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余德健
Read the full judgment text of CACC 446/2010 on BabelCite. This Court of Appeal judgment was delivered on 7 August 2013 before 張澤祐, 袁家寧, 朱芬齡.
Criminal law – money laundering – dealing with property known or reasonably believed to represent proceeds of indictable offence – Organized and Serious Crimes Ordinance (Cap 455) s.25(1) and (3) – licensed remittance agent – application for leave to appeal against conviction –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trial with jury – seven counts involving approximately HK$1.41 billion in deposits across three personal bank accounts in 2003 and 2008 – nature of transactions, namely rapid high-frequency in-and-out transfers, local inter-bank transfers contrary to remittance guidelines, splitting of deposits and round-tripping of funds – whether transactions exhibited classic money-laundering features – elements of the offence, namely actus reus of dealing with property and mens rea of knowledge or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 Westminster City Council v Croyalgrange Ltd test on wilful blindness – Oei Hengky Wiryo v HKSAR (No. 2) test o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factors for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 HKSAR v Ma Zhujiang confirming prosecution need not prove defendant actually believed funds were criminal proceeds –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賴錦儀 and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龍潤顏及胡達輝 on sufficiency of objective circumstances – whether the trial judge's summing-up adequately directed the jury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uspicion' and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 whether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嚴穗陵 applied to distinguish where cheque recipient had no documentation regarding fund source – whether the trial judge erred in referring to applicant's purchase of a public housing flat without mortgage three years after starting remittance work as evidence relevant to economic capacity and criminal intent – whether the trial judge improperly responded to jury's question about '地下錢莊' (underground banking) – whether the trial judge misquoted applicant's police statement on '佢喺暗，我喺明' to suggest knowledge of criminal source – whether the trial judge erred in commenting on absence of records showing accounts belonged to named clients – whether the trial judge erred in highlighting the applicant's continued transfers from Account C after arrest and prior police investigations as evidence of wilful blindness – whether the trial judge erred in