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e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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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154/201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15年第15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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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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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

區域法院暫委法官李國威

日期：	2015年7月16日

出席人士：	外聘鄭淑儀大律師，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劉日雄大律師，由陳兆明袁耀彬律師行延聘，代表被告人

控罪：	串謀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Conspiracy to deal with property known or believed to represent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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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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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人承認一項“串謀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違反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及(3)條及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及159C條。控罪詳情指他於2005年11月7日至2009年6月30日期間，與“阿田”一同串謀處理一筆總數港幣193,863,840.82元的款項，而他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該筆款項的全部或部份、直接或間接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

案情摘要

2.賴以支持被告人定罪的案情摘要，可簡述如下：建美國際有限公司（簡稱“建美”）於2005年9月13日於香港公司註冊處登記成立。被告人於同年10月5日成為董事，並在2006年9月13日成為唯一股東。罪行期間，建美只在一間秘書服務公司掛單，本身並無實際業務，也沒持有任何資產。2005年11月7日，建美在永亨銀行開立一個港元往來戶口（“建美賬戶”），被告人是唯一授權簽署人。2011年1月26日，建美賬戶遭銀行以沒有往來活動及存款不足為由關掉。

3.2010年，廉政公署在調查一宗涉及上市公司的信貸詐騙案（包括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9 (3) 條的指控）時，發現建美牽涉其中，於是著法證會計師對建美賬戶進行分析。分析結果顯示2005年11月7日至2009年6月30日期間，建美賬戶共有港幣193,865,196.25元存款和193,865,115.77元提款（當中包括1,274.95元為銀行徵費，扣除後為控罪所指的金額）活動。該些提存活動不單頻繁，而且往往在短時間內發生，明顯地屬暫時存款模式。重要的是，建美根本沒有和該些獲簽發現金支票的人士有任何業務或僱傭關係，並不符合一般公司的正常運作。

4.2012年9月4日，被告人被邀往廉署作錄影會面。警誡下，被告人說在一間遊戲機中心結識了“阿田”，被游說出任建美負責人，並同意開設建美賬戶。阿田表示被告人毋需做任何事，就可獲得2,000元報酬。被告人對建美的業務性質和建美賬戶運作毫不知情，也沒向阿田詢問過。他在建美賬戶開立後3至6個月內，先後於兩本支票簿上簽名，並知道此舉可讓別人處理建美賬戶內的款項。

5.透過認罪，被告人承認在案發期間與阿田串謀處理建美賬戶內的港幣193,863,840.82元的款項，有合理理由相信該筆款項全部或部份、直接或間接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

求情

6.被告人現年39歲，在香港有兩項不類同的刑事定罪紀錄[1]。劉大律師告知法庭[2]，被告人未婚，是家中長子，下有三個妹妹。他在一個傳統漁民家庭長大，現時與身體不太好的母親同住。作為家中獨子，被告人在父親過身後承擔供養家庭責任，無奈讀書成績欠佳，只能幹些粗活，後來總算刻苦成為合格電器技工。即使在2013年因藏毒被判接受感化，期間也獲相關志願機構高度評價。現時他有一個穩定的女伴，惜因本案所累而未能按計劃結婚。

7.被告人表示犯案源於對法律無知，也沒有詳細考慮案件的嚴重後果，純為貪圖小利而誤墮法網。他強調對案中背後的公訴罪行毫不知情，參與的程度也不高。案發時他並不知道建美賬戶的頻繁活動，只在廉署接觸他時方知道所涉及的黑錢高達一億九千多萬元。

8.劉大律師援引了多個案例，要求法庭輕判被告人。他特別援引上訴庭司徒敬副庭長（當時官階）在 HKSAR v Boma [2012] 2 HKLRD 33，44的判詞：－

“(8) The sentencing court should have regard to the role of the offender and the acts performed by him … So for example the drug addict or petty crook who is paid a small sum to open an account and hand over its operation to another with no more participation and no more knowledge than that it is going to be used for some sort of crime is much less culpable than an offender of a different sort not ‘used’ in that way.”

9.雖然洗黑錢案並無量刑指引，但劉大律師仍希望法庭參考 HKSAR v Oei Hengky Wiryo CACC 109/2005一案。該案其中一條洗黑錢罪涉及金額為二億三千多萬，犯罪時間達四年多，上訴庭認為4年監禁並非明顯過重。值得一提的是，該案的黑錢是非法收受外圍賭注的金錢。

10.此外，辯方指控方在檢控被告人時有延誤。由初次接觸被告人直至正式落案，長達兩年半[3]，期間被告人承受巨大壓力，理應獲得適量減刑，參HKSAR v Chiu Chi Wing CACC 243/2012，第17頁第37段：－

“37 ……

Sixthly, delay (not being the kind described in the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guiding principles) will ordinarily be a mitigating factor if:-

(a) The delay has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stress for the offender or left him or her, to a significant degree, in ‘uncertain suspense’; or

(b) During the period of delay the offender has adopted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that he or she would not be charged, or a pending prosecution would not proceed, and the offender has ordered his or her affairs on the faith of that expectation…”

判刑

11.本席已小心考慮控罪性質、支持定罪的案情和辯方的要求輕判陳詞。

12.上訴庭曾多次強調，因洗黑錢案件犯案情節和手法繁多，並不適宜頒布判刑指引。然而上訴庭同時強調，法庭量刑時應參考以下因素：－

(i) 涉案金額，而非被告人的得益，才是重要的考慮因素；

(ii) 被告人的參與程度；

(iii) 假如法庭能確認相關的公訴罪行，可考慮該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iv) 若案件涉及國際和跨境成份，法庭可採納較嚴苛的刑罰，以保障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銀行中心的形象；及

(v) 涉案時間的長短。

參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許有益[2010] 5 HKLRD 536和 Boma（上述）。

13.本席以為，被告人在本案的參與程度屬不可或缺。即使沒證據顯示他跟一連串的提存活動有關，但如沒有他開立賬戶，以及預先簽署一批空白支票，有關洗黑錢活動根本不能成事。故此，本席不接納他角色次要或輕微之說。考慮了被告人的角色和行為、涉案年期以至黑錢金額，本席以為適當的整體量刑基準應是4年半監禁。被告人坦白認罪，可按慣例獲三分一刑期扣減。

14.至於延誤檢控方面，本席同意檢控一方有一定責任，被告人不應因此無辜受壓。然而被告人是否如剛才引述 Chiu Chi Wing的段落所指，在等候本案發落期間洗心革面、從新做人，本席有所保留。那是由於在2013年，被告人干犯了藏毒罪後，在接受感化時才真真正正覺醒發奮，故此並不存在他有合理期望會不受檢控的事。至於被告人能否在服畢本案刑期後堅持下去，繼續努力改過，那是後話。就著檢控延誤這一點，本席只會酌情再減刑3個月。

15.本席現判處被告人33個月監禁[4]。