回穩，該類案件對社會的傷害大幅減少，普遍性亦有下降。

55.根據報告，2024年的被捕「傀儡」是7,883名（即平均每月近657名）；2025 年稍有回落，全年人數為5,355名（即平均每月超過446名）。可是2026年首4個月的人數為2,001名（即平均每月超過500名）因此本席不認同「傀儡」人數有下降趨勢。明顯地使用該類「傀儡戶口」的案件仍然猖獗。根據報告第20段附表B，涉及「洗黑錢」案件的損失金額及 / 或被清洗的犯罪得益金額可能由2022年的高峰期有回落，但案件宗數卻不斷增加：2022年有358宗（平均每月近30宗）、2023年有776宗（平均每月近65宗）、2024年有549宗（平均每月近 46 宗）、2025 年有556宗（平均每月超過46宗）、2026年首4個月有227宗（平均每月近57宗）。本席不同意這類案件有下降趨勢，反而於2025/2026年間有再上升的趨勢。

56.於律政司司長 對 谢志建 [2025] HKCA 911，原審法官採納的加幅為百份之20。上訴法庭裁定刑期明顯過輕，但對加幅沒有評論。因此，本席亦採納百份之20的加幅。刑期上調為：

第一被告

控罪1：33.6個月監禁（調整為33個月監禁）

控罪2：33.6個月監禁（調整為33個月監禁）

第二被告

控罪1：28.8個月監禁（調整為28個月監禁）

57.如上文所述，就第一被告，適當的總量刑起點為4年3個月監禁；認罪後減為34個月。加刑後上調為40.8個月（調整為40個月監禁）。因此，本席下令控罪1及2各判處第一被告33個月監禁，控罪2的其中7個月刑期與控罪1的刑期分期執行，即40個月監禁

58.就控罪1，本席判處第二被告28個月監禁，與控罪3的20個月的刑期同期執行。控罪4判處的20個月刑期，其中10個月與控罪1及3分期執行，即共38個月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