commenting on the applicant's use of the phrase '做嗰行嘅嘢' – whether the trial judge's interventions and manner demonstrated bias or lack of impartiality – whether the summing-up was balanced in addressing prosecution and defence cases – whether the trial judge was obliged to direct the jury on the applicant's limited education, lack of bank employee queries, and similar practices of other remittance agents – whether the trial judge showed bias or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ase in sentencing remarks – whether prosecution was vindictive in response to applicant's demand letters to police for release of funds – whether JFIU's failure to take preventive measures against money laundering constituted a valid ground of appeal – Lin Ping Keung v HKSAR on the role and duties of trial judge in summing-up – HKSAR v Punsalang Umali on assessing overall fairness of summing-up – whether leave to appeal should be granted where no arguable ground is identified – all eight grounds of appeal dismissed as unarguable – summing-up assessed as balanced, fair and adequate in context – conviction safe – application for leave to appeal against conviction refused
Legal issues: Whether leave to appeal conviction should be granted
Outcome: Application for leave to appeal against conviction refused. All eight grounds of appeal rejected as unarguable. Conviction upheld.
Cited by 5 cases · Cites 10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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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C 446/2010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許可申請 刑事上訴案件2010年第446號 （原高等法院刑事案件2010年第24及105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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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上訴法庭法官朱芬齡頒發上訴法庭判案書： 1.申請人共被控7項「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俗稱「洗黑錢」罪)，違反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及(3)條。申請人在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接受審訊。2010年11月18日陪審團裁定申請人7項罪名成立。原訟法庭法官潘敏琦(「原審法官」) 在同日判處申請人每項罪名入獄4年6個月，第2至第7項控罪各有6個月刑期與第1項控罪分期執行，總刑期7年6個月。申請人就每項控罪的定罪裁決申請上訴許可。 控罪 2.申請人面對的7項控罪涉及3個由申請人個人持有的銀行戶口，分別是兩個南洋商業銀行的戶口，及一個集友銀行的戶口。第1項和2項控罪發生在2003年1月1日至3月31日，第3項和4項控罪發生在2003年3月1日至5 月31日，第5項和6項控罪發生在2008年3日1日至5月31 日，而第7項控罪則發生在2008年9月1日。7項控罪涉及共約港幣14億元。 同意案情 3.審訊時控辯雙方同意的案情顯示，申請人在2002 年3月8日獲批准成為持牌匯款代理人。警方負責發 牌的聯合財富情報組（JFJU）在申請人獲發牌照和2007年11月時，曾分別向申請人寄發了2002年和2007年版本的《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換商的指引》（「匯款代理人指引」）。 4.在2003年1月1日至3月31日，申請人共持有5 個銀行戶口，包括涉及第1項和2項控罪的南洋商業銀行戶口（「戶口A」）。在2003年3月1日至5月31日，申請人持有7個銀行戶口，包括第3項和4項控罪所涉的另一個南洋商業銀行戶口（「戶口B」）。申請人是上述12個銀行戶口的唯一獲授權簽署人。 5.在2008年3 月1日至5月31日，申請人持有5個銀行戶口，包括涉及第5、6和7項控罪的集友銀行戶口（「戶口C」）。申請人和他的妻子都是這5個戶口的獲授權簽署人，他們其中一人的簽署足可有效地操作這5個銀行戶口。 6.在2008年9月1日時，申請人持有兩個集友銀行戶口，其中一個是戶口C。申請人和妻子當時是這兩個戶口的獲授權簽署人，他們其中一人的簽署足可有效地操作這兩個戶口。 7.銀行紀錄顯示在涉案期間，戶口A、B和C有下列交易：
8.在第1項和第2項控罪所涉的時段，申請人透過戶口A向15間公司和17名人士收取和匯出款項。而在第3項和第4項控罪所涉的時段，申請人亦透過戶口B向15間公司和20 名人士收取和匯出款項。上述這些公司和人士在相關時段都不是持牌匯款代理人，他們各自都持有香港銀行的戶口。同樣，申請人曾透過戶口C向他們收取和匯出款項的公司和人士，在第5和第6項控罪所涉的時段都不是持牌匯款代理人，亦都持有香港銀行的戶口。 9.2008年9月1日下午1:02時，申請人在其寓所被警方拘捕，當時申請人的妻子亦在場。經警誡下，申請人說：「我明白，我唔知道啲錢有問題。」 10.第7項控罪所涉及的35宗交易，都是在申請人被拘捕之後的同日下午進行的。 申請人與警方會面的紀錄 11.申請人在被捕當天下午、2008年12月2日及2009 年11月26日與警方進行了三次在警誡下的錄影會面。申請人對於這些會面的自願性，以及錄影的謄本的準確性都不持異議。 12.申請人在第一次錄影會面中表示他自1998年開始經朋友（鍾先生）的安排，替人做匯款工作，按月收取酬勞。他所有的客戶都是中國內地人士，但他從沒見過他們，亦沒有他們的資料。他只是以電話與他們聯絡，有些時候亦會收到他們以傳真發出的指示。申請人說他會替每一個客人開設一個銀行戶口，以免混亂。他也說客人在存款前不需要通知他，只是在要把存款轉走時才向他發出指示。 13.申請人稱戶口A是為名叫高春明（又名「阿春」）的客人做匯款之用的。他約在2001年至2003年開始為阿春做匯款，每月收取7,000、8,000元的酬勞。他從沒與阿春見面，只是以電話和傳真聯絡。阿春從沒告訴他存款的來源及匯款的用途。申請人說他「覺得」阿春是做生意。至於戶口B，這亦是其中一個他替客人做匯款而開設的戶口。 14.申請人表示一直以來，他對於客人帳戶的款項從沒有懷疑。當被問及他認為客人是基於甚麼相信他會依指示，把存進他戶口的巨額款項匯出時，申請人回答：
15.申請人在第二次錄影會面中，指戶口C是為另一名叫「叔姐」的客人作匯款之用而設立的。他表示只有叔姐的聯絡電話，但不知道她的全名和其他資料。他也說叔姐曾表示她是從事買賣電子生意的，但實際情況就不得而知。 16.申請人在第三次錄影會面中，就他在被拘捕後的下午，戶口C的35宗交易作出解釋。他稱在被拘捕前已收到叔姐有關處理匯款的傳真指示，因此他在離家前，指示妻子根據傳真的指示，把當天存入戶口C的款項轉走。申請人也指妻子用以轉帳的存款單，部分是他之前已簽署，放在家中備用，另有部分是妻子個人簽署的，但也都是依照申請人的指示做的。 控方的說法 17.本案在審訊時的爭議點是申請人是否有犯罪意圖。 18.控方指申請人在處理7項控罪所涉的匯款交易時，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有關的款項，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控方第一證人（PW1）就戶口A、B和C在與控罪有關的時段的交易進行了分析及提交了分析報告（證物P54至P59）。控方陳詞指這些交易存在非常不尋常的情況。首先，在很短時段內，有大量頻密的進出匯款交易，涉及的金額亦相當龐大。其次，許多交易屬本地銀行戶口之間的轉帳，如「匯款代理人指引」所載，匯款代理人的服務不包括處理本港銀行戶口間的進出匯款。更甚者，有些交易涉及在同一天內把款項分拆成多筆存款存進同一個戶口，而並非直接把整筆款項一次過存進戶口。另外也有一些款項在轉帳後，輾轉透過其他戶口；轉回起初支出款項的戶口。控方認為，此種種都顯示有關的款項只是暫時存入這些戶口，它們之後被分拆和輾轉分流到申請人或其他人士和公司在本港的戶口，這些轉帳交易的目的是要掩飾款項的真正來源和款項背後所涉及的人物的身份，而這些手法是「洗黑錢」活動的典型做法。 19.控方也指出，申請人完全沒有任何文件或資料可顯示這些款項的來源和擁有人的身分。申請人的立場是他從不知道客人的全名、背景和資料，亦不會作任何查詢和提問。而且雖然他對款項的來源和客人的資料所知極少，他仍願意按他們的電話或傳真指示進行大量和巨額的匯款交易。與此同時，申請人在與警方會面的記錄中表示，雖然客戶把巨額款項存進他的戶口，但因為「佢（客戶）喺暗，我（申請人）喺明，我（申請人）根本就唔夠膽去走佢（客戶）一分一毫」。 20.再者，早在2001年及其後的時間，申請人已數次就其銀行戶口內的匯款交易，被要求協助調查或接受調查。其中在2006年，中國佛山市公安機關曾向他調查一筆470萬元的存款，這筆款項是在2003年1月15日存進戶口A，是其中一筆涉及第1項控罪的存款。而在2008年因本案被拘捕前不久，申請人亦被香港證監會要求協助調查。甚至在2008年9月1日被拘捕後，他仍指示其妻子從戶口C把總數約1,500萬元的款項進行15次轉帳交易。 辯方的說法 21.申請人選擇作供自辯。他說開設戶口A、B和C是為了替3名客人進行匯款交易。這3名客人是「阿春」、「阿英」和「叔姐」，他對於3名客人的個人背景、生意等事情並不知悉，亦沒有作出查問。申請人表示他不知道作為匯款代理人，需要查詢和知道這些事情，因為他並沒有閱讀「匯款代理人指引」。申請人也說他沒有想過有關的款項可能是嚴重罪行的得益，因為他對「洗黑錢」一詞鮮有聽聞，亦對此一無所知。申請人表示他只是根據客人的指示處理匯款，從沒有生疑，而倘若他知道款項來自犯罪得益或對其來源有所懷疑，他不會進行有關的匯款交易。 22.申請人沒有傳召證人。 裁決 23.陪審團在商議後，以5:2和6:1的大比數，裁定申請人第1項至4項控罪和第5項至7項控罪，罪名成立。 上訴理由 24.申請人在2011年12月22日向本庭提交一份共載有10項標題的上訴理據。 25.申請人其後在2012年向本庭提交另一份上訴理據，把有關的論點重新整合和歸納為下列8項上訴理據：
第(3)項上訴理據 26.本庭首先處理申請人對與控罪有關的法律原則所提出的論據。 27.《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條下的「洗黑錢」罪的控罪元素由犯罪行為和犯罪意圖構成。犯罪行為是指被告人處理控罪所述的財產。在本案中，從審訊時的「同意案情」可見，申請人確曾處理控罪所涉的匯款交易，這項控罪元素因而得到證實。 28.至於犯罪意圖，這是指被告人在處理有關的財產時，是：(1)知道或(2)有合理理由相信該些財產，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獲得的得益。這項控罪元素涉及兩個情況。其一是被告人實際知情，這亦包括對實際情況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或是即使心存懷疑，卻不聞不問，以免懷疑得以證實(Westminster City Council v Croyalgrange Ltd [1986] 2 All ER 353, 359C)。第二個情況是被告人有合理理由相信財產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法庭在考慮這點時，須顧及客觀和主觀的因素。客觀的因素是：一名具常識、有情理和正當思維的人士會否認為案中有關的情況足以令人相信有關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主觀的因素是：被告人是否知道這些有關的情況（Oei Hengky Wiryo v HKSAR (No. 2) (2007) 10 HKCFAR 98, 第96 – 109段；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賴錦儀 [2010] 4 HKLRD 157）。一旦控方可以證實上述客觀和主觀的因素，則法庭可裁定被告人具有控罪的犯罪意圖。控方不需要證明被告人「確實相信」有關的款項是從可訴罪行的得益（見HKSAR v Ma Zhujiang [2007] 4 HKLRD 285; 賴錦儀案第18和19段）。即使被告人本人不相信有關的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只要案中的有關情況客觀地足以令人合理地相信有關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被告人又知道這些情況，則控罪的犯罪意圖亦能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龍潤顏及胡達輝[2009] 3 HKC 137，第52 段）。同樣地，即使案中的有關情況可達致另外一些合理的想法，只要被告人可被認定有合理理由相信他處理的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他亦干犯了罪行（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溫日貴（未經彙編）CACC 372/2008第31 – 33 段；HKSAR v Cheung Kam Sing (未經彙編) CACC 380/2010第23段）。 29.法庭在許多案例中已就上述法律原則給予明確 的說明和確認，也在不同的案例中，以「嚴厲」這形容詞來描述《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下的「洗黑錢」罪。 30.申請人在第(3)項上訴理據中，提出應該引導陪審員考慮他只有小學的學歷，他的職業是匯款代理人，他經常在銀行進行匯款交易但銀行的職員從沒質疑他的交易，以及有其他匯款代理人以相似的模式替客戶轉帳和處理匯款。申請人援引龍潤顏及胡達煇案的第55和56段[1] 以支持其說法。然而上訴庭在該判案書第55段只是引述該案代表申請人的大律師的陳詞。上訴庭在第56段說明這項陳詞欠缺支持的理由。而當上訴庭在同一段中提到犯罪意圖中的客觀因素時，說「合理人」應知道被告人所知道的(“It is fundamental that the test, hypothetical in nature, requires that the ‘reasonable man’ knows what the defendant knows …”)，這是指知悉案中有關的情況，而不是指「合理人」應考慮與被告人個人有關的事項，例如他的學歷、職業等，又或是要設身處地以被告人的角度去作出思考。 31.申請人在「附加上訴理據」中亦引述終審法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嚴穗陵（2012）15 HKCFAR 146的判決。該案涉及一筆以詐騙手法取得的銀行貸款。在該筆貸款存入騙徒的銀行戶口後，其中230萬元以支票形式存進案中第一被告人（D1）的銀行戶口，之後從D1的戶口發出的一張2,361,335元的支票（涉案支票）被存進案中上訴人的銀行戶口。上訴人其後從她的戶口轉帳200萬元到其胞姊妹的銀行戶口。D1與上訴人互不認識，亦從沒有交往。控方基於上訴人接收涉案支票，指她處理財產。上訴人的辯解是她是根據一項把大額人民幣兌換成港元的地下貨幣兌換協議，接收涉案支票。原審法官認為，假如上訴人這方面的證供屬實或可能屬實，則「洗黑錢」罪不成立。然而，原審法官認為上訴人的證供不合理和不可信，裁定她罪名成立。終審法院批准上訴，認為原審法官基於錯誤理由拒絕接納她的證據和文件。終審法院並指出（第45段），即使原審法官正確地拒絕相信上訴人的證供，以該案的案情而言，上訴人必然有合理理由相信涉案支票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並非唯一合理的推斷。終審法院表示（第47段），清洗黑錢通常涉及把罪行的得益「清洗」，意即將它轉化為其他種類的資產，從而把它包裝成合法並隱瞞其來源。但是，該案沒有這樣的情況。雖然控方不須證明這個情況的存在，但按照常理，法庭在考慮案件所有情況時仍然要顧及此事。終審法院認為在該案缺乏更多證據的情況下，單以上訴人在原因不明的情況下接收金錢一事，不足以構成無可抗拒的推論，證明她干犯「洗黑錢」罪。 32.嚴穗陵案與本案的情況截然不同。該案在區域法院進行審訊，原審法官須就事實作出裁斷。本案在原訟法庭由法官連同陪審團審理，法官不會就控方證人和申請人的證供是否真實可信作出裁決。陪審團在決定申請人是否罪名成立時會考慮案中所有證據，包括申請人的證供是否真實可信。因此申請人的陳詞，指其證供沒有被證明為不實，所以按嚴穗陵案，法庭不能作出他有合理理由相信他處理的款項是「黑錢」的結論，不能成立。 33.申請人也指即使不接納他的證供，即他不相信處理的款項有問題，故沒有向客戶查問客戶匯款來源，以及他為何不登記客戶資料等證供，按照終審法院的判決，這亦不代表唯一合理的推斷是他有合理理由相信涉案款項是「黑錢」。然而，在嚴穗陵案中，上訴人只曾一次在原因不明的情況下，接收一張支票，而且她的銀行戶口在相關時間有其他正常的投資交易以及一些貨幣兌現的活動，上訴人呈交的銀行文件亦顯示這些交易和活動的存在。相反，在本案中，申請人在短時間內進行大量頻密的轉帳交易，所涉金額十分龐大，提存轉帳的方式亦迂迴和與一般正常做法有異，情況顯然與嚴穗陵案的案情不同，兩案根本不可相提並論。 34.申請人亦提出他只是按客人的指示把款項轉帳到收款人的戶口，沒有把款項轉換成另一種類的資產。然而，終審法院在判案書第47段的重點，在於說明清洗黑錢的目的是要把罪行得益包裝成循合法途徑得到的資產，藉以隱瞞其來源。把犯罪得益轉化成其他種類的資產是其中一種通常的手法，但不表示沒有出現這個情況，便必然不能達致有合理理由相信涉案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唯一推論。 35.申請人在「附加上訴理由書」中也援引HKSAR v Pang Hung Fai（未經彙編）CACC 34/2012案中, 上訴庭副庭長（當時官階）鄧國楨就保釋申請在2012年6月13日頒發的判決理由書。其中第19段提及「懷疑」(suspicion)和「合理理由相信」(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的含意不同，不應混淆。上訴庭其後在上訴許可申請判案書中亦重申這點（見2013 年5月31日判案書第132段）。本庭認為，原審法官在本案引導陪審團的總結講辭中，並沒混淆「懷疑」和「合理理由相信」這兩個概念。原審法官在總結講辭中（上訴文件冊第59頁D行至第62頁R行），就控罪的犯罪意圖的法律情況，作出了正確和詳盡的說明，並刻意指出「合理懷疑」是不足夠的(“Reasonable grounds for suspicion are not enough”)（上訴文件冊第62頁M–N行）。 36.申請人認為，因為他既沒有親耳聽到客戶說款項是「黑錢」，亦沒有親眼看見款項來自客戶非法活動的得益，且有關當局多年來沒有告知客戶在從事非法活動，因此不存在他有合理理由相信所處理的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本庭認為，如案中有上文提及的證據，則足以證明申請人實際知道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但是，當案中沒有這種證據時，不等同必然不能夠達致申請人有合理理由相信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唯一推斷。 37.申請人就法律原則提出的上訴理據不能成立。 第(1)項上訴理據 38.申請的第(1)項上訴理據指原審法官在審訊時犯下7 項錯誤。第一項錯誤是有關原審法官在總結講辭中，提及申請人在開始匯款工作3年後（即約2001年），有能力購入一個公屋單位這點。該部分的講辭如下：
39.申請人認為原審法官不應提及他在開始從事匯款活動後3年，在沒有按揭安排的情況下購入他所居住的公屋單位，因為這點與案無關，原因是他在2001年購入單位，而本案控罪涉及的時段是在2003年及以後的時間，而且申請人在從事匯款工作前已工作了20多年，及其妻子勤儉持家，他有能力置業沒有可疑之處。 40.本庭不同意申請人的論據。控方的其中一個說法是申請人聲稱替人匯款作生計，每月收入2,000至8,000元或10,000元，對客戶情況和款項來源一無所知，可是他進行的匯款交易不但大量和頻密，而且金額亦十分龐大，以及他雖然登記成為匯款代理人，卻沒有依從「匯款代理人指引」的要求，詳細紀錄客戶資料及/或妥善保存紀錄。控方因此質疑申請人到底是從事匯款代理人的工作還是參與清洗黑錢的活動，並提出在這種情況下，申請人有合理理由相信所處理的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由此可見，申請人從事匯款交易的收入，及他的經濟能力是案中相關的考慮因素，除了關乎其證供和說法的可信程度外，亦與他是否可被推斷為具有犯罪意圖這點息息相關。 41.申請人提出的第二項錯誤是有關原審法官處理陪審團退庭商議裁決時所作的提問。陪審團的問題是：
原審法官在收到陪審團的問題後，按照一貫既定做法，與控辯雙方的代表律師進行商議，申請人亦出席了這部分的聆訊。之後原審法官召集了陪審團，向他們作出進一步的引導引如下：
42.申請人投訴原審法官認為陪審團只是因為有興趣才提問，並僅是為了滿足他們的好奇心才作出答覆，而沒有認真處理陪審團的問題。申請人進一步指他在檢控官盤問時，因誤解了問題而錯誤同意經營unlicensed banking business，由此使陪審團感覺他進行無牌的銀行生意。他提出如果原審法官深究陪審團提問的原因，必能發現他因誤解問題致令陪審團產生疑惑，並能讓他有機會作出澄清。是故，申請人指原審法官就陪審團的提問犯下兩個錯誤，其一是雖然她和檢控官都不理解「地下錢莊」一詞，仍然執意把這詞語解作「無牌銀行業務」(unlicensed banking business)，並指出這是可公訴的罪行。其二是雖然申請人只是匯款代理人，沒有參與銀行運作，而檢控官亦表示案中沒有關於地下銀行系統(underground banking system)的證據，但原審法官沒有就此向陪審團澄清，並作出錯誤的回應，從而影響了陪審團的決定。 43.原審法官在與律師商討如何回應陪審團的提問時，提及：（1）她認為陪審團是出於興趣作出提問；及（2）她打算怎樣就這個提問向陪審團作出進一步的講辭。檢控官同意原審法官的看法。檢控官和辯方大律師對原審法官建議的進一步講辭都沒有提出異議。原審法官之後作出的講辭沒有偏離她向控辯雙方提及過的內容。 44.本庭認為原審法官指陪審團這項提問乃出於興趣，並無犯上原則上的錯誤。如前所述，明確的法律原則是控方無須證明款項實際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亦不須證明案件涉及什麼可公訴罪行。因此陪審團的問題根本沒有重要性，亦無關控罪是否得以證實。至於申請人稱出於誤解，錯誤地回答了檢控官的問題這點，本庭須指出，原審法官不可能知道，申請人是出於什麼原因同意他做的匯款工作基本上無異於銀行的工作，亦沒有責任就此向申請人澄清。原審法官更不可以在處理陪審團的問題時，向陪審團查詢提問的原因，遑論給予申請人機會澄清他在接受盤問時所作的答案。 45.本庭亦不同意原審法官回應陪審團問題的講辭有不當或不足之處。她的講辭清晰表述及强調陪審團的提問根本不重要。此外，原審法官指，如果陪審團用「地下錢莊」這詞代表無牌經營銀行業務、經營地下的銀行業務或類似收取過高利率的借貸，則這些都屬於可公訴罪行。這說法沒有不確或不當之處。再者，原審法官亦明確表示，在本案中控方沒有嘗試去顯示或證明有關的可公訴罪行的性質是甚麼。從講辭的上文下理看來，原審法官已清楚指出，控方在案中沒有證據，可顯示有無牌銀行業務、地下銀行業務或以收取過高利率的借貸的活動。此外，辯方大律師在商議期間，也沒有對原審法官擬作的進一步講辭提出異議。 46.申請人提出的第三項錯誤，關乎原審法官在總結講辭中提及申請人在接受警方錄影會面時，說匯款給他的客戶在暗，他在明，他不會有膽量拿去客戶的金錢（見上文第14段）。這部份的講辭如下：
47.申請人指原審法官斷章取義，曲解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只是：因為他不知道客戶的確實所在地，感覺好像他們處身暗角處；相反，客戶知道他的個人資料，他猶如處身一個明顯的地方，所以客戶放心讓他處理匯款。申請人認為原審法官有意找其錯處，有欠公允。 48.本庭認為，在考慮原審法官總結講辭是否得當時，必須顧及上文下理，及其整體意思。從上文引述的部分（見第44段）看來，原審法官是在提及如果陪審團質疑申請人連全名也不知道的人怎麼會把巨額款項匯到他的私人戶口時，指出申請人在會面記錄中說過，他的客戶知道他的電話或地址，「佢喺暗，我喺明，我根本就唔夠膽去走佢一分一毫」。從上文下理看來，原審法官沒有曲解申請人的說話。 49.申請人也說，作為打工仔，不問老闆的詳情是本份，但老闆卻有權知道打工仔的資料，而且控方和法官都沒有要求他澄清，反而不公平地利用這部分的說話引導陪審團考慮他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款項是「黑錢」。本庭認為，如果申請人認為這些在會面時作的答案有欠清晰或表達不當，他大可在作供時作出澄清。若然他不作澄清，控方或原審法官有權對這些說話作合理詮釋，並就此向陪審團作出陳詞或引導。尤為重要的是原審法官的講辭並沒有曲解申請人在會面記錄中的答案，以及申請人對他的客戶所知甚少和匯款人基於甚麼原因信任申請人，把巨額款項匯到其戶口，都是陪審團作出裁決時可考慮的環境證據。 50.申請人指的第四項錯誤與原審法官總結講辭中有關戶口A、B和C和申請人其他戶口間的轉帳來往有關。這部分的講辭內容如下：
51.申請人指原審法官錯誤地說沒有紀錄可顯示三個戶口屬於客戶「阿春」、「阿英」和「叔姐」，以及轉帳到三個戶口和從三個戶口收取款項的戶口屬於「阿李」、「阿文」和「阿雄」，因為他作供時已表示他在銀行存摺和轉帳收據上已清楚註明與哪個客戶有關，以及有關的轉帳是客戶之間的生意來往，並有傳真指示作證。 52.原審法官這部分的講辭（上訴文件冊第71頁A行開始）是總結PW1分析戶口A、B和C的交易的結果，從中顯示這三個戶口與申請人名下的其他銀行戶口及另外一些人士和公司名下在香港的銀行戶口有轉帳來往，而交易每每涉及100萬元或以上。就此，原審法官向陪審團指出，這些大量和巨額交易顯示匯款人高度信任申請人，因為所有的戶口都是申請人名下，在紀錄上，沒有什麼可顯示這三個戶口和其它申請人名下的戶口其實屬於「阿春」、「阿英」和「叔姐」等人。原審法官這個說法並沒有錯誤，因為即使申請人曾在存摺或單據上註上一些名字，就銀行紀錄而言，這些戶口的持有人仍是申請人而非申請人所聲稱的人士。原審法官提出的是客觀和不爭議的事實，她並非如申請人所言，說申請人沒有紀錄證明戶口屬於不同的客戶。再者，原審法官向陪審團指出，從客觀的紀錄，不能洞察真正存放和收取匯款人士的身份，這亦非不確，而且也是相關的環境證據，可供陪審團在裁決時考慮。 53.申請人提出的第5項和第6項錯誤互有關連，故一併處理。原審法官在總結控方案情時，提及申請人作供時說他在2001年至2008年間數度被有關當局要求協助調查一些他曾處理的匯款（見上文第20段），並指出在2008年9月1 日，申請人被拘捕當天的下午，他指示和授權妻子從戶口C進行15次總數約為1,500萬元的轉帳。原審法官提出，陪審團也許會認為申請人在被捕當天，肯定知道他替人處理轉帳的工作存在一些問題。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考慮申請人是純粹不知情、對事情完全沒有懷疑，還是他在知道所處理的款項是從可公訴的罪行的得益的情況下，參與「洗黑錢」的活動（上訴文件冊第75頁S行至76頁Q行）。 54.申請人指他作供時提到曾接受多次調查，是要顯示由於每次調查當局沒有要求他停止匯款工作或起訴他，他便相信匯款工作是正當的，並以同樣的模式繼續替人匯款轉帳。申請人也指他在被捕後，仍然有責任完成客戶交托的工作，況且警方拘捕他時，調查的戶口不包括戶口C。申請人投訴原審法官曲解他提及曾協助調查和被調查的原意，錯誤地引導陪審團考慮他知道或相信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對真實的情況視而不見。申請人也指原審法官錯誤地使陪審團相信他指示和授權妻子在被捕後進行轉帳是故意轉移戶口C內的款項。 55.本庭認為，申請人在與控罪有關的時段及之前，已多次就處理匯款的交易被有關當局要求協助調查及接受調查，甚至被拘捕，這些事實與犯罪意圖這項控罪元素有直接關連。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在裁決申請人是否實際知情或有合理理由相信他處理的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時，把這些環境證據一併考慮，不構成錯誤。如前所述，案例確立，即使申請人本人經歷這些調查，知道有關當局對他處理的款項和指示他行事的人有所懷疑，仍然不認為他處理的款項有問題，不相信它們是嚴重罪行的得益，這亦不表示不能推斷他有合理理由相信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何況，陪審團不一定信納申請人的辯解，即他相信他做的匯款工作沒有問題，及他指示和授權妻子把戶口C內的款項轉帳，僅是履行對客戶的責任而非為把款項轉移。 56.申請人指的最後一項錯誤，關乎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考慮申請人在第二次會面記錄中（第556和558段），被問到他的客戶「阿雄」的全名時，說：「每一個…每一個嘅做嗰行嘅嘢，揾人幫佢做匯款嚟講，佢都唔會…」「冇同我…冇同我講全名嘅。」原審法官向陪審團指出，若然申請人如他所說，認為這些匯款人從事正當合法生意，何以他會說「做嗰行嘅嘢」，以及為什麼這些人不會透露姓名。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考慮，申請人說他自始至終都沒有懷疑，這點是否真實，以及申請人實際上是否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這些匯款人是涉及嚴重罪行的活動。（上訴文件冊第78頁C–N行）。 57.申請人指「做嗰行」是常用的口頭語，原審法官的聯想和講辭不合常理，並錯誤地引導陪審團對他的匯款工作產生不良觀感。 58.本庭不接受申請人對原審法官這部分總結講辭的批評。申請人在警方會面中說的是每一個「做嗰行」的人，找別人替他做匯款工作都不會透露自己的姓名。觀乎上文下理，「做嗰行」不是如申請人所言，可泛指一般行業，而是指從事某一個行業。原審法官提出為什麼申請人會說從事這行業的人找別人替他轉帳匯款時不會讓人知道姓名，不是不合理的說法。而且原審法官當時是就申請人有關不知道客戶全名的解釋向陪審團作出引導（上訴文件冊第78頁C行開始），她提及申請人在作供時的解釋與警方會面時的說法有別，並引導陪審團考慮和裁斷是否接納申請人的解釋，這些做法沒有錯誤之處。 59.基於上述分析，第(1)項上訴理據不能成立。 第(2)項上訴理據 60.第(2)項上訴理據指原審法官的總結講辭多處存在偏頗。申請人提出，原審法官以大篇幅複述控方論點，替控方分析案情，卻對他的證供和說法視若無睹，並作出不恰當的質疑。申請人列舉總結講辭的下列4部分以支持這項上訴理據：
61.在Lin Ping Keung v HKSAR (2005) 8 HKCFAR 52, 59G-60E, 終審法院指出主審法官有責任以清楚、準確及公平的方式向陪審團撮述案中爭議點和與之有關的證據。法官亦有權就證據發表己見，條件是需要毫不含糊地告知陪審團，該等意見純屬法官的個人意見，陪審團可毋須理會，而陪審團必須自行作出判斷。主審法官有責任在講辭中對控辯雙方的證據及案情作出合理、中肯和公平的描述、分析和評論，以協助陪審團達致裁決。主審法官也有權在總結講辭中反映控辯雙方案情的弱點及有歪常理和邏輯之處：見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楊楚明[2004] 1 HKLRD 136第29段；HKSAR v Hong Tsz Yin [2011] 5 HKLRD 447第63-66, 71和72段。在HKSAR v Punsalang Umali [2011] 3 HKC 146, 第14段，上訴法庭指出，在考慮主審法官的總結詞是否公允持平時，必須顧及每宗案件個別的情況，而重點在於主審法官的評論是在甚麼情況下作出及其程度，以及總結詞所營造的整體觀感。 62.在本案的總結講辭中，原審法官先解釋和分析控罪內容和相關的法律元素，之後總結控辯雙方的證據和案情的重點。本案在審訊時的主要議題是申請人是否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各項控罪提及的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在申請人不爭議戶口A、B和C由他持有，及控罪所指的交易由他親自或授權進行的情況下，他基於甚麼原因和在甚麼情況下進行這些交易，以及他對案中一些沒有爭議的環境證據的解釋，都是案中關鍵的考慮。原審法官因此有責任在總結講辭中，就這些證據作出敍述和分析，及協助陪審團理解案中重要的議題，並作出相關的裁斷。 63.申請人列舉的講辭內容都涉及案中關鍵的議題：(i) 申請人基於甚麼原因進行控罪所指的大量巨額轉帳交易；(ii) 申請人的經濟能力與他聲稱在匯款交易中扮演的角色和收入是否吻合；(iii) 為甚麼申請人作為持牌匯款代理人，所處理的交易卻大部分是本地銀行戶口之間的轉帳；以及(iv) 申請人做交易的模式是否有不尋常之處，其目的是否要掩飾款項的真正來源和背後所涉的人物的身份。由於這些是案中的關鍵議題，控方自然在舉證和陳詞時加以强調。原審法庭亦無可避免地在總結講辭給與分析和討論。本庭不同意原審法官在總結講辭中提出這些議題及就此給與分析和評論，是不當的做法，或使講辭出現失衡或偏頗的情況。 64.第(2)項上訴理據不成立。 第(4)項上訴理據 65.申請人的第(4)項上訴理據指原審法官對陪審團的引導有欠全面。申請人主要認為原審法官應該引導陪審團考慮他只有小學程度，沒有專業的金融知識，在他多年工作中，沒有銀行職員向他指出其轉帳工作和模式有問題，以及也有其他匯款代理人以相同方式進行交易。 66.本庭在處理第(3)項上訴理據時已指出（上文第28至30段），這些因素對於裁斷申請人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沒有關連，是不相干的考慮。申請人援引賴錦儀案。然而，上訴庭在該案第18和19段重申，控方不須證明被告人「確實相信」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控方只須證明一名具常識，有情理和正當思維的人會認為案中的情況足以令人相信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以及被告人知道有關情況的存在，而這些情況可以令他相信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是故，申請人本人基於教育水平或工作經驗而並不相信所處理的款項是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是與案無關的考慮。原審法官在總結講辭不須就此作出引導。 67.第(4)項上訴理據不成立。 第(5)項上訴理據 68.申請人的第(5)項上訴理據投訴原審法官在檢控官盤問時多次插口，及當他作供時作出一些小動作，不尊重和不重視他的證供。 69.從法律原則而言，主審法官在審訊過程中可以作出干預，包括向證人和被告人提問，但必須是適度和恰當。在衡量主審法官的干預是否不當時，必須考慮干預的質和量，其中一個重要的考慮是陪審團從這些干預會認為主審法官的態度是甚麼，例如他是否對辯方存有敵意，抑或是他作出干預是為了澄清證供，或為使審訊得以有效率和有秩序地進行：HKSAR v Mohammad Jahangir & Others (未經彙編) CACC 35/1997。 70.本案的上訴文件冊沒有包括申請人審訊時作供的錄音謄本。申請人在第一份上訴理據中沒有就原審法官插口的投訴給與詳細說明。他在取得審訊錄音後，在第二份上訴理據中提出3個原審法官插口的例子。從申請人在上訴理據中的敍述，本庭不認同原審法官是在質問申請人，或對其證供作出負面的評論。 71.此外，答辯人指出，申請人在審訊時由大律師代表進行審訊，而他的代表律師在審訊過程中從沒有就原審法官的行為提出反對或作出陳詞。申請人表示代表律師可能專注聽取證供，所以未能察覺原審法官的表情和動作。本庭認為，申請人有責任提出實據支持其上訴理據。倘若原審法官的行為會導致申請人不能獲得公平的審裁，他的法律代表理應有所察覺，他和在法庭旁聽的家人亦理應向代表律師提出，而代表律師也會採取適當的行動，確保申請人獲得公平審訊。然而在本上訴中，除卻申請人在上訴理據中的簡略陳述外，沒有其他資料可支持他的投訴。這項上訴理據無法成立。 第(6)項上訴理據 72.申請人的第(6)項上訴理據指原審法官對案件的性質和他的工作的看法有所偏頗和存在誤解。申請人的說法建基於原審法官在判刑時所說的話。 73.首先，本案的定罪裁決由陪審團作出，因此法庭在考慮定罪的裁決是否穩妥時，關注的是原審法官向陪審團發表的總結講辭，而不是她的判刑理由。 74.其次，本案控罪涉及大量和頻密的轉帳交易，款項的金額亦龐大，申請人在會面記錄和證供中都提及有多名匯款人，而且款項從境外匯到香港。在此情況下，原審法官判刑時指案件涉及有計劃、有組織的清洗黑錢活動，有多名人士參與其中，部分交易有跨境成分，並非沒有證據支持的說法，亦非偏頗之言，更沒有誤解案件的性質。 75.再者，在判刑時，申請人已被定罪，因此原審法官不採納申請人對開設多個銀行戶口的解釋，而認為他的銀行戶口是為方便資金轉移，並沒有不當之處。申請人這項上訴理據不成立。 第(7)項上訴理據 76.申請人的第(7)項理由指警方出於報復，提出檢控。簡而言之，申請人稱由於他按照客戶指示，透過律師發信給警方，要求解封他的銀行戶口和存款，觸怒警方，因此受到針對和檢控。 77.申請人在審訊作供時，從沒有提及這些事情。他的代表律師在盤問證人和陳詞時亦沒有提及。案件中完全沒有證據可支持這項上訴理據。尤為重要的是，本案有足夠的證據基礎支持各項控罪。本庭不接納這項上訴理據。 第(8)項上訴理據 78.申請人第(8)項上訴理據投訴警方沒有採取明確措施防止「洗黑錢」的罪行。 79.首先，申請人這項投訴不能構成有效的上訴理據。再者，如「同意案情」顯示，警方JFIU在2002年和2007年曾向申請人寄發「匯款代理人指引」。申請人處理本案所涉交易時並沒有依照指引的要求，他解釋是因為沒有閱讀指引。另一方面，申請人在與警方會面時，承認知道如發現處理的匯款或指示有不妥之處，應立刻向有關機構匯報。在上述這些申請人不爭議的情況下，他指警方沒有採取明確措施防止「洗黑錢」的罪行的投訴，根本不能成立。 總結 80.基於上述分析和理由，本庭認為申請人的各項上訴理據不成立。本庭拒絕申請人有關定罪裁決的上訴許可申請。
申請人：無律師代表，親自出庭。 答辯人：由律政司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代表出庭。 [1] 原文是： “55. The second submission made by Mr Egan was to the effect that the judge had misdirected himself as to law was based on the assertion that the judge had fail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at the hypothetical common sense, right-thinking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must be a person of the same age and sex as each applicant and a person sharing their circumstances; in short, that such as person must be placed “into the shoes” of each appl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